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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市國際關系學會、上海環太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上海市美國學會聯合在上海外國語大學會議中心召開“紀念中美‘上海公報’發表30周年——中美關系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討論會”。參加會議的有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楊成緒所長，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現密歇根大學李侃如教授，美國海軍學院海戰研究中心喬納克·波拉克教授等60位中美專家學者。由于討論舉行期間正值布什總統訪華，因而更增添了討論會的現實感。
　　 “上海公報”精神指引中美關系的歷程
　　與會者一致高度評價1972年“上海公報”的歷史意義，認為其是1949年以來中美兩國關系從沖突、對抗到和平共處、合作的轉折點，是中美關系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由“上海公報”重新開啟的中美關系大門，在當時而言為美國獲得了一個抗衡蘇聯的戰略伙伴，為美國經濟發展打開了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在當時為中國重新認識世界和重返國際舞臺提供了契機，對后來中國內外政策的重大轉變產生了重大影響；促進了冷戰格局瓦解，推動了世界局勢向緩和方向發展，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上海公報”改變了世界。
　　與會者強調“上海公報”所確定的三大原則，即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國與國的關系與國際爭端、一個中國、不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并反對任何其他國家在亞太地區建立霸權，為重新開啟的中美關系奠定了政治基礎，確定了基本指導原則。“上海公報”所體現的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合作精神至今也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與會者指出上海公報發表30年來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中美兩國國內情況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中國，從政治、經濟、文化到對時代、世界的看法、外交政策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上海公報的某些具體內容雖然已經過時，但當時毛澤東、周恩來、尼克松等兩國領導人把中美關系放在世界全局范圍來加以考慮、處理的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既堅持原則又十分靈活的談判藝術和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精神，以及公報所確定的一個中國、和平共處、不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三大原則，仍將指引著兩國關系向前發展。遵循“上海公報”的基本指導原則，中美兩國關系就平衡發展，否則就會出現波折。
　　 中美關系是非常特殊的雙邊關系
　　“上海公報”發表至"9·11"事件，中美關系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1)從1972年至1978年為中美關系實現正常化階段。中美關系之所以花了七年才實現正常化，其原因主要是受美蘇緩和、美國國內“水門事件”、中國內部文革“極左”路線的牽制。(2)從1978年至1989年“6.4事件”為中美關系大發展階段。在此階段，雖有重大曲折，但中美在政治、經濟、軍事交流方面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主要是由于美國抗衡蘇聯的需要，中美兩國互求性增加及美國對中國內部變化的幻想。(3)從1989年“6.4事件”至2001年“9·11事件”是中美關系大起大落階段。在此期間有明顯的四起四落，“6.4事件”使人權爭議突出；李登輝訪美使臺灣問題突出；美炸我使館及后來的撞機事件使中美兩國分歧加深。而“9·11事件”發生后，中美關系又出現了迅速改善的趨勢。
