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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4年，有關人文精神的討論已成為知識界的一個重要話語。我個人在年初的一篇短文之末（《精神失語及其文化批判》）曾呼吁“重建華夏人文精神”，當然這個口號在先也被人一而再地提及，聽說這是上海的一撥學者率先而倡，我只是本能地與這個口號發生了共鳴。盡管在1995年的今天，我已略嫌它的空疏，至少在我自己那篇短文里，僅是把它作一口號提出，而未及更具體的內涵闡釋。但，今天我仍然認為由這一口號所體現的姿態，對當今知識分子而言，不僅最為重要，而且更為迫切。
　　不意，這一點，并未能在知識界達成共識。僅就我個人直接所遇而言，朋友中就有人認為這是一個“新啟蒙”的口號。記得94年秋末，南京的東南大學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擬辦一份人文刊物，在它的一個小型座談會上，我就辦刊方向作隨談時，又提及了“重建人文精神”的問題，無非是希望這份未面世的雜志能在這個問題上傾以注意。但一位朋友認為：我們過去根本就談不上有什么人文精神，又何以重建呢？顯然，這位朋友對“重建”話語是不以為然的。最近，集中一段時間翻閱報刊，方知對它持不同看法者大有其人，其中作家王蒙的意見還相當尖銳。我沒有讀到王蒙先生本人的文章，只是在《讀書》94年12期的“文事近錄”里讀到了《人文精神問題偶感》的摘要，后又在《莽原》94 年6期“重建烏托邦”一欄的文章里，又讀到了該文作者拜訪王蒙時，王蒙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顯然，在這個問題上，朋友與王蒙心有靈犀。除了見解的一致外，王蒙先生似更機智，他先揚后抑，用的是后發制人的戰術，據《莽原》那篇文章載：“王蒙先生善意地說道：上海方面一些朋友憂心忡忡人文精神的失落，大力倡導要重建人文精神，這當然是很積極的想法。但在我看來，中國壓根就沒有人文精神，你失落什么呀？又何談重建呢？”坦率地說，我不同意王蒙的看法，讀到他的這番話，心中是既吃驚，又納悶：中國至少也有兩千年以上的人文傳統，怎么會“壓根”沒有人文精神呢？盡管我能理解王蒙先生的話外話，并且我也未必不贊成他那層意思；但這話本身毛糙，它怎么也站不住腳。王蒙先生近來提倡“不爭論”，但我這里卻忍不住要略爭一下。其實爭與不爭兩無妨，爭也不過就事論理，關鍵不要“居心不良”。不知王蒙先生以為然否。
　　王蒙先生為何站不住腳，且聽下面所言：“一個明擺著的問題是中國究竟有什么樣的人文精神，你既沒有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以人道主義為主的人文精神，也沒有美國惠特曼時期力倡自由民主的人文精神，那么你到底要‘重建’什么樣的人文精神？”原來，王蒙先生是“第三只眼睛看中國”，他之衡量人文精神，用的是一把西方的尺子，并且這把尺子在他那里又被唯一化了，凡與歐美歷史上出現的人文樣態之不合者，一概不入王蒙先生之眼。于是，中國歷史上多少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所言所行，如董狐不惜身家性命而秉筆直書，司馬長子含情忍辱著成《史記》，蘇軾既反“舊政”又反“新政”因而貶謫一生，下獄的李贄，被抄的東林，困著黃葉村的曹雪芹等，全都不入人文精神之流。也許在王蒙先生看來，人文精神純粹是一個西方話語，因而也是它的一個專利。其實不然。凡是有人文的地方，必然會產生相應的人文精神。《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人文”不外乎人類的文化或文明，而“化成天下”則即其精神之顯現。安可有“人文”而不著其精神之外端乎？這精神，說到底是一種實踐形態的東西，它是為其人文者即知識分子的內在的價值規范及其行為體現。放到中國來說，古代知識分子對“道”的體悟、闡釋、追求和捍衛，就是經典的中國式的人文及人文精神。面對這樣一種深厚的“道流”，如何能說中國就沒有人文精神，并且還“壓根”呢？宋時文天祥有詩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這人文精神似亦如是，它本身的不定形，既可賦西方以思潮形態之“流形”，亦可賦東方以實路形態之“流形”。我們怎么能夠把人文精神簡單地定于一尊、并且是西方文化之一尊呢？
