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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瑯邪王氏是魏晉南朝時期著名的世家大族。該家族以儒、玄起家，并于兩晉之際形成了佛、道兩種宗教信仰。研究這一分化過程，對了解這一時期儒、玄、佛、道思潮多元發展及其相互關系具有重要意義。瑯邪王氏興起于魏晉之際，主要由王祥、王覽兄弟和王雄兩大分支構成〔1〕。由于王祥和王雄的后代未能延續到東晉， 故本文研究的重點側重于分析王覽一支文化思想在兩晉之際的演變。
　　在血腥的魏晉禪代道路上，司馬氏高舉儒家名教大旗，誅除異己，廢主殺君，無法倡導忠義，故提出“以孝治天下”的口號，以“孝”為治國之本。此時，具有家傳儒術而又孝名甚高的王祥（即二十四孝中臥冰求鯉者），恰好滿足了司馬氏的需要，成為一個極好的政治裝飾品，在魏末青云直上；西晉建立后，拜太保，封睢陵公。其弟王覽也隨兄仕進，官至太中大夫。
　　魏晉之際，傳統的儒學式微，儒、道融合的新哲學——魏晉玄學迅速興起，風靡思想界。這一時期的玄學思潮按時間順序可劃分為正始玄學（曹魏正始年間）、竹林玄學（魏末晉初）、元康玄學（西晉中后期），并出現了相應的士族名士群體：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元康名士。值得注意的是，瑯邪王氏王雄的后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王戎是著名的竹林七賢之一，并且作為重臣元老，推動了元康玄學的興起；其族弟王衍、王澄，則是元康名士的代表人物，王衍還是“貴無論”的創始人。當時，許多世家大族由儒入玄，一時間，“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2〕。
　　然而，隨著“八王之亂”的爆發，社會動蕩不安，生命朝不保夕，給宗教思潮的興起提供了合適的溫床，宗教神學不僅在下層人民中廣泛傳播，也逐漸影響了上層社會。一部分王公貴族出于對前途的渺茫之感和恐懼心理，轉而利用宗教并從宗教中尋求精神解脫。趙王倫在廢立過程中就與“世奉五斗米道”的謀主孫秀〔3〕，“并惑誣鬼， 聽妖邪之說”〔4〕。五斗米道后稱天師道，成了道教的主流。 此時的佛教亦得統治者垂青。河間王顆鎮長安時，對名僧帛遠“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禮，每至閑晨靖夜，輒進道德”〔5〕。 據《辯正論·十代奉佛篇》載：“西晉兩京，合寺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當時的文化中心洛陽，則“有寺四十二所”〔6〕。
　　從西晉王朝崩潰到東晉王朝建立，世家大族紛紛南渡，飽嘗了國破家亡、妻離子散的痛苦。這時官方傳統的儒家哲學和名士派的玄學，都無法單獨支撐士族名士的精神世界，于是，宗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深入到士大夫的信仰之中。到南北朝時期，發展成時代精神的主潮。從中國文化的宏觀演化看，兩晉之際正是佛教與道教地位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時期，而瑯邪王氏家族則處于這一變化的前沿。
　　兩晉之際瑯邪王氏信仰的變化，集中表現在王覽后代身上。王覽病逝于咸寧四年（278），他的六個兒子，均為西晉高官；其孫子一代，多為東晉開國元勛，奠定了瑯邪王氏“江左第一高門”的地位。從宗教信仰的變化著眼，王覽的四子王正與長孫王導兩支最有典型意義。
　　第一，王正家族道教信仰的形成。
　　道教是土生土長的中國宗教，直接淵源于傳統思想文化，與儒、道、墨、陰陽諸家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瑯邪王氏以儒術起家，比較重視傳統，最容易接受的宗教，理應是道教。這在王正子孫身上表現得比較明顯。
　　王正生三子：王曠、王ｙì＠①、王彬。王曠即王羲之之父。王曠兄弟雖身居要職，也多才多藝，“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7〕，但卻無一人能在清談場上稱雄，躋身玄學名士行列。 由此可見，王正一支的傳統色彩較濃，未能迅速接受先進的玄學思潮，這也是他們接受道教的原因之一。《晉書·王羲之傳》記載：“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一個“世”字，說明王氏不可能是從凝之一代才開始信道，最起碼也應上推一代。但其父王羲之過江之時不足十歲，青年時代又是在佛教盛行的建康度過，他能保持道教傳統，當是受父輩影響。且從王氏第四代起，王正的后代子孫，名中多有一“之”字，在避諱極嚴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如此竟不為諱，顯然與道教信仰有關。另據陳寅恪先生考證，兩晉南朝的書法世家和天師道世家是基本相符的。道家抄寫道經與畫符，必須以能書者任之；抄寫道經又不失為一種功德，信道者也樂于為之。史載王氏書法傳統淵遠流長，但真正開始產生巨大影響，正是在兩晉之際。王氏第三代中的王敦、王導、王曠、王ｙì＠①都擅長書法，第四代中更出了名垂青史的書圣王羲之，其子王獻之亦善書，書法史上合稱“二王”或“大小王”。“藝術之發展多受宗教之影響，而宗教之傳播，亦多倚藝術為資用。”〔8〕
