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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運用馬克思主義和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從分配指導思想、分配方式、分配原則、分配機制四個方面，系統論述了個人收入分配的基本理論與原則，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一些看法。
　　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個人收入分配問題，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和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所以，我們首先要分析個人收入分配的基本理論與原則。這主要包括分配指導思想、分配方式、分配原則和分配機制等幾個方面。　
　　　　　　在指導思想上，由平均主義向先富與共同富裕的轉變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從擴大基層單位（企業和農村家庭）自主權、改革分配制度開始的。改革分配制度首先是分配指導思想和分配觀念的更新。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按勞分配原則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思想觀念上沒有重視分配上應拉開合理的差距，而是片面強調“公平”，結果造成了相當普遍的平均主義，大家在低收入水平上的平均。這既違背了按勞分配原則，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社會主義不是要搞普遍的貧窮，而是要實現共同富裕。但是，由于各方面情況千差萬別，實現共同富裕，不可能同步進行。鄧小平同志正是針對計劃經濟體制下收入分配上的弊端和經濟發展客觀實際，于１９７８年２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單位、一部分人先富的問題。他指出：在經濟政策上，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后來鄧小平同志在講話中，又多次強調，“鼓勵一個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小平同志這一關于“部分先富與共同富裕”辯證關系的科學論斷，是收入分配指導思想和觀念的重大突破，它能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在一系列文獻中，一再肯定和強調“部分先富”政策的重要意義，經過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四屆三中全會的不斷完善，這項政策已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的主要內容之一。近十幾年來，實行這項打破平均主義的政策，充分調動了廣大勞動群眾的積極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引起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狀態的全面而深刻的變化，全國大多數人民的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
　　　　　　在分配方式上，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
　　（一）按勞分配方式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著公有制經濟，并成為整個社會經濟的主體。與現階段公有制經濟相適應的分配方式，即是按勞分配。實行按勞分配的客觀必然性，具體地說是由兩個方面的條件決定的。一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新中國成立之后，經過土地改革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改變了舊社會生產條件的分配，主要生產資料已不是少數地主資本家的私有財產，而成為勞動人民的公共財產，從而為實行有利于勞動人民的分配方式奠定了經濟基礎。二是社會生產力水平。有利于勞動人民的分配方式不只是一種，至少馬克思主義曾提出兩種，即按勞分配和按需分配，在社會主義階段的公有制經濟只能實行前者。恩格斯在談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方式時曾指出，分配方式實質上畢竟要取決于可分配的產品的數量。可分配的產品數量，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高低決定的。由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水平還不太高，更談不上極大提高，社會能夠擁有的產品有限，所以只能實行按勞分配，而不可能為實行各取所需創造必要的物質前提。在上述兩個條件下，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勞動者，就只能按照自己為社會所提供的勞動的多少來分配消費品。只有這樣，他們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才能得到合理的調整，才能比較充分地調動他們的生產勞動的積極性，才能促使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迅速地向前發展。
　　貫徹按勞分配方式的客觀要求，就是按照勞動者向社會提供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個人消費品。在這種分配方式下，勞動是分配個人消費品的尺度，它不承認其他差別，按等量勞動領取等量產品。當然，在公有制經濟下勞動者勞動創造的產品，不可能全部用于個人消費，還要為社會公共需要（如社會積累、公益事業等）作必要的貢獻。正如馬克思在論述按勞分配方式問題時所說的：“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后，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一切”，“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全部領回來”［①ａ］。所以，根據按勞分配方式的要求，就要實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的原則，使勞動報酬的差別適應勞動貢獻的差別。對于復雜勞動，由于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他們受高等教育或受專門訓練的費用，還有相當部分是由個人或家庭負担的，因此還應當給予較高的報酬。
