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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南中國經濟區—中國經濟區的重心
　　海峽兩岸與港澳原本是一個血肉相連的整體，因歷史的原因而發展成為四個分立的經濟實體。當因歷史原因而分離的四個經濟體被經貿往來緊密聯系起來的時候，一支新興的經濟力量——中國經濟區，就變成了21世紀最不可輕視的主力。
　　1996年祖國大陸與港臺三地全年的外貿總額為8,898億美元， 在全球外貿排行榜上仍維特在第11、第8和第14位， 而三地外貿合計總額則稍遜于美、德兩大經濟體。因此，熟悉兩岸經貿事務的學者專家及廠商一致認為，若大陸、港臺三地的經濟力量能夠結合，進行多層次的合作交流，則兩岸三地將是下一世紀帶動世界經濟成長的火車頭。
　　如果說內地與港臺合作正使中國經濟區成為世界經濟增長重心的話，那么南中國增長三角則是中國經濟區的重心所在。

表1　　　　　　中國經濟區的基本情況（1995年）　　　　　　　　　土地　　　　人口　　　 GNP　　　　 人均GNP　　　　　　　　 (km[2])　　　　　　　 (億美元)　　　 (美元)指標地區　中國大陸　　　　960(萬)　　12,1121　　6937.42　　　 572.67　　　　　　　　　　　　　　　　　　　　 (57650)　　　 (4760)　　臺灣　　　　　36000　　　　 2117　　　 2636　　　　12439　　香港　　　　　 1074　　　　606.1　　　 1470　　　　21766　　澳門　　　　　19.36　　　　41.05　　　 64.8　　　　15795　 (1994)　　　　　　　　　　　　　　 (518.4276)　華南四省區　　　57.27　　　　15372　　1148.42　　　 757.68　　　　　　　　　 (萬)　　　　　　　　(9543.31)　　 (6296.4) 中國經濟區A　　 963.74　　　 123885　　11108.2　　　 896.65　　　　　　　　　 (萬)南中國經濟區B　　 61(萬)　　　 18136　　 5319.2　　　2932.95　B/A·100%　　　　 6.3%　　　　14.6%　　　47.8%　　　　 329%　　　　　　　　　外貿總額　　 出口　　　 進口　　　 利用外資　　　　　　　　　(億美元)　　　　　　　　　　　　　 (億美元)指標地區　中國大陸　　　　 2808　　　　1487　　　 1321　　　 375.2(A)　　臺灣　　　　1783.98　　　930.49　　 853.49　　　　　-　　香港　　　　3665.28　　 1737.54　　1927.74　　　　　-　　澳門　　　　　　 40　　　 21.67　　　18.58　　　　　-　 (1994)　　　 (317.79)　　(169.25)　 (148.54)　華南四省區　　1239.54　　　689.94　　 549.60　　　 159.5(B) 中國經濟區A　　　 8297　　　4176.2　　 4120.8　　　　　-南中國經濟區B　 6728.54　　 3279.14　　3349.40　　　　　-　B/A·100%　　　　　81%　　　　 78%　　　　81%　　　 42.5%

　　（注：1美元＝7.732港元，1美元＝8.31人民幣，1美元＝7.995 澳元；1995年澳門本地GDP71.94億美元，人均GDP1.695萬美元）
　　資料來源：《1996年中國黃金海岸年鑒》，群言出版社1996年。
　　以經濟實力而論，1995年，臺灣人均產值1.2萬美元，人口2117 萬，年產值已達2636億美元。香港人均產值2.1萬美元，人口606萬，年產值已達1470億美元。加上閩、粵、桂、瓊人口1.5億，人均產值747美元，年產值1148億美元，合計約5319.2億美元，相當于中國大陸（12億人口，人均產值572美元）年總產值6937.42億美元的3／4，或中國經濟區年總產值（達1.1萬億美元）的47.8％，其份量可謂舉足輕重。 從對外貿易看，現在粵閩兩省的出口已占全國出口總額的40％以上，如加上香港的本地出口，即占全中國經濟區出口的74％（如包括香港的再出口，這一比例更高達82.1％），這一比例足見華南增長三角在中國經濟區出口發展中的巨大份額，其進口也占中國經濟區全部進口的3／4左右。今天的華南增長三角是名付其實的中國經濟重心所在。
　　從其發展勢頭看，更為可觀，1979—1995年中國實行政策開放的頭16個年頭中廣東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14.2％，福建的年均增長率為13.7％，高于全國的平均增長率；臺港的經濟年均增長率在1981—1990年間分別為8.5％和7.1％，1991—1995年分別為7％和5％，也高于世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顯然南中國增長三角是中國大陸和整個中國經濟區經濟發展的亮點，是帶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火車頭。可以預期，隨著香港、澳門的回歸，以及閩臺三通的實現，華南地區將連為一片，必將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經濟增長極、成為中國經濟區的增長重心及帶動中國走向富強的火車頭。
