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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大學　金元浦）　（首都師范大學　陶東風））
　　陶：關于知識分子的討論在90年代是相當熱鬧的。從范圍看，這話題涉及到知識分子的在當今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地位、社會角色、社會作用，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知識分子與世俗化與大眾文化的關系（對王朔評價成為討論的中心）等問題。可惜的是，參與討論的各種聲音存在嚴重的情緒化與務虛的特點，或者是停留于表明自己在爭論中的立場。
　　這場爭論給我們的最直接而明白的一個啟示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相對一致的政治立場與文化價值取向已隨80年代而俱逝，在90年代，知識分子的內部分化已是一個不可否定的事實；而這一分化又決不僅僅是從他們的口號、從文章的表面文字上可以準確把握的。對此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
　　金：說到這次由知識分子內部自身發動的關于人文精神的大討論，我們就不能不論及知識分子本身。知識分子問題是中國當代最復雜的問題。這種復雜性表現在它的多重定位。它既曾擁有歷史上的“士”治國平天下的極高政治地位和文化特權，又含有現代史上中國革命進程中對知識分子“附皮之毛”的基本估價。應當說，知識分子問題是幾十年來我國政治的極大誤區。在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上，專制政治曾采取一種反文明反文化反知識的策略，造成了數十年社會的嚴重停滯與倒退，這是由文化始又超出文化的嚴重后果。并因而人為地制造或加大了中國知識分子與工農之間的對立、誤解、互逆與敵視心理。這是西方世界、前蘇聯、東歐諸國都未曾有過的中國特殊現象。它與中國的民粹主義政治密切相關。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有三個精神來源：一是法國大革命的浪漫犧牲精神，它與中國農民革命改朝換代造反有理的傳統結合為一；其二是俄國民粹主義和憂患傳統，它與中國近代苦難與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相接榫；其三為德國黑格爾式整體理性精神，它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相對位，從而構成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獨特的多重精神結構。因此，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本質上是向下的、走向民眾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悲劇性現實形成了他們獻身大同理想的犧牲精神、民本主義的自贖與原罪心理，以及關注民族整體解放，注重國家利益（與西方革命中無產者無祖國的基本觀念不同）的心理情結。他們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先進的部分，但卻一直受到專制主義政治的嚴重迫害與打擊。幾十年來啟蒙者與臭老九的雙重命運使他們既是革命先鋒又同時是被革命被改造的對象，造成了數代知識分子的心理畸形，由于依附于政治，他們往往進退失據，動輒驚心，精神扭曲，違背自性。而對知識分子的偏見已成為長期積淀的社會頑癥。這就是80年代以前中國知識分子在一體化政治時代形成的精神背景。此中對知識分子來說，恰恰最缺乏近代經濟觀念和科學實用精神，缺乏獨立的當代文化意識。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擺脫專制政治的方式同樣是依靠政治本身。新時期觀念先行的思維方式和80年代知識分子形成的理解結構，仍然將自己定位于“犧牲”前行的先驅者，肩負歷史與民族大任的啟蒙導師，建構新的民主精神的人文英雄之上。這種自我定位仍然是依附于政治時代的文化定位的延續。這里有從體制內到體制外的問題，有代言人與立言人的區別，有隨從與思想者的不同，有圣詩歌者與社會良心守護人的差異。因此，有鑒于這種前理解結構，當代知識分子對90年代市場化現實也往往采取一種烏托邦式的政治審視方式。而當代中國蔑視文化、蔑視知識的傳統在經濟大潮中再一次出現時，當新一輪文化無用論（主要是人文文化）的浪潮再次掀起（教師流失、學生失學、文化人生存危機）時，當伴隨市場經濟而來的腐敗等種種積弊一同涌現時，一部分知識分子對人文精神的高張就有了一種保衛文化、抗擊現實的激進姿態，有了一種悲劇感，有了一種舍我其誰的崇高感。這種思路仍是80年代的思路。這里缺乏一種深入的思考：知識分子站在什么基地上行使自己的社會批判者和人類良心的守護人的職能呢？應當看到，在市場經濟打破了政治絕對中心，文化隨之邊緣化的過程中恰恰包含著知識分子形成當代文化相對獨立地位的積極可能性。
