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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寧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開創者，其理論創新的精神遺產對于 經濟落后國家社會主義事業具有特殊重要的價值，得到鄧小平和江澤民同志的高度肯定 和重視，因而有必要從“三個代表”的新視野進一步加以發掘、繼承和弘揚。限于篇幅 ，本文僅探討列寧晚年關于理論創新的認識機制的思想及其當代意義問題。
　　　　　　一、從本國實際出發，樹立實踐權威，在解決當前難題的實踐中創新理論和 體制
　　在列寧晚年，創新決不是一句簡單的時髦話語，不是一面隨意揮舞的旗幟；它蘊涵著 沉重的歷史課題和深沉的歷史經驗。
　　蘇俄國內戰爭結束以后沿襲戰時共產主義觀念和體制，導致國內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 ，新生政權面臨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深通辯證思維的列寧意識到，擺脫危機和困境的 惟一出路，就是從教條主義和庸俗經驗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應對危機、研究和解 決當代難題的自身實踐中開拓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新境界，開創經濟文化落后國家社 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新局面。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的“換車”和轉軌，就是列 寧晚年社會主義思維方式和社會主義觀上的一次深刻變革。列寧在他患病期間最后一次 對公眾的講話中，形象而又深刻地描述了這次轉變的背景、過程和實質：“目前我們踏 上了實干的道路，我們必須走向社會主義，但不是把它當作用莊嚴的色彩畫成的圣像。 我們必須采取正確的方針，必須使一切都經過檢驗，讓廣大群眾、全體居民都來檢驗我 們的道路，并且說：‘是的，這比舊制度好。’這就是我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 列寧全集》第43卷，第301頁)列寧晚年理論創新的突出成果，就是實現了從對馬克思恩 格斯依據發達國家實際做出的某些構想或具體行動綱領的“圣像崇拜”到“建設蘇俄群 眾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主義”、從照搬“革命模式”到探索和運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 辯證法”的轉變，開創了沿著探索現時代本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特殊性方向推動理論創 新和社會進步的有效途徑。
　　“自己來找出路”，就要與時俱進，敢為人先，用創新的理論指導嶄新的實踐課題。 列寧敢于突破那些符合本本或舊經驗但在當前環境和實踐中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 制的束縛，試行那些任何理論和著作都沒有探討過、任何國家包括自己都沒有實踐過但 當前實踐需要、群眾歡迎的理論、政策和措施。受傳統觀念束縛，在開始執行新經濟政 策過程中只有少數企業實行商業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場的價格支付工資，改用金盧布支 付；大多數企業不能適應新環境新觀念新體制，還很混亂。列寧提出：“學會了解商業 關系和經商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不得不退得這樣遠，因為商業問題成了黨的一個實 際問題，成了經濟建設的一個實際問題。是什么迫使我們轉而采用商業原則呢?是周圍 的環境，是目前的條件。”(《列寧全集》第42卷，第237頁)如果執政黨無視它所處的 現實客觀環境，執意要按本本或已往經驗或主觀愿望剪裁現實，那肯定要在實踐中碰壁 ，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自己來找出路”，就要著力提高執政黨自身的創新意識和能力。必須一切從實際出 發，深入群眾，總結新鮮經驗，創造新的理論，采取新的辦法和手段，學會新的本領， 盡快提高解決自身面臨的現實問題和危機的能力。經濟落后國家搞現代化建設要比發達 國家困難得多。對于新情況新問題的認識和解決，“惟一的出路在于我們要學習，要適 應環境，要能適當地解決也就是根據當前的條件來解決這些問題”。(同上，第238頁)
