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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少功小說創作的獨特性在哪里?他為當代小說創作提供了哪些新的因素?這是我們在 閱讀韓少功的小說時一直思考的問題。從上世紀70年代到目前為止，韓少功的小說文本 所呈現出的意義是多方面的，從藝術思維到小說語言，從人物形象到表現手法……，他 總是有著屬于自己的獨特個性，這種個性又是開放的，不斷吸納著世界文化范圍內所出 現的文化與文學因素，使其個性變得更加豐富和具有活力。然而，在這變化中，我們也 分明看到了他的“不變”的軌跡——這就是從《西望茅草地》、《月蘭》、《吳四老倌 》、《遠方的樹》、《回聲》到《爸爸爸》、《女女女》、《歸去來》、《史遺三錄》 再到《馬橋詞典》所展現出的藝術世界始終與鄉村民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在與民間的 對話中，不斷地豐富著自己對民間的理解，呈現出一個知識分子精神情懷的生成過程和 對藝術的不倦追求。
　　 一、揭露和療救：對民間發出吶喊
　　文革結束，在痛定思痛、百廢待興的社會氣氛中，韓少功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文學 重生的背景是反思文革所帶來的精神創傷。韓少功作為知青一代作家，在文革后登上文 壇是帶有鮮明的那代知識青年的血氣方剛，閱讀他這個時期的作品，很自然地看到知青 一代所具有的旺盛活力和不滅的信心，一股朝氣蓬勃的重造一切的決心張揚在作品中。 正因為懷有這樣的信心，韓少功很自然地以一個知青作家的身份加入了當時的創作主流 。他在這一時期懷著促進社會進步和完善的責任感，急于重新建立在文革中被摧垮的民 心，塑造出一個個優秀的帶頭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也急于給那個經歷創傷的社會以總 結性的發言，所以這個時期的創作多數還是帶有反思文學的影子，然而在反思中卻有他 體驗到的農村的真實，他把這一點展現了出來。《吳四老倌》中的“吳黨委”吳偉昌為 了達到一畝三百萬蔸基本苗，違反農田耕作規律，硬讓農民按他的要求重插秧苗，一種 好大喜功的心態其實是代表了那個時代很多領導干部的價值取向；農民也以自己的方式 表達自己的好惡，公社里用來宣傳政策方針的喇叭的電線一次次被吳四老倌割斷，他聽 不慣那些不切實際的大話空話，“快莫講了!天天割尾巴，割腦殼，‘割’得老子煙都 沒得燒!老子聽起心里躁!”①(注：韓少功《吳四老倌》，載短篇小說集《月蘭》，廣 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于是他把廣播線作鐵絲用來做了尿桶箍，農民天然的想 象力在這里發揮到了極致，吳四老倌用尿桶戲謔了那些大鳴大放，以自己獨有的方式表 達對于基層獨斷專行的不滿和抵制，并使人真切觸摸到了民間的脈搏和來自于民眾的聲 音。
　　韓少功在反思文革的同時表達了對農民的同情，但是他更多地是對農民身上不可避免 的劣根性進行了批判，這種批判是從清醒的知識分子——歷史的反省者角度出發的，韓 少功說：“我力圖寫出農民這個中華民族主體身上的種種弱點，揭示封建意識是如何在 貧窮、愚昧的土壤上得以生長并毒害人民的，揭示封建專制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如何對 立又如何統一的，追溯它們的社會根源。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不再把個人‘神圣化’ 和‘理想化’之后，也不再把民族‘神圣化’和‘理想化’。這并不削弱我對民族的感 情，只是這里有赤子的感情，也有療救者的感情。”②(注：韓少功《學步回顧》，載 短篇小說集《月蘭》。)這種“揭示”集中在了《回聲》中的根滿身上。根滿是那個時 代的典型農村青年，劣根滿身，活脫脫一個60年代的阿Q，在歷次運動中他都沖在了最 前頭，雖然他經常在口中說：“毛主席說……”實際上他根本無法領會真正的階級斗爭 、真正的革命是什么，但是這絲毫不妨礙他發揮自己的政治熱情，他的一切行為看似很 有目的，抓賊了，辦“孫大圣”“革命組織”了……但實際上他的任何行為都是出于自 己偶然的、盲目的、無意識甚至“湊熱鬧”的動機。小說中，作者居高臨下，嘲笑了根 滿的一舉一動，雖然他是作者目光的關注點，但是他始終沒有走入作者心目中真正的中 心地位，作者更多的是逼示出他身上的愚昧無知，直到最后目送他因為“挑動指揮宗族 械斗”“唆使暴徒圍攻革命干部”的罪名而走向斷頭臺。
　　顯然，韓少功自然地把自己當作一個傷痕累累的年代和傷痕累累的民眾的療救者，這 繼承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啟蒙傳統，雖然他們并沒有鄙視來自民眾的力量，依然相信 來自民間的巨大活力，但是他們更相信民間是一個需要啟蒙的場所。在他眼里，民間主 要是指現實的、自在的民間空間，知識分子的價值立場是政治的、啟蒙的立場，民間是 承担其社會改造使命的場所。政治意識形態和知識分子的啟蒙意識在韓少功這一時期的 作品中異常協調地切合在了一起，而且他把知識分子的先天政治熱情寄予在上層的自上 而下的力量上，從而借此向民間發出了吶喊。
　　 二、尋找和傾訴：民間里有沒有文化的根?
