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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肅人民出版 胡福生）
　　出版業是一種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一樣，它的發展離不開其賴以生存的資源——出版對象和出版資料。與其他產業所不同的是，出版資源不是一種天然來源，而是人類社會活動所產生的社會文化的一種積累和演進的過程，是歷史文化和現存文化的堆積。出版作為一項文化工程，它不僅繼承和傳播著人類有史以來所創造的一切歷史文化，而且催生著在歷史文化基礎上重新創造出來的新生文化。由此可見，出版活動得以存在和發展離不開兩個源頭——歷史文化資源和新生文化資源。前者為出版業提供原始性資料，后者為出版業提供原創性資料。我們可以對出版資源作如下定義：所謂出版資源即來源于歷史文化和新生文化兩個方面的一切可以用來經過編輯加工最終形成出版物的原始材料、半成品和成品（作品）。歷史文化資源包括：以古籍為主的各類文化遺產以及由此而演繹出來的各類作品。新生文化資源包括：具有原創性或原創性占主要成分的作品和半成品（含新的選題意向，正在創作中尚未面世的作品）。當然，出版資源還可根據不同的性質和形式再作若干細分。例如按國別可分為國內出版資源和國外出版資源；按民族可分為少數民族出版資源和漢民族出版資源；按學術門類可分為社會學科、自然學科、人文學科等類出版資源；按地域可分為西部出版資源和東部出版資源等等。
　　出版資源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從本質上講，它具有再生性，不可窮盡性。它將伴隨著人類的整個生存過程為人類提供源源不斷的智力源泉。但是，對每一件具體作品來講，卻只有一次性，不可再生性。一部作品，只有一次版權，對人們的思想意識只有一次先入為主的印象權或占有權。同時，出版資源還具有人類共享性的特征。按照規則，出版者可以根據各自不同的選題需要去分割它、占有它。規則只保護首先占有它的人。所以，誰先占有了第一手資源，誰就占有了市場；誰先最科學、最有效地占有第一手資源，誰就能在市場上獨領風騷。
　　從這個意義上講，出版資源是出版業生存的基礎，對其進行合理地開發利用，是出版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但令人遺憾的是，近些年來，在出版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方面，由于出版者視野的局限和利益原則的驅使等等原因，出現了許多不盡人意的問題。問題之一，對新生文化資源的運作能力衰微。市場上的改編整理類圖書遠遠多于具有新鮮創意的圖書。問題之二，選擇取舍不當，或不動腦筋大而全地籠統取之。如在古籍整理當中將某一門類的作品盡情羅列，稍作整合，冠以名字，動輒十卷百卷，洋洋大觀卻少有新意，受到市場冷落；或搜玄獵奇，迎合市場低級趣味。如對某些古籍中的房中術、神秘學之類情有獨鐘，拼湊成書，誤導讀者。問題之三，對一時看好的熱點資源，一哄而上，盲目開采，造成大量的重復出版。如不同時期形成的人體科學熱、古典名著熱、海外學術熱等等。問題之四，開發層次低，占有方式簡單、原始，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如許多具有原創性的資源沒有得到深度的開采，或零敲碎打，缺少章法；或淺嘗輒止，事倍功半，致使新鮮創意最終流產。問題之五，不善于占有和保護現有資源，造成了資源的流失等等。
　　以上不難看出，對于出版資源的不合理使用，嚴重影響著出版業盡快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的過程，影響著精神生態環境的質量。因此，按照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和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的規律，出版業亟需重視對出版資源的重組工作，以期形成一個資源使用合理、再生能力強、有發展后勁的理性的健康的出版環境。
　　針對我國出版業發展的現狀和今后的發展前景，筆者以為，在出版資源的開發利用方面須重視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大力開發新生文化資源。新生文化資源是出版業的富礦資源，是出版業可持續發展的主攻方向。它的特點是：能夠集中體現時代的精神，信息含量高，文化內涵豐富，具有再生能力和較長的生命周期，對原有文化有突破和創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規定，一本書具有16％以上的新鮮的信息含量，才能算作有價值。這種價值應該理解為該書所獨有的首次提出的觀點、新鮮的論述方式和論述內容。