　　“自己來找出路”，就要解放思想，勇于實踐，反復試驗，反復比較，善于在總結自 身經驗中提升認識，創新理論。列寧認為，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搞社會主義，不能指 靠現成的理論和模式；只有打破條條和框框，“把各種辦法都拿來試驗一下，根據實際 經驗加以研究，……為了獲得今后如何進行工作的經驗，我們必須上十次地檢驗我們采 用的各種辦法”。(《列寧全集》第41卷，第58-59頁)這里的“各種辦法”，當然包括 傳統觀念認為屬于非社會主義的辦法，貿易自由、市場、經濟核算、對勞動者個人利益 的關心，等等，這些當時被貼上“資本主義”標簽、列寧自己一度深信不疑的東西，都 允許試驗，根據自己的經驗做出符合實際的新結論。
　　“自己來找出路”，就要樹立起實踐的權威，頂住壓力，排除干擾，澄清誤解，堅持 不懈。盡管社會上有人批評俄共現在“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了”(《列寧全集》第42 卷，第112頁)，有的人甚至從根本原則上責難新經濟政策是“為資產階級的發展、為小 工業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敞開大門”(《列寧全集》第41卷，第70頁)；盡管 俄共決策層對于這些重大理論問題的認識還處于探索階段，還沒有做出明確而科學的表 述；盡管有這些來自黨內外、國內外的姓“資”姓“社”的困惑和干擾；盡管真正有效 的實施方案一時沒有拿出來，列寧仍然堅信這一改革方向和原則是正確的，要堅定不移 地推行新經濟政策。因為它不是照抄書本或過時經驗的產物，也不是隨心所欲一時想出 來的主意；它是理論創新、體制創新的產物，“我們完全是根據實際情況和由實際情況 產生的必要性改變了我們的經濟政策”(《列寧全集》第42卷，第47頁)。
　　　　　　二、不搞“無謂之爭”，著重研究經濟文化建設的現實問題，鼓勵經濟上的 求實創新精神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理論創新呼喚與工作重心轉移相適應的優良學風。進入“實干社 會主義”的新時期，列寧嚴肅認真地提出要切實把全黨理論學習、宣傳和研究的工作重 心轉移到為經濟文化建設服務上來，防止和反對無謂爭論干擾工作重心。俄共提出租讓 政策以后，部分工會工作者不能理解，挑起一場對租讓的原則和工人在租讓企業中的地 位問題的討論。列寧在詳盡闡述了租讓政策的實質和意義之后，要求工會工作者不要再 辯論這些原則問題。“這都是些無謂之爭，都是不切實際的空談。應當停止這些空談了 。應當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租讓合同的實際條件上，我們只要不是笨蛋，就能從中獲得好 處。……我們要把注意力放在對改善工人和農民生活狀況有利的實際辦法上。任何一種 這樣的改善對我們來說都具有重大意義。這才是工會工作者應當注意的事。”(《列寧 全集》第41卷，第181頁)為了防止黨政機關內部的爭論干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 列寧指示“必須盡一切努力讓新經濟政策盡可能迅速而廣泛地在實踐中試行”(《列寧 全集》第42卷，第379頁)。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必須無條件、雷厲風行地貫徹落實 現行路線方針政策，必須毫不留情地肅清只爭論、不干事的現象，杜絕官僚主義和拖拉 作風。
　　不搞“無謂之爭”，并不排斥和妨礙正常的理論研究和學術探討。理論研究和學術探 討無禁區，甚至“可以對黨綱提出修改意見，在這方面不能有任何禁止。我們并不認為 我們的黨綱已經盡善盡美，無可更改”。(《列寧全集》第41卷，第93頁)問題在于，必 須正確處理政治與學術的關系，必須區別對待應用性、對策性研究與基礎理論、學術研 究。理論研究和學術探討自由寬松環境的前提是“不要妨礙我們的政治工作，特別在嚴 重的關頭，但是也不要放棄學術探討”。(同上，第95頁)
　　理論創新的基礎和前提是求真務實，求真務實的過程和結果就是創新。列寧要求蘇俄 黨政機關適應經濟建設的新環境新要求切實轉變領導方式、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求真 務實，反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列寧批評一切依賴于開群眾大會、搞群眾運動的傳統 做法：由于沒有及時學會哪些事需要開群眾大會討論，哪些事需要管理，“大多數代表 大會離務實很遠”，嚴重影響國家決策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列寧還批評當時“黨在農村 工作方面的主要缺點是不研究實踐經驗。這是一切不幸和整個官僚主義的根源”。(《 列寧全集》第43卷，第47頁)關于黨的農村工作的指導性文件，列寧要求中央不要在對 農村實踐經驗知之不多、研究不夠的情況下匆忙出臺，而要召集地方有實踐經驗的代表 “專門研究和評價實踐經驗”；不要重復一般原則和泛泛談論，而要部署具體工作和在 實踐中研究；不要重復空洞的口號，而要介紹實際經驗和具體措施；不要“太學院氣” 和進行“學院式的研究”，而要“談實際的國家工作和經濟工作”，并且“拿出實際經 驗的材料”“實際地加以研究”；不要用“共產黨員的吹牛”去激怒農民，而要有理有 據有分寸地分析，用確實成功的實際經驗和典型說服農民吸引農民。(參見《列寧全集 》第43卷，第42-47頁)
