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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寫下《七律·有所思》不久，“憑闌聽雨”的毛澤東，于1966年7月8日在白云黃鶴的武昌住所給江青寫了封信。該信文辭流暢，一氣呵成，頗富個人色彩，還引用了不少典故。當時看過這封信的人只有周恩來和江青，后來被燒掉了，只保存下來一個抄件，由此越發讓人覺得這封信有其特別之處。
　　信中格外引人注目的詞句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么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
　　這些議論，是由林彪在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長篇講話引起的。他在講話中舉了大量古今中外政變的事例，說“政變，現在成為一種風氣”，中國“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然后就鼓吹“天才論”，鼓吹對毛澤東無條件的個人崇拜。顯然，前者是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推到了極端，后者是把毛澤東能夠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觀條件推到了極端。毛澤東在勉強接受了這些提法以后，不覺有些担心起來。于是才有了上面這些自我解剖之語。這大概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的心里活動的真實表達，也可以拿來作為剛剛寫就的一首詩中所說的“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的一個注腳。在反思自我的時候，毛澤東想到了30年前就在他心目中樹立起了“圣人”地位的魯迅。在給江青的信中，他還寫道：“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于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于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
　　的確，“圣人”魯迅，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似乎始終是一個判別是非的人格化座標，針貶時弊的精神匕首，分析問題的思路切點和表達觀點的語言素材。在處理一些重大問題的時候，他常常“搬出”魯迅，自覺或不自覺地同這位“圣人”及其作品對話，以求默契的心靈交流。
　　魯迅畢竟首先是文學家。在魯迅的作品中，毛澤東最喜歡他的雜文。在魯迅的小說中，毛澤東最喜歡的是他的《阿Q正傳》。關于五四以來的新小說，他讀得并不多，但《阿Q正傳》卻是一個例外。可以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喜歡，讀得最熟最透的一部現代小說。
　　就像后來文學界認為的那樣，這是一個不覺悟的農民要求參加革命黨而最終被殺害的悲劇，反映出中國農民自身的弱點及其和中國社會變革的必然聯系。“阿Q”，也成了中國文學史上一種具有深刻社會含義的永恒典型，乃至一種社會精神現象的代名詞。
　　對中國社會和中國農民特別了解的毛澤東，對阿Q有特別的體會。
　　有文字記載的毛澤東最早引用的魯迅作品，就是這篇小說，就是阿Q。那時魯迅逝世還不到半年。此后，他談得最多的魯迅筆下的文學形象，也是阿Q。在回答一些重大現實問題的時候，他常常拎出這個人物形象來表達自己的看法。這個習慣，從延安就開始了。
　　1939年9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延安的窯洞里再次見到毛澤東。當斯諾說最近蔣介石的一個談話顯然是否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因此也否認了統一戰線，并問毛澤東怎樣看蔣介石的這個觀點時，他回答說：“在一小部分人中間，他們也許實際上承認了統一戰線，而在名義上卻是不愿意承認的，……我們從前對于這些人的這樣一種態度，稱之為阿Q主義，因為在魯迅先生的小說中描寫的那個阿Q，就是天天說自己對、自己勝利，而人家則總是不對、總是失敗的。在阿Q主義者看來，似乎是沒有什么統一戰線的。你不信，可以去看看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又說：“在中國的若干阿Q主義者中間，我想很有一些可能進步的人，……誰也不能排除，于將來的某年某月某日，他們也能在名義上、實際上都承認共產黨與統一戰線的存在。中國從前有一個圣人，叫做孟子，他曾說，‘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這句話，形容現在的阿Q主義者，是頗為適當的。”
