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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的俗化與商品化，是當今文壇上最令人注目的新景觀。
　　所謂俗化，乃指文學由純、雅轉向通俗，以內容的貼近性和多樣性及以體現對民族俗文學傳統的審美繼承與創新為文學特質，去求得更廣泛的讓市民大眾接受的讀者效應。任何時期的市民大眾的接受心理都與特定的社會背景與文化背景有著密切的關系，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及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打破了原先的刻板乏味的凝固狀態，因此消費方式也相應發生了變化，而在文化消費上追求精神愉悅，于是文學的通俗化、生活化、娛樂化、消遣化的種種特征，就適應了這方面的需要。所謂商品化，即指精神產品要作為商品進入市場。文學作品既是精神產品，又是商品，必須納入市場商品經濟的軌道，它要通過貨幣這一媒介同消費者進行交換，以使作家獲得對自己勞動支出的補償。毋庸諱言，文學俗化的直接誘因就是商品化，種種跡象表明文學本身越來越以商業化的運作方式與社會接軌。由于文學觀念的改變，帶來了新的審美意識的崛起，在精神文明領域呈現出多層次的態勢，人們對具有情節性、傳奇性、可讀性的俗文學作品頗感興趣，產生了超越嚴肅文學的閱讀渴望。基于這種情況，此類作品就成了推向書肆的暢銷商品，異乎尋常地“走俏”，而滯銷圖書市場的恰恰是與俗文學相對峙的純、雅文學，似乎象“貴族文學”與平民大眾拉開了心理距離，可以說通俗文學在不斷升溫中以剛健清新的生氣，戰勝了“陽春白雪”。面對通俗文學席卷文學界的局面，純、雅文學創作的作家隊伍中，有不少人加盟通俗文學創作陣營，他們不再徘徊于以政治權力對意識形態的制約的范圍圈內，株守著原有的園地作正統文學的耕耘，而是借著創作環境氣氛的寬松，轉向新的敘事空間，用敘述平民百姓的故事，寫出令讀者能“觀世情、啟心智、怡性情”的作品。這些作家深知有了讀者就有了市場，自覺或不自覺地往“商品化”靠拢。他們在雅俗共賞的結合點的尋找上作了相當大的努力，以獲取文化市場競爭的實力。據此觀之，文學的俗化不僅僅是文學商品化的一種表現形態，而且是促進雅文學與俗文學取得溝通和融合的得力手段，既符合開放性的要求，又見出拓展性的效果。
　　近幾年來，通俗文學構成了對整個文壇全面性的影響，它以疾風的氣勢及逼人的姿態， 從嚴肅文學手中奪去了半壁江山和眾多的讀者。1985年被稱為“通俗文學年”，從港臺那里滾來了“熱”浪，由“金庸熱”、“瓊瑤熱”到“梁鳳儀熱”等等，熱得金庸、梁羽生、古龍以及瓊瑤、三毛……這些人的作品供不應求，發行量一增再增，盜版更不計其數，銷售的紅火是嚴肅文學家難以望其項背的。進入九十年代后，通俗文學非但熱浪不減，而且沸沸揚揚。大陸作家在港臺通俗文學的啟示下，也針對龐大的讀者群的文化心態，紛紛拋出了與平民大眾接近的文學作品。經濟轉型期大眾文化消費市場的建立，加之有新聞媒體與書商的介入，致使通俗文學在九十年代蓬勃興起。應運而生的紀實文學、傳記文學、民間文學等及歷史文化小說、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匪盜小說、神話小說、偵破小說……，在圖書市場上得到廣大讀者的青睞。在林林總總的通俗文學報刊上，這一藝術門類的作品固然屢見不鮮，即使是一些純文學刊物也相繼改旗易幟，走向文學的俗化。市場經濟體制決定了文化消費者會成為作品的裁判，因此文化的生產和存在方式不能不考慮到他們的需要。為適應文化消費者的需要，作家們由創作嚴肅文學轉向創作通俗文學，并把精神產品以商品的形式推上了文化市場。尤其是長篇小說，拆去了與通俗文學之間的壁壘，真正地以俗化的面目熱銷市場，就眼見所及，叢書、套書不下幾十種，書店、書攤擺得琳瑯滿目，大有獨領風騷的勢頭。