　　從1972年“上海公報”使中美接近的30年來，中美關系顯示了世界上沒有一對雙邊關系可比擬的特殊性：(1)重要性。中美兩國，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兩個國家之間不僅有極為廣泛的微觀利益，而且有越來越多的戰略利益，相互關系不僅涉及各自的地位和發展，而且事關亞洲和世界和平與穩定。(2)脆弱性。由于兩國的差異，因而又面臨各自對對方戰略意圖的理解與相互利益如何調整及如何處理雙邊關系的問題，因而使兩國關系摩擦不斷，變幻不定，不知哪一天又會發生危機。(3)堅韌性。世界上沒有一對雙邊關系象中美關系有這么多的曲折動蕩又有相當大的發展，有這么多的共同利益又有這么多的分歧；中美關系遇到許多危機，但每次都能順利度過。(4)可持續性。中美關系在曲折起伏，甚至在大起大落的發展中，總體上已有了很大改善，已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在1972年發表“上海公報”時，兩國只有在聯合抗衡蘇聯霸權上有共同利益，而現在已變得相當廣泛，如兩國在經濟上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賴，安全方面的反恐合作與防擴散，在聯合國和WTO框架內的合作，促進地區和全球增長和繁榮，維護亞太地區和世界局勢的和平與穩定等，都有重要的責任，兩國共同利益遠多于、大于、高于兩國分歧點，所以中美關系沒有理由不持久發展，不進一步好起來。
　　 布什總統兩次訪華帶來的兆頭
　　去年“9·11事件”后，美國反恐形勢極度嚴峻，布什總統依然來華參加APEC會議，令世界驚奇。今年2月布什總統在安排東亞之行時決意要來華訪問。如果說30年前尼克松總統在兩國尚未建交的情況下訪問中國，并與中國發表了“上海公報”，是一個創舉，那么布什總統在中美關系上也已創下三個“第一”；作為美國總統在上任才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內就訪問中國，這在中美建交以來還是第一次；作為美國總統在上任才一年多一點時間內兩次訪問同一個國家，只有中國；作為美國總統在上任后如此短的時間內兩次訪問中國，在中美關系史上也是第一次。而布什總統在上任后如此短的時間內調整對華政策，結束“磨合期”，確實超過對其上臺時的原先估計。
　　與會學者認為，布什政府上臺時有一種“新現實主義”思維，其整個外交“團隊”認為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不應允許任何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對美國構成挑戰。按這種觀點，美國既要防止崛起的中國變成“惡性的大國”，又要迫使中國對美友好，成為融入世界體系的“良性大國”。美國有人甚至主張“抬日本壓中國，親臺北遠北京”。但是“9·11事件”后，布什總統同樣也現實主義地認識到，美國在世界上的競爭對手不是中國而是恐怖主義，中國所采取的一系列外交行動支持了美國反塔利班戰爭，使布什總統認識到美國的現實利益和發展對華關系的重要性，認識到在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上美國與中國有共同利益，必須得到中國配合，因此，必須盡快讓雙邊關系正常化。布什總統在4個月時間內兩次訪華，第一次訪華與江澤民主席就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達成了共識，第二次訪華又與江澤民主席就兩國關系和重大國際及地區問題達成了廣泛而重要共識。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充分肯定兩國元首會晤的積極意義。
　　當然與會學者也指出，盡管“9·11事件”后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有了轉變，有改善對華關系的需要，但應充分估計到中美關系有可能發生波折，甚至重大危機。因為：(1)布什政府尚缺乏對華關系的理論與戰略框架，不象克林頓政府在進行了對華政策辯論后，在第二任開始時已形成對華“戰略伙伴關系”的框架。(2)布什政府內部對華意見仍有分歧，一種意見主張與中國合作，另一種意見仍認為中國是威脅，而克林頓政府第二任時對華意見相對較接近，他們都有將中國納入世界體系的“新自由主義”觀念。有鑒于此，江澤民主席在與布什總統會晤時，就充實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提出的4點意見是非常具有建設性的，包括：(1)進一步加強高層戰略對話以及各級別、各部門之間的接觸；(2)加深在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3)應在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妥善處理彼此間分歧，特別是臺灣問題。(4)應當把中美關系放在世界范圍內來考慮。中美雙方如果確能如此努力，那么就能在更大程度上減少波折。
　　美方學者指出：“9·11事件”后，美對外政策有了很大轉變，第一更強調美國國家利益，第二實行多邊主義，建立多邊反恐戰線。布什政府中的幾個關鍵人物，如國務卿、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防部長等雖有不同觀點，但他們每天都相互交流，力求取得共識。美國對外政策雖強調國家安全，但同樣繼續強調民主與自由。美國目前的軍費增長不是為了對付中國，而是因為美國國內軍備生產成本提高以及美國在世界上反恐費用開支的增加。布什總統在去年來華出席APEC會議后，已改變了他上臺時將中國撂在一邊的做法，開始更加重視對華關系。布什總統現在將對華政策掌握在自己手里，不那么聽從其助手的意見。如這次2月訪華，是布什自己決定的，他未聽從其助手要他只訪問日本、韓國的勸告。
