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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瞬間的燦爛——衰世的思想——理性與非理性思考的抉擇

一

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岸）兮

河水清且漣猗，

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 兮？

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懸）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詩經••••魏風••••伐檀》

當一群伐木者在以前呼后應的方式，在繁重的勞動中表達了對社會分配的不公的憤怒，

并借此來緩解身體上的重負。而此時，沒有人去傾聽他們的意見，了解他們心中的不滿。沒有人去安撫他們。壓迫，一如既往，豪無半點收斂。那些過著驕奢淫逸生活的統治者，仍然在這醉生夢死中過著他們詩意的生活。對這種已經十分明白的警告，充耳不聞，視而不見。

周王朝的第十四代國君，即被人稱之為厲王的姬胡，在他執政期的期間，殘暴奢侈蠻橫不講道直，老百姓都在私下議論指責他。他的一個大臣召公虎對他說，“現在老百姓都已經到了怨聲載道的地步，人們已經不堪忍受”。周厲王聽十分生氣，并下了一道命令，不準國人議論朝政，并派人到衛國找來一個巫師，指示他去監視那些敢于議論誹謗朝政和君王的人，凡是被告發撿的就會被殺掉。果然這個衛國的巫師按照他的吩咐，殺了不少的國人。這樣一來議論的指責厲王的聲音就漸漸地平息下來，

周厲王在他執政的第三十四個年頭，更加變本加厲地對持不同意見者進行殘酷的鎮壓壓。國家的老百姓因此感到害怕，連話都不敢說，生怕招來殺身之禍。人們在道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神來相互打招呼。

周厲王高興不得了，得意地對召公說：“怎么樣，我有能力能夠制止那些議論了吧。現在誰還敢說一個不字？”

召公聽了長嘆了一口氣，對他說：：“大王你現在看到的只是表而現象，防止人民的言論，其后果比堵住江河還要利害。江河的水滿了就一定會沖破堤壩，受到傷害的人就會很多。。所以能夠治理洪水的人，在洪水還沒有到來之前，就要疏通河道，讓水能夠暢通地流入大海。治理國家也是這個道理。要讓老百姓說話，使天子在處理政事的時候能夠聽取他們的意見。如果將人的嘴堵起來，就象將河流堵塞不讓它流通，一但決口，那就無法收拾了。所以朝廷要經常派人到老百姓之中去，聽取他們的意見，采納他們話語，無論是詩、是典，是史是書，是賦、是誦、也不管他是官員們的建議還是老百姓的傳聞等等，都可以供天子在治理國家時作為參考。”

周厲王聽了，完全沒有過理會。又過了三年，即公元前841年，無法忍受重壓的國人，終于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暴動。

暴動的人群將周王的宮廷圍住，要將厲王殺掉。周厲王先前聽到了風聲便帶著一批親信與隨從逃走，一直逃過黃河，到一個叫彘的地方才停下來。這一年，周朝廷上沒有君王，由王公大臣們推舉召公和周公一起總理國事，代行周天子的職權，史稱共和行政。

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中國的歷史才有了確切的記年。這是就是中國人所說的厲王弭謗的典故。

不聽取人民的意見且一意孤行，對不同意見一味打壓。最后適得其反，自己被趕下臺，這樣的悲劇，在中國的歷史上總是不斷地上演，但是統治者似乎從中卻很少會學到點什么。

當社會動蕩即將來臨，人們對生活已經絕望的時候，死亡的威脅，對他們來說已經不具有任何的震攝力。人們心里所積集和醞釀的仇恨得不到消弭，鎮壓只會加深這種仇恨。此時，

只需要一個小小的火種就立即燃起熊熊大火。而點燃這火種的人并需要具有特別的雄才偉略，只不過就是一個與別的人并無太大的區別的普通人。既不需要有高深的文化修養，也不需要什么深邃的思想和高深的理論。只要有一定的煽動能力就足夠了。這就是一種非理性的歷史抉擇。

北宋著名的方臘起義，就是在這樣一種社會條件下所暴發的。方臘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一下子走進了歷史的記憶。在這樣的非理性的抉擇中，得以脫穎而出。

（方臘）椎牛灑酒，召惡少之尤者百余人會，飲酒數旬，臘起曰：“天下國家，本是一理，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酪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皆曰：“不能。”臘曰：“靡蕩之余，又悉舉而奉之仇讎，仇讎賴我之資益以富實，反見侵侮，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奉仇讎之物初不以侵侮廢也。于汝甘乎？”皆曰：“安有此理。”臘涕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所賴為命者 楮、竹、木耳。悉科取無錙銖遺。夫天生丞民，樹之司牧，本以養民也，乃暴虐如是，無人之心，能無慍乎？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兵花石靡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東南赤子之膏血也。二虜得之，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已，朝庭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為安邊之長策也。獨吾民終歲勤勞，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者不可得，諸君以為如何？”皆憤憤曰：惟命。（宋.方勺《青溪寇軌》）

