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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來到中國的耶穌會士是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Javier，1506-1552)。這位出身于西班牙巴斯克貴族家庭的青年，在羅耀拉的精神感召下,參加了創建耶穌會的活動。1540 年,他接受葡萄牙國王派遣,前往東方傳教。1542 年,抵達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開始了傳教生涯。以后他去了馬六甲,在那里見到了來自中國的商人，了解有關中國的一些情況，促使他前往日本、中國，進行“學術傳教”。1549年,沙勿略一行四人從馬六甲出發,三個月后抵達日本鹿兒島，此

① [曰]古屋昭弘:《見于傳教士資料的明代官話》,載《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第 35 期(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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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日本滯留了二十七個月。。在日本的傳活動使他領悟到，要在亞洲成功傳教，必須以當地語言與當地人接觸，必須用當地語言講話。閱讀、書寫,成為社會的一部分,做到“入鄉隨俗”。日本人告訴他，他們的老師和宗主是中國人。他終于認識到，要使日本人皈依基督，必須首先使中國人皈依。

在日本期間,沙勿略寫信給歐洲的耶穌會士說:日本的教義與宗派無不傳自中國,一切經文亦均用漢字。中國幅員廣大，境內安居樂業,以正義卓越著稱,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區所不及。中國人智慧極高,遠勝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視學術。他準備今年前往中國首都，因為如謀發展吾主耶穌基督的真教，中國是最有效的基地。。因此他向東印度群島的葡萄牙總督建議,委派使節前往中國，他本人作為教廷代表隨同前往。總督接受了這個建議,委任沙勿略的朋友佩雷拉(DiogoPereira)為大使,不料遭到葡萄牙的馬六甲總司令反對,佩雷拉無法啟程,使得沙勿略的計劃落空。他不得已，試圖用偷渡方式進人中國。

1552年8月,在一名中國翻譯的陪同下,他來到廣東沿海的上川島。后來利瑪竇回顧此事,寫道:“上川(島)是一個離中國海岸約 30 海里的荒蕪島嶼。當時它是葡萄牙人和中國人貿易點的所在，只有一片用樹枝和稻草胡亂搭成的茅屋。沙勿略到這里時,一心想著他的遠征，他馬上到葡萄牙和中國商人中間去,詢問有什么法子可以進入中國的城市。他獲悉,通往大陸的每條道路都被警衛封鎖和防守著,外國人要

1參見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62-165 頁。

② 參見[美]約瑟夫·西比斯《利瑪安的前輩》《文化雜志》(中文版)第 21 期(1994 年)。

西比斯(Joseph Sebes)是喬治敦大學退休教授。 參見方豪(方濟各·沙勿略》，《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

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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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陸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已有極嚴厲的布告禁止外國人人境，也禁止當地入協助他們這樣做。他一點沒有被這種威脅所嚇倒，但既然沒有別的方法人境,他就開示用種種辦法偷渡，而且一旦入境，就直接投到當地官員那里，宣布他的使命。"①

19世紀來中國的費賴之(Louis Pfister)神父為沙勿略作傳。談到有關偷渡的一些細節:“只有一人愿與同謀,約給費二百元，彼將攜之至邊岸,藏伏其家中,然后載之至廣東之一港。沙勿略曾作書云:我將立時入謁總督,我將告以吾人蓋為人見中國皇帝而來。我將出示主教(臥亞主教)呈皇帝書,而書稱其派我來此傳播天主教理也。”@但是這個“愿與同謀”的中國商人拿到金錢以后,沒有兌現承諾,逃之夭夭。沙勿略在荒島上患病,得不到藥物,又缺乏食品,終于死在這個荒島。費賴之寫道:“方濟各發熱甚劇,所患者或為肋膜炎,百物皆缺。在所居之茅屋中饑寒交迫。十一月二十二日試移居圣克羅切號上養病，然風浪簸動船舶,苦不能耐。翌日復還島上。有一較為慈善之葡萄牙人接之至其小木屋中,為之放血。放后圣者暈絕,殆因手術之不善也。熱度日增，不能進食。二十四日發譫語,其語有為安敦所不解者,殆為其兒時所操之巴斯克語。余語由其義仆憶而不忘者，則為迭言之:請您憐恕我的罪過,耶穌,大衛之子,憐憫我吧!’……彼口誦耶穌之名而終。事在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三日星期六之黎明前也。”③