　　永嘉年間，晉室南渡，瑯邪王氏相繼過江。在此之前，五斗米道早已從北方傳到南方，東晉初一度得以發展，盛行于東南幾郡中。兩晉之際，政治腐敗，社會動蕩，門閥士族爭權奪利愈演愈烈，一些高門望族精神空虛，轉而從宗教中尋求解脫。道教追求長生不死，肉身成仙，既超脫于塵世俗務，又不放棄享樂生活，正好迎合了他們的需要和情趣。于是，越來越多的門閥士族開始信道。其中，瑯邪王氏的道教信仰最引人注目。自王導死后，瑯邪王氏的地位日趨下降，王氏第四代并沒有像父輩那樣身居相位或手握重兵，大多數人則是在文化領域弄潮稱雄。就王正家族來說，這一變化趨勢與家族固有的道教傳統相結合，加上他們多在道教風行的東南諸郡任官、居住，其道教信仰也更加鞏固。無論是王羲之的“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9〕，還是王凝之的請鬼兵破敵， 王獻之的上章首過，都說明其道教信仰的確立。
　　第二，王敦、王導家族佛教信仰的形成。
　　王導（276—339）是王覽的長房長孫；王敦（266—324）是王覽次子王基的兒子。他們兄弟二人，都是東晉王朝的開國元勛，其家族具有明顯的佛教信仰，這與他們在西晉元康——永嘉之際進入洛陽上層名士中參加玄學清談有關。
　　在王覽的孫輩中，王敦、王導兄弟積極與王雄一支的王戎、王衍、王澄等族兄交結，進入了西晉元康玄學的清談場，躋身于玄學名士行列。例如王敦與當時最著名的清談大家王衍、王澄、庾＠②、胡毋輔之為“四友”〔10〕，王導亦參與其中。據《世說新語·容止》記載，有人到王衍家，見瑯邪王氏的精英王戎、王衍、王敦、王導、王澄等同聚一堂，不禁贊嘆：“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瑯珠玉。”王敦、王導過江后，仍時時以參加元康玄談為最大光榮。王導念念不忘“我與安期（王承）、千里（阮瞻），共游洛水邊。”〔11〕“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裴ｗěｉ＠③）、阮千里諸賢共論道。”〔12〕王敦、王導兄弟的玄學化，為其后代的由玄入佛，奠定了文化基礎。
　　早在元康年間玄學大盛之時，佛教便借助玄風向上層社會滲透。當時最為流行的是大乘佛教，其般若學的“性空”說與玄學的“貴無”論有某些相似之處；佛教的邏輯分析，與玄學的清談辯論學風不異，故佛教很快引起了上層知識分子的注意。在元康年間的清談辯論中，佛教思想就已出現。名士與名僧之間也開始有往來，阮瞻、庾＠②就與《放光般若》的首講僧人支孝龍結為知音之友，并列“八達”。佛教通過上層玄學名士的認可，順利進入了思想論壇，而西晉滅亡的時代苦難，同樣使佛教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王敦、王導青年時代便生活在西晉玄、佛交融的上層文化界，與佛教僧人及其思想定有接觸。例如王敦與王導經常出入“奉佛亦至”的石崇家〔13〕，并且與玄佛名士群體“八達”關系十分密切。所謂“八達”，除上文所舉的阮瞻、庾＠②、支孝龍外，據陶潛《群輔錄》記載，另五人是董昶、王澄、謝鯤、胡毋輔之和光逸。支孝龍既與王澄并列八達，當與王澄、王衍交往頗多，王敦、王導雖不在“八達”之中，卻與王衍、王澄兄弟關系密切，而且在司馬越盡辟諸名士時，王導與庾＠②、胡毋輔之、阮瞻、謝鯤、光逸等人一起成為司馬越的掾屬，相互交往及思想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東晉初，王敦、王導成為政壇上的主角，中原名士紛紛渡江投奔，洛陽玄風隨之南下江左，一度再起高潮，并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佛、道發展的文化土壤。由于玄學的理論建設在西晉已經由郭象完成，難有重大發展。故王導“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篇而已”〔14〕。就在此時，名士們發現佛教的般若思想可以提供玄學無法替代的精神安撫。同時，避亂過江的佛教名僧也積極開展傳教活動，除闡發般若義理外，大多兼通老莊玄學。高僧們不僅言談舉止與當時的名士相同，解釋佛理也盡量借用老莊哲學術語，帶有濃厚的玄學色彩，深為名士們欣賞。名士與名僧共談老莊與般若，形成了一股玄、佛合流的思潮，不少士大夫以玄學為橋梁，走向佛教。