　　在這里，一部分知識分子由體制內到體制外是達成文化相對獨立的重要一步。顧準的實踐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只是這種自由思想的代價太沉重了）。當代民主政治應保證知識分子自由思想、自由著述的可能性，以多種聲音代替一種聲音；而知識分子則需完成從仆從到思想者的轉變，自覺肩負“人類良知守護人”的職責。當然，依據憲法的規定行使權利是一個必要前提。
　　陶：你剛才從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來源、他們與政治的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分析了知識分子為什么對世俗化采取了如此激進的批判立場，我同意你的分析。而我則想換一個角度來看問題。我以為，從根本上說，思想觀點與價值取向的離異是文化人社會地位與社會利益的分化與變遷的反映。而文化人的社會利益與社會地位又是受他們所掌握的文化資本與文化權力所決定的。因此，引入文化資本、文化權力的理論構架，從社會地位與社會利益的角度切實地分析知識分子何以會走向共識的破滅，或許更能澄清問題的實質。
　　“文化資本”與“符號資本”是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狄厄的重要概念。這一對概念是與他的另外幾個基本概念，如“場域”、“社會空間”、“習慣”“實踐”等聯系在一起的。
　　“場域”在布狄厄那里并非指一般的物理空間，而是諸種社會力量較量之場所，而由各種場域組成的則是所謂“社會空間”。在場域與社會空間中，人們為了獲得社會地位而斗爭。那么，社會地位又是由什么決定的呢？社會地位是通過將特定的資本分配給行動者而決定的，行動者由其擁有的資本的多少而獲得其在場域中的地位。而特定的地位一旦獲得，就與習慣相互作用產生不同的態度（即對于地位的評價）。
　　由此而引出了“資本”的概念。如上所述，布狄厄認為一個場域可以視作一個力量之域，一個為了地位與合法權威而斗爭的場所。而資本的邏輯則是賦予這些斗爭以秩序的邏輯。“資本”這一概念在布狄厄那里其含義是寬泛的，包括：1.物質資本（它們可以具有符號的價值）；2.符號資本，指不可觸摸但是在文化上十分重要的屬性，如等級、權威、聲望等等；3.文化資本，被界定為在文化上有價值的趣味與消費模式。文化資本可以包括范圍極其廣泛的商品，如藝術、教育、語言形式。布狄厄說，資本是作為交換系統中的社會關系而活動的，它的范圍大到“所有物質的和符號的商品”。“特定的社會形構中，它們總是把自己表征為稀有的、值得去追逐的。”
　　布狄厄認為，資本是支配的基礎，而且各種類型的資本是可以相互交換與轉化的。其中符號資本的轉化力是最大的。這是因為不同的資本形式是通過符號資本的形式而被知覺，并被承認為合法的。這種特殊的地位使得符號資本具有了命名的權力一種代表公共意識的權力，和創造官方的關于社會世界的看法的權力。這樣一種表征權是根植于符號資本之中的。表征合法的社會世界的權力的最為強有力的例子，是法律以及通過國家來加以強化的符號暴力的使用。法律為國家保證了所有官方任命的形式，它反過來又賦予個體以約定俗成的身份，而這一身份又授予個體以經濟的與文化的資本。這就是符號資本的巨大的轉換力，但是由于這種轉換關系并不是總被識別，所以符號資本可能并不被看成是機構化地組織與保證的權力的物質形式。正如Wacquant所說的：“不同的資本形式的轉化過程是被隱蔽起來的。為的是以經濟為基礎的依賴與支配關系可以通過道德紐帶、卡里斯馬、精英象征主義的面具得以掩蓋或支撐。”
　　由此，布狄厄進而分析了所謂“符號的暴力”。符號暴力是一種特定的資本類型，它的作用是在社會世界中建構視點與分異，它通過代表與定位的機制而有效地發揮作用。這種機制的結果是，那些并不擁有言說工具或不知如何“發言”的人，只能使用他者的話語，即擁有命名、表征權的人的話語，來理解自己。
　　從這個角度來看，解放后三十年中國的文化資本與文化權力、命名權力實際上是官方壟斷的，就象當時的經濟資本是由官方壟斷的一樣。知識分子只有依附在官方的體制與意識形態之下，甘當官方的喉舌，才能化身為官方與人民的“代言者”，由官方賜予一部分文化權力。因而這樣的文化權力之夢是應該徹底告別的惡夢，而不是什么值得留戀的美夢。80年代的知識分子試圖打破文化權力從屬于政治權力的格局，強調知識分子的獨立性，要把文化的資本與文化的權力官方的壟斷中解脫出來，轉移到精英知識分子的手中。這種努力部分地實現了，但在80年代末又受到嚴重的挫傷。精英知識分子與官方文化重新陷入緊張關系，原先獲得的那一部分文化資本與文化權力又幾乎完全喪失。