盡管沙勿略的愿望沒有實現，但他把東方傳教的重點放在中國的主張,被后繼者認同,得以貫徹。他的后繼者給他高度的評價，比如利瑪竇就把沙勿略稱為“這次傳教的創始者和發起人”,“最初的想法

① [意]利瑪竇、[比]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93-94 頁。

②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995 年,第4頁。按:文中所說“臥亞主教”之“臥亞”,即果阿之異譯。

③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5頁。356

和實現它的最早的努力都是他的,他的死亡和葬禮導致了傳教的最后成功，這一情況證明他對創始者和奠基者的稱號是當之無快的。我們深信，當他向他的同道打開中國的大門時，他從他在天國的地位所成就的事業,遠超過他在人間奮斗一生中出于熱飲而所產生的影響。沙勿略是第一個耶穌會士發覺了這個龐大帝國的無數百姓是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資質的,他也是第一個抱有希望在他們當中傳播

信仰的人。”①

4. 范禮安神父:中國傳教事業之父

1606年1月20日，范禮安逝世時,利瑪竇在給教區總管的信中說。范禮安是“中國事業之父”，“他的逝去使我們有孤兒之感”。。

范禮安(Alexandre Vallignani，1539-1606)生長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一個貴族家庭，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以后，曾任修道院院長等職。他的后半生專注于中國傳教事業。1573 年,他被委派為東印度教區耶穌會的視察員，此后在東方傳教 32年，其中在印度21 年，在中國和日本 11年,直至 1606 年病逝于澳門。利瑪竇在回顧向中國介紹天主教教義時說:正是范禮安重新恢復了進人中國的努力,而這種努力由于與日俱增的阻力幾乎處于半放棄狀態。1578 年他首次來到澳門，就深知“中國是個秩序井然的高貴而偉大的王國，相信這樣一個聰雋而勤勞的民族決不會將懂得其語言和文化的有教養的耶穌會士拒之于門外的”。范禮安決定指派若干神父到澳門學習中文，于是才有羅明堅和利瑪竇的到來。

① [意]利瑪竇、[比]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第 89 頁。

② 參見馬拉特斯塔《范禮安--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文化雜志)(中文版)第 21期(1994年)。

③ 參見馬拉特斯塔《范禮安--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文化雜志》(中文版)第 21

期(1994 年)。 357

他成為印度傳道團的成員,這年前往果阿,在圣保羅學院任教,兩年后

功地在廣東肇慶立足，開啟了在中國的傳教生涯。 成為中父。1582年，他奉范禮安之召，來到澳門。次年，他和羅明堅成

利3安總結了他的前裝在中國傳教活動的經驗教訓，探索出一條新的道路--盡可能使天主教本土化。換句話說，盡力便得天主教教義與中國傳統儒家學說相結合,即所謂“合儒”、“補儒”、“趨儒”。一言以蔽之,盡量中國化。他一度剃去頭發,穿上僧服,后來接受瞿汝夔(太素)的建議,脫去僧服，換上儒服。他不惜修改教規,默認對先的崇拜，以《圣經》附會“四書五經”,因此博得中國士大夫的好感與崇敬。他深知士大夫在中國社會的地位和影響，要得到他們的信仰，自己必須首先熟悉儒學。在肇慶、韶州滯留的十五年中,他埋頭鉆研儒家經典,熟悉到倒背如流的程度,令士大夫大為驚訝,尊稱他為“西儒利氏”。

教會史研究的開拓者方豪最早關注利瑪竇的“本土化”傳教，他在《明末清初天主教比附儒家學說之研究》中,開宗明義就指出:“一個宗教,要從發源地傳播到其他新地區去,如果它不僅希望能在新地區吸收愚夫愚婦，并且也希望獲得新地區知識分子的信仰，以便在新地區生根，然后發榮滋長，那么，它必須首先吸收當地的文化，合當地人的思想、風俗、習慣。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借重當地人最敬仰的一位或幾位先哲的言論，以證實新傳入的教義和他們先輩的遺訓、固有的文化是可以融會貫通的，是可以接受的，甚至于還可以發揚光大他們原有的文化遺產，那就更受新傳教區人民的歡迎了。”他引證了利瑪竇“比附儒家”的許多自白,其中尤為坦誠而懇切的,莫過于《辯學遺牘》中所載的《利先生復虞銓部書》,即他給吏部稽勛司郎中虞淳煕的復信。虞淳熙,字長孺,號德園,杭州府錢塘縣人,萬歷十一年(1583)進