　　　　　　二、南中國經濟區形成的歷史背景
　　南中國經濟區的出現和形成，有著深刻的歷史與時代背景。
　　2·1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和中國資本主義首先在南中國地區發展。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文明崛起于中西部的黃河流域，之后，開始向東南放射，一是沿漢江達到長江流域；二是經渭水出河洛到達今天的淮河流域，再擴展到東南沿海一帶。從殷商到西漢，中國經濟重心由西北的黃河中下游地區逐漸轉移到東南部的江淮地區。從東漢到南北朝，中國經濟重心又從江淮地區逐漸轉移到長江流域。從隋唐到明清，中國經濟重心則從長江流域地區轉移到長江以南地區。特別是唐宋時期，大批中原士民流入嶺南地區成為今天客家人的祖先，他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與文化，促進了嶺南地區的開發，開始形成嶺南區域經濟。明清時，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也開始在東南沿海地區發展，出現了廣州、廈門、泉州等對外貿易中心。到了近代，由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文明首先從東南海路逼近，使中國經濟文化中心進一步向東南沿海傾斜，東南沿海成為中國近代工商文明的能量發射中心。與歷史上中國經濟重心由北向南、由西向東遷移方向相反，中國近代工商業是在東南沿海諸省興起，然后以銳不可當之勢向內地延伸、發展，形成由南而北，由東向西的運動方向。
　　特別是戰后，港澳臺地區經濟利用世界經濟長期繁榮的外部環境，實現了長達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成為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經濟實力大為增強。所以當中國國門打開，其經濟能量迅速向北面的廣東、福建擴散。于是，當前中國的大開放及經濟振興，便首先發端于東南沿海的閩粵一帶。然后自南向北，由東向西擴展。經濟的迅速發展及相互融合為南中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2·2世界經濟區域化或集團化所形成的壓力和挑戰。其一是歐共體于1992年底完成了歐洲內部大市場計劃，并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組成歐洲聯盟，加上歐洲兩極體制崩潰和東歐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促使其他國家作為正式或非正式成員加入歐共體，從而形成一個龐大的歐洲經濟集團。其二，北美自由貿易區已經于1989年開始啟動，從而實現了當年美國總統布什提出的“美洲倡議”的第一步，今后很可能把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包括進去，從而形成一個美洲經濟區。
　　在歐、美兩大集團的壓力下，亞太地區國家也不得不作出反應。不僅提出了種種有關區域合作或貿易集團的設想，合作發展的歷程也從民間討論發展到半官方協商進而到官方的協商，協調階段。亞太經合組織在促進亞太區域一體化方面扮演了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從APEC《茂物宣言》到《大阪行動議程》，亞太地區貿易與投資自由化進程已從憧憬走向行動階段。
　　更重要的是，亞太地區次區域的經濟一體化日益興起，東盟自由貿易區及各種經濟增長三角等新形式層出不窮，正有力地推動亞太區域一體化進程。
　　這種區域化的趨向，對大陸及港臺自然構成了壓力和挑戰。亞太地區區域化的傾向及特點，為我國參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提供了機會與動力，陸港臺經濟合作構想就應運而生。
　　2·3港澳臺因素。
　　早在70年代末，香港、臺灣在出口導向工業化的政策指導下，經濟高速發展，在經歷了兩次石油危機后，迎來經濟轉型期。對內因經濟高速發展，工資和地價上升，環境惡化，導致出口加工業生產成本大幅上升，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力不斷下降。對外與最大的出口市場發生嚴重的貿易摩擦，使得市場多元化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如何擺脫這些困難，出路在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即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高技術產業過渡。但是在這方面港澳臺面臨自身基礎科技力量不足、人才短缺，加上大部分中小企業雖有經營適應性強，靈活的特點，卻無力發展投資巨大的高技術產業，對大型科技工程項目所需承担的風險更難以承受。因此，港澳臺經濟發展須向外尋求合作，以彌補經濟結構的失衡。而在有著相似的語言、習俗和地緣關系的華南地區進行合作，自然可以大大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再加上港臺地區與大陸隨著海峽兩岸關系的日漸緩和，使華南地區與港臺間的經濟往來和合作有了良好的基礎。