　　理論學習、宣傳和研究要自覺為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服務，注重宣傳、培育和激勵經 濟上的求實創新精神。針對黨內和社會上對新經濟政策的種種非議，盡管諸如市場經濟 、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的地位作用等問題一時難以從理論上都說清楚，列寧仍然堅信， “鼓勵創新精神往往可能同資本主義關系沒有聯系。……整個關鍵在于要特別注意這個 問題，鼓勵經濟上的任何創新精神，仔細地研究實際經驗，并向全國推廣”。(《列寧 全集》第41卷，第270頁)堅決增加產量是俄共黨綱提出的重要任務。可是在當時，如果 不借助于外國資本，就根本不可能做到這一點。這是任何不抱幻想而正視現實的人都懂 得的道理。實行租讓制本身就是為了實現黨的中心任務而制定的全新的務實的經濟政策 ，“如果我們不把資本吸收到租讓企業中來，那就表明我們在經濟上沒有一點求實精神 ”(同上，第155頁)。
　　　　　　三、堅持經濟效益和群眾利益標準，善于從失敗中學習，依據新的實踐經驗 超越自己
　　列寧判斷和平建設時期執政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的標準，主要是社會生產 力的發展、國家實力的增強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歸根到底是執政黨要實實 在在為群眾謀利益，讓群眾滿意，得到群眾的理解、支持和擁護。隨著工作重心的轉移 ，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必須具體化、現實化，不能停留在遙遠的目標、綱領和口號之 上。“經濟建設中的實際成績，——這是實質之所在。一切都要用它來檢驗。”(《列 寧全集》第42卷，第498頁)共產黨人發展經濟的目的是改善群眾生活，滿足其脫貧致富 、享受現代文明成果的強烈愿望。列寧始終關注各階層群眾的生活狀況和情緒，視之為 立國之本、執政之基。首先要改善占人口絕大多數并且為革命做出重大犧牲和貢獻的農 民的生活，盡快解決其溫飽問題，穩定農民的情緒。“農民在我國是決定性的因素，這 是誰也不會懷疑的。農民今天的狀況，已經使我們不必担心他們會有什么反對我們的活 動了”。(《列寧全集》第43卷，第280-281頁)1921年春天推行新經濟政策之前，彼得 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因經濟蕭條、生活困苦有過不滿情緒。由于國家經濟的逐步恢復和 發展，重工業城市和地區工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我們天天都在注意工人的生活狀況 和情緒，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不會看錯的。”(同上，第28頁)堅持以經濟效益和群眾利 益作為衡量認識真理性的標準，是適應時代變化、工作重心轉移的需要，歸根到底是要 能反映群眾要求，代表群眾現實利益。這是因為時代變遷了，群眾的實際需求改變了。 “‘用法令來進行宣傳的階段’已經過去了。群眾理解并重視的只是實實在在的實際工 作，經濟和文化工作的實際成就。”(同上，第404頁)
　　在處于相對劣勢的國際環境中建設社會主義，沒有現成的理論、經驗和模式可資借鑒 ，在實踐中探索，難免會犯錯誤。沒有任何“合理的根據設想第一次解決這個課題的人 民一下子就能找到惟一正確無誤的方法……失敗了再來，一切重新做過，相信一項任務 總有辦法可以完成……我們過去是這樣工作的，今后還應該這樣工作”。(《列寧全集 》第42卷，第230頁)對待挫折和失誤，有兩種態度不可取。一是情緒頹廢，萬念俱灰， 放棄陣地。列寧批評那些因為犯了錯誤就從此一蹶不振、放棄社會主義理想目標和既得 成果的共產黨員是一錢不值的。有出息、有抱負的共產黨人則“敢于承認失敗，從失敗 的經歷中學習，把做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細、更謹慎、更有步驟地重新做過”。(同上， 第226頁)二是文過飾非，諱疾忌醫，麻木不仁。