例如，1993年上半年最熱門的暢銷書《警告中國人》系列叢書，其作者周洪，原來是《當代》編輯部的幾位編輯的集體筆名，主筆周昌義過去是從事純文學創作的。四川兩位嚴肅文學作家譚力、雁寧摹仿港臺和海外通俗文學以“雪米莉”的筆名，寫出了融言情與偵破于一爐的系列作品，題材內容是地道的“通俗”。以“文化先驅”自命的“先鋒小說”作家們，在通俗文學的沖擊下跨向“俗化”的大門，從內容到形式向著寫實、民俗文學復歸。“先鋒小說”創始人之一莫言說：“幾年來，我一直在思考所謂的‘嚴肅’小說向武俠小說學習的問題，如何吸取武俠小說迷人的因素，從而使讀者把書讀完，這恐怕是當代小說唯一的一條出路。”〔1〕先鋒作家們寫作的題材， 有著由超驗的、想象性、幻想性的世界而轉為現實的、形而下的經驗世界的趨向，同時也強調了傳達方式的故事性。格非的《敵人》、北村的《施禮的河》、余華的《鮮血海花》、蘇童的《妻妾成群》（電影名為《大紅燈籠高高掛》）與《紅粉》等，就把通俗小說中那些恩怨相報，生生不已的歷史母題移植到作品之中。1994年初出現的“新體驗小說”，是用“親歷”和“紀實”的敘述方式，顯示純文學的俗化，陳建功、趙大年等人的多篇作品就是通俗文學大環境下所催生的產物。王朔、賈平凹、范小青、張宇、劉心武的“新市井小說”，是表現市民生活、富有故事性的寫實小說，其指歸在于重鑄市民社會的價值觀，在嘲諷、戲謔中表達新的“俗人”，即改革中生活發生變化了的新一代市民與上流社會的正統意識形態不同的市民意識，這是在純文學困境和俗文學的成功啟迪下所產生出來的較高級的俗文學。其實，純文學作家寫出的作品很多已具有了俗文學的特點。馮驥才的《神鞭》，叢維熙的《野浮萍》，柳溪的《大盜燕子李三傳奇》，毛志成的《在清晰的槍聲背后》，朱曉平的《魔寺》，彭荊風的《窄巷一劍》，等等，都因為用了通俗的語體，表現了大眾所喜愛的生活內容，在讀者中間廣泛的流傳。唐浩明的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厚厚三大卷，120萬字， 海峽兩岸的讀者不只是讀得下去，而且讀得興味盎然，姑不論在短短的時間內分別由大陸、臺灣和香港的四家出版社出版發行于文化圈內頗為罕見，單就湖南文藝出版社連印10次書店還經常脫銷而言，足以說明文學的俗化是能夠出“精品”的，也足以說明精神產品作為商品首先得是高質量的，否則何以會如此銷路大暢！《曾國藩》是嚴肅文學中的通俗文學，它厚重的社會內涵和思想文化深度是嚴肅的，但從大眾化的廣度去深入挖掘作為中國封建末世理學名臣的曾國藩的文化心理，不去單純地將他作政治上的定位和道德上的批判，而是置于傳統文化系統中來進行考察，描繪出這位歷史人物的悲劇，并將歷史生活化、人情化、心理化、立體化卻又是通俗的。葉永烈的“黑色系列”文學傳記《王洪文傳》、《張春橋傳》、《江青傳》、《姚文元傳》、《陳伯達傳》，對一個個傳主的記述，在把握他們不同于一般類型的具體特性時，不作簡單地丑化，而去賦予形象的血肉。這種文學傳記帶有世俗化的傾向，在注重史料的準確性的前提下，注重作品的可讀性與生動性，滿足了平民大眾進入塵封著的神秘場境而了解內情的強烈欲望，但作者沒有將其寫成稗官野史之類，有著傳記文本的不同凡響的真實魅力，贏得了讀者的歡迎，爭相傳閱，銷售行情看好。以某些土匪或類似土匪的人物行為為描寫的“匪盜小說”，在近幾年的小說創作中掀起了熱潮。1986年莫言的《紅高梁家族》問世以后，寫土匪、強盜一類的作品不斷涌現。到了1990年，賈平凹推出了他被稱為“匪盜系列小說”的《煙》、《美穴地》、《白朗》和《五魁》，后又有名篇《晚雨》。楊爭光的中篇小說《黑風景》，與他發表于1991年的《賭徒》、《棺材鋪》，也構成了“匪盜系列”。1992年和1993年以來的“匪盜小說”日見增多，有尤鳳偉的《金龜》、《石門夜話》、《石門囈語》，有劉國民的《關東匪與民》，馮苓植的《落草》，孫方友的《綁票》，陳啟文的《流逝人生》，池莉的《預謀殺人》，劉恒的《冬之門》……，形成了一股“新歷史小說熱”。