　　2·4改革開放與“一國兩制”政策的實施。進入8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首先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擴大對外經濟交流。為了促進與港澳的合作，在華南地區先后設立了五個經濟特區，以用集美、杏林、海滄與馬尾臺商投資區使閩粵兩省成為全國開放程度最高的地區，使港澳地區與華南地區的經濟關系日益密切。為促進臺灣與大陸的經濟合作，1988年國務院頒布了《鼓勵臺胞投資的暫行規定》22條，對臺商投資大陸給予特殊的優惠政策，使得1987年自臺灣當局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兩岸透過香港的經貿關系也迅速發展，為南中國區域經濟的形成發展創造了基本條件。大陸與港臺的經濟合作最先集中于閩粵兩省，90年代以來迅速向廣西、海南擴展，促成了南中國經濟區的快速形成。
　　其次，中央在對待臺港問題的立場上，經歷了從70年代末“等待時機成熟”向80年代“促進時機成熟”的轉換。以葉劍英和平統一祖國九條方針及鄧小平發表“一國兩制”講話為標志，中央政府明確了處理臺港問題上的大政方針政策，促成了海峽兩岸關系的緩和和“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又使“一國兩制”得到了法律上的保證，不僅為香港主權回歸后繼續繁榮發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證，使香港商人從等待、觀望變為積極尋求發展和合作。顯然，“一國兩制”政策為海峽兩岸及港澳合作掃除了政治障礙，促成了“中華經濟協作系統”等構想的浮現。
　　2·5大陸華南地區與港臺地區的地緣、人緣、物緣關系。從上述90年代經濟發展趨勢來看，要適應這種區域化、集團化的趨向和挑戰，正在謀求經濟起飛的中國大陸和已經起飛的港澳臺地區要擺脫對大國的依附，在國際經濟格局中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須組成相對緊密合作的準經濟集團。由于中國大陸范圍甚廣，不易盡快形成“中國經濟區”。而地緣和人緣上的因素恰使華南四省區和港澳臺緊緊連在一起而具有天然的共生條件：一方面這個“天然經濟區”內的四省區和港澳臺之間空間跨度小，且具有更好的交通條件，水路相通，陸地相連。由于歷史和地理等原因，各經濟實體之間各自有自身的優勢，同時又有各自的不足，如港澳臺地區豐富的資金和密切的國際經濟聯系，制造、營銷和服務方面的能力，加上華南四省勞力、土地資源的組合，則可以互補而產生發展優勢；另一方面“天然經濟區”實際為同種同文”的炎黃子孫；三地同胞血脈相連、語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經濟結合的社會與文化條件充分具備；正是華南四省區與港澳臺地區之間存在著這種十分密切的地緣、人緣、物緣關系，有可能在人為分離的不同地區進行經濟交流，在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下的經濟發生交往，有力地促進南中國區域經濟的形成，推動中國經濟一體化。
　　綜上所述，在港澳臺地區淪為外國殖民統治以前，南中國區域經濟就已具雛型。此后這些地方因外國的殖民統治而與祖國大陸尤其是華南四省區的經濟關系出現斷層，戰后臺灣又與祖國大陸暫時分離，使南中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停止不前。只是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后，受國際區域集團化壓力的影響兩岸三地之間的人員往來和經濟交流逐步擴大，大陸華南四省區與港澳臺地區的經濟交流迅速恢復發展，使原已有基礎的南中國區域經濟進入新的發展期，正在形成現代區域經濟。
　　　　　　三、陸港臺經濟合作與南中國經濟區發展過程
　　3·1合作空間的擴展
　　中國大陸地域遼闊，各地尤其是沿海與內地之間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特別是市場發展程度方面，在沿海地區由于地緣接壤狀況的差別，不同省區與港臺合作交流的狀況也有很大差異。因此、陸港臺三地之間的協作與融合在空間上有一個逐步拓展與重心所在的問題。它將經歷：粵港閩臺、港臺各自雙邊合作，同時并進階段；華南四省區與港臺形成華南中國經濟協作區階段；陸港臺全面協作與合作階段。
　　盡管九十年代，陸港臺合作逐漸向大陸北部沿海省區乃至向中西部地區延伸，但南中國地區仍然是三地合作的重心所在。據港英當局有關部門1996年對香港制造業進行的抽樣調查，1996年港商在外地擁有生產設施的工廠中，96.1％集中在中國的內地，在東南亞各國的只占3.9 ％。而設在中國內地的工廠又主要集中在廣東省的深圳、東莞和廣州等地，占到總數的90.4％。因地緣關系、加上臺灣當局的政策限制，華南地區成為臺商經香港投資大陸最近的一站，據統計，其對大陸累計投資額由1987年末的1億美元，增至1996年的300多億美元，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閩粵兩省。
