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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化大革命”是20世紀中國最大、最復雜的一場政治運動。周恩來是20世紀中國的一位著名的風云人物，經常處于政治風暴的風口浪尖之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扮演了重要而復雜的角色。因而，周恩來與“文化大革命”就成為中國當代史和中共黨史中一個重要的值得研究的課題，又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難于研究的課題。
　　列寧指出：“在社會現象領域，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于，每一個別情況都有其具體的歷史環境。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列寧全集》第28卷第364頁）列寧教導我們要從事實的整體上（過去翻譯為全部總和），事實的內部聯系去分析和認識問題，而不是任意挑選或羅列一般例子和玩弄個別事例，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方法。我認為也是研究周恩來與“文化大革命”這一課題的根本方法。
　　（二）如何從事實的整體上與事實的聯系上研究周恩來與“文化大革命”的課題呢？我認為起碼應該搞清楚3個問題：1.周恩來是在怎樣的狀態下進入“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孤立地偶然地爆發的。從一定意義上說，它是建國后逐漸累積起來的黨內外、國內外諸多矛盾的一次總爆發。不聯系到周恩來在這諸多矛盾中的地位和狀態，就不能搞清楚他是在怎樣狀態下進入“文化大革命”的，而這一點又是具有重要意義的。2.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態度如何？我沒有看到周恩來公開發表的不贊成“文化大革命”的言論，相反地在很多場合他還講了不少贊揚“文化大革命”的話，是否能以此判斷他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他對“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態度應該如何實事求是的判定？3.周恩來在十年“文革”中的總體作用如何判斷？他的正面的積極作用表現在哪些方面？他的負面的消極作用又表現在什么地方？這也是需要作客觀冷靜的判斷的。這三個問題如果能夠取得基本一致的認識，對這個課題的深入研究和歧見的統一肯定是有幫助的。
　　（三）首先是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處境，并不像人們在下面看的那樣地位顯赫、光彩照人。實際上，周恩來從1958年后屢遭毛澤東批評，多次檢討，在一段時間里處境相當艱難。
　　1.因所謂“反冒進”的錯誤，在八屆三中全會、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和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恩來接連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被上綱為“方針性錯誤”、“庸俗辯證法”、“拋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還差50米”等。為此，周恩來多次檢討，并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關于當時的狀況，曾任他秘書的范若愚有一段真實的描繪。成都會議后，周恩來曾找范去幫助寫一份準備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內容主要是檢討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方法是由總理口述，范若愚記錄和整理。在這篇回憶文章中，范若愚說，周恩來講得很慢，“有時甚至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的內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已到深夜12時，仍寫不下去。在這樣的情況下，周恩來接受范的建議，范暫時離去，由總理獨自安靜構思。凌晨2時許，鄧大姐把范叫去批評說：“恩來獨自坐在辦公室發呆，怎么你卻睡覺去了？”這樣才又開始口授與記錄。在整理到學習毛澤東思想問題時，范引用了一句成語說：“我和毛主席‘風雨同舟，朝夕與共’，但是在思想上還跟不上毛主席。”周看到這句成語時，嚴厲地批評了我。他說，“在關于他和毛澤東同志的關系上，在整風以后，還可以引用這句成語，但是在整風以前，不能引用。‘這也說明你對黨史知識知道的太少了！’周恩來同志講這些話時，幾乎流出了眼淚。”“我發現周恩來同志在起草這個發言稿的10多天內，兩鬢的白發又增添了。”（《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里》，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45-47頁）“風雨同舟，朝夕與共”，應該說是比較普通的形容詞，以周恩來之博大胸襟和堅強的性格竟會為之“幾乎流出了眼淚”，可見當時心情的郁悶與壓力之沉重。
　　2.周恩來曾作出辭去政府總理職務的決定。雖然經過書記處討論決定挽留和毛澤東的批準，沒有成為事實。但以周恩來之黨性與性格能夠在50年代作出這樣的決定，可見事情之重大，也可見當時事態之嚴重。
　　3.中央決定成立各專業小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實際上削減了總理的權限。1958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修改的關于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五個小組的決定。決定中明文規定：“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它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和黨中央有檢查之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卷，內部發行，經268-269頁）請看，政府機構只剩下建議、檢查和具體執行、細節決策的權力。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職權實在是十分有限的。