　　在如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創作中韓少功的精神世界是很矛盾的，他既要歌頌，又要揭 露，既同情農民，又批判農民，對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力量也透露出一絲猶疑，這種矛盾 心理在《月蘭》中集中體現了出來，一九七九年發表的《月蘭》表明韓少功對于文革現 實的思考已經更深了一步，認識到了事物的復雜性和豐富性，不再以單一的政治視角去 看待問題。《月蘭》中，“我”作為一個剛從中專畢業到機關參加工作的“小字輩”， 是懷著滿腔熱情奔赴農村的，農村也是敞開胸懷容納了“我”，可實際上“我”并未真 正感受農村，“我”只有改造它的熱情，卻沒有真正理解農民，“我”僅僅只是會下達 “禁止放豬和雞鴨，保護綠肥草籽生長”③(注：韓少功《月蘭》，載短篇小說集《月 蘭》。)的命令，卻不知道豬、雞、鴨是農民生活的根本。農民的想法是再實在不過的 ，一切政治上強壓下來的東西如果與農民的意愿發生矛盾的話，這種政治的意愿只是一 相情愿。農村婦女月蘭迫于生活的重壓，放雞下了田，接下來的種種事件，寫檢討的恐 嚇，丈夫的打罵使得她不堪忍受選擇了自殺，留下的兒子過繼給了別人，“我”在內疚 中關心著這個孩子的成長。在這篇小說中，作者不斷地向讀者展示農村婦女月蘭善良美 好的心靈，“月蘭是個好妹子。只說那年春插，隊上牛乏了力睡在田里，她一氣拿出十 幾個雞蛋、兩斤甜酒把牛吃，還硬是不要錢”④(注：韓少功《月蘭》，載短篇小說集 《月蘭》。)……于是月蘭的死亡更給了人們以極大的震撼。但是對于“我”作者也是 小心翼翼地突顯“我”的明理和自我解剖意識，并沒有以月蘭的死來丑化“我”的行為 ，小說結尾處“這些意念使我奮發，叫我沉思，沉思那些我應該沉思的一切……”⑤( 注：韓少功《月蘭》，載短篇小說集《月蘭》。)或許恰恰表明了韓少功對知識分子自 身和民眾關系的思考向更深一層邁進。他看到了“民間”自身所蘊含著的某種精神并不 能完全由政治來取代，“月蘭”這個人物分明帶來了韓少功思想上的某種變化，對于月 蘭，他不僅是單純的同情，還有對她身上美好一面的贊嘆和惋惜。他意識到了在“政治 意識”之外還有一片精神的原野在震撼著他的靈魂。在《文學中的“二律背反”》一文 中，韓少功認為人們的生活內容不僅僅是政治，文學沒有理由一律帶上強烈的政治色彩 ，政治思想不是思想的全部，政治內容也不等于藝術形式。這種文學觀念的變化，是否 正是由于民間文化形態所蘊含的豐富內容給了他深刻的啟迪?這也就不難理解韓少功為 什么會主張從民族傳說文化的土壤里去尋找“文學的根”。尋根文學的產生離不開改革 開放的時代背景，離不開西方文化、文學對本土文化、文學帶來的沖擊，但“尋找”本 身也說明了在本土的文化世界里，蘊含著支撐作家精神世界的力量。韓少功敏銳地意識 到了這一點，向傳統文化、民族文化尋找文學發展的新因素，成為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家 。這個時期的尋根作家在尋找文化之根的旗幟下，不約而同地尋到了偏遠閉塞的邊緣地 帶，賈平凹的“商州”，李杭育的“葛川江”，扎西達娃的“青藏高原”，韓少功則尋 到了神秘的湘西。在他眼里，正是沒有被所謂現代文明異化的地方仍然保有著民族文化 最本質最生動的部分，韓少功把傳統文化的根基放置在了民間當中，傳統文化更多地體 現在“民間”的世界中。
