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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九十年代，撲面而來的“大眾文化”現象，已越來越引起國內專家、學者的廣泛注意。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７日，《文藝報》就這一問題邀請首都部分專家、學者舉行了專題研討會，并發表涂途等人的文章；《人民日報》對此曾作過報導。與會者認為，目前所說的“大眾文化”，不是我們提倡的文藝“大眾化”。其在理論來源上，是對西方概念的套用，在現實實踐上，也存在大量移入、模仿西方文化的現象。因此，對于當下“大眾文化”中的負面影響不應忽視，如對性和暴力的宣揚、把精神產品完全商品化的傾向等等，都是應當引起警惕的問題。同時，與會者又指出，“大眾文化”乃是當前一個突出的帶有世界性和時代性的文化現象，它所表現的規律，也有屬于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時代內容的東西，特別是與高科技結合的大眾文化產品的大批量、模式化的制作和傳播，既有促進文化發展的積極影響，又對文化發展帶來新的挑戰。關于“大眾文化”有許多值得深入研究探討的問題，《文藝報》將繼續就此進行研討。為幫助讀者了解情況，現將１９９４年其他報刊發表的有關文章擇要介紹如次。
　　從目前來看，對于“大眾文化”的稱謂與概念使用還無統一說法，有將“大眾文化”作為與“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并列的概念使用的；有將其與“通俗文化”混用的；也有將它與我國四十年代以來提倡的文藝“大眾化”、“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相混同，認為“大眾文化”可以代替后者的。還有，“大眾文化”的一些變種稱謂如“市民文化”、“市井文化”、“娛樂文化”、“商業文化”、“消費文化”等也頗流行。針對這種情況，不少學者對較為通用的“大眾文化”概念做了一些疏理和匡清。例如，嚴昭柱在論述支持高雅文藝發展的意義時曾指出：“把高雅文藝和通俗文藝的失衡，理解為精英文藝與大眾文藝的對立。這種理解，實際上是套用了現代西方文論的概念體系。在現代西方文化中，確有精英文藝與大眾文藝的對立。所謂精英文藝，是指少數知識分子精英的先鋒文藝；所謂大眾文藝，是指完全商品化即完全迎合市場需求的卑俗文藝，在西方文論家看來，這也是社會大眾所能配于享受的文藝。這里顯然滲透著把知識分子精英與大眾對立起來的、鄙視群眾的歷史唯心論思想觀念……我們的文藝，無論是高雅文藝還是通俗文藝，都應該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文藝，屬于人民群眾的文藝。它們的不同，在于藝術上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雅俗之分、粗細之分。”他還認為，“在整個文藝事業中，通俗文藝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通俗文藝有它特殊的作用。探討和認識這種地位和作用，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支持高雅文藝發展的意義》，《理論與創作》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而怎樣估價“大眾文化”現象崛起的意義與作用，１９９４年第５期《東方》發表李澤厚與王德勝的談話，李澤厚認為：我們應“正視大眾文化在當前的積極性、正面性功能”，“當前知識分子要與大眾文化相聯系，……它們的聯盟有兩個作用：一是消解正統意識形態，二是引導大眾文化走向一個健康的方向。”他還指出：“大眾文化不考慮文化批判，唱卡拉OK的人根本不去考慮要改變什么東西，但這種態度卻反而能改變一些東西，這就是……對正統體制、對政教合一的中心體制的有效的侵蝕和解構。”
　　與李澤厚持類似觀點的，還有陳炎，他在１９９４年５月在太原召開的“大眾文化與當代美學話語系統”學術討論會上發言指出：中國社會的一系列變革不僅在經濟上給大眾帶來了更多的實際利益和發展空間，而且在精神上為其帶來了更多的自信心和創造空間。此間所形成的以感官享受、現實利益和初級關懷為主要內容的意識形態，無論對于國家的以群體、客體、秩序為要義的觀念體系，還是對于知識分子以個體、主體、自由為旨歸的價值標準都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其歷史意識在于：１．緩和國家與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由于長期的二元結構所形成的緊張關系；２．在客觀上實現了中國城市社會觀念體系的多元化；３．在結構上有利于中國社會在現階段的穩定性。潘知常也認為：從美學的角度看，當代大眾文化的出現，意味著從時間角度對傳統美學的解構；當代大眾文化在美學上的特點，是提出了一個雖不完善但值得反省的命題－－“審美與生活的同一”，這與傳統美學固執的“審美對于生活的超越”顯然對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當代大眾文化看到了傳統美學的根本缺憾。（參見《大眾文化與當代美學話語系統學術討論會綜述》，《文藝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對于“大眾文化”積極意義的肯定也有從多方面滿足人民需要的角度出發的，王元化在答《探索與爭鳴》記者問時指出：“大眾文化、通俗文化的蓬勃興起，其意義不可低估。大眾文化、通俗文化的發展在一定限度內體現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權利。它在文化領域內，形成多元化和多層次的局面，從而給人民提供了選擇的條件。”對大眾文化通俗文化不只是一個“單純批評問題，而是要采取積極的態度，注意引導和提高。……文化工作者參與到大眾文化、通俗文化里面去，創造出好的通俗作品來，這似乎至今還未引起注意。”王元化還指出：“文化結構是多種層次的。……高層文化對通俗文化和大眾文化往往具有導向作用，從而決定了文化的發展方向，影響了整個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素質。當然大眾文化、通俗文化也不只是單方面、被動地接受影響，它們往往為高層文化以至整個民族文化發展帶來了民間氣息，注入新鮮活潑的生命和活力。……高層文化的社會覆蓋面比較小、比較窄……大眾文化、通俗文化作品的社會覆蓋面卻是很大、很寬的，它們是以社會上大多數人為對象的。……大眾文化、通俗文化以其淺顯生動的特色與讀者觀眾相溝通，從而產生著‘直接’的影響。高層文化則需要通過中介環節才能影響到廣大讀者觀眾中去，因此它只能是‘間接’地發生影響。”（《對當前文化問題的五點答問》，《探索與爭鳴》１９９４年７期）