　　這里就有一個很深刻的思維模式的問題，即站在西方文化的價值立場，并用西方的眼睛來判斷我們自己的事情，這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很大一部分人的無意識的反映。王蒙先生的話不過是這種反映的一個驗例。聯想起93年下半年以來，薩伊德的“東方主義”理論在中國漸次登陸，京華的一些學者便忙著用他的理論來批評國內的一些文化現象，主要是張藝謀和陳凱歌的電影，指責他們如何如何用東方民俗取悅西方觀眾。殊不知，這種貌似站在東方立場的批評，其本身就先行戴上了薩氏的眼鏡，而這幅眼鏡卻地地道道是西方貨。不要被薩氏的東方血統迷住了眼，東方主義只能是西方話語而不是東方話語。由此又牽出了一個有關東方“現代性”的問題，這個問題依然由前邊的東方立場的學者一手操辦，現代性所以成為他們意欲超越的對象，蓋在于它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它與東方無緣，而東方對其追求的過程，只能是一個放棄“我性”的異化過程。因此當他們宣布“重審現代性”時，看起來和西方劃清了界線，其實這套理論依然是一個非常西方化的結果。毫無疑問，正象王蒙先生以西方文化作為人文精神的唯一的座標，后者則把現代、現代化、現代性一股腦視為西方的唯一的特性（帕森斯就認為西方就是現代、現代化就是西化）。在這里，兩者的表現似乎相反，但內在的思維模式是一致的，盡管一個是“取”，一個是“舍”，但取舍的標準都出自西方，它們不約而同以西方的有關內容作為自身選擇的絕對參照。因此王蒙先生在否定了“重建”之后，卻主張“尋找人文精神”，向哪里去尋找呢？中國“壓根”沒有，只好“東方不亮西方亮”了。故他說：“努力爭取源于歐洲的人文精神與中國文化傳統與實際生活相結合，結出中國式的人文精神之果”。這種典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模式我們太熟悉了，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何其相似乃爾！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委實源于西方，而人文精神卻為什么一定非“源于歐洲”不可呢？
　　頗有意思的是，王蒙先生的話引起了《莽原》上那位作者的共鳴，于是他主張把人文精神的重建改為“構建”，如果不是刻意咬文嚼字，倒也無妨，但“構建”若以上面的緣由作為前提，那么這一字之易，就把2000多年的華夏人文精神傳統給一筆勾銷了。這種做法之不合理在于：你可以反對它，但你卻不能否認它；反對，表示一種價值立場，否認，則是歷史虛無主義。而本文對“重建”話語的強調，首先就是承認它的存在，其次，則給它投上一反對票。我與王蒙先生的分歧，并不表明我是一個東方主義者，也并非表明我是以東方的人文精神形態與西方比較，然后于其中作非此即彼的選擇。恰恰相反，重建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重復，它的本義是在雙重否定的基點上重新構建，它根本不是回到我們的儒道傳統，也壓根不是一味與西方的某些人文形態作榫合與對稱。須知，重建的關鍵不是求同，而是求異。
　　然而，“重建”必得有一個可以開始的根基。新儒家喜歡說：“返本開新”，這個“本”當然是指傳統，但一旦返歸傳統恐怕也就難以真正開新了，或者就是那些本不變而形態盡變的皮相之化。因此，重建的要求首先就是“重建其本”。落實到“人文精神”這個語詞上頭，它的“本”就是“人文”，精神作為本之體現，是為其“用”，它在這里是晚靠一步的事。所謂“人文”指其人類自身的文化構成，但顯然這番文化是精神文化而非世俗文化，因此“人文”屬于人類的精神文化范疇，它自身就是一個有關精神的概念，而由它所體現出來的精神則遞現為“精神之精神”。故不妨這樣說，人文精神乃是某種精神文化所形成的相應的精神品格。在這里，前者決定后者，有什么樣的人文，就有什么樣的精神。它拆則兩分、合則為一，是一個由體致用、體用相關的邏輯結構。既然在這個結構里，“人文”是先決性的存在，那么重建人文精神，就必須先行從“人文”的重建入手，否則就是一句大而無當的空話。我所以覺得重建人文精神的空疏，蓋緣于此。當初我熱衷這一口號，乃是有感于知識分子沉淪于時下的物欲橫流和金錢至上，然而“精神”在這里除了和“物質”對抗，并沒有其他什么內涵，問題是，知識分子以什么樣的精神抵制這種世風并用以顯示自己的存在，僅僅強調精神是沒有用的，宗教也是一種精神。