這是方臘起事前對眾人的演講，算是一個動員大會。就是這樣一些淺顯的問答，卻是對那個不公平的社會，提出了最為尖銳的質疑，表達了一種對平等自由的強烈渴望。

在中國的社會現實面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由于沒有平等對話的選擇，因此，實現自己要求的唯一出路，就是以暴力對抗暴力這一非理性的抉擇。所以方臘才能夠發動起一場大規模的暴力革命，并使之迅速展漫延開來。其實，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無論是方臘還是其他的人，只又要有人公開站出來，振臂一呼，就會得到諸多人的反應。只是歷史的機遇正好落在了方臘的身上。因此方勺指出：

“方臘以誅朱緬為名，見官吏公使人皆殺之，民方苦于侵漁，果所在響應數日，有眾十萬，遂連陷郡縣數十，眾殆百萬，四方大震。（”（宋.方勺《青溪寇軌》）

二

選擇暴力而不是和平對話，這就是中國文化的一種簡便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對于那些

理性的思考，對于那些企圖從政治制度入手改變這種社會對立的思考，除了在一部分人中得到認同，而整個社會都對此無動于衷。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開啟了中國文字獄的大門，繼之而來的君王們無不奉之為圭臬。一切不同的聲音還在未發出來就已經被扼殺，而這種對思想的扼殺不僅僅是出于政治的迫害，還有來自于儒學所形成的價值理念，也就是中國文化節的傳承。而后者更為可怕，因為他讓人在思想上形成一種不變的思維定勢。凡是與這種精神價值不同的思想，都會被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視炎異端邪說，從而加以排斥。而這種排斥并非全部來自統治者，更多的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

人們的內心深處，早已打上儒學的思想烙印，成為一種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從而影響到個人的思想和言行。思想被無情地禁錮在這國家的意識形態之中。他們以孔子的思想作為一衡定一切的價值考量。因此，明代中國最有獨立的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李贄憤憤不平地問道：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給于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明•李贄《焚書•答耿中丞》）

特別是在科舉的指揮棒下被訓練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更是開口孔曰成仁，閉口孟曰取義，不敢越圣人雷池半步。

明未思想家黃宗羲曾經指出：

“ 科舉囂爭，富貴熏心，亦遂以朝庭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而士之有才能者，且往往自

拔于草野之間。”（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

黃宗羲對于整個專制教育可以說已經完全不抱希望，而對民間能夠產生有才能的人和思想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為在他的眼里這里還保留著思想成長的最后一塊土壤。

而來自民間的思想者，由于行活在社會的底層，更能體會專制制度的黑喑和腐朽。但是他們更多的是表現出對現實政治的極度不滿和批判，缺少理性的批判和對新型制度的思考。他們渴望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但如何去建立一個新社會制度，個人與國家政權的關系，人類思想價值的重建、社會、法律、的建立等等這一切。無論是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還是非主流的知識分子在這些問題上都無一例無地付之闕如，這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種悲哀。

這種思考的直接后果，除了以無數生靈的喪失，換取新一代君王登上王權的寶座以外。沒有人思考一下，如何不讓歷史重演。而這為之付出的所有巨大的成本和代價，又無一例外地落在人民的身上。中國的就是在這樣一種不斷的輪回中，艱難地行走在歷史的沼澤之中，難以自拔。

缺乏對思想與政治縝密的羅輯思維，這是中國文化中最為致命的缺陷。

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一個對真理、正義與公正有著追求的利益集團。從來就不是一個富于革命性的階層，他們總是徘徊在新舊統治集團之間，尋找成為獲取自身利益的途徑。因此除了幫閑和成為統治工具外，無力對社會進行真正實質性的革命。當新的天子登上了皇權的寶座時，便又急不可奈地投入皇權的懷抱中，坐而論道。

在社會還有能力承受政治改革的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大都沉浸在盛世的虛幻之中，對潛在的社會動蕩現實，無動于衷，政治改革總只是一種遙不可及的理想。他們甚至于聯手對抗那些只想在現存制度下進行一點技術性改良的變革，將政治改革的一點微弱的希望地無情地地掐滅。

在國家的制度設計中，本沒有平等對話的機制，沒有人認真地去聽取廣大人民的呼聲，因此也沒有真正理性的思考，這對中國人和中國的社會來說實在是太危險了。

最為可悲的是，中國人能夠自由思想的時候，必然是禮崩樂壞，中央政權已經無法維

持其統治的時候，思想才會得以綻放出他那并不燦爛的光芒。

中國思想大放異彩的時候，就是這樣一種局面下產生的。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最后一個思想高度發展的時期。而他的產生是基于周王朝中央政府失去了其統治威權的時代，諸侯紛爭，群雄并起，禮崩樂壞無法無天的時代，這是一個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的大混亂的時時代。原來在周王朝時建立的一切典章制度，都已經被一個個野心勃勃的強人無情地踐踏。而如何使自己在新的力量角逐中戰勝對手，是每一個政治強人都需要認真思考的頭等大事，因此，對所有的思想都采取了放任不加限制的作法，企圖在這些思想中找到一條可以通往最高權力之路或者是立于不敗之地。因此，百家爭鳴、百家齊放的局面才得以在中國的大地上有了一線生存的機會。