　　我們常常會碰到這么一種尷尬的景象：一個出版社年產本版書數百種，而真正能擺上書架或走向市場的卻寥寥無幾，原創性作品太少，是一個主要原因。有人將這種情況總結為“三多三少”，即“古多今少，史多論少，編多著少”。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版人缺乏應有的膽識和才氣，缺乏一種使命感和責任心。我國當前的現代化建設，迫切需要有大量的貼近現實、具有真知灼見、能夠解決重大現實問題的圖書作支撐；迫切需要出版人站在歷史的高度，去開采和提煉鑄造這些新鮮作品的出版資源；迫切需要通過我們的創造性的工作，去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求新知、求創造、求發展的開拓進取精神。所以努力開發新生文化資源，既是出版人的價值之所在，也是出版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根基之所在，亦是中國出版界走向世界出版強國的必由之路。
　　二、合理使用歷史文化資源。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文化遺產得天獨厚，出版資源豐富多彩。據統計，我國現存古籍10萬余種。浩如煙海的各類文化典籍和形形色色的遺留文化像一座巨大的文化礦山，為我國出版業提供了取之不盡的出版資源。新時期以來，曾先后出現的“古典名著熱”、“傳統文化熱”和“古籍整理熱”一浪高過一浪。資源表明，1995年在全國出版的10萬余種圖書中，文史古籍類圖書品種占出版品種總量的72.58％，1996 年增長勢頭不減，目前這種勢頭仍頗為強勁。
　　實踐證明，歷史文化資源的開發是我國出版業的一個重要增長點，也是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內容，具有美好的發展前景。但是，業內有識之士也不無担憂地看到，超量的整理文化工程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諸如良莠混雜，質量難以保證；重復出版嚴重，造成資源和資金的浪費；尤為嚴重的是，窒息了原創文化的發展，使其生命力日見萎縮。因此，如何科學地開發利用歷史文化資源，是出版界亟待認真思考和解決的一個大問題。這里提出四條原則，以求教于方家。
　　一是適度限量原則。對歷史文化資源應該是限量開發，適可而止。在質量上從嚴把關的同時，在出版的數量上應有所控制。尤其是對那些大同小異的重復性選題，應堅決砍掉。
　　二是批判繼承原則。對待歷史文化資源的開發，必須經過一番去蕪取精、去偽存真的“揚棄”過程，通過刪除、分析、批判，最后達到合理吸收利用之目的。
　　三是經世濟用原則。“古為今用”是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的治學方針，也是我們對待歷史文化資源的原則。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之更好地為現實服務，要有選擇地挖掘那些對推動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有著顯著的借鑒作用的作品。有必要實施“經典”戰略，即從汗牛充棟的古籍中選定一定量的傳世之作，作為常備書進行梯次開發。更應提倡從新角度運用新觀點研究使用史料。如廣東版的《新編三字經》，首都師大版的《中國實學思想史》等。
　　四是精耕細作原則。一個時期以來，為追求急功近利，圖書出版中的粗制濫造現象十分嚴重。同時，在史實的詮釋、文字的校勘等方面漏洞百出，出版人要從卷帙繁浩的典籍中去尋找高品位的“文化礦石”，須耐得寂寞，耐得清貧，要克服追“風”求快的浮躁心態，以“十年磨一劍”、“吹盡黃沙始見金”的功夫去雕琢精品，以一顆平常心去做大浪淘沙式的編輯、翻譯、校勘、整理、研究、編印工作。只有這樣，在歷史文化這塊園地里，才能培育出富有營養的好“莊稼”。
　　三、積極開展出版資源的中外交流。隨著以電子技術為龍頭的高科技的迅猛發展，信息資源已成為國際共享的一種新生資源。出版資源作為信息資源的重要一族，它的跨國共享亦成為不爭的事實。繼我國加入《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之后，中國的出版市場正在成為世界出版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特別是越來越活躍的版權貿易，作為出版國際化的風標，展示了中國出版業近年來的發展趨勢。
　　但在這種良好的開端中，也存在著一些隱患。在資源共享方面還有許多有待于改進的工作要做。第一，引進時要確立文化意識。要有選擇、有批判地吸收海外文化。在品位上，按照最優化原則，介紹海外最新最優秀文化成果；在題材選擇上，最大限度地貼近中國的實際；在效益上，根據自身的專業特色和定位，力爭最佳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要防止片面追求“暢銷書”效應而盲目引進格調不高的外國作品，要防止題材相同或相近作品的重復引進。第二，對引進和輸出中的不平衡現象要引起注意。資料顯示，在出版資源的交流方面，引進是輸出的5 ～10倍，呈現出較大的貿易“逆差”。應該說，在現代化進程的早期，大量引進新知是正常的，但這種一邊倒的現象有悖于市場交換律。理想的交流環境應該是引進與輸出大體趨于平衡。中西文化有著較強的互補性。中國現代化進程需要學習和借鑒西方一些先進的思想、科技和管理方法，而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及其豐厚深邃的智力與思想資源，同樣是世界所需要的。