　　隨著90年代改革開放的重新啟動，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使得文化資本與文化權力的集中局面又開始松動。但是這次的文化資本與權力的重新分配與80年代又有不同。80年代文化資本與文化權力的重新分配帶有從上到下的特點，而且思想觀念的斗爭與變革是其主要的促動力量爭奪對象。結果是一部分的文化資本從中央流向精英知識分子，而當時的非精英層以及普通大眾，并沒有分享到。而90年代文化資本的重新分配，是從經濟基礎的變革開始，從底層開始，呈現出分裂的狀態。它的直接動力是文化的市場化、文化市場的形成、大眾文化的繁榮。因此這次的文化資本重新分配就不是從官方到精英的單向的流動，也不是停留在思想觀念的層次，而是文化市場的自發繁榮以及各種非官方的文化產業的出現，導致政治文化與精英文化的雙重邊緣化。它不象80年代的文化權力之爭那樣的激烈悲壯，針鋒相對；但是卻從底部釜底抽薪般地抽空了官方文化與精英文化的資本與權力基礎，文化經濟人、小報記者、書商、專欄作家、各種電視劇的制作中心及制作人員、影視歌各種明星等等，分享了一大批的文化資本與文化權力，他們成了新的文化弄潮兒。而批量復制的大量大眾文化制品泛濫成“洪水猛獸”，它們不但占據了普通大眾的文化閱讀時空，其誘惑力也為許多知識分子所無法抵制。這些所謂的“后知識分子”，不再關心啟蒙使命與終極價值，不再制造深度的文化產品，而是滿足于用平面的形象文化來描述所謂當下的社會現實與文化狀態。這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并思考的新的文化現實。
　　從某種意義上可這么說：80年代知識分子沒有能夠完成的擺脫政治文化的訴求，在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文化的市場化、文化資本的分裂，客觀上又得到了另一種方式的部分實現（決非全部）。從這個角度說，90年代的知識分子激烈地抨擊世俗文化、抨擊文化的市場化，客觀上與他們在80年代的訴求至少是部分矛盾的。精英知識分子的這種態度、立場有許多的原因，這里我想從利益與心態的角度作些分析。精英知識分子在80年代為了文化的獨立、為文化與政治的民主化而吶喊呼號、身先士卒。這個時候，象王朔那樣的今日文化的受益者、弄潮兒在哪里？然而這些80年代的斗士，卻沒有分享到90年代的果實。由市場化所推動的文化資本與文化權力（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利益）的重新分配，似乎忘記了當年的文化功臣與文化斗士。這的確不公平，他們由此產生的心態的不平衡也是可以理解的。市場經濟在文化中的運行的結果是，精英知識分子的中心地位失落，而另一部分所謂的“后知識分子”則搖身一變而成了文化“霸主”、文化市場的“弄潮兒”。也許正因為這樣，今日的許多提倡人文精神的知識分子（他們大多參與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無法承認90年代的市場經濟是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繼續或實現，而且他們最為痛恨的不是經濟領域的市場化，不是小商小販，也不是搖身一變而成為經理與白領的技術人員，而是象王朔那樣的文化商人，是一夜之間成為百萬富翁的影視歌星，是文化人自己隊伍中在市場大潮中撈到了好處的非精英人員，他們在艱難的80年代并沒有出多少力，沒有流多少血和淚，而今日則成為文化成果的既得利益者。這一比較很說明問題。
　　金：你關于文化資本的再分配的分析非常重要。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焦慮說到底還是中心地位焦慮或角色移易焦慮。在吳炫、丁帆等人的對話中他們說：“現在，知識分子面臨著雙重困境：一方面是權力話語的失落。這種權力話語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也就是士，很久以來就一直操持的。即便在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也沒有失去‘士’的地位，雖然毛澤東批判知識分子，但他們并沒有離開政治話語中心；到了90年代，知識分子被拋棄在政治話語之外的失落感就越來越強了。另一方面是來自商業文化，也就是大眾文化的擠壓。在這種擠壓下，知識分子的心態極端異化，這種異化是五四以后的知識分子所沒有的。”