　　在這個尋根的過程中，他寫出的《歸去來》、《女女女》等作品都表現出對民間文化 形態的思考和認識，他試圖在對東方文化的重鑄中，尋找優勢，這種優勢在哪里?這種 思考顯然使韓少功的小說具有了濃厚的理性色彩，貫穿著五四以來現代知識分子的啟蒙 意識，但他的啟蒙意識與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在于他的價值取向 上的兩重性：一方面要批判民間文化形態中的“糟粕”的一面，極力表現了湘西原始山 民的野蠻、蒙昧、互相殺戮，帶有強烈的審丑色彩。正因為他已經把傳統文化的根基放 置在了民間當中，所以對于民間文化形態中“糟粕”的批判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對傳統 文化的批判。這種批判突出地表現在丙崽的身上。丙崽具有的象征意義似乎已經成為定 論，他幾乎集中了民族的大多弱點、缺點，他丑陋、愚蠢，身世不明卻又有著難以言說 的神秘力量，任何的外力似乎都無法使之滅亡，動搖他活在人們周圍的生命力，作者對 此充滿了憂慮，保持著對于民間落后性的清醒意識，那么文化的根在哪里呢?難道尋到 的竟是民族傳統文化的“劣根”?另一方面韓少功又富有激情地尋找著支持民族的“根 ”，這就使得他的尋根小說在批判的同時又表現出對民間生存真相的探究的努力，正是 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到韓少功對民間文化形態的審美意義和藝術精神給予了高度重視， 并把它納入到自己生命的體驗中，用各種方式(包括西方現代派的表現方式)多方面地進 行展現，民間的各種“材料”進入到文本世界中，具有了濃郁的本土性特點，同時，也 就有了文本內容的復雜。《爸爸爸》、《女女女》、《歸去來》、《藍蓋子》、《誘惑 》、《史遺三錄》里都表現了民間文化形態的審美性一面，展示了一個閉塞、神秘、怪 誕、奇特的鄉村世界，那些美妙的鄉間歌謠源遠流長，男女之間原始的欲望沖動自然真 實，韓少功尋找到了民間的自在狀態，把久違的民風、民俗、民間氣息通過傳說、民歌 、巫術等方式藝術化地展現，從審美的角度肯定了民間文化形態的精神價值，正如他所 說的，“鄉土中所凝結的傳統文化，更多地屬于不規范之列。俚語，野史，傳說，笑料 ，民歌，神怪故事，習慣風俗，性愛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鮮見于經典，不入正宗，更 多地顯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⑥(注：韓少功《文學的“根”》，載散文集《文學的 “根”》，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3月版。)韓少功把散落在窮鄉僻壤的各種民間生活 狀態都一一撿拾了起來，樸素的地理風情、自然風光、人文景觀構成了一幅民間世界的 美妙畫卷，也透出了自己的生命與民間生命的血脈聯系。《女女女》里描述民間對生殖 的崇拜，延伸出不孕婦女裸體在山嶺上接南風、喝蜂窩和蒼蠅熬出的湯汁等風俗；還有 篷船在船老板的控制下“鏢灘”的驚險場面；《歸去來》中鄉民讓我用高大的澡桶洗澡 ，大嫂還要不斷地來添水；《史遺三錄》中身懷絕技的楊獵戶那墻上的鐵銃，每當門外 有獵物出現，它就撲撲直跳……而《爸爸爸》中丙崽的弱智(也是文化的弱智?)是否也 表現出一種對無限生命力的尋找?這種復雜表明韓少功在接近民間并與之對話的過程中 ，充滿了矛盾和游移，僅用“啟蒙理性”顯然難以解釋他的文本中所表現出的豐富和復 雜，一旦把“傳統文化”這一概念放置于豐富的民間文化生活中，是難以對美與丑、善 與惡作出簡單的評判的，“根”是“劣根”，還是“優根”，也是無法說清楚的。就像 韓少功《歸去來》中迷失了自己的回鄉者，無法確立自己的身份。韓少功在更大的詢問 中接近民間。我們也在更大的詢問中走進《馬橋詞典》。
　　 三、發現和向往：與民間平等對話
　　順著韓少功的創作軌跡讀下來，《馬橋詞典》使人驚異地發現了作家看待世界的方式 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馬橋詞典》是90年代文壇的重要收獲，爭議引發了更深入的思考 。韓少功用詞條羅列來串聯歷史事件的方式，展現了一個叫做“馬橋”的鄉村世界的風 土人情，像丁德勝、常青山那樣的領導楷模已經沒有了，小說幾乎沒有鮮明的中心人物 ，小說成為完完全全的鄉村生活的記錄。