中 方豪;《明末清初天主教比附儒家學說之研究》,《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11 期。362

士,歷任兵部主事、吏部稽勛司郎中。他對利瑪突頗為敬重，但對其非議佛教有所不滿,寫信與之商榷。信中寫道:“利西泰先生非中國人,然賢者也,又精天文、方技、握算之術。何公露少參,得其一二,欲傳不佞。會病,結輯眩瞀,不果學,亦不果來學,時時神往左右,恍石交矣。既而翁太守周野出《畸人十篇》,令序弁首。慚非玄晏,譏玄白,負弩播枇。聊爾前引,故當轉克醢雞障耳……側聞先生降神西域,渺小釋迦,將無類我魯人詆仲尼東家丘,忽于近耶!及受讀天堂地獄短長之說，又似未翻其書,未了其義者。豈不聞佛書有云:人無間地獄，窮劫不出，他化自在天壽,一晝夜為人間一千六百歲乎……敢請遍閱今上所頒佛城,角其同異,摘其瑕釁,更出一書,懸之國門,俾左袒瞿縣者恣所彈射,萬一鵠無飲羽,人徒空菔,斯非千古一快事哉!”

利瑪竇用典雅的文言文寫了回信,申述來中國傳教的本意，求同存異,他的名言“八萬里而來,交友請益,但求人與我同,豈愿我與人異”。就出于這封回信。信中反復闡述他的這種意愿:

--捧讀來札，千言,誨督甚勤,而無勝氣，欲竇據理立論，以闡至道。敝鄉諺云:“和言增辯力。”臺教之謂乎?且鐘鼓不叩擊不發音聲，亦是夙昔所想望也……

--竇自入中國以來，略識文字,則是堯舜周孔而非佛，執心不易，以至于今。區區遠人，何德于孔，何仇于偉哉?若謂竇姑佞孔以諂士大夫,而徐伸其說,則中夏人士信佛過于信孔者甚多，何不并佞佛，以盡諂士大夫，而徐伸其說也?實是堅于奉戒，直心一意，所是所非皆取憑于離合。堯舜周孔皆以修身事上帝為教,則是之;佛氏抗誣上帝,而欲加諸其上，則非之。竇何敢與有心焉?

① (明)虞淳熙:《答利西泰》,《虞德園先生集》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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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插籍中天堂地猶短長之說，那意止欲辟輪回之要，使為善不反顧，造惡無真幸耳。孟子云:“不以文害辭，辭苦意也。”佛因那言悟輪回之妄，則地獄窮劫不出，天堂一日千

歲，此亦言之有據者也，又何待論乎?

--上國自堯舜以來，數千年聲名文物，倘以信佛奉佛者，信奉天主，當日有遷化，何佛氏之久不能乎?

--來教又云，鄙篇所述“了不異佛意”,是誠有之，未足為過。何者?若竇竊佛緒余，用相彈射，此為操戈入室耳。今門下已知竇未曉佛書，自相合轍，何不可之有?竇所惜者，佛與我未盡合轍耳。若盡合者，即異形骨肉，何幸如之!門下試恩。八萬里而來，交友請益，但求人與我同，豈愿我與人異耶?

利瑪竇比他的前輩高明之處在于,他對中國有深刻的觀察和領悟,明白中國人的世界觀或者說意識形態是完整的，是一個包括科學、技術、倫理、哲學的有機體，因此他認為有必要把天主教作為一個有機的完整的世界觀來宣揚，要使天主教教義為中國人接受，必須使它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即“本土化”。他身體力行，從生活方式、觀念及表述方式、道德規范、禮儀等四個方面，推行天主教的“本土化”。他接受了中國人的禮節、飲食以及服飾打扮;在談到“天主”時，他利用中國古典著作中的“上帝”和“天主”畫上等號;他尊敬孔子,允許祭祀祖先與孔子。

2.《交友論》:“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

為了“本土化”傳教,萬歷二十三年(1595),利瑪竇撰寫了他的第一

659--662頁。

 [意]利瑪竇:《利先生復虞銓部書》《鵝學遺讀》卷首,李之藻輯《天學初函·理編》。臺北學生書局,1965 年。亦見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參見西比斯(利瑪竇的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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