“新歷史小說”在力圖“走向文化與人性探求的深處”上取得了成就，功不可沒。這類小說或顯現野性十足的土匪有的棄善從惡，變極好的人而為極壞的人，有的改惡從善，向著悲壯的超度與自我救贖飛升，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匪徒的不同歷程，概括涵納著作家源自社會與道德的思考。“匪盜小說”，具有典型的通俗小說特征，被大量發表、出版，暢銷一時。另外，數量相當可觀的作品，明顯地有著通俗文學的傳統的天然題材，或在民情風俗中勾畫蒙積著的歷史塵垢，在這不值得贊揚乃至必須改變它的一面的另一面，又去發掘民主精神的美好；或展示人情世態，曲盡人情世趣，象武俠小說武俠其表，世情其實，透過眾多武林人物的描繪，可看出豐富復雜的現實內容；或表現癡男怨女們衷情不渝，在那些普通人身上的關于愛情、婚姻、家庭的故事，聯系著社會的、歷史的，也有個人的、性格的種種糾葛，以人物歷盡滄桑的真摯感情去打動人心，平民大眾對這樣的言情小說往往是耽味沉迷的。上述各類的作品成為圖書市場的熱銷讀物，說明有穩定的讀者群體。
　　文學的俗化意味著通俗文學獲取了與社會對話的渠道，大有芳草萋萋的景象。那些慘淡經營在高雅齋里的作家們，因其不顧及平民大眾的閱讀胃口，并對通俗文學嗤之以鼻，從而去制作玄奧莫測，難以讀解的純“個人化”的作品，往往使大批讀者一見生冷的面孔和高傲的姿態就敬而遠之，這與炙手可熱的俗文學作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些高雅文學的結構模式、敘述方式、語言運用，可以從西方文學中找到母本，橫一個什么“主義”，豎一個什么“流派”，無奈作家對這些卻是素昧平生，得之于耳食者也不很多，付諸創作實踐只得去依樣畫葫蘆，搞得神秘艱澀，對于只具有初步文化知識的平民大眾來說自然是不愿看也看不懂的。那些沒有時間的跳躍交錯，沒有空間的切割拼貼，還有變形、隱喻、荒誕、魔幻等等技法，他們是無法欣賞的，唯有文化素養較高的精英層知識文化人士才能知悉其來龍去脈，心領神會。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的域外文化必須引進，但切忌生硬照搬了來故弄玄虛，把讀者嚇跑。誰都得承認這樣的事實：當前文學能夠于文化市場上與電視音像、娛樂功夫片等競爭的當首推通俗文學，其主要的原因是作品中與現實契合的生與死、善與惡、愛和恨這些永恒的主題，都用生活化的形式表現，讓平民大眾心理上很樂于親近和接受。俗文學作品所具備的這一為廣大讀者所認同的心理基礎，決定了它商業化操作的得以領熱潮之先。例如，王朔的作品擁有最多的讀者，他的小說是十足的俗文學，在文化市場上走紅。在文學最不景氣的1992年，王朔以前的集子《空中小姐》、《王朔諧趣小說選》、《過把癮就死》以及新推出的150 萬字的《王朔小說專集》，成了全國各地大小書攤上銷售量最大的一本書。購買王朔文集獨家版權的華藝出版社在將四卷本《王朔文集》推上市場的同時，不惜印制了150萬王朔畫像張貼在京城的幾乎每一個圖書購銷點。 陜西幾位作家的長篇小說，如陳忠實的《白鹿原》等，被人們稱之為“陜軍東征”的現象，這些作品和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紐約》、周勵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等，也同樣在各種形式的廣告宣傳的驅動下，形成了購買熱。由此可見，文學的俗化成了文學增值的一種商業手段，作家們的創作心理亦刺激出了功利需求。
　　通俗文學中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的思想性與藝術性并重，雅與俗兼有的作品，為多層次的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打開了一個新的天地，并且以其顯著的經濟效益，除保證了自身的生存，還促進了文學創作的繁榮和發展。然而，它的地位仍然不高，對它的評價在褒貶上眾說紛紜，究其原因，蓋出于兩個方面：一是來自于社會偏見；二是來自于負面效應。