　　3·2投資、貿易與生產三位一體的經濟循環機制
　　由于陸港臺三方在投資、貿易和技術領域的合作，從而在以閩、粵、港、臺為主干的南中國地區形成了投資、貿易和生產合作三位一體內外循環相互銜接的互動良性循環機制。典型的例子是，以珠江三角洲開放區為基地展開的香港企業的委托加工和合作經營活動。港商為該地區帶來了加工訂單，原料、設備和銷售渠道等，而后者則向前者提供價格相對低廉勞動力和土地，這種合作方式還見之于臺商在閩南三角開放區的經營，其不同之處是由此引發的兩岸貿易以及部分投資目前還需經香港進行。在南中國地區，以投資帶動貿易和生產技術合作的方式帶有普遍性。同時，香港作為融資，主要轉口市場以及華南輕型加工業的主要營銷中心而成為南中國地區舉足輕重的經濟樞紐，這更加重了南中國地區經濟循環機制的整體性色彩。
　　3·3港澳臺對華南市場的倚重。由于陸港臺三方加速合作，其結合使南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不斷加強，從大陸方面看，1979—1995年，廣東和福建的外貿出口以年均增長22.5％和26.3％的較高速度超過大陸同期的出口增長率16％；同時，它們對香港轉口市場的依賴程度也不斷增強，僅廣東一省，即已由1980年的51％上升到1989年的80 ％、 福建也從1979年的33.7％上升到1995年的50.5％。在香港方面，近年來其對外出口的地區構成以及其對大陸出口的地區構成均有較大變化，其中香港對大陸出口總額的比重由1980年的6.2％猛增到1995年的27.42％，使大陸取代美國成為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場。尤其是香港的貿易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轉口貿易正取代本地產品的出口成為最大的貿易來源。1981年香港本地產品占出口總額的2／3，轉口貨物占1／3。10年之后這一比例關系正好倒過來，本地產品占香港出口總額的比例降至30 ％、 轉口貨物70％。而這當中主要與港臺商人對華南地區的外發加工相關。據統計，1989—1992年間，香港在中國內地進行的外發加工業務有94％是在廣東，僅在深圳和東莞兩地就占到60％（分別為43％和17％）。港臺雙邊貿易的迅速增長也與此有很大關系，1996年港臺雙邊貿易額高達256 億美元，其中225億美元是兩岸轉口貿易產品，并且兩岸轉口產品中60 ％以上是原材料和零部件。從而反映出香港、臺灣在轉向大陸市場的同時尤為倚重華南輕型加工業方面的合作這一特點。
　　　　　　四、南中國經濟區在中國經濟區中的地位與作用
　　南中國經濟區以其在中國經濟區中雄厚的經濟實力、驕人的經濟成長速度、對外貿易、利用外資以及廣泛的海外聯系在中國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4·1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當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及經濟振興，首先發端于東南沿海的閩粵一帶。然后自南向北，由東向西擴展。1979年中國首先在閩粵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并最先設立了五個經濟特區，港臺與大陸的經濟合作從經濟特區起步，隨后向珠江三角洲和閩東南地區等沿海開放區推進。經濟特區不僅在吸收外資，發展外向型經濟起了帶頭作用，而且在試行市場經濟，促進全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中起了示范作用；在這一過程中，港臺與華南地區的經濟合作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華南四省區是中國與海外交通最早的地區，是中國改革開放最早成功的地區，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最快最活躍的地區，也是海外和中國腹地的重要結合部，是從海外通向整個中華大地及中國內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橋梁。此外，粵閩兩省實行外引內聯的作法，還直接帶動和促進了周邊省區及內地的發展。以珠三角和閩東南為例，港臺企業在當地雇傭的幾百萬職工中、至少有200 萬是來自鄰近的江西、湖南、廣西甚至遠及四川等西南省區的“外來妹”及“打工仔”。既解決了其他省區的就業問題，也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水平。所有這些表明，華南增長三角在中國大陸乃至整個中國經濟區經濟發展中起了火車頭作用。