　　王敦之弟竺道潛，早在西晉末年，即已出家為僧。《高僧傳·竺道潛傳》載竺道潛：“字法深，姓王，瑯邪人，晉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真為師。……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既蘊深解，復能善說。……晉永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王茂弘（王導）、太尉庾元規（庾亮），并欽其風德，友而敬焉。”竺道潛的生卒年為公元286年—374年，18歲出家時為西晉太安三年（303）；24歲講經時，是西晉永嘉三年（309）。渡江后，竺道潛成為東晉佛教般若學大師，在兩晉之際佛教發展史上，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另外，王導之弟釋道寶，亦是著名高僧。《高僧傳·竺法崇傳》載：“時剡東仰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瑯邪人，晉丞相導之弟。”
　　王敦無子，他病故后，繼子王應兵敗被殺，王敦一支遂絕。瑯邪王氏佛教信仰的傳承，主要是王導的后人。
　　王導歷輔元、明、成三帝，元帝、明帝都有玄、佛傾向，“游心玄虛，托情道味”〔15〕，與王導共事的庾亮、卞壺、周＠④、周嵩、何充等人，也常與名僧交往。其中周嵩、何充事佛尤力，周嵩“臨刑猶于市誦經。”〔16〕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靡費巨億而不吝也。”〔17〕王導與周嵩、何充不同，他結交帛尸梨密、康僧淵、竺道潛等高僧，多是從玄學清談出發，并非熱心于成佛。但他與佛教的接觸，影響了后代子孫。
　　王導三子王洽，“導諸子中最知名”〔18〕，與佛教的關系也最為密切，他曾與名僧支道林討論《即色游玄論》，連給兒子取的小名都與佛教有關，王ｘúｎ＠⑤小字法護，王珉小字僧彌。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薰陶下，王ｘúｎ＠⑤、王珉后來也信奉佛教。王ｘúｎ＠⑤請提婆“于其舍講阿昆曇，名僧畢集”〔19〕，與范寧通信，論“遠公（慧遠）、持公（慧持）熟愈”〔20〕，對二僧頗為推崇；王珉則“師事于（帛尸梨）密。”〔21〕另一個典型的佛教徒是王導孫王謐，他與桓玄就佛法和禮教問題數次展開爭論，力主沙門不應致敬王者，《ｙòｕ＠⑥錄》中涉及的與僧人往來答問的文章中，王洽、王珉各一篇，而王謐一人就有二十七篇。在佛教信仰的影響下，王導一支后代多以“僧”字為名；如僧達、僧綽、僧虔等，“僧”字成了這一支姓名的標志，無疑也標志著王導家族已經完成了由玄入佛的轉變。
　　表面上看，王導子孫信佛，均以“僧”字為名；王正子孫信道，均以“之”字為名，似乎信仰純凈，涇渭分明，其實不然。例如，王羲之屬道教中人，與道士許邁交好，但他任會稽內史期間，與佛教徒孫綽、高僧支道林交往亦甚密。支道林是般若學即色宗的創始人，東晉繼竺道潛后的最重要僧人。某次他以般若學解釋《莊子·逍遙游》，王羲之為之絕倒，“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22〕王羲之的后代中，有一曾孫出家為僧，“時有釋道敬者，本瑯邪胄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丘壑”〔23〕。
　　需要指出的是，王氏家族內無論是重道派分支，還是奉佛分支，對傳統儒學同樣極為推崇，作為他們經邦治國的基本理論。東晉初建，王導就上疏提議興辦太學，傳授儒家思想，對儒學之士也多所引進。在王導之后，那些地位最顯赫、最活躍的王氏子弟幾乎都是他的直系子孫，出于其他支派的極少。王ｘúｎ＠⑤、王謐等人強烈的政治進取心和權勢欲，正是精研儒學的結果。王正支信道，也重儒；王彪之的家傳儒學，被稱為“王氏青箱學”〔24〕。值得注意的是，王氏家族中對儒學研究頗深的幾個人，均是在東晉南朝政治上起過很大作用的人。當然，他們已與王祥、王覽時期的單純崇儒不同，“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25〕
　　兩晉之際，是儒、玄、佛、道互相斗爭又互相融合的時期。以儒學傳家的瑯邪王氏，各分支因際遇不同選擇了不同的宗教，具有傳統色彩的王正支選擇了中國的民族宗教道教，而王導支則先進入玄學領域，由玄入佛。兩分支雖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家風，但并不排斥其他學術思想或宗教，未使家族分化成敵對的兩派。在宗教信仰分化的背后，佛道二教同時亦在互相交流，并極力向儒學靠拢，這是歷史環境對宗教發展提出的要求。