　　實行按勞分配方式，既要反對平均主義，也要反對高低過份懸殊。“平均主義”問題在歷史的某個時期，可能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社會主義社會它的作用基本是消極的。因為平均主義使個人勞動報酬與個人勞動貢獻完全脫節，造成“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的后果，嚴重壓抑了廣大職工生產勞動的積極性，不利于公有制經濟的順利發展。“高低過份懸殊”問題，同樣是違反按勞分配要求的。它實質是使個人勞動報酬的差別大大超過了勞動貢獻的差別，一部分人侵占了別人的勞動成果。這也不利于勞動者積極性的發揮和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至于少數人利用公共財產，非法謀取暴利，與按勞分配沒有任何關系，屬于堅決予以取締之列的。
　　我國社會主義階段的公有制經濟，存在兩種形式，一是國家所有制，二是集體所有制。在改革開放前的長時期中，國有企業（包括城市大集體）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實行按勞分配的具體形式是工資制，完全由國家計劃調節，企業和基層單位幾乎沒有什么分配自主權。職工勞動報酬數量同本企業經濟效益狀況和個人勞動貢獻脫節，職工收入分配中比較普遍地存在平均主義現象。在農村集體經濟中實行按勞分配的具體形式是工分制，農民在生產隊范圍內按所得工分的數量和工分值領取勞動報酬。各生產隊的收入由生產的農產品數量和農產品價格決定，而農產品生產安排和農產品收購價格絕大部分是由國家統一規定的，所以生產隊在分配上的自主權也是很有限的，農村集體經濟的個人收入分配，存在的平均主義更嚴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中，公有制經濟個人收入分配制度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分配重視按勞分配的方式的要求，并開始引進了市場競爭機制。１９８５年對工資管理體制進行的重大改革，允許國有企業實行職工工資總額與企業效益掛鉤，職工的工資獎金隨企業經濟效益上下浮動，而企業經濟效益的高低則與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價值規律的作用和市場供求狀況密切相關，相應的企業也有了一定的分配自主權。對于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工資制，１９８５年開始實行以職務工資為主要內容的結構工資制；１９９３年改革又實行了公務員的職級工資制和事業單位的專業技術職務工資制，在較大程度上克服了“職級不符、勞酬脫節”的矛盾。農村集體經濟，在堅持基本生產資料——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的個人收入與自身的勞動和市場的狀況更緊密地聯系起來。改革開放以來的十六年間，在公有制經濟中，由于重視貫徹按勞分配方式的要求，并開始引進市場的作用，廣大勞動者的生產工作積極性得到了較好地發揮，促進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城鄉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當然，公有制經濟的個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還是初步的，仍存在不少需要進一步研究解決的問題。例如，怎樣處理好按勞分配與市場調節的關系；收入分配怎樣處理好國家、集體和居民個人三者利益關系等。這有賴于公有制經濟分配制度的進一步深化改革。
　　（二）其他分配方式
　　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除了公有制經濟外，還存在多種經濟成份或形式，與此相適應，也存在多種分配方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長時期只存在單一的公有制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總結了所有制問題上的經驗教訓，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出發，對所有制結構進行了改革，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允許和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成份的適當發展。農業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除土地仍舊集體所有外，其他生產資料允許農民私人占有；鼓勵鄉鎮企業和村辦企業的發展，允許農民從事工業、交通、建筑、商業等非農產業；鼓勵城鎮個體經濟發展，允許私營經濟適當發展；積極吸引外資，發展“三資企業”或獨資企業；各種所有制形式企業，在財產關系上可以互相滲透、合作經營等。現在，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全民、集體、個體、私營經濟和“三資”企業等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結構，大大增強了經濟發展的活力。而與各種非公有制經濟相適應的分配方式，是采取個人勞動所得或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方式。私營企業、“三資企業”，業主憑借投資取得利潤；股份制企業股票持有人獲得股息和紅利；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的工人取得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個體經濟的勞動者則取得個人勞動所得。個體經濟的個人勞動所得，與公有制經濟的按勞分配不是相同的內涵。實行按勞分配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前提，公有制經濟中的各個勞動者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而個體經濟的勞動所得，恰恰是各人占有自己的生產資料為前提的。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不僅非公有制經濟存在多種分配方式，就是在公有制經濟內部也存在著有別于按勞分配的其他分配方式。在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分配中，做為分配尺度的，除了勞動這個要素外，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也起相當的作用。即使在國有經濟內部，競爭性企業也要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資金等生產要素在不同企業間的收入分配中，也要起一定的作用。當然，在公有制經濟中，從整體上看，按勞分配仍居于主導地位。
　　　　　　在收入分配中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并不只是公有制經濟分配要貫徹的原則，全社會各種經濟成份的分配，都要貫徹這項原則。