　　這里，是借阿Q的精神勝利法來說明抗戰時期國民黨內的頑固派自欺欺人的心理現象。
　　1942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談到延安文藝界的情況，說：現在許多作品描寫的東西是小資產階級的，對小資產階級有同情，把自己當作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對工農及工農干部有恐懼心理。魯迅的《阿Q正傳》是同情工農的，與延安文藝界是不同的。我們的文藝是為工農兵和小資產階級而創作的。這里，徑直談到了作者魯迅對筆下阿Q的情感態度。也表明了毛澤東對阿Q的情感態度。
　　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作《“七大”工作方針》的報告。談到“治病救人”的問題，他強調對犯錯誤的同志要有一個好的態度，接著幽默地說：家庭里很少有開除家籍的事情。阿Q到底姓什么雖不清楚，但也沒有聽說他曾被開除家籍。阿Q斗爭起來也算英勇。“他的缺點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再加黨八股，毫無自我批評精神。人家的瘡疤他要揭，他的瘡疤人家揭不得。關于教條主義和黨八股，那厲害得很。長凳子一定要叫長凳，不能叫條凳，叫條凳是路線錯誤，那樣教條主義，那樣黨八股！但是，寫阿Q的作家還是喜歡阿Q的，因為反革命把他槍斃了。所以對于有缺點錯誤的人，我們要團結。”這里，是通過對阿Q性格的分析，來比喻土地革命時期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
　　1955年10月，毛澤東在七屆六中全會上的報告中談到建國后文化思想界幾次“反唯心論的斗爭”，又說：對待犯錯誤的同志，“要準許別人革命。我們不要當《阿Q正傳》上的假洋鬼子，他不準阿Q革命，……凡是不準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險的。”1956年4月，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十大關系時再次講：“《阿Q正傳》是一篇好小說，我勸看過的同志再看一遍，沒看過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魯迅在這篇小說里面，主要是寫一個落后的不覺悟的農民。他專門寫了‘不準革命’一章，說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其實，阿Q當時的所謂革命，不過是想跟別人一起拿點東西而已。可是，這樣的革命假洋鬼子也還是不準。我看在這點上，有些人很有點像假洋鬼子。他們不準犯錯誤的人革命，不分犯錯誤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錯誤的人殺掉了。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這兩段，是借阿Q談怎樣對待建國后在一些問題上犯有錯誤的同志。
　　1959年夏天的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曾兩次說到《阿Q正傳》。
　　前期，毛澤東曾找各大區書記談話，說要印發《阿Q正傳》，意即啟發大家，不要自己的缺點毛病說不得，像阿Q一樣，一觸即跳。后期開始批判彭德懷等人，毛澤東對阿Q形象的引用角度又發生了變化。他在8月16日的八屆八中全會上說：人總是要給一個出路。我常說阿Q不滿意，就是趙太爺不讓人家革命。。阿Q的缺點是不能自我批評，自己是癩痢頭，不許人家講，人家一講，就要打架，又打不贏，又告饒說老子打兒子，不打時又說是兒子打老子。這是魯迅描寫中國不覺悟的勞動人民，但是本質很好。現在條件比那時不同，要把這方面強調一下，不要抹殺同志們好的一面，要兩點論，要加以分析。他們有革命的一面。這樣，對待他們的態度就不同了，過去犯了錯誤不得了，現在，天無絕人之路，要留有余地，要有保護、關懷、幫助之意，因為他們有兩面性。
　　看得出，毛澤東是針對不同的對象，根據不同的現實需要，從阿Q形象的不同角度來引伸這個文學形象的。一是阿Q自我陶醉以至自我欺騙的精神勝利法；一是與此相關的自負，即不讓別人說自己缺點的自以為是，以及看問題主觀教條的毛病；一是要求參加革命的進步的愿望，由此，毛澤東對不準他革命的假洋鬼子的印象特別深刻。
　　對阿Q這個形象的定位，毛澤東說他是不覺悟的農民，并認為魯迅對阿Q這種人的態度是同情的。