　　與此同時，也有學者提請人們注意“大眾文化”的負面效應，張汝倫認為：大眾文化是現代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現象，它給人類帶來許多新東西，也毀滅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在一個真正多元的社會中，大眾文化應該有它的地位，但它對人類文化生態的破壞必須警惕，它的霸權更應加以抵制，要做到警惕和抵制，就必須堅持持久的批判，“批判是真理的生命，人類精神與文化如果要有未來的話，就不能沒有真正的批判。人類不光需要娛樂，也需要真理和思想。真理和思想的確不能代替金錢和娛樂，但金錢和娛樂也決不應消滅真理和思想。”他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是精神文化的建設者，而不是文化工業的從業者。（《論大眾文化》，《復旦大學學報》１９９４年３期）
　　在“大眾文化”發展勢頭甚猛的情況下，自然泥沙俱下，很多學者對目前“大眾文化”中存在的鄙俗化、低級趣味等狀況深表憂慮。嚴昭柱在前述文章中寫到：“在高雅文藝和通俗文藝嚴重失衡的情況下，境外的卑俗文藝通過各種合法的和非法的途徑大肆進行滲透和侵襲，特別是有淫穢色情內容的書籍、報刊、畫冊、音像影視制品等等猖獗地強奪我們的文化市場，對我們的青少年發生了很壞的思想腐蝕作用。……但是，我們有少數文藝家、包括名作家，卻寫起包含大量色情描寫的讀物來。”在“大眾文化與當代美學話語系統學術討論會”上袁濟喜也指出：我國當代大眾文化的實際狀況可謂喜憂參半。有些狀況令人担憂，表現為意義的喪失、感官文化的泛濫，還有一個重要的標志是與傳統審美文化的斷裂。中國傳統美學以政教為中心，審美境界以“天人合一”為中心，盡管宋元以來出現來了商業化大眾文藝，但一直被裹挾在封建體制之內。可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審美文化的斷裂在轉型期顯得十分突出。因此，彌補“大眾文化”中的真空地帶，建立健康的大眾審美文化機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
　　面對這樣的現狀，如何看待“大眾文化”的發展前景，各家看法亦有分歧。欒昌大在《２１世紀中國的文學藝術》一文中對我國文藝的未來作了如下預測，認為：“在新世紀，西方藝術將會繼續對中國藝術發生巨大影響”；“文學藝術事業作為第三產業而存在，基本上要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制約”，“從事文學藝術事業，也可以成為巨富”；要把“文藝推向市場”，要“遠離高雅而奔向通俗”，要以“大眾化”為“主要發展趨勢”，他強調，“這里談的文學藝術的大眾化，并不是中國四十年代談論普及與提高的關系時所謂的普及文化、文藝的大眾化，而是與現代大工業生產和后現代主義文藝思潮并生并存的大眾化”，在這個趨勢下，作家藝術家放棄“對社會人生理想的思考與追求”、“不再以民眾導師的面貌出現”、作品“幾乎象報紙那樣一次性消費”，“文學藝術整體地位變化，文學創作失去往昔的輝煌”，“人們對文學藝術的興趣，也會被大大沖淡”，人們對金錢魔力的日漸嘆服，對藝術的圣潔感日漸淡化”，“等等，因此，他預言，“新的世紀將是大眾藝術的世紀”。（《理論與創作》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欒昌大的意見，并未被大多數學者贊同。石城子在《關于大眾文化－－從“廷潘胡同”談起》（《中流》１９９４年７期）中指出：近十年來，文化市場的建設和發展中，有成績也有問題，而關于文化市場的討論，多數都提到了如何通過建立健全的文化市場機制，以滿足大眾文化消費問題，但我們的文藝是有明確的方向的，這就是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大眾文藝也不能例外。滿足大眾文化消費與貫徹、落實“二為”方向，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就成了一個急待從思想上、理論上搞清楚的問題。他還認為：人們對藝術的這種娛樂、消遣要求，即文化消費，只是人們欣賞藝術的極淺層次的、某種時候和某種場合的暫時性的目的，決不是它的主旨。真正的藝術品是不會被“一次性”消費掉而失去恒久的存在價值。這樣的藝術對象能夠“創造出懂得藝術和能夠欣賞美的大眾”，反過來又對文藝創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創作向更高水平發展，形成一種良性循環。這才是一切真正藝術家的追求。人民群眾對文藝的需求，不僅有滿足自己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面，還有要求文藝促進與推動他們所從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一面，并且后者才是更重要的一個方面。因此，文化市場的建設必須在“二為”方向指導下進行，對于大眾的藝術欣賞習慣和水平，既要“適應”，也要逐步加以提高，以毛澤東的“提高指導下的普及”與“普及基礎上的提高”來概括“大眾文化”今后的發展方向才是比較辯證和科學的。這一看法，還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文藝報京003J1文藝理論寧逸19951995 作者：文藝報京003J1文藝理論寧逸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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