　　（一）效率優先
　　效率優先，就是發展生產力優先。生產力是人類歷史發展前進的出發點和基礎，是一切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曾說，“新社會制度誕生之后，要盡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后也指出，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強調必須把提高勞動生產率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雖然也曾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但是在后來的長期實踐中，卻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之后，鄧小平同志重新提出：“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①ｂ］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決定分配，分配又反作用于生產。所以，不能就分配論分配，而要使分配首先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應是處理個人收入分配關系必須堅持的一條基本原則。生產發展的根本問題，是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和社會資源利用的節約。而人，即生產勞動者和經營管理者，是社會資源中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個人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有利于充分調動廣大生產勞動者和經營管理者的積極性，提高社會生產的效率。堅持效率優先，在公有制經濟中，根本的是認真貫徹按勞分配的方式，合理拉開個人收入的差距，使勞動者所得報酬與其對社會的勞動貢獻掛鉤。堅持效率優先，在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中，就要維護公平競爭，保護業主和雇工通過合法經營和誠實勞動所取得的收入。堅持效率優先，就要允許創造了不同效率的地區之間、企業之間、個人之間存在富裕程度的差別。
　　（二）兼顧公平
　　為了貫徹社會主義的本質和保持社會穩定，在個人收入分配中，還要在堅持效率優先的同時，兼顧社會公平。兼顧公平就是使全體人民共享生產力發展的成果。一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在二次大戰之后，為了保持社會穩定，也逐漸重視個人收入分配的公平問題。例如聯邦德國實行社會市場經濟，北歐搞福利國家等。我們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生產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少數人賺錢發財，而是實現全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同志講：“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級分化”。［②ｂ］所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個人收入分配中更要充分重視社會公平，防止兩極分化。分配中兼顧公平，還有利于保持我國社會穩定，為社會經濟持續、高效、健康發展，創造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與平均主義沒有共同之處，個人收入分配仍要保持合理的必要的差距；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也不等于大家同時同步富裕。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可以通過誠實勞動或合法經營先富起來，這不僅會產生巨大的示范作用，而且先富者能夠帶動和幫助后富者，使全國人民實現共同富裕。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的說會取得資源配置的高效率，但市場經濟不會完全自發地滿足效率與公平的兩種要求。因為市場經濟的最基本原則是公平競爭，優勝劣汰，分配上容易出現兩極分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保持社會公平，必須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政策引導。為了正確調節個人收入分配，首先要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為了解決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單位之間和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收入分配的過大差距，要加強國家財政和稅法的調節作用；為了保持社會大多數人基本生活需要和社會穩定，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還要加強法制建設，來規范人們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
　　效率與公平，從哲學上說，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只有做到效率優先，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整個社會富裕起來了，最終才能達到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改革開放前，有相當一段時間，片面強調公平分配，忽視甚至否定競爭和效率，結果不利于生產的發展，整個社會都不富裕，個人收入分配上只能搞低水平的大鍋飯和平均主義。改革開放以來，逐步重視競爭和效率，勞動者生產積極性很高，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個人收入分配也逐步拉開差距，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但是，當前在相當程度上又出現了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過高收入者雖然人數不多，但影響很大，這也妨礙了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提高，今后在改革和宏觀調控中必須解決。
　　　　　　市場機制、宏觀調控機制和社會保障機制