這是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代，一個充滿自由思考的時代，但是仍強烈地表現出民族的性格，這就是文化在歷史上的抉擇。

一個個心懷不同目的政治家，在那個浴血的時代，表現出了罕見的寬容時，讓人們似乎看到了一線民主的契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減少）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水道決口），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開出小決口，讓水流出）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鄭國的政治家子產，在這里重新將西周時期，共合行政的執政官之一的召公虎的政治主張，“防民之口甚防川”的思想重新提出來。但他的思想仍沒有能夠超越召公的思考范圍，只是希望于統治者采取寬容開明的態度來避免激化社會矛盾。

讓人發表意見，只是君王的一種恩賜，子產沒有意積到這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力，是天賦的人權。好的社會制度，就是要保證讓所在人，能哆自由地思考和發表自己的意見，并不因領導人的變化而有所改變。而這種強調領導者個人所應有的寬容美德則靠不住的，困為他的前題是可以讓人發表意見，也可以隨時加以制止。這就是人為統治所具有的隨癔性。因此，這種開明的個人行為，只能停留在對賢明君主出現的期盼上。不能上升成為一種制度，更不能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確定。對別人只有榜樣的作用，而無任何實際意義。

專制制度，缺少對人的社會屬性進行理智的分析的能力，不能從法律上規定人的權力和義務。因此，一個統治者一但從政壇上消失，也就意味著的政治上的改弦更張，這就是所謂的人存政存，人亡政亡。前代人的影響，很快就淡出了歷史的視野。因此，子產的這種思想，在中國的政制度的設計上，沒有產生過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因為他是一個道德的問題，現而非一個政治問題。

而明清鼎革之際，又是一個極度動蕩的年代。一批具有相當思想高度的知識分子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唐甄等走上了中國的思想史的舞臺。這批人的出現，給沉寂了千年的思想領域帶來一種新的思想。但是在中國文化的抉擇中，仍然地法走出文化的桎固。他們與偉大的啟蒙運動思想家和那些卓越的思想，也許就只有半步之遙。然而，就是這一段小距離，使中國的思想，與世界的距離，成為一個讓中國人無法跨過的鴻溝。使中國人，失去了出現躋身世界大思想家的機遇，也使中國的思想沒有發展到一個足可以影響中國人思維的高度。

但是，他們的思想是在封閉了千年的社會中，破殼而出，其艱難程度是現代人無法想象得到的。

他們在一個沒有自由傳統的國度中，開啟了自由思想之門。把被文化所顛覆了個人的權力彰顯出來，在中國的歷史上，閃耀著無比燦爛的光芒，值得每一個深受思考困惑的中國人的深深敬仰。

君權在他們看來已經不是神的意旨，而是罪惡的淵藪，黃宗羲公開指責君王：

“以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炎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享受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今也，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于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天下之大害君已矣。”（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

這里，黃宗羲已將專制君言主自私的本質召示好出來，——以國家為君主個人的私人財產。人民被剝奪了個擁有個人財產的權力。因此，指出個人與君主獨裁政體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樣就導致了人民對君主的仇視：

“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 當誅之，而妄言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使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

與黃宗羲同時代的思想家顧炎武也在中國的歷史上第一次把天下和國家作了明確的界定，這是對朕即國家的專制統治發出了不同的聲音：

“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明·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

他宣布國家與天下并不是一個相同的概念，國家只是一個政權，亡國只是一個政權的覆滅。這個政權是一人一姓的政權，只有天下才是由人民組成并共同擁有的。人民到了沒有生活保障，以至到了人吃人的時候，這才叫做亡天下。因此，二者并不是一個可以劃等號的概念，他進一步指出：

“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有責焉耳矣。”（明·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

保衛政權那是擁有這政權的君主和他的工臣子們所考慮的事；只有保衛人民，才是保衛天下，這才是任何一個普通人都具的責任。也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然而這名名言，被許多人，歪曲與利用，將他改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一改動，表現了專制統治者的險惡用心。

這種以人民為國家主體的學說與過去那種簡單認為民為邦本的思想，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進步。

但是這種具啟蒙意義的思想，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下，沒有能夠得到進一步的深入發展，這種理性思想，又再一次為改朝換代的硝煙所所吞沒。

歷史始終不能選擇理性的思考成為國家進步與發展的基礎，而是毫不猶豫地選擇那些充滿了血腥的非理性的思考，作為暴力革命的基礎，為國家的發展蒙上巨大的陰影。

一生懵懂 2011-04-13 20:3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