　　佛、道二教，一個重來生，終極目標是涅ｐáｎ＠⑦；一個重現世，終極目標是肉身成仙。道教趨于成熟之際，正是佛教深入中國文化之時，互相矛盾的兩種宗教理應發生激烈沖突，而在兩晉之際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抗是次要的，和平共處以至相互融合卻是主流。道教興于東漢末年，在最初的經典《太平經》中，包含著不少儒家倫理觀念，強調為道要尚賢、崇儒、忠孝仁愛。無論是漢末太平道，還是魏晉神仙道、道教的這個傳統一直未變。葛洪在《抱樸子》中聲稱：“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26〕“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27〕把儒家的封建倫理觀念引入教義，外儒而內道。同時，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道教的弱點日益明顯，即教理比較貧乏并且沒有統一各派的經教體系和神主。道教為了同佛教抗衡，一面加快與儒學融合的步伐，一面又大量抄襲佛教的教義、教規及摹仿其教團組織。道教在提高自身宗教品位的同時，走上了與儒、佛的融合之路。
　　佛教一入中國，就自覺地開始了中國化的過程。其先依附于神仙方術，取得一定的立足點。兩晉之際，佛教為爭取士族知識階層的文化認同，推出最適合玄學理論胃口的般若學說，并以老莊的哲學術語來解釋佛典，使佛教玄學化。當然，佛教更重視對儒家思想的吸收，早在東漢末，牟融在《理惑論》中，就以儒道思想解釋佛教理論，認為佛教的“道”是導人致于無為，主張“恬淡無欲”，與道家一致；此道“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28〕又與儒家一致，創儒、佛、道三教并立的先聲。東晉孔綽著《喻道論》，主張儒、佛、道三教合一，稱“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周、孔即佛，佛即周、孔”〔29〕。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家族內信奉或容納兩種宗教的情況時有發生，這并非瑯邪王氏家族獨有的文化現象，例如以“諂道”著稱的郗ｙīｎ＠⑧，其子郗超就信佛。連皇帝都是佛、道并重，如哀帝“好重佛法”〔30〕，請竺道潛入宮講《般若經》，同時又“雅好黃老，斷谷，餌長生藥”〔31〕，甚至因服食過多而中毒，不能處理政事。當然，這些宗教信仰，僅僅表達了統治階層終極關懷方面的需求，而他們信奉的政治哲學，卻非儒學莫屬。因為儒學提出了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倫理思想和政治理論，作為漢魏兩晉的官方哲學，已深入到中華民族的意識深層，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成為不可逾越的文化環境或文化傳統。總之，兩晉之際，在儒、玄基礎上，接受佛、道宗教信仰，是瑯邪王氏家族文化轉型的特點，也是兩晉之際世家大族宗教信仰形成的歷史縮影。
　　注釋：
　　〔1〕王氏世系參見王汝濤：《魏晉南北朝瑯邪王氏家族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五屆年會交流論文。
　　〔2〕、〔3〕、〔4〕、〔7〕、〔9〕、〔16〕、〔17〕、〔18 〕、〔31〕《晉書》之《向秀傳》、《孫恩傳》、《趙王倫傳》、《王ｙì＠①傳》、《王羲之傳》、《周浚傳》、《何充傳》、《王導傳》附諸子傳、《哀帝記》。
　　〔5〕、〔19〕、〔20〕、〔21〕、〔22〕、〔23〕、〔30 〕《高僧傳》之《帛遠傳》、《僧伽提婆傳》、《釋慧持傳》、《帛尸梨密傳》、《支遁傳》、《僧翼傳》、《竺道潛傳》。
　　〔6〕《洛陽伽藍記·自敘》。
　　〔8〕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 載《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0〕、〔11〕、〔12〕、〔14〕、〔15〕《世說新語》之《品藻》注引《八王故事》、《輕詆》、《企羨》、《文學》、《方正》注引《高逸沙門傳》。
　　〔13〕、〔28〕、〔29〕《弘明集》之《正誣論》、《牟子理惑論》、《孫綽喻道論》。
　　〔24〕《宋書》之《王準之傳》。
　　〔25〕《梁書》之《王規傳》。
　　〔26〕、〔27〕《抱樸子》之《對俗》、《明本》。
東岳論叢濟南83～86B9宗教孫麗19981998作者單位　250100　山東　濟南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作者：東岳論叢濟南83～86B9宗教孫麗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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