　　（一）分配中的市場機制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個人收入分配幾乎完全由計劃機制決定，市場機制基本不起作用。全民所有制單位（包括城市大集體單位）的分配，由國家計委和勞動人事部門制訂全國統一的工資制度和工資等級標準，每次工資調整（包括調資時間和數額等）也都是按國家下達的計劃指令進行的，這是造成職工工資增長不及時、不正常、勞動報酬與勞動貢獻不掛鉤、個人收入分配中較普遍存在平均主義的機制性原因。農村集體經濟的分配，雖然實行的工分制，但由于各種主要農產品生產的播種面積、產品產量、產品收購數量和收購價格等都是國家計劃制定的，根本排斥市場的作用，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的收入也主要是由計劃機制調節的。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公有制經濟的按勞分配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的分配方式，都要通過市場機制作用來實現，市場機制起基礎性調節作用。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三資”企業，本來都是市場的主體，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個方面，都由市場來調節，這無需多加論證。問題主要是公有制經濟的按勞分配，為什么也要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來實現呢？主要理由和根據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勞動力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配置必然要通過勞動力市場，勞動者勞動報酬水平的高低，要受到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的影響。第二，勞動者所在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經營收入受市場的調節。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只有在符合市場需求的前提下，勞動者的個別勞動時間才能轉化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使勞動創造的價值得以實現。也就是說，勞動者收入的總量要受到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制約。第三，勞動者個人收入分配，要以生產要素的充分、有序流動為前提。我們不僅要實現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而且要建立規范的勞動力市場，創造平等的競爭環境。
　　（二）分配中的宏觀調控機制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機制在個人收入方面起基礎性的調節作用，而以計劃為核心的宏觀調控機制對個人收入分配也必須發揮重要的調節作用。因為市場機制調節下，自由競爭的結果必然擴大收入差距，以至引起收入分配不公、損害國家長遠利益現象的發生。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在分配領域更容易產生一些混亂無序的現象，諸如損公肥私、化公為私、非法所得等。宏觀調控機制的作用，主要是調節收入分配的總量和結構。收入分配總量的調控，主要是要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處理好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分配關系，處理好生產建設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關系。就當前的實際情況看，重點是在使企業所得和個人收入逐步增長的同時，要進一步提高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以緩解國家財政的困難，增強國家宏觀調控的經濟實力。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控，主要是調節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包括城鎮居民與鄉村農民、沿海地區居民與內陸沿邊地區居民、公有制經濟職工與非公有制經濟職工、雇主與雇員、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在職勞動者與離退休人員等之間的分配關系。在收入分配結構的宏觀調控中，要保護居民個人的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同時抑制少數人不合理的高收入，保障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防止兩級分化，實現共同富裕。調節收入分配的宏觀手段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通過稅收杠桿、政策引導和法律的規范，正確處理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二是通過計劃，對國家公務員和從國家財政支出中直接取得工資收入人員的工資水平和增長幅度作出統一安排，以保證國家公職人員的素質和隊伍的相對穩定。三是通過分稅制、中央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等手段，調節不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個人收入的水平。四是通過改進和完善個人所得稅法，實行個人應稅的申報制度和科學有效的征收辦法，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差距。五是通過政府直接興辦或間接鼓勵的方式，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并制定最低工資標準，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三）分配中的社會保障機制