　　通俗文學理應納入當代文學的視野，而不應存有社會偏見。作品的生命力的有無，就看讀者的裁決，沒有生命力是沒有讀者的同義語。不著重讀者，不抓住讀者，那作家的文學文本起什么作用？從接受美學觀點來講，作品如不被讀者閱讀接受，那只不過是束之高閣的印刷品而已。君不見，優秀的通俗文學作品經過接受主體的欣賞性閱讀，使其潛在的認識價值與審美價值得到了實現，構成了現實的美學對象。王蒙在長篇小說《暗殺——3322》中告示讀者：“這不過是一個跟隨布老虎的雅俗共賞的潮流編撰的故事。作者把這個故事賣給了春風文藝出版社，你又為了解悶而花錢買了它——謝謝您”（指遼寧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分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散文等不同系列的“布老虎叢書”）。這里可探知王蒙是認同文學的俗化的。在“布老虎叢書”中作家洪峰的《苦果》，鐵凝的《無雨之城》等等，是雅俗合流的作品，也就是說嚴肅文學或純文學創作往通俗文學靠了。有很多作品很難作雅文學與俗文學的界定，如《花城》上方方發表的《何處是我家園》，可以視作雅文學，也未嘗不可以當作一個通俗故事來讀。陳福郎的長篇小說《怪味嘻皮士》，以袁世凱稱帝事件為歷史背景，塑造了性格上有強烈的傳奇色彩的人物——辛宏祖，情節中的內容是“俗”的，而語言運用上追求的是“雅”，其寓莊于諧的藝術風格及幽默風趣的人物故事，可以定性為俗文學，而從打破傳統形式上的時間線性結構，向多樣出新的敘述樣式發展，又可見出雅文學的成份。文學的俗化未見得就是文化素質的低劣，也未見得就是思想觀念的淺薄，屬于“雅”的范疇的作家，他們抱著“適俗”的愿望，關注著作為社會文化主體的大眾文化，以自己的“雅”去提高“俗”。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雅俗交融，可兼顧到文學的兩個層面，又可處理了文學普及與提高之間的關系，有利于拆除“通俗”與“高雅”的界限，文化程度高的人看了不覺淺得如“下里巴人”，文化程度較次的人看了沒有深得象“曲高和寡”的感覺。再說，考慮到大多數讀者的需求，又考慮到文學作品的不失去市場，可在逐步提高通俗文學的文化品位時不斷提高普通讀者的文化品位，這是不應忽視的創作導向。鄭振鐸曾給通俗文學下過定義：“‘俗文學’就是通俗的文學，也就是民間的文學，也就是大眾的文學。換一句話，所謂俗文學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為學士大夫所重視，而流行于民間，成為大眾所嗜好，所喜悅的東西”。〔2〕而今看來， 俗文學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情況有了改變，俗文學中也不僅僅是民間文學，還包括有“作家文學”，即純作家、嚴肅作家寫出來的俗化文學，其中優秀的作品應當說能夠看到它們的精神內涵和精神價值，亦能夠看到“人文精神”（是有平民意識的“人文精神”），它們引人向善，富于真情，為普通人民所喜聞樂見。如果對通俗文學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否定，則未免是一種“精神貴族”的偏見與歧視。賤視通俗文學的人，一般都認為它代表了低淺層次上的社會文化，而高雅文學的失落是商品經濟大潮沖擊的結果。這種看法失之于片面，且不論讀者是多層次的，文學也必然是多層次的，為什么非得要讓大一統的思想來控制，給純雅文學占有唯一正宗、獨尊的位置呢？即以通俗文學的生存狀態而論，作品也是要在提高其文化品位上實現自身的超越的，不能斷言通俗文學就是文化品位低的文學，因為通俗文學不是不要開拓創新和強化精品意識的，事實上已經創造出了“名優特”的產品，盡管臻于此不算很多，但卻表明了它的發展。