這里很清楚地表明相當多知識分子對政治中心地位的迷戀和將大眾文化視為主要敵手的心態。看起來知識分子在先前的政治依附體制里具有重要地位，但實際上所依恃的是政治一體化的專制權威話語，本身既無相對獨立的經濟地位，更無真心獨立的文化運作。知識分子在那種體制中遺留下來的只是情感性的虛幻的中心化記憶。新的變革提供了建立經濟、政治、文化三元結構的相互分立、制約與融合的新的當代民主體制的可能性。處在這一變革中的知識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識分子）不得不接受多級拋離的邊緣化現實。但這種文化的邊緣化，這種與政治拋離的過程具有其十分積極的意義。如果斤斤于政治一體化時代那種可憐的精英意識與中心地位，缺乏歷史發展進程的深刻洞察，就必然會無視歷史提供給我們的重要機遇。說到底新時期文化資本的爭奪與分配也只是在政治層面之內。只有市場經濟的推行，當代文化的固有機制和政治式格局才發生根本性變化。文化市場與文化產業的迅速推進。從基礎上引起了文化體制的變革，成為一種超越了原有文化資本分配的深層次變革。的確，人文精神論者提出的拜金主義、粗鄙化現實、媚俗主義都存在，但新的文化機制也是與之相伴而生的。世俗化初期是造成了原有精英文化的失落，但應看到世俗化帶來的文化民主與文化自由，世俗化的平民性本來就是當代知識分子80年代精神訴求的合理延伸與結果。我們絕不是為媚俗主義辯護，問題是，當代文化的新機制，當代文化的更大更快的發展，當代文化藝術的新的保護方式，只能從市場經濟這一起點開始，只能從世俗化現實開始。這一點已得到現實文化體制變革實踐的證明。我國文化已從統管統配統分的行政式事業型一種“計劃”模式向包括文化市場文化產業發展的多種發展模式轉化。這種實踐性力量遠較空洞的精神更為強大。
　　對世俗化的某種肯定不是放棄知識分子的批判職能，而是要真正建立起自主的批判機制，監督機制，成為當代民主制度的必要組成部分，成為當代民主政治的建設的、支持的、對立的和制約的力量。真正成為人類良知的守護人，使我們避免重蹈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專制時代的歷史性倒退的覆轍。這也就是西方社會所謂“用錢買罵”，建立文化批判（包括各類激進主義批判）的制約、監督、泄導、修復機制的深層含義。它吁請當代政治的平等合作和理解。同時這種批判又指向商業文化的精神侏儒化，指向科技霸權時代對人類存在的遮蔽和對人類本性的異化。
　　陶：在蔡翔、陳思和等人在《讀書》94年第五期的對話中對90年代文化資本的分配不公已有相當充分的表露。他們指出：文革后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的兩個武器人道主義與自由思想，在政治上導致民主平等意識的發展，在經濟上導致計劃體制的轉換，在客觀上它所引發的便是現代化的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蔡翔進而指出：新時期改革的觀念先行的特點突出了知識分子的啟蒙作用，那時的知識分子不是從社會實踐，而是從自己的精神傳統與知識系統去想象自己的烏托邦式的未來。“然而，經濟一經啟動，便會產生許多屬于自己的特點。接踵而來的市場經濟，不僅沒有滿足知識分子的烏托邦想象，反而以其濃郁的商業性與消費性傾向再次推翻了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力。知識分子曾經賦予理想激情的一些口號，比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現在得到了市民階級的世俗性闡釋，制造并復活了最原始的拜金主義，……某種平庸的生活趣味和價值取向正在悄悄確立，精神受到任意的奚落和調侃，一種粗鄙化的時代業已來臨。”這就是說，知識分子80年代的政治文化訴求在90年代走了樣、變了形，“我們面對的是一顆苦澀的果實。”其實，重要的不是90年代的社會實踐與知識分子的原初理想的不吻合，而是它不但使得精英知識分子邊緣化了，而且還不可思議地“制造”出一批“搶占”文化資本的“痞子”。