　　為了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從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角度看，初次分配應著眼于提高效率；再分配則重點是解決社會公平。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再分配的基本途徑之一，所以是搞好個人收入分配和實現社會公平的一個重要機制。社會保障是國家和社會為保證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權利，依據一定的法律和規定，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所提供的資助、補貼和救濟。社會保障體系包括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優撫安置、社會互助、個人儲蓄積累保障等幾個方面。實施社會保障制度和政策是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明顯標志，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大措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社會保障能夠分散和減輕勞動者由于生、老、病、死、傷殘、失業等造成的風險和損失；社會保障有利于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和發育，實現勞動力資源在全社會的合理流動和配置；社會保障能解除國有企業辦社會的負担，是開展企業公平競爭的必要條件；社會保障通過對社會收入的再分配，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社會收入的公平，使社會成員都能分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一直重視社會保障工作，對促進社會主義建設，減輕職工的后顧之憂，保障社會安定起了重要作用。我國由于興辦社會保障的經驗不足，并且許多規定和作法是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所以社會保障制度存在許多不足之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社會保障制度也進行了許多改革，并取得了比較大的成績。一是改革養老保險制度。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于１９９１年頒布實施，實行基本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養老保險相結合的制度；并實行退休費用社會統籌辦法，建立養老保險基金制度。到１９９２年底，參加退休費用社會統籌的全國共有５０多萬戶企業，在職職工７８００多萬人，離退休人員１７００多萬人。北京等一些省市已實現省和直轄市一級退休費用社會統籌辦法，其他省也在向省級過渡。二是建立國營企業職工失業保險制度。適應勞動用工制度改革和實現勞動力合理流動的需要，國務院于１９８６年頒布了《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這標志著我國失業保險制度的初步確立，并為勞動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和培育勞動力市場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三是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１９８４年以來，衛生部、勞動部和財政部等有關部門和一些地區一直在對公費醫療改革進行探索和試點，并取得一定成績，１９９２年５月國務院決定正式成立醫療制度改革小組，推進和指導全國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工作。此外，改革開放以來，還對其他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和優撫工作，做了許多改革與創新。但到目前為止，社會保障工作還存在不少問題。例如，社會保障覆蓋面小，其對象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社會化程度低，企業和家庭承担相當大部分的社會責任；保障功能差，有限的社保基金不僅造成實施社會保障的范圍小，而且保障的力度也不夠；社會保障的權力和義務不對稱，社會保障基金國家和企業包得過多，個人基本上不負担任何費用；管理體制分散、政出多門，勞動部、人事部、衛生部、民政部等各管一塊。總之，為了更好地實現社會公平，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還需做大量的工作。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社會保障政策要統一，管理要法制化。社會保障水平要與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適應。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辦法應有區別。提倡社會互助。發展商業性保險業，作為社會性保險的補充。二是建立多層次的社保體系，實行多種形式的社保基金模式。按照社會保障的不同類型確定其資金來源和保障方式。重點完善企業養老和失業保險制度，強化社會服務功能以減輕企業負担，促進企業組織結構調整，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和競爭能力。城鎮職工養老和醫療保險金由單位和個人共同負担。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帳戶相結合。進一步健全失業保險制度，增強失業保險能力，保險費由企業按職工工資總額一定比例統一籌交。普遍建立企業工傷保險制度。農民養老以家庭保障為主，與社會扶持相結合。有條件的地方，根據農民自愿，也可以實行個人儲蓄積累養老保險。發展和完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三是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管理機構。提高社會保障事業的管理水平，形成社會保險基金籌集、運營的良性循環機制。社會保障行政管理和社會保險基金經營要分開。社會保障管理機構主要是行使行政管理職能。建立由政府有關部門和社會公眾代表參加的社會保險基金監督組織監督社會保險基金的收支和管理。社會保險基金經辦機構，在保證基金正常支付和安全性、流動性的前提下，可依法把社會保險基金主要用于購買國家債券，確保社會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
　　　　　　　　　　　　　作者單位：國家計劃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
　　　　　　　　　　　　　責任編輯：馬光
　　①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３卷，第１０—１１頁。
　　①ｂ《鄧小平文選》第３卷，第６３頁。
　　②ｂ《鄧小平文選》第３卷，第１３８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京1-7F102　　　　　　　　　　　　　　　　　　　　　　　勞動經濟與人力資源管理　　　　　　　　　　　　　　黃振奇　　　　　　　　　　　　　　　　　　　　　　19961996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京1-7F102　　　　　　　　　　　　　　　　　　　　　　　勞動經濟與人力資源管理　　　　　　　　　　　　　　黃振奇　　　　　　　　　　　　　　　　　　　　　　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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