那么，是不是因為大眾文化素質低，才出現了通俗文學熱？這不貼切，正確的看法是：它與普通人民大眾的生活接近，感情相通，還有一副平易近人的面孔。再有，今天人們不象過去受政治禁令束縛，可以獨立、自主地選擇自己所喜愛的讀物，去看以前看不到的通俗文學作品。通俗文學的閱讀對象不限于一般文化狀態中的讀者，也有文化水平高出他們的大學生、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甚至有資深望重的學者，如從1994年下半年開始，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名牌大學開設了“金庸小說”選修課，聽者甚多。北京大學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員嚴家炎先生在《通俗文學評論》開辟的《金學經緯》欄目內撰寫了《論金庸武俠小說的生活化趨向》，這是對通俗文學的評論，也是通俗式的文學評論，有助于人們對通俗文學作家與作品的理解。學者對通俗文學的推崇，并在通俗文學發展的史論性研究上付諸于行動，如，向以嚴謹而著稱的著名“紅學”專家馮其庸先生，在《金庸筆下的一百零八將·序》中，稱金庸是“當代第一流的大小說家”，將其作品譽為“永遠是我們民族的一份精神財富”。由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范伯群先生主編，由一批獲碩士、博士學位的青年學者共同參與編寫，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現代通俗作家評傳叢書》（第一輯），煌煌可觀，共計12冊。這一項開拓性的學術工程，對于了解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的基本面貌，借鑒學習前人經驗，使通俗文學沿著更明確、更高尚的目標邁進，具有相當重大而積極的現實意義。理論界有很多學者對通俗文學的研究發生了興趣，因此通俗文學在文化大家庭中的地位、價值就被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認為它是低淺層次的偏見就連處于高層次的人也不會茍同了。至于商品經濟大潮使文學進入市場，既是沖擊，亦是挑戰和選擇。不可否認，商業機制、市場經濟對文學的走向起著很大的作用。但原來居于天國獨特的社會地位的高雅文學受到了冷落，倒不是因為商品經濟的發達，“文革”期間雖無商品經濟發達帶來的沖擊，而文學卻是凋零衰敗的。如今，經濟體制的轉換，社會狀況發生的變化，為通俗文學維系著社會中大多數文學讀者的愛好與交流提供了消費環境。這些大多數文學讀者的審美情趣及欣賞習慣，隨著文學觀念的改變，傾向于通俗文學。作為讀者，選擇讀物由封閉走向了開放，閱讀的目光盯上了通俗文學。在文學漸漸消解了原有價值體系和功能格局的危機中，通俗文學增強了競爭能力。作家們出于文學市場供求關系及流通過程中價值觀念的趨動的啟發，向通俗文學吸取合理的成分，重建文學審美體系，在將純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的互滲互補上尋求了文學的出路，融合著市場觀念。這樣，就爭取到了流失的讀者。有的作家似乎無視讀者大眾在相對穩定中的活躍性與變化性的閱讀心理，依然攀援著純之又純的創作之峰，使用的是不為大眾容易接受的體裁，不想在“俗”與“純”之間架起一座通行的橋梁，加之作品離生活很遠，為此又怎么能得到讀者的選擇呢？文學的俗化并不意味著對精致的純雅文學的沖擊，沖擊的是故作高深，實際上并不精致，不能投合社會心理的東西。沖擊的本身是呼喚改革，改革就要了解“民眾的心”。魯迅在《習慣與改革》中說過：“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于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嘆賞，得些自己滿足。”當然，在了解、研究“民眾的心”時，不要忘了“設法利導，改進”，這才能使通俗文學真正文學化、美學化、人民化、民族化。