　　4·2粵港經濟一體化的示范作用。粵港經濟一體化表明中國社會主義的廣東與資本主義的香港不僅可以和平共處，還可相互利用，促進共同發展。今天很難設想沒有香港的廣東和沒有廣東的香港會是什么樣。粵港形成的互補互利、共存共榮的跨地分工體系，既使香港經濟持續繁榮和經濟結構成功轉型，又使廣東迅速崛起成為內地沿海最發達的省份之一。它向世人表明，“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中國和平統一的模式，也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種有效途徑。由于香港在廣東的成功，使得臺灣及國外投資者紛紛仿效，大規模進入中國，有力地推動中國經濟起飛。同時，粵港經濟合作的經驗也為中國內地其地省區所借鑒，有力地推動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外向型經濟的發展。
　　4·3華南地區的崛起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示范作用。改革開放以來，華南四省區在整個大陸經濟中一直保持著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使其在全國經濟中所占據份額逐步增大，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重要的一極。華南四省的崛起，使其經濟發展的自主性逐漸增強，目前廣東在改善其境內基礎設施及工業發展方向越來越擺脫對國家的依賴、自我發展能力大為增強。這種發展地方經濟的積極性，正是我國大力發展區域經濟希望實現的目標之一。而華南通過參與港澳臺合作獲得發展的事實則表明，大陸方面發展區域經濟的努力有可能在國際市場要素的介入下獲得較快進展。
　　4·4因此，南中國經濟區的成功范例，給我國全方位地開拓和亞太地區及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提供新思路。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戰略的實施，我國沿海已形成若干經濟板塊，這標志著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新階段。自南而北依次是：以珠江三角為中心東南沿海經濟區（閩粵瓊三省區），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區；以京、津、唐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區以及以琿春為中心的圖們江增長三角，而這些經濟板塊都與周邊國家或地區有著密切的經濟聯系，東南沿海經濟區因引入港臺因素而獲得迅速發展、長江三角洲則通過與日美的經濟合作而將再度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環渤海經濟區將與韓國構成環黃海經濟圈，我國倡導的圖們江經濟開發區得到周邊國家的積極響應和參與、并得到聯合國的支持。此外還有湄公河流域開發設想，以及沿邊境省區與周邊國家以邊貿為開端、合作范圍和力度不斷深化的沿邊境開發區等。因此，通過參與以國家主導的亞太地區官方的或半官方的合作組織（如APEC）及周邊地區小范圍的多邊合作，有可能使我國區域經濟獲得更快的發展，形成我國經濟千帆齊發，共同發展的新階段。
　　4·5粵港經濟一體化表明“一國兩制”框架下兩種經濟體系可以相互融合，而且其經濟一體化是政治統一的基礎。粵港經濟一體化有利于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和順利回歸，從而實現政治統一。如果把1997年視為政治上回歸，則陸港經濟聯合可視為香港經濟上的回歸，其在90年代上半期業已完成。從某種意義上講，粵港經濟一體化將對兩岸經濟一體化與政治統一產生積極的示范效應，兩岸經濟一體化將是兩岸政治統一的基礎，而政治統一也要靠經濟一體化來保證。
　　4·6華南增長三角開始對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產生影響。受華南增長三角的啟示，為克服新加坡“淺碟型”經濟的局限，1989年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倡議，由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柔佛州及印尼的巴坦島組成東盟增長三角，以便利用各自的優勢，謀求經濟增長。新加坡總理的倡議開始受到馬、印兩國的抵制，但事隔一年之后，馬、印轉變態度，開始積極地參與增長三角規劃；1992年5 月在日本北海道千歲市由聯合國貿發會召開的南南經濟合作會議的有關文件在談到世界各地的增長三角時，將華南增長三角列于首位，1993年3月， 亞洲開發銀行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討論亞洲增長三角的會議上也對華南增長三角給予充分肯定。在許多場合，南中國增長三角被視為現有的各經濟增長三角中具有最佳經濟效益和良好發展前景的一種模式。
亞太經濟福州33～38F107城市經濟、區域經濟全毅19981998（全毅　福建社會科學院亞太經濟研究所，福州　350001） 作者：亞太經濟福州33～38F107城市經濟、區域經濟全毅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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