俄共黨內有人担心公開承認并果斷糾正 戰時共產主義錯誤會削弱黨的威信和執政地位。列寧認為，共產黨人的力量所在和高明 之處不在于不犯錯誤甚至嚴重錯誤，而在于以科學求實的態度正視并糾正錯誤，善于把 錯誤轉化為正確決策的財富和成功之路的階梯，由此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因此，“ 我們對最慘重的失敗也能給予十分冷靜的估計，從失敗的經歷中學習應該怎樣改進我們 的活動方式，因此應當直言不諱”。(同上)冷靜地分析、理智地消化我們所犯的錯誤， 就能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使昨天的錯誤成為我們今天認識新情況、積累新經驗、 解決新課題、掌握新本領、開拓新視野所不得不進的預科班和不得不繳的學費。這就需 要具備與時俱進、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科學精神。“如果昨天的經驗教訓沒能使我們 看到舊的方式、方法的不正確，那么我們今天就決不可能學會用新的方式方法來完成自 己的任務。”(《列寧全集》第42卷，第226頁)只有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的共產黨人 才能具備這種科學精神和自我批判的膽量；也只有具備了這種精神和膽量，人民群眾才 能更加理解、信賴、支持和參與執政黨百折不撓地探索具有本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創 新洪流。執政黨對待自身錯誤的這種光明磊落、客觀冷靜、從善如流的態度就以活生生 的事實向群眾表明，“既然不是一兩次，而是很多次地不得不一切從頭做起，那這正說 明我們沒有成見，我們是用冷靜的眼光來看待自己肩負的世界上最偉大的任務的”。( 《列寧全集》第43卷，第75頁)
　　列寧本人就是依據新情況新經驗新認識糾正自己不合時宜的認識和決策，不斷超越自 己向真理逼近的光輝典范。列寧晚年在社會主義觀上實行了一系列“退卻”，而且表現 為步步“后退”：退到蘇俄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退到貿易自由和市場經濟，退到允許 私人經濟等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競爭，退到肯定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 度等等。在當時的環境中，實行這一系列表現為“退卻”而實質上是向社會發展規律和 人民利益復歸的步驟，需要何等的理論勇氣和自我批判精神!在對市場經濟、合作社等 重大理論問題的認識上，尤其表現出列寧與時俱進、不斷超越自己的理論勇氣和創新精 神。
　　　　　　四、體制創新與理論創新相互促進，營造務實、創新的制度環境和社會氛圍
　　列寧明確提出了體制創新和理論創新互為前提、相互促進的思想。為了確保務實、創 新蔚然成風，根絕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危害，列寧強調要切實推 進黨政機關的改革，建立和完善個人負責制，大力培養、選拔和任用高素質治黨治國人 才。
　　黨政機關的改革是執政黨長期面臨的兩難選擇。一方面，領導國家的建設和改革，離 不開堅強有力的“機構”，如果沒有這樣的機構，國家政權也就不可能存在和鞏固，一 切建設和改革事業將半途而廢。另一方面，黨政機關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腐敗現象 又在阻隔黨和群眾的血肉聯系，因循守舊、效率低下，嚴重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 展；“如果不進行有步驟的和頑強的斗爭來改善機構，那我們一定會在社會主義的基礎 還沒有建成以前滅亡”。(《列寧全集》第41卷，第376頁)黨政機關的改革和改善依賴 于全社會經濟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工人階級整體文化水平的提高，需要經過長期的 學習和探索，需要花大力氣，要有能力解決這個難題。列寧預見，“這是一個老問題， 又永遠是一個新問題。”(《列寧全集》第43卷，第247頁)依據短暫的執政經驗，列寧 總結出解決這個難題的總的原則：機構要服從政治，而不是政治服從機構；機構為政治 服務，而不是政治為機構服務。特別是黨和國家正處于改革發展時期，對黨政機關的改 革和建設提出了更高更嚴格的要求。“現在需要最大限度的靈活性，為了這一點，為了 靈活地隨機應變，就需要機構的最大的堅定性”。(《列寧全集》第41卷，第368頁)為 了保持“機構”的“堅定性”和“靈活性”，必須進行幾個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創新。