　　通俗文學的適俗不等于是媚俗，通俗也有異于庸俗，媚俗悅眾，低級庸俗，確實敗壞了通俗文學的聲譽。這種現象的存在，受到了有些作家的猛烈的抨擊。如張承志就有這樣的嚴詞厲語：“現在的知識分子太臟了，甚至以清潔為可恥，以骯臟為光榮，庸俗為時髦。”〔3 〕張煒則怒不可遏地指出文學“它的制品——垃圾——包裝得再好也仍然只是垃圾。”〔4〕通俗文學的這些負面效應雖然并不代表通俗文學的全部，它不是通俗文學的主流，但是其指責和批評卻是有根據的。不少作者、編者和出版者，在感受市場經濟的信息之際，功利心理、商業意識使他們全然把自己的經濟利益放在首位，藝術話語轉換為金錢話語，不惜打著通俗文學的旗號，販賣搶劫、兇殺、色情、賣淫等精神垃圾，心無旁鶩地想出主意來賺錢，不顧藝術質量，粗制濫造，種種低俗、惡俗、庸俗之作肆虐泛濫。如，比《廢都》更廢，比《騷土》還騷的作品招搖過市，撩撥讀者感官的《畸戀》、《裸野》、《野鴛鴦》、《女人的誘惑》、《七個光棍貨》等等的“馬路文學”、“地攤文學”到處都可見到，不要看內容，僅看書名你就覺得取得俗不可耐了。漫步大街小巷的眾多書攤，觸目而來的是配有圖畫的圖書廣告招貼，畫面充滿著色情暴力，說明文字烏七八糟，這哪兒還有操守可言，理應清除出文學殿堂！通俗文學要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糧，決不能拿肉麻當有趣，將腐朽為圭臬，讓讀者去吞下“鴉片”，某些作家涉足于茲，在商品市場光怪陸家的誘惑下，他們的生存支點完全轉向商業的功利性，財迷心竅，為了經濟效益，故意去迎合低俗獵艷的讀者，出現了創作主體精神境界的滑坡，所寫內容，令人匪夷所思。文學作品是商品，但畢竟還有崇高的精神宗旨，應警惕在拜金主義面前心靈的脆弱。我們重視精神產品的商品屬性，講究經濟效益，更要重視精神產品的特殊屬性，它有陶治人的情操、完善人的道德、凈化人的靈魂的巨大作用，不能單純用市場需要來衡量其價值，因此要處理好商品經濟和精神目的的關系，要擺正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要理解弘揚主旋律與提倡多樣化的關系。就現階段來看，對通俗文學要引上自身機制良好循環的大道。將文學的俗化變成了純粹商業行為，這是“失控”的錯誤，并非是通俗文學的罪過，因此努力提高通俗文學創作者的素質，提高通俗文學作品的質量，以深邃的文化意識和高度的文學修養去影響通俗文學的大量讀者，同時加強對通俗文學的研究與批評，這就顯得十分必要了。＊
　　注釋：
　　〔1〕《誰是復仇者？—鑄劍解釋》， 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1991年第3期。
　　〔2〕《中國俗文學史》第1頁，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
　　〔3〕引自《法制與新聞》1994年第1期
　　〔4〕《文匯報·文藝百家》1993年3月20日：《抵抗的習慣》。
　　
　　
　　
南通師專學報：社科版16-2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周溶泉19961996 作者：南通師專學報：社科版16-2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周溶泉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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