　　90年代的市場化進程，資本、經濟、物欲、財富給予這個時代以前所未有的沖擊，在 作家眼里，金錢的力量造成了貧富的差距、精神資源的匱乏、人文精神的失落、知識分 子的邊緣化……知識分子處于前所未有的惶惑之中。相比于韓少功早期強烈的“政治意 識”，在《馬橋詞典》中主流意識形態完全退到了幕后，成為小說的隱形存在，或者說 是被生活忽略的存在，所謂的主流意識形態在馬橋人這里已經看不到它無所不在的強大 威力，只剩下本義一個與上層保有關系的鄉村干部，但是本義身上更多的是作為一個民 間領袖所具有的民間話語權利，即它在馬橋社會里統領人們的權利，但是這恰恰以一個 民間領袖的形式出現，具有了更多的民間色彩。這樣一個民間世界顯然與外部世界有著 千絲萬縷的聯系，也能夠看到政治意識形態對其生活的影響，但卻有著自身的生活邏輯 和運作邏輯，韓少功在這里發現了什么呢?
　　《馬橋詞典》首先在語言上完全是一種擺脫了權利話語的民間語言，每一個詞條所帶 有的方言口語色彩使得你必須遵循它自身的讀音、意義去理解它后面的故事，這已經在 一定程度上營造了這個民間世界的氛圍，使作者和讀者都置身于這種語言的海洋中。“ 嬲”字是作者用來指代發“nia”音的那個字，讀音、字形在正規的漢語詞典里都沒有 ，但在馬橋的詞典里卻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字，對于這個字可以發出陰平、陽平、上聲、 去聲四個音調，而每一個音又代表不同的意思，并直接與馬橋的日常生活發生著聯系， 具有不可替代性；“醒”和“覺”在馬橋人的理解與普通話思維正好相反，蘇醒是愚蠢 ，睡覺是聰明，這似乎體現了馬橋人自己的判斷；再比如“賤”，問你身體賤不賤竟然 是問身體好不好的意思。另外，“飄魂”、“企尸”、“走鬼親”等詞本身就帶有很強 烈的民間傳說色彩。但是馬橋的語言絕不是盲目的、虛幻的，它帶有馬橋人生活的印跡 ，“鄉氣”、“神仙府”、“九袋”、“暈街”、“軍頭蚊”、“小哥”、“破腦”等 等，大量的詞語只有置身馬橋世界才能感受到它獨特的涵義，而作者也最大限度地還原 了這生動的民間語言，讓它鮮活地展現在小說中。這種民間語言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已 經被作者發現并認同。
　　其次，鄉村生活隱秘的一面在小說中有了一次神話般的詮釋，每一個詞條如果分析都 是一次對馬橋生活的領略，石臼的打架，三毛神奇的來歷，鹽早噴灑農藥后獲得的抗毒 性從而把咬傷自己的毒蛇毒死，本義他爹剩下半個腦袋還活了五年，走鬼親……這些民 間世界的奇妙景象，鐵香、萬玉、夢婆、九袋爺、馬鳴、志煌、希大桿子……這些民間 世界的精靈性人物，構成了一個自由自在的民間世界。韓少功說，“人本身是很神秘的 。人的神性是指一種無限性與永恒性。我想把瞬間與永恒、有限與無限做一種溝通。我 想重創一個世界。我寫的雖然是回憶，但最能激動我的不是復制一個世界，而是創造建 構一個世界。”⑦(注：韓少功、李少君《關于＜馬橋詞典＞的談話及其他》。)在這一點 上，《馬橋詞典》與張煒的《九月寓言》具有極大的相似性，都復活了一個生動的民間 世界。在《馬橋詞典》里我們不得不佩服那種民間活力的激發，它已經不同于丙崽的家 鄉那種陰郁的神秘氛圍，馬橋已經成為一個馬橋人自由自在生活的現實家園和精神家園 。他們在發歌中展現自己對愛情、親情的理解，當你從字面上讀到那些歌謠的時候，你 怎么能不感嘆馬橋人在歌聲中所發泄出的原始生命力；鐵香身上所無法壓制的原始性欲 張揚而不講任何道理；馬疤子手下的兵因為搶了人家的東西被酷刑處死，行刑時“哼都 不哼一聲。……馬疤子手下的兵連貪財都貪得硬氣”⑧(注：韓少功《馬橋詞典》，山 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3月版。)。整部小說字里行間都穿透出馬橋人的一股旺盛的力量 ，不可遏制。