　　4.總理辦公室的人員被大量削減。總理辦公室的秘書，多的時候有20多位，分別了解和掌握各個方面的情況，聯系辦理各方面的工作。這對于一個像中國這樣領土廣闊，人口眾多，事務繁忙的大國總理，應該說是十分必要的。可是，卻遭到了毛澤東的批評，而不斷精簡和下放，最少時據說只有二、三位。“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到1968年只剩1個人（錢嘉東），以后又增到2人（紀東）（《周恩來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57頁）這不能不大大增加周恩來的工作量，同時也影響總理的正常工作效能。
　　5.“小計委”的成立，實際削弱了周恩來的經濟管理權。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點名批評了國家計委的工作，而且說：“再看一年，不行就換班。”1964年底的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毛又批評國家計委是“獨立王國”，提議調石油工業部長余秋里任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兼秘書長。1965年1月，以余秋里為首的“小計委”（“亦稱計劃參謀部”）正式成立。“毛澤東特別交待：‘小計委由周總理直接領導，國務院各副總理不要干預他們的工作。’”（轉引自劉松茂《李富春和國家計委的改組》，《百年潮》雜志2000年6期，第25頁）眾所周知，建國以來一直領導計劃工作的是李富春。他是黨內公認的經濟領導專家，也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停止了李富春對計劃工作的領導，雖然說“小計委”由周恩來“直接領導”，但總理眾事繁多，難以專顧。何況“小計委”主要是貫徹毛澤東的經濟思想，準備打仗，抓三線建設。所以從實質上說，是削弱了總理的管理國家經濟方面的權力和地位。
　　（四）周恩來是在毫不知情的狀況下被動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對于毛澤東作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樣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戰略決策，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不僅沒有參與決策，而且也沒有被事先告知，這是有很多事實可以證明的。
　　1.以姚文元名義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公認的“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可是，在這篇文章寫作的10個月中，北京的黨中央是被封鎖的，周恩來也毫不知情。在得知姚文元的文章是毛澤東親自修改并批準發表之后，周恩來趕快指示《人民日報》轉載。行動上是緊跟了，但思想仍跟不上。在他修改定稿的編者按中，還是作為學術問題，強調要貫徹“雙百方針”，“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于錯誤的意見，我們也采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說明當時周恩來并不知道毛澤東發表姚文元文章的真實意圖。
　　2.對于毛澤東1965年12月8日到15日在上海召開的批判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羅瑞卿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周恩來是參加了，但事前也是毫不知情。據說接到去上海開會的通知后，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很奇怪，不知道開什么會，以為可能是軍事方面的問題，曾打電話給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賀龍。賀龍回答說：見鬼了，你都不知道，我怎么會知道。周恩來的狀況，不會比他們好多少。在1966年1月底，關于下發批判羅瑞卿的文件時，周恩來還建議不由中共中央發文件，“改由總政直接下發，作為內部文件，還可稍留余地。”（《周恩來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7頁）說明他對毛澤東發動批羅瑞卿的意圖并不理解，可能也并不贊成。
　　3.周恩來在1966年3月18-20日和4月16日到杭州參加了兩次毛澤東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3月31日和4月9日兩次聽康生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對“文化大革命”可能有了一些了解，對毛澤東的指示，如撤銷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5人小組，批判《二月提綱》等，都是支持并執行的。但是，由于這一段時間里周恩來正忙于大量的實際工作，如2月的外交部第四次駐外使節會議、北方8省市抗旱會議，3月的河北省刑臺地震，4月的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代表團訪華等，一直忙到5月16日，即通過《五一六通知》的那一天才首次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可以說一直到這時，周恩來還沒有真正懂得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分量和意義。
