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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人口的主要組成是移民，加拿大的作家大多是移民或移民后代，他們常常在作品中表現移民的經歷和體驗。達夫妮·馬拉特就是這樣一位作家。她１９４２年出生在澳大利亞，三歲移居馬來西亞，家里使用包括廣東話在內的五種語言和方言；九歲移居溫哥華，在加拿大和美國受高等教育，攻讀比較文學和寫作。早在大學年代她就開始發表作品；七十年代漸漸在北美文學界嶄露頭角；八十年代起她被加拿大多所大學聘為住校作家。到目前為止，她共發表了十多部詩集、散文、評論集和小說。她的作品大多以溫哥華為背景，表現出較強的加拿大意識、女權主義傾向和明顯的先鋒派創作特點。這些特征在她最新發表的小說《歷史中的安娜》中尤為突出。
　　《歷史中的安娜》沒有連貫的情節。當第一個稱敘述者安妮以其意識流開始這部小說時，她已人到中年，丈夫是她大學時的歷史教授，已有一兒一女。自從因懷孕而退出研究生學習，安妮十幾年來“只是個妻子和母親”；作為“賢內助”，她還為丈夫的歷史研究收集、整理資料。在查閱史料的過程中，她對溫哥華歷史檔案中簡略提及的一位“理查茲夫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根據極少的史料，當時地方小報的消息報道，私人日記等，加上自己的想象，悄悄著手重建“安娜·理查茲夫人的歷史”。
　　然而，在創作過程中，理查茲夫人的故事卻不時被安妮對自己生活經歷的回憶所打斷，兩個故事交織在一起。安妮的故事著重表現了她生活中隱蔽的部分－－她對理查茲夫人“經歷”的著迷、她對剛過世的母親艾娜縈繞于心的回憶和幻覺，以及她對自己目前生活的失落感和挫敗感。小說在句子結構上常呈片斷和不連貫狀，回憶中的談話、想象中的交流和幻覺中的對答快速轉換著。盡管有無數時間、地點上的變化，小說卻以安妮的意識流為主線，在三個敘述環鏈中移動。這三個敘述環鏈是：安妮對自己孩童時代及當時的家庭生活的重新想象、安妮對理查茲夫人１８７３年從英國移居溫哥華伐木鎮當小學教師的經歷的假設性重建以及安妮對自己當前作為家庭婦女的挫敗、失落、渴望等種種感受的第一人稱建構。每個敘述環鏈都引向意味深長的結局：童年敘述引向克盡傳統婦道的艾娜精神崩潰。精神病醫生對她采取電擊療法，艾娜失去記憶，成為沉默、麻木的人，最終導至死亡；關于理查茲夫人的敘述引向她的“寡婦”身份遭人側目，她在教學中遇到困擾，半年后為了嫁人而放棄教職離開學校；當前的敘述引向安妮的幻滅和失落，最后投入同性戀情人的懷抱。安娜、艾娜和安妮這三代移民婦女盡管生活經歷各不相同，卻有著共同的體驗：對婦女來說，加拿大這個移民的新家園與她們離開的故土沒有很大的不同，新舊大陸都忠實地遵從男權社會確立了歧視婦女的傳統行為規范和習俗，這一整套行為規范和習俗賦予男人以權威，婦女卻不僅難以進入社會統治、管理的決策層，歷史記載中也幾乎找不到她們的影子。例證之一：安娜目擊了在一群移民婦女的關愛下溫哥華地區第一個白人嬰孩的出生，與此同時，當地報紙連篇累牘地報道男人們對當時的一次船賽輸贏的爭議，對移民婦女在新家園創造的第一個小生命卻只字未提。例證之二：溫哥華檔案館史料中提及的寥寥無幾的婦女幾乎都沒有全名，只以父姓稱為某某小姐或以夫姓稱為某某夫人。
　　馬拉特在小說中廣泛運用的先鋒派創作手法對小說的主題起了深化的作用　。