這就要求中國出版界在積極引進外國出版資源的同時，瞄準海外出版市場，努力開發自己的智力資源，向世界推出我國的文化科技方面的優秀作品。第三，要研究占領世界文化市場。漢語受眾，除去兩岸三地外，在世界上有五千多萬，加之近年來華人海外移民的迅速增多，他們對華夏文化的需求日益迫切。由于世界華文受眾的特殊歷史地理位置，他們不僅是中華文化的對象，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最佳“中介”人。因此，研究世界華人圈的生成和他們特殊的閱讀需求，利用中國大陸在出版資源的占有和出版能力方面的優越條件，不斷推出適宜世界華文市場的出版物，這既是中國出版業的任務之一，也是中國出版走向世界的目標之一。第四，建立健全職業化的運作模式。主要包括設置專業化的管理機構或專職的管理人員，制定專業管理制度，建立專門的信息網絡，開展專業化的科研工作。
　　四、抓住源頭，多源開發，增強再生能力。90年代以來，國際出版業出現了兩次飛躍。第一次由傳統的紙張印刷飛躍到光盤印刷，并出現了多媒體的出版物，第二次是因為因特網（Internet）的急速普及，開始進入到一個無印刷的時代。隨著現代出版業的迅速發展，出版資源可利用的載體空前繁多。當前，除去傳統的書籍、期刊、報紙、音像制品等傳媒之外，以光盤產品為代表的電子出版物和網上圖書正銳不可擋地進入出版領域，呈現出一種多種載體共存共榮的局面。一源多用，立體開發，已被越來越多的有遠見的出版家所采用，從而使寶貴的出版資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并使其再生能力大大地增強。以一本書為例，它可以從傳統的紙張印刷的母體中脫胎而出，在報紙、期刊轉載，或在電臺、電視臺播出，或改編成電視劇、電影、戲劇作品、影視磁帶等形式的音像制品，或制作成電子出版物，或加入因特網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上行駛，甚至可以使用該書出版后產生的無形資產——形象價值，廣泛地用于諸如廣告、日用品制作等商業開發項目中去。
　　在出版資源的合理利用和持續開發方面，還須充分重視對已有出版物的及時修訂再版工作。我國現年出書量10萬種左右，全國各地出版社年出版的圖書、期刊、音像制品總計約有800億字信息。 如果將建國以來出書的總量相加，將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須知，衡量一個出版強國（不是絕對出書量上的大國）的標準，不完全在于年出書量的多少，而在于市場上流通的可供書目的多少，在于盡可能少的投入與盡可能大的產出之比上。拿德國為例，1996年出版新書5萬種，再版30萬種， 可供書達70萬種。這種比例應看作是一種良好的可持續發展的理想狀態。因此，出版社必須珍惜自己的保留書和拳頭產品，對哪些書該修訂，哪些書該再版，做到心中有數。
　　五、采取相應措施，制止出版資源的浪費和流失。由于國內外圖書市場的競爭和出版資源使用不當而造成的浪費、流失現象日益嚴重，出版資源的保護已刻不容緩地擺在了我們面前。
　　首先，應以規模開采、集約經營、規范制約的形式，創造一個良好的出版資源開發環境。對有價值的出版資源，以及具有高品位和大范圍開發前景的出版資源，不宜分散力量，零星開采，而宜采用大兵團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方式，進行高密度開采。通過高投入、高產出、大發行，追求資源和資產的最優化配置，以期最大限度地占領市場份額，達到出版資源的最大利用率。對于重復炒作品和粗制濫造的掠奪式開采，國家和地方出版管理部門應制定規范，進行制約。其次，要樹立強烈的版權保護意識，防止出版資源的流失。在市場經濟中，出版社不僅要學會保護有形資產（敢于將侵權者訴諸法律，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還要學會保護無形資產（對自己特有產品在社會上的廣泛影響給予保護。如“三毛”形象的無形資產估計5.9億元， 在國內開了保護無形資產的先河）。不僅要注意國內的版權保護，也要注意在國際市場上的版權保護。在法制社會里，注冊是商品的重要保護手段，這里最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注冊應引起我們的關注。一是出版物作為專有商品的注冊，特別是那些具有較大影響和獨特價值的出版物，如《花季·雨季》一書的注冊，《讀者》雜志的注冊等。二是出版社的社標作為特有商標的注冊。這是從更廣層面上的版權保護。三是盡快進入因特網。中外文化的“搶灘”現象在入網上表現最為突出。國外的出版社一般都在網上，國內出版社應盡快入網。入網不僅有利于圖書的宣傳、營銷，有利于了解世界出版行情，更有利于出版企業利用高科技媒體參與國際競爭，保護自身正當的商業權利。
　　 責編／文依＊
　　
　　
　　
出版發行研究京36-38Z1出版工作、圖書評介胡福生19971997 作者：出版發行研究京36-38Z1出版工作、圖書評介胡福生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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