　　離家十多年、出走江西的本仁回到馬橋，他的婆娘已經改嫁，“過了兩天，他回江西 了。走那天下著小雨，他走在前面，他原來的婆娘跟在后面，相隔約十來步，大概是送 他一程。他們只有一把傘，拿在女人手里，卻沒有撐開，過一條溝的時候，他拉了女人 一把，很快又分隔十來步遠，一前一后冒著霏霏雨霧往前走。”⑨(注：韓少功《馬橋 詞典》，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3月版。)不講“道義”的出走竟然沒有引起婆娘丁點 的怨恨，關系和諧而又得體。可見，馬橋有自己的行為準則。這個準則不是來自政治的 規定，雖然政治的規定不會消失于馬橋，但是這種政治的規定給予馬橋人生活造成的影 響只是約束，而不是成為他們行動的準則，不具有強大的標尺作用，人們只是在不違反 它的情況下選擇著自己堅持的生活。當鹽午因為“反動”的罪名被公安局抓走后，馬橋 的男女老幼并不覺得這是一種恥辱，反而覺得這是一件有頭有臉的事，在他們的眼里， 鹽午是有資格反動的，倒是對于另外一個嫌疑犯他們認為根本不配和鹽午一起被抓。而 對于外界所認可的不管是道德的還是文化的主張他們也保持自己的解釋，根本不受影響 。例如他們禁忌結婚時女方還是處女，更喜歡女方挺著大肚子進門，因為由此證明的生 育能力是馬橋人最看重的；再比如“科學”一詞，本來的褒義色彩在馬橋已經消失了， 只剩下“學懶”這一隱含意義與之相聯系，他們竟然把“科學”和“學懶”畫上了等號 。這就是他們的思維，這就是他們的方式。“在他們心中，馬橋是一切的中心，其它都 是‘夷邊’，‘文化大革命’、印度之那打仗，還有本義在專署養了兩頭馬，都是‘夷 邊’的事。”⑩(注：韓少功《馬橋詞典》，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3月版。)“我懷 疑他們從來有一種位居中心的感覺，有一種深藏內心的自大和自信。他們憑什么把這些 窮村寨以外的地方看作夷?”(11)(注：韓少功《馬橋詞典》，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 3月版。)當韓少功借助“我”發出這聲疑問時，背后隱藏的是對于馬橋人獨立自信的民 間精神的感嘆。
　　當然，韓少功也沒有在小說中回避民間社會先天的“藏污納垢”性，對于女性的漠視 和鄙視，宗族之間的械斗，男女之間混亂的性愛關系，對于等級決定的“話份”的肯定 和推崇，這些都是民間社會不可避免的。正因為作者正視這些所謂的“污垢”，才讓我 們看到一個真實生動的民間，“在這些故事當中，流露著作者對普通勞動者的愛戀與對 于人生的肯定，即使到處仍有愚昧野蠻荒謬殘忍隔膜也罷。韓書絲毫沒有避開生活中那 令人痛苦的一面，但全書仍然洋溢著一種寬容和理解，一種明智的樂觀”(12)(注：王 蒙《道是詞典還是小說》，《讀書》1997年第1期。)。而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所謂我 們認為的“藏污納垢”并不是簡單地可以以真假、善惡、美丑的標準來界定的，從另外 的角度看，這些“污垢”可能恰恰是馬橋人民間精神的體現，為械斗付出生命正是他們 為宗族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忘我的品質和勇敢的氣節；男女之間混亂的性愛也使馬橋充溢 著一種毫無顧忌的原始生命力；“話份”的確立是馬橋人規范鄉村秩序的自覺，也給予 馬橋人向上追求的動力。這種“藏污納垢”的復雜性體現了民間價值的復雜性，同時也 說明韓少功對民間建立起了一個開放的視野，走向了與民間的平等對話。