　　（五）周恩來如何對待突然降臨的“文化大革命”風暴呢？從總體看他是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支持和執行的。采取這樣態度的原因：一是出于對毛澤東的信賴；二是由于已經形成的反修防變時代特點和大環境；三是缺乏實踐檢驗。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在開始時是從好的積極方面去理解的。同時要求自己努力緊跟。用他自己當時常說的一句話：“活到老，學習到老，改造到老。”這種態度在“文革”初期表現得最明顯。而其后隨著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周恩來對“文革”的認識也逐漸發生變化。特別是“九一三事件”前后是一個轉折點。這里著重講的是“文革”開始時的一些情況。
　　1.這種態度表達最明確、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恩來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講3個問題：(1)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2)領導和群眾問題。(3)保持晚節問題。第一、二部分是表示了對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支持。在第三部分保持晚節問題上，周恩來再次檢查自己民主革命時期和建國后的錯誤，并總結一條經驗，就是要緊跟毛主席革命到底。這篇講話值得很好研究。
　　2.周恩來在1966年6月27日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中，宣傳和贊揚了“文化大革命”。他說：“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如何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不斷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經驗。這幾年來，我們黨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教導，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來避免修正主義篡奪領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最近幾個月來，我國轟轟烈烈展開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十分激烈的階段斗爭，歸根到底是一場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這是一場挖修正主義根子的斗爭，將進一步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轉引自《周恩來年譜》下卷，第38頁）按照慣例，這種講話稿事先都在國內寫好，重要的還要送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而周恩來在地拉那的講話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后，中共中央負責人第一次在國外講“文化大革命”。估計是宣讀事先準備的講話稿。出于對外宣傳的需要，這里對“文化大革命”是給予充分肯定和贊揚的。從這個角度看，不能完全反映周恩來本人對“文化大革命”的真實看法，但有參考價值。
　　3.周恩來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召開的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講話時，肯定“文化大革命”，并檢查派工作組的錯誤，認為是，“工作方法老一套，老革命遇到新問題”。8月4日晚，周恩來在參加清華大學的師生員工辯論大會上又表示：“堅決支持你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類似的表態在一系列公開講話中幾乎都有。那么，這些肯定和贊揚“文化大革命”的話，是否都是表面的官樣文章呢？我認為不能這樣說。任何偉大人物都不能超出他生活的那個時代，都避免不了那個時代的局限性。而在中國，50、60年代是毛澤東的年代，是“紅太陽光芒萬丈”的年代。對毛澤東的崇拜是那個年代的特點，周恩來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周恩來對毛澤東始終代表正確方向的堅信，是從他自己長期革命斗爭的親身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那么就更為堅定。這也是很多老一輩革命家的共同點。建國前夕，1949年5月，周恩來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過一個著名的報告：《學習毛澤東》。其中說：“毛主席在中國革命的四個階段都是正確的，都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正確方向的。開始的時候，黨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眾也好，常常自己弄錯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國人民正確的方向”。（《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334-335頁）這應該說是周恩來出自內心的感受。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周恩來在發言中依然強調：“一切重大決定都是毛主席親自制定的。”因此其正確性在他的心目中也是無可置疑的。這也可以說是對“文化大革命”既不完全理解又堅決支持的認識根源。上面舉的例子都是在“文革”初期。在經過一段的實踐后，周恩來的認識是有變化的。認識一個新事物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個過程，周恩來也不例外。
　　（六）周恩來在“文革”中是否“明知不對也不提意見”呢？事實并非如此。在總的支持毛澤東的決策的同時，感到不對的或不理解的事情，他還是能夠提出意見的。例如：
　　1.對聶元梓等7人大字報持批評態度。周恩來認為：北京大學有幾十個國家的留學生，搞運動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內外有別。并派人批評聶元梓等人搞亂了中央的部署，違反了中央規定的原則。（《周恩來年譜》下卷，第32頁）