而且它是容易給人一種教化他人的感覺，因此，我那位朋友以為這是一個新啟蒙的口號并非無故，說不定這一口號的倡導者當初還就有這么一層意思。但90年代的文化語境，啟蒙已不復可能，一則大眾社會不需要你啟蒙，二則知識分子又憑什么去啟蒙，亦即用什么樣的人文去啟蒙。所以在我這里，“重建”僅僅是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自身的事務，是它們賴以構筑自身存在的一種方式。而為了避免它的空疏或可能的誤會，我在此不妨將上海學者提出的“重建人文精神”縮為“重建人文”。兩者的實質是一致的，只不過是通過人文的重建而達于人文精神的重建。可以想見，只有一種新的人文形態出現，一種新的精神形態或精神品格才會相隨出現。不重建人文而侈談重建其精神，不有點流沙筑屋么？
　　那么，什么叫“重建人文”？
　　如果說人文精神在中國主要以實踐形態而出現，那么決定這種精神的“人文”則表現為一種知識形態。人文與人文精神乃是一種“知/行”關系。以“道”論，什么是道，這是人文；而如何為道，則就是人文精神了。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對道的各種闡釋構成了一個有關它的知識系統，而中國哲人和中國文人對道的百般執著則形成了一種相應的實踐精神。道不變，精神亦不變，變其精神必變其道身。那么，人文之道的改變，實際上就是它的“知識譜系”的改變，而這，就是我所謂的“重建人文”了。
　　9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處于一種失語之狀，我曾將其斷為“精神失語”。現在看來，這個判斷顯得淺表，在精神失語的背后，其實是知識分子的話語空白。這并非說知識分子不會說話，而是說長期以來，知識分子并不是在說自己的話，它總是在意識形態的鐵屋子內鸚鵡一般學舌著不屬于人文本身的政治倫理之類的話語。語言是存在的家園，話語是存在的顯現。你擁有自己的話語，你就是獨立的存在；你沒有自己的話語，你只能是話語擁有者的被存在。這里的話語，實質上就是一種知識系統、一種“知識與權力”的結構。為什么長期以來知識分子始終擺脫不了政治意識形態的制約（或桎梏），為什么意識形態即使很表象地“聲音緘默”，知識分子反而象失去了重心，惶惶然成為四處流竄、無所歸依的文化游走者（不妨送上一個比喻“喪家的意識形態的乏……”），這里有許多東西值得深長思之。但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知識分子那種被存在的依附心態，與中國2000年來知識分子的話語系統和知識譜系確有干系。
　　中國知識分子向來沒有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它的依附性在大家認可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成語中揭示得淋漓盡致。這其中，知識分子沒有自身的知識話語因而無以顯示自身的存在，不能不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在原因。試看今日，我們的各人文學科，如哲學、美學、文學等，無一不牢牢地綁在意識形態的戰車上，這狀況與其說“當今更烈”，不如說：“古已有之”。漢董仲舒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不就公然把孔儒之學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了嗎？這并不僅僅是政治對學術的援之以手，而是這種學術原來就是潛在的政治，它本身具備了成為意識形態的可能。春秋之際，孔儒雖為“私學”，但它分明是一種在野的官學，它以“周之禮樂”作為自己的知識內容，又以“克己復禮”作為自己的話語指歸，因此它最后成為意識形態也就不足為奇了。況且，追究起來，儒學者流，原本就出自周“司徒之官”，再把視野擴大一下，所謂中國文化史上第一個學術繁榮的時期，那些彼此爭得面紅耳赤的知識分子“百家”們，幾乎都出身周代的各種職官。劉歆有言：“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就連類似打小報告的”“小說家者流”也是“出于稗官”。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出身的淵源所在，怪不得后世的知識分子有如此濃厚的“做官為政”之情結。