　　南帆、王光明等人在《上海文學》94年第五期上發表的對話《人文環境與知識分子》一文把部分人文精神論者文化態度中的利益驅動表現得更為直白。南帆說：“大家對權力主義的話語還記憶猶新，現在又面臨著商業主義話語的沖擊”，他抱怨“商業主義的氣氛使我們無法再保持一張平靜的桌子了，這時候我們有權利談談自己。許多人文科學的知識分子已經陷入困境，或者說被再度拋到了邊緣。”王光明說：經濟大潮并沒有使我們獲得競爭的機制與自由（引按：而王朔他們卻獲得了這樣的自由），相反使我們的精神與靈魂陷入危機，“我們看到的是許許多多的現世主義與媚俗主義，物質主義與操作主義的出現。”這里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精神論者一般都要設置一個精神與物質、靈魂與肉體的二元對立模式，并把它與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精英分子與痞子作家的二元對立相配套。這是他們把自己的批判話語進行合法化的一個基本策略。因為這樣一來，似乎他們不是在為自己的利益辯護而是在為精神與靈魂的受難而辯護；也不是在與王朔之類的痞子抗爭，而是在與庸俗的拜金主義的、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念抗爭。他們于是就成了真理、良知與理想、道德的化身，在他們看來，要么服從欲望的引導，要么服從良知的引導，這永遠是一對矛盾，他們的邊緣化只是“因為理性和獨立思索使他們不愿意盲從主流聲勢”，而不象痞子文人“迫不及待地與當下的主流認同。”他們把認同市場、走向經濟大潮投向市民主義與喪失天良相等同，于是感覺到“在肉體意義上說我們是在邊緣，在靈魂的意義上說我們是在中心。”（北村語，見上文）這樣他們的中心夢就又得到了重圓。
　　以上對于部分人文精神論者的利益動機的分析并不意味他們的文化立場就是那么的見不得人，更與對它的價值評價無關，任何文化立場的選擇都有利益驅動。相反，我以為從這個角度理解精英的態度反而顯示了它的一定的合理性。當然這與其說是理論上的、價值選擇上的合理性，還不如說是利益分配上的合理性。
　　金：我們需要一個深入反思的時期，需要去除那種激揚蹈礪的浮躁。我認為即使是從80年代走來的知識分子，現在也存在著重新思考、再次進行自我否定的問題。實際上當代知識分子整體中只有一部分人文知識分子對世俗化采取了激烈拒斥的態度，而作為知識分子整體的其他部分如科技知識分子和那些“后知識分子”則往往對市場化采取另一種態度。一部分科技知識分子在這場變革中改變了經濟的地位，獲取了優厚利益，也有一些成為技術官僚體制的中堅，另一些成為市場經濟中的新經理階層，他們的知識結構思維結構的實用性經濟性恰好與我們這個工具理性的時代相合拍。這也給我們反思人文精神提供了另一種參考系。
　　其實從歷史上看，在西方市場化初期，也同樣有個人文知識分子銳減的時期。這不是因為他們數量太多，更重要的是因為新的市場化現實與知識分子的原有文化體系、知識結構相互沖突、矛盾。新的文化機制如文化市場文化產業的需要對人文知識分子的分層、組合都提出了要求，對知識分子范式觀價值觀的變革提出了要求。
　　至于后知識分子，對它的界定稍嫌模糊。是否接近于西方文化中提出的“文化白領”。這些人抹平了理想、道德、歷史責任感，從未認可知識分子的批判天職。他們在這個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時代活得游刃有余、瀟灑自在。他們取悅意識形態，又取悅“大眾”。他們可能本身就是文化的制作人，經營者，手中握有大眾傳媒的操縱權，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支配整個社會的文化趣味和文化時尚。他們決定聽者或觀眾看什么或聽什么，這恰恰是世俗化走向未來必然要解決的難題。
　　陶：所謂“后知識分子”本身的價值取向也存在相當大的問題。這些人普遍缺乏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意識，缺乏社會責任感。在我們這個民主化程度還相當低，大眾與知識分子本身的自由還極其缺乏的社會與時代，過早地放棄知識分子的責任，過早地與后現代的游戲精神與前現代的生存智慧接軌，是喪失知識分子良知與獨立性的表現。他們的存在意義與批判力量將因此而大大地降低。現在有相當一部分的所謂后知識分子，在官方與市場、政治與經濟之間周旋得爐火純青、如魚得水，他們不是將之作為不得已的策略，而是徹底忘記了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天職，完全沒有了不自由感，哪怕是壓抑感，因而他們的“策略”也失去了為自己辯護的理由。
　　不過，話說回來，對于后知識分子的批判不能與對市場經濟、世俗化的批判等同起來，如果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文化的多元化、市場化或大眾文化，似乎又模糊了精英知識分子改善自己地位的真正的障礙。精英知識分子不應當通過拒斥大眾文化的方式來重獲自己的中心地位，這既不現實也不應當。＊
　　
　　
　　
文藝理論研究滬17-22J1文藝理論金元浦/陶東風19961996 作者：文藝理論研究滬17-22J1文藝理論金元浦/陶東風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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