　　2.周恩來支持劉少奇、鄧小平等派陳伯達率工作組去人民日報社、由張承先率工作組去北京大學的決定。而且是由周恩來當場打電話請示在杭州的毛澤東，并獲同意的。（《周恩來年譜》下卷，第34頁）
　　3.周恩來參加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制定了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準打人和侮辱人等8條規定。（《周恩來年譜》下卷，第35頁）
　　4.對林彪提出的“頂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風行一時的錯誤提法，周恩來從用詞應當力求科學、準確、恰當的角度提出意見，并同毛澤東談過，也同林彪交換過意見。雖然是在看到毛澤東7月8日致江青的信之后，但能做到這點在當時也很不容易。（《周恩來年譜》下卷，第42頁）
　　5.在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時，周恩來與陶鑄商量后，刪去了原稿中“黑幫”、“黑線”一類用詞，加寫了一些限制性條文，如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干部要區別對待，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要團結95%以上的干部和群眾；不要把運動和生產對立起來；要文斗，不要武斗；保護科技人員等。這些意見被會議采納。（《周恩來年譜》下卷，第47頁）
　　6.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周恩來是不贊成的，并當面向毛澤東提出：這個提法是否合適？他說：黨內歷來提路線斗爭都是“左”傾或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毛澤東回答說：原來用反革命路線，后來改成反對革命路線，最后還是用反動路線。（《周恩來年譜》下卷，第72-73頁）聽了這樣的解釋后，周恩來并沒有再堅持自己的意見。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不過上述事例已夠說明，周恩來并不是“明知不對也不提意見”，而是對已經覺察的問題采取適當方式盡量反映。這應該說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文革”初期可能是由于缺乏實踐檢驗，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還缺乏理解，有一定的盲目性。加上當時處于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的條件下，任何人恐怕也難以扭轉局面，已是無力回天，這是不能苛責周恩來的。
　　（七）周恩來在十年“文革”中沒有錯誤嗎？當然有。而且在那種“左”傾錯誤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處于他的那種地位，不犯任何錯誤反倒是不可想像的事。要舉出他處理不當甚至完全錯誤的人和事，那是可以舉出不少的。聽說至今還有人對周恩來親自處理的某人某事有意見，這也在情理之中，是可以理解的。
　　（八）周恩來在“文革”中的錯誤不應回避和隱瞞，而對他在“文革”中的巨大積極作用和歷史功績，更應該給予充分肯定。這方面的事實材料太多，難以一一列舉。我這里只是概括地列出這種特殊貢獻的幾個方面。
　　1.周恩來為維護黨的團結和國家的完整統一，維護中國社會最低限度的正常秩序，而盡最大努力，費盡了心血。
　　2.周恩來始終抓緊和推動全國的工農業生產，對破壞生產的社會思潮和種種破壞活動進行了頑強不懈的抵制和斗爭，保證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
　　3.周恩來千方百計保護一大批老一輩革命家，努力保護各級黨的領導干部，特別是保護鄧小平并使之復出，為黨和中華民族的復興保留了脊柱和棟梁。張聞天1976年在無錫的病床上說：“周總理是少有的人才。沒有周總理，我們這些老干部早就不知到哪里去了。”（程中原：《張聞天的最后歲月》。《黨史信息報》427期）可以說是反映了共同的心聲。
　　4.周恩來為維護中國的國際形象，發揮巨大作用。他協助毛澤東打開中美交流之門；為推動國際新格局的出現作出了杰出貢獻。
　　5.周恩來協助毛澤東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為保持黨和人民軍隊的穩定和團結，發揮了任何別人都難以替代的重大作用。
　　6.周恩來以他的模范行動和人格魅力，為粉碎“四人幫”和結束“文化大革命”，準備了深厚的思想基礎和廣泛的群眾基礎。悼念周恩來的“四五”運動會成為粉碎“四人幫”的起點，這其中包含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如果以上6點可以成立的話，那么每一點都有大量事實為基礎，可以寫出很有分量的好文章。
　　（九）總括以上各點，應該得出一個什么樣的結論呢？鄧小平的一段話可能是最適當的結論：“‘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48頁）起“中和作用”的內涵是什么？我理解主要是：化解矛盾，限制破壞，減少損失，促進生產，保護生機，準備復興。我認為這是周恩來的最大功績。在“文化大革命”那種特殊而困難的條件下，也只有他才能起到這樣的特殊作用。這里我想重復一下，1996年我和崔久恒合作提交給周恩來研究述評學術討論會的論文中的看法：“‘文革’十年無疑是他坎坷生涯中最為艱難、最為復雜，同時也是最能體現他畢生的信念、智慧和忠誠的歲月。‘文革’是共和國歷史災難性的一章，也是周恩來一生中悲劇性的一頁。但也正是在這場全民族的大悲劇中，周恩來在黨和人民中的威望達到了光輝的頂點。”（《周恩來研究述評》，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559頁）1976年以天安門為中心的全國人民悼念周恩來的運動表現了廣大人民群眾對周恩來的理解、信任、支持和肯定。無數的鮮花、翠柏、花圈和詩詞，也可以說，是廣大群眾給周恩來的一生特別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現所作的結論。
《黨政干部學刊》沈陽6～9K4中國現代史李春明20012001 作者：《黨政干部學刊》沈陽6～9K4中國現代史李春明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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