　　中國學者指出，布什總統在北京說“與1975年的首次訪華相比，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富活力、創造力的國家之一。中國正在崛起，美國歡迎中國強大、繁榮”，又說“我1975年到過北京，今天舊地重游，感覺是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國家。中國發展迅速，變化令人欽佩”。還說“對美國而言，在太平洋地區沒有比中國更重要的國家了”。布什的這些出自肺腑的話是真誠的，有的國家聽了可能會不舒服，但是應該看到中國的崛起不僅符合中國自己的利益，同樣也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完全有理由重視在各個領域的對華合作，共同做許多事情。
　　 按“三個公報”原則辦，臺灣問題有得到控制的可能
　　中方學者認為，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和核心價值觀，實現祖國統一是具有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的強烈需求，這一點是僅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美國人所難以理解的。海內外所有的中國人都希望祖國和平統一。中國沒有讓臺灣獨立的退路。“上海公報”發表30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妥善處理臺灣問題，中美關系就能穩定、改善、發展，違背一個中國原則，中美關系就會發生波折、危機；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最敏感的核心問題。中美之間雖然存在不少分歧，諸如人權、防擴散、貿易不平衡等，但除了臺灣問題外都不足以導致兩國對抗，引發戰爭。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美之間在臺灣問題上已經發生過1955年、1958年、1996年三次危機。如果當時兩國政府不以高度的智慧與謹慎處理這幾次危機，每次危機都有可能導致戰爭，所以說，臺灣問題在中美關系中最具有爆炸性。
　　與會學者認為，盡管美國認為在我國臺灣問題上有自己的利益，但并不涉及美國的核心利益，而且發展對華關系所獲得的利益遠遠大于、高于在臺灣問題上的利益，孰大孰小，孰重孰輕，美國有分辨的智慧，有抓大放小的魄力。正因為如此，1972年尼克松政府確認了一個中國原則，與中國政府共同發表了“上海公報”，開啟了中美關系大門；1979年卡特政府承諾美國從臺灣撤軍，與臺灣當局斷交、廢除與臺灣當局的“共同防御條約”，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使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1982年里根政府在售臺武器問題作出妥協，與中國政府共同發表了“8.17公報”使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的波折一度得到平息，因而才有至1989年年中的中美關系大發展時期。這是歷史事實。即使在1972年前的20多年時間里，盡管中美處于對抗，但美國歷屆政府都盡力避免在臺灣問題上與中國攤牌而迎頭相撞，防止臺灣問題干撓美國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這也是歷史事實。何況從1972年至今，中美之間業已形成的廣泛的共同利益，已不是當年可與此同日而語，美國即使在臺灣問題上有自己利益也更不值得與此相提并論。因此，中美中間盡管在臺灣問題上有分歧，但分歧有得到控制的可能；臺灣問題處理不好有可能成為中美間危機，但如果能處理得好則將成為中美間關系更大發展的動能；前進一步則前程似錦，是中美兩國人民福祉所系。
　　與會學者同時認為，布什政府上臺以來，反復強調美國的“與臺灣關系法”，進一步擴大對臺武器出售，與臺灣當局的軍事聯系更加緊密，默許臺灣當局“去中國化”事態的發展，這是極其危險的傾向，一方面有可能使臺灣當局過高估計美對臺的承諾，過低估計大陸對“臺獨”的反應，另一方面美國對臺灣問題也可能偏信軍方意見作出錯誤的判斷。所以未來幾年內臺灣問題仍有可能失控，而一旦失控，不僅將使中美之間爆發危機，而且給整個亞洲乃至世界造成悲劇。與會美方學者認為臺灣海峽有可能發生戰爭。為了避免這種可能，中方學者認為，不僅臺海兩岸都應作出些使對方能夠接受的舉動，改善兩岸關系，而且美國也應考慮自己更高層次上的戰略利益，有效地控制臺灣當局“去中國化”事態的發展，應該承認克林頓關于臺灣問題的“三不”承諾對美國戰略利益有其合理性，應該盡力避免犯歷史性錯誤。
　　 中美經濟貿易相互依賴、合作符合雙方發展需要