　　既然中國早期知識分子都出身于王朝的某種官職，那么，為官所任之“職事”就表現為他們的專業知識了，由此形成的知識話語從一開始就與王朝事務結下了不解之緣。春秋時期，各家各派互相攻訐，無非是貶抑對方而使自己的知識話語能為王者所用。為政治服務，從來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自覺和自律啊！孔丘“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朱熹），他的全部學術，不都可以歸結為一種政治教化嗎？這就是中國的人文。而它的知識譜系，打開“四書”之一的《大學》，表述得是多么清楚，“三綱領”、“八條目”，尤其后者，宋程頤稱其為“古人為學次第者”，這是個什么樣的“次第”呢：“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一個相當完備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文譜系。在這個譜系里，格物致知屬于知識話語，但這個“知”，無論是朱熹的“天理之知”，還是王陽明的“良知”，無不充滿一種道德的內容。在古代中國，道德即政治，就象歐洲中世紀，宗教即政治一樣。因而，誠意正心修身都屬于道德修養的“內圣”階段，內圣則是為了“外王”，故以內圣之德為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可見整個知識譜系“內圣”以為核心，整個向“外王”的政治目的傾斜。當然，反過來也一樣，政治也是道德。外王之道，不是霸道，而是由內圣開出去的王道。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對政治的不滿和抨擊，大抵都體現為王道對霸道的反抗，雖然也曾上演過一些頗為轟烈的正劇，但它總是站在一種道德政治的立場反對另一種政治道德。
　　在中國，人文和政治，兩者之間總是糾結不清，從來就沒有撕扯干凈過。是政治率先侵入人文的處地，還是人文從未脫離過政治的母體，這恐怕是雙方對等的事了。人文與政治，雖有干系，但畢竟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政治處理的是國家政權方面的事務，人文面對的則是人類精神文化之事務。政治固然需要精神文化作意識形態上的支撐，但人文卻沒有理由犧牲自身的存在而成為它的服務工具。合理的結構模式，是人文與政治呈并列關系而非從屬關系。并列的意義可借《圣經》中的話“上帝的事歸于上帝，愷撒的事歸于愷撒”。而從屬之弊，人文政治化，它為強大的政治勢力所裹挾，很難獨立健康地發展其自身。無怪王蒙先生有如上“壓根”之語，壓根是到了剪去人文與政治的臍帶的時候了。
　　因此，這就有了“重建人文”的提倡。
　　“重建人文”的提出，實際上是還人文以人文，它期待著完成一次從政治意識形態中“勝利大逃亡”的突圍表演。幾十年來，主流社會意識形態的話語規模無限度地喧囂擴張，知識分子完全成為其運作的機器。市場經濟以后，經濟規模的擴張取代了意識形態的擴張，并且隨著新興文化工業的出現，大眾社會的大眾文化異軍突起，它以自身的話語形態即“意象形態”迅速成為意識形態的一種分解。在這樣一種日趨多元的社會文化網絡中，知識分子的人文文化尚未形成自己的獨立形態，這同時也意味著知識分子本身尚未形成自我存在的獨立形態。因此“重建人文”作為策略之舉，是知識分子為其自身開辟存在之境。它一則改變以往哲學、美學、文藝學、宗教學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人文知識譜系，一則改變以往自然、社會、歷史、人生等觀念以傳統文化為定位的人文價值譜系。新的人文將在否定中誕生，在批判中重建。當意識形態的主流文化力求現存秩序的穩定性、大眾文化力求感官娛樂的消費性時，知識分子的人文文化則以自己對“意義”的追求走向“存在的詩性”。這樣一種追求詩性的形而上話語并非曼海姆的“烏托邦”，它表現為與主流文化的“意識形態”和大眾文化的“意象形態”相比照而存在的一種有關價值之體系的“意義形態”。
　　而人文的重建，說到底，正是這種作為知識分子存在標志的“意義形態”的生成。＊
　　
　　
　　
文藝爭鳴長春68-72J1文藝理論邵建19961996 作者：文藝爭鳴長春68-72J1文藝理論邵建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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