　　意識流是重要手法之一。安妮的理性回憶、任意聯想、潛意識的幻覺和夢魘將三位移民婦女的故事有機地串到一起，往往起到對比、強化的作用。比如，中年安妮因家庭婦女生活的沒有自我而感到空虛、沮喪，由這種失落感引出對已故母親艾娜的聯想－－艾娜精神崩潰前的失落及與父親的發泄性吵鬧，更突出了女兒重復母親命運的悲劇，也暗示了婦女這種失落感的普遍性。又如，安妮在為重寫“安娜·理查茲夫人的歷史”苦思冥想時不禁聯想起歷史檔案中理查茲夫人的日記，進而想象著上世紀的安娜每天寫日記的情景，當中突然又插進幻覺：艾娜指責安妮：“你又在編故事了，這可是歷史！”作為反駁，安妮揭露母親也曾悄悄模仿《讀者文摘》的文體寫作。這樣的意識流表現了三代移民婦女試圖在寫作中找回自我的不約而同的努力，但“婦女寫作”似乎是“不務正業”，因此三人都怕別人發現：安娜用學生的作業本蓋住自己的日記，艾娜將所寫的草稿藏在床下，安妮則以“收集、整理史料”為偽裝在丈夫面前掩飾自己的寫作。馬拉特對男性撰寫的傳統歷史中女性的缺失間接地表達了不滿，并以小說中三位婦女的寫作嘗試傳遞她將婦女重新寫進歷史的愿望。
　　以上例證同時也表明這是本元小說，即“關于小說的小說”，它“首先是‘談這篇小說如何成為小說’，即自我提示虛構、自我戲仿，把小說藝術操作的痕跡有意暴露在讀者面前”（趙毅衡：《后現代派小說的判別標準》，外國文學評論，１９９３年第４期）。安妮的意識流有時“流露出”她重構“安娜·理查茲夫的歷史”時在內容上斟酌和字詞上推敲的明顯過程：安妮先想象安娜·理查茲眼睛是藍色的，立即又改變主意，認為是棕色的，最后假設是“一種難以表達的顏色”；安妮構思的意識流中還出現多處被“劃掉”的詞語，后面加上“重新選擇”的字詞；安妮的構思常被與已故母親艾娜對話的幻覺打斷，艾娜責備她又在“編故事”了；安妮也常常突然沉入關于歷史與虛構的界限的思考。　　
　　馬拉特在小說中大量引用了與三個故事有關的伐木業、歷史、醫學、心理治療、新聞報道等段落和術語；此外，作為新移民的艾娜及安妮姐妹對北美英語與英國英語之間的差異的困惑反映了新舊大陸文化上的沖突；安娜·理查茲夫人日記的維多利亞風格、幼年安妮的童稚口語、中年艾娜、青年安妮的日常口語等表現了地域、時代、年齡的差異對語言的影響，這一切使小說成了一部多種文體相互映襯的集錦。與此同時，作者也提示了，男權社會長期以來建立起來的傳統語言體系中歧視、壓制和貶抑婦女的因素。安妮對一些字詞作了女權主義的“解構”，如“母親”可以分解為“不同的”“我”（Mother→M＜e＞＋other）；過去由男人撰寫的歷史“事實”可以分解成“虛假的”“表演”（Fact→F＜alse＞＋act）等。馬拉特在人名上的文字游戲對小說的題目起到了闡釋性作用，也進一步突出了主題。小說題目中的“安娜”在歷史記載中僅僅被稱為“理查茲夫人”，安妮對她在歷史中連教名也沒留下，僅以一位“已故”男人的姓作稱謂感到不平，便給她起了個教名“安娜”（Ana），比傳統女性教名“安娜”（Anna）少一個字母n。她解釋說“Ana”從左向右或從右向左拼讀都沒有差別；同時它與“艾娜”（Ina）、“安妮”（Annie）甚至安妮的女兒“安琪”（Ange）的拼法和發音都很相近。這種相似象征了一代代加拿大移民婦女相似的命運：她們對知識、文明、美好生活的渴望、追求，但在歧視婦女的傳統文化和行為規范的束縛、壓抑下，卻大多成了“相夫教子”的家庭婦女，充滿了幻滅感和失落感。
　　由此看來，小說的題目《歷史中的安娜》也可以換寫成《歷史中的加拿大移民婦女》。小說一方面提示了：在男性撰寫的傳統歷史中，婦女是幾乎看不見的人，是缺失的人；與此同時小說也表現了：在婦女覺醒的今天，包括作者馬拉特及小說中幾代移民婦女在內的廣大婦女正在努力重構一部填補這種缺失的公正的歷史。
　　
　　
　　
文藝報京006J4外國文學研究傅俊19951995 作者：文藝報京006J4外國文學研究傅俊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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