　　“上海公報”發表30年來，中美經濟關系發展很快。目前中美貿易已達數百億美元，到2005年有可能達到1000億美元。現在中美雙方的經濟依存度仍很強。不僅目前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出口有三分之一是輸往美國。而中國也是美國第四大貿易伙伴。在中國吸引的外資中，美資占首位。中國的外匯儲備主要是美元。所以中國希望美國經濟好轉，以利于中國擴大出口。與會者指出，從表面上看，中國經濟對美國經濟的依存度要大于美國經濟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但實際上，美國經濟在相當程度上也依賴中國。原因是：(1)美國對中國消費品的依賴程度很高，在美國市場上如果沒有中國的消費品，美國的物價指數將上升2%。(1)美國IT產業的發展不可能象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樣繁榮，但中國的市場需求量很大，美國的IT產業可在中國找到大市場。(3)美國的企業如在中國的市場有份額，它就能在美國的市場上站住腳；反之，美國的企業就會陷入困境。
　　與會學者認為，除了貿易以外，中美兩國還應關注在高科技產業領域的合作，這是未來中美經濟合作的一個新的增長點，因為中國有龐大的市場和眾多受過教育的高素質人才。還有，中美可吸收大量勞力的“中小企業”領域以及農業領域也可加強合作。
　　與會學者還認為，中國加入WTO后，在5-10年的過渡期內，中美經貿摩擦將加劇。美國有許多機構在監督中國執行WTO條款的情況，這有可能發生摩擦，摩擦將體現在知識產權、貿易保護主義這些問題上，美國安全防務專家已開始關注中國經濟發展對美國經濟安全的影響，如他們正在研究中國外匯儲備對未來美國金融市場的影響。當然，這些經貿摩擦的增多正說明中美經貿的相互依存度增大，如雙方依存度不高，便不可能有這么多的摩擦，這是正常的情況，逐步消除這些摩擦，可使中美經貿得到更快發展。過去，美用“301條款”、“最后期限”等雙邊貿易制裁手段來制約中國，中國加入WTO后，美國除了繼續采用雙邊手段外，還可能用WTO機制的多邊手段來制約中國，中國應遵守WTO條款，履行承諾的義務，同時要學習WTO投訴機制的規則，學會運用在機制中應享有的權利來保護自己，學會在WTO機制內與美國等發達國家打交道。
　　也有學者認為，中美貿易摩擦并不可怕，美國與日本、歐盟的“貿易戰”打了多年，并未影響它們之間的關系。中美兩國應加強溝通，比如在會計領域，中美都要互相學習、了解對方的會計運作方法，來減少摩擦。
　　 創造健康、穩定發展的中美關系新世紀
　　布什總統在尼克松“破冰之旅”來到中國的當天來到北京，為中美具有歷史意義的30年劃上了圓滿的句號，我國報紙以“江澤民歡迎布什在中美關系處于繼往開來的重要時刻訪華”為通欄標題，表達了對未來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的發展所寄于的愿望。與會學者認為，只要中美在臺灣問題上共同努力避免發生危機，未來中美關系會更好，理由是：(1)中美兩國各方面都在發展進步，共同點在增多。(2)中美兩國經貿聯系越來越密切。中國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美國希望中國經濟適度發展，市場更繁榮；中國也希望美國經濟盡快復蘇能拉動中國的出口，這是中美共同經濟利益所在。(3)中美文化交流在加強，兩國每年有上百萬人在互訪，這有利于相互了解。(4)中美都希望互不對抗，互不敵對，共同維護亞太和全球的穩定，這是中美共同安全利益所在。中美雖然難以成為軍事盟國，但可以開展安全合作。(5)中國現在不否定西方文明，并希望吸收西方文明中優秀的成分。在人權和民主問題上，中國也希望與美對話。未來意識形態問題將不會成為中美關系中的死結。(6)只要不是對別國稱霸，美國為維護世界和平、建立正常的秩序外交努力，中國不僅不會反對，還會給予支持。
　　有的中國學者談到，美國應當學會如何看待崛起的中國。是歡迎，還是反對？如果美國承認多極世界，承認多極世界是一種客觀存在，如同尼克松曾說過的那樣，則將對中國的崛起持容忍的態度；如果美國謀求單極世界，則不可能容忍中國的崛起。同樣，中國也應考慮崛起后如何處理好與美國的關系。中美關系的基礎之所以還不牢固，其原因在于中美關系始終是一種不衡、不對稱的關系。作為美國，應處理好一個強勢國家如何對待一個弱勢國家的問題。作為處于弱勢地位的中國，也應學會如何與處于強勢地位的美國打交道，學會如何在與美國交往中爭取最大的國家利益。
　　中美關系要取得進一步改善，除了不使臺灣問題失控外，還應注意三點：(1)注意處理好外交與內政的關系。對中美兩國而言，外交政策不能完全被國內政治所左右，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還是應有獨立性。(2)中美兩國還應全面地增進相互了解，克服文化價值觀方面的差異。(3)多強調中美雙邊關系中正面的、積極的方面，處理好決策機構與公眾輿論的關系，尤其是媒體不要過分宣傳對對方的對抗情緒，減少負面影響。
國際展望滬36～39D6中國外交國機20022002回顧具有歷史意義的30年，創造更加美好的新世紀國機 整理 作者：國際展望滬36～39D6中國外交國機20022002回顧具有歷史意義的30年，創造更加美好的新世紀

網載 2013-09-10 21: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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