一 是合理規定各種機構的職能和權限，首先實行政企分開。除了對外貿易這個特殊領域繼 續實行國家壟斷制以外，國家機關不再直接從事經濟活動，把這部分職能歸還給社會。 二是精簡機構，堅決克服形式主義、文牘主義。列寧批評當時的人民委員會辦公廳四分 之三的人沒事干，批評人民委員會和勞動國防委員會最根本的缺點是對執行情況缺乏檢 查，“可惡的官僚主義積習使我們陷入濫發文件、討論法令、亂下指示的境地，生動活 潑的工作就淹沒在這浩如煙海的公文之中了”。(《列寧全集》第42卷，第387頁)列寧 要求盡快“撤消多如牛毛的委員會”，實行按職權分級處理，“建立起個人負責制”， 高級機關和主要首長“要集中精力檢查執行情況，同官僚主義和拖拉作風進行斗爭”。 (同上，第389頁)三是大力加強法制建設，堅持依法行政，依法治國。根據機構要服從 政治的總原則，列寧提出，進入和平建設時期，國家集中全力發展經濟，特別是搞市場 經濟。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戰斗性特別強的職能應由司法部担任。因此，“必須改 革全俄肅反委員會，規定它的職能和權限，使它只限于執行政治任務。我們當前的任務 是發展民事流轉，這是新經濟政策的要求，而這樣就要求加強革命法制”。加強法制， 不是權宜之計，而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勢。“我們的政權愈趨向穩 固，民事流轉愈發展，就愈需要提出加強革命法制這個堅定不移的口號，就愈要縮小那 些對陰謀者的襲擊給予回擊的機關的活動范圍。”(同上，第353頁)四是大力加強文化 建設，把整個機關提高到“更高的文化水平”。列寧評估當時的蘇俄國家機關的一般情 況是“糟透了；低于資產階級的文化”。(《列寧全集》第43卷，第325頁)貪污受賄、 拖拉作風、辦事無能這種“道地的俄國現象”就同文化貧困有牽連，這是任何軍事勝利 和政治改造都無法治好的毛病，只有用提高文化的辦法才能治好。
　　列寧意識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在經濟文化實力上的競爭是不可 避免的、長期的、激烈的、生死攸關的。這場競爭的實質和底蘊是人才的競爭，文化的 競爭，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競爭。共產黨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勇敢地迎接挑戰，全神 貫注地盡快完成不同于政治變革的“另一類任務”，即可稱為“小事情”的文化任務， 從而在競爭中保持執政地位，為社會主義事業的最終勝利創造條件。為了取得斗爭的主 動權，必須搞清楚：我們的力量是什么，我們缺少的是什么?政治權力是完全夠了，主 要經濟力量操在我們手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現在“我們所缺少的主要的東 西是文化，是管理的本領。……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證我們有可能建 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問題‘只’在于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文化力量”。(同上， 第63頁)
　　擺脫這一被動局面的惟一途徑是加強學習，虛心學習，切實加強自己的“文化力量” ，切實提高執政黨和全社會的創新意識和能力。學習要學以致用，防止和反對形式主義 。必須“使我們學到的東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為生活的組成部分，而不是 學而不用，或只會講些時髦的詞句”。(同上，第380頁)社會主義事業只有深入群眾文 化、深入群眾日常生活、成為群眾習慣，才能算作已經達到的成就。為此就需要一場變 革，需要全體人民群眾在文化上提高的整個階段。
哲學研究京9～14A1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陶玉泉20032003作者單位：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 作者：哲學研究京9～14A1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陶玉泉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1: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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