　　《馬橋詞典》中的每一個詞條都可以咀嚼，而且意猶未盡，每一個詞條的背后都跳動 著民間世界土地的脈搏，當我們面對詞條和詞條蘊涵的人、情、物時，可以清晰地感受 到最接近大地的生命喘息，這本“詞典”已經渾然一體，互相應和，我們真的担心任何 單個詞條的分析會遺漏馬橋民間世界最精華的部分。《馬橋詞典》的變化是令人矚目的 ，視角是知識分子的，立場卻有了民間的色彩。在整個文本中沒有再如《回聲》中對民 間生活的改造心態，審視民間的目光變得溫和可親，也沒有了尋根文學的強烈的知識分 子尋找文化之根的目的性。知識分子的精神在這里獲得了另一種存在方式，換句話說， 民間的生命作為審美的對象，使知識分子意識到了僅僅在“觀念”中的自語是遠遠無法 和實際的社會發生交往和溝通的。
　　寫到這里我們不禁要問：韓少功的創作所呈現的是一個知識分子回歸民間的情懷，但 是所表現在作品中的是始終未變的作為一個知識青年的鄉村記憶，為什么同樣是對生活 過的鄉村的生活的反觀，卻會呈現如此巨大的差異呢?從批判到對話。其實任何一個作 家在創作中都無法徹底擺脫他所生活過的土地，韓少功也是如此，當他作為一個知識青 年在農村時是希望以自己青年的政治熱情來改造鄉村的，但韓少功作為知識分子的清醒 意識使他并沒有一味地陷入與鄉村格格不入的境界，他始終尋找與鄉村民間的最佳契合 點，在這個過程中，他逐漸形成開放的視野，把民間納入了自己的創作中，而這個過程 又是與20年社會的變遷以及文學的變化聯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自己的創作在 更深遠更廣闊的天地里擴展，所以他也有意識地開拓寫作空間，而民間能夠提供給他豐 富的寫作資源，給予他一個拓展寫作空間的途徑，一個情感的棲息地。《馬橋詞典》就 這樣誕生了。
　　韓少功三個時期的創作不管與“民間”呈現為何種關系，但一直沒有遠離民間，他一 直在找尋一個與民間對話的最好角度。我們也清晰地看到在他所有的創作中一直沒有隱 去的一個人物，就是韓少功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其中的審視目光，即使在《馬橋詞典》 中，他也時常站出來引證歷史，解釋詞條背后的文化內涵。韓少功正是抱有一個寬闊的 胸懷和清醒的思考意識，在與民間的不斷對話中，發現了民間的意義所在，并認識到這 種意義的珍貴性。這是韓少功的可貴之處。但是正因為這種強大的知識分子理性精神使 得韓少功更傾向于抽象出民間世界的意義所在，這種抽象在某種程度上有可能把民間寬 厚、粗糙、隨心所欲的囂張——這些最實在、最可愛的沙粒過濾掉了，觀念形態的生活 相對于民間的本真世界而言，其內在的活力總是要受到某種限制的。所以我們不知道韓 少功在“馬橋”之后將會走向何方。我們也不知道民間在韓少功今后的創作中又會呈現 出何種形態。但在韓少功與周圍世界的對話意義的變化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一個知識分 子的心路歷史和一個藝術精靈的不倦尋找，他給當代文壇已經帶來的或正要帶來的藝術 世界都會引起人們深切的關注和思考。
　　
　　
　　
鐘山LL南京192～19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光東/李雪林20022002王光東，男，1961年生，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李雪林，女，上海大學文學院研究生 。 作者：鐘山LL南京192～19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光東/李雪林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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