　　此后，毛澤東便很少談到阿Q了。魯迅的舊體詩和雜文更多地成為了這位詩人政治家的語言素材。1957年春天，當毛澤東大力倡導文化界百花齊放，大膽寫作，而文藝界卻顧慮重重的時候，他常常說起魯迅，懷想魯迅。他說，魯迅如果還活著的話，大概是文聯主席，小說可能是寫不動了，雜文肯定是會寫的。有些作家談到雜文難寫，一是說空氣不正常，人們不敢寫，一是說雜文均要短小，很難避免片面性。針對這些顧慮，毛澤東在3月間的宣傳工作會議上反復說到：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魯迅是會寫雜文的。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魯迅后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沒有片面性，因為他學會了辯證法。又說：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
　　如果說，在1957年春天“搬出”魯迅，旨在貫徹“雙百方針”，克服執政黨的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鼓勵文學家們以大無畏的精神，直面現實，針貶時弊的話，那么，這以后反復談論魯迅的用意就要寬闊得多了。
　　1958年12月初，毛澤東在武漢觀看了廣州粵劇演員紅線女的演出后，紅線女請他寫幾個字，他題的便是魯迅的名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年底，毛澤東也南下來到了廣州，在這里抽空翻閱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一時興起，便一一批注起來，還寫了個借題發揮的“說明”，聯想起幾十年前魯迅在廣州修改舊作的情景：“魯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修改他的《古小說鉤沉》，然后說到：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餮蚊遙嘆，予在廣州。從那時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陸上的蚊子滅得差不多了，當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需努力。港臺一帶，餮蚊尚多，西方世界，餮蚊成陣。”所引魯迅之語，乃憑記憶而寫，略有出入，源出自魯迅1927年在廣州編校《唐宋傳奇集》寫的文末題記。“餮蚊遙嘆，余在廣州”卻是原話。正是在“餮蚊”二字，引發了毛澤東對現實的聯想，不自覺地置換角色，仿佛如魯迅當年所處身境。接著，又仿效陸游的《七絕·示兒》，作詩明志：“人類今閑上太空，但悲不見五洲同。愚公盡掃餮蚊日，公祭無忘告馬翁。”
　　魯迅以“餮蚊遙嘆”之句來蔑視對手，激發起毛澤東“盡掃餮蚊”實現五洲大同的豪情。其時所指“餮蚊”，顯然已非當年圍剿魯迅的敵手，而是海外的一切反華勢力了。
　　作為舊體詩人，毛澤東特別喜歡魯迅的律絕。他讀過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對人說還是魯迅的舊體詩寫得好，能夠流傳。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冊線裝本《魯迅詩集》，收47題54首作品。這本詩集，毛澤東從頭到尾細讀過，還留有批畫。如魯迅1931年寫的《湘靈歌》中有一句“太平成象盈秋門”，毛澤東隨即批注：“從李長吉來”。平時練習書法，也是常常書寫魯迅詩句，還對人說，這樣做可以進一步理解魯迅的作品，理解魯迅。1959年以后，毛澤東還改寫了魯迅好幾首作品。因“餮蚊”之想，仿作《示兒》一年后，他在杭州便依據魯迅寫于1935年的《七律·亥年殘秋偶作》，寫了一首《改魯迅》：曾警秋肅臨天下，竟遣春溫上舌端。塵海蒼茫沉百感，金風蕭瑟走高官。喜攀飛翼通身暖，苦墜空云半截寒。悚聽自吹皆圣績，起看敵焰正闌干。
　　其中，后四句改動最大。原詩后四句為“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云齒發寒。悚聽荒雞偏（門臭）寂，起看星斗正闌干”。這是魯迅生前寫的最后一首舊體詩。據他的老朋友許壽裳講，其意在“哀民生之憔悴，壯心事之浩茫。……棲身無地，苦斗益堅，于悲涼孤寂中，寓熹微之希望焉”。聲入心通的毛澤東，拿來魯迅寓苦斗益堅于寂寞自嘲的斗爭方法，調侃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心目中的“餮蚊”——現代修正主義。改寫的后四句，顯然指當時一心要同美國緩和關系的赫魯曉夫。盡管赫魯曉夫認為自己所作“皆圣績”，但毛澤東卻提出帝國主義的氣焰正當“闌干”之時，攀龍附鳳之舉，最終會“苦墜空云”般心寒意涼失望萬分的。
　　在毛澤東看來，魯迅精神的根本內容，不僅是在孤寂中堅忍苦斗，還在于他在黑暗中看到光明。這一點，對60年代面臨“敵焰闌干”的國內外人民來說，似乎特別有效法作用。1961年10月7日，在會見日本客人時，他對來賓說：“我沒有什么東西送給你們，就把我書寫的一首魯迅的詩送給你們。魯迅是中國黑暗時代的偉大革命戰士、文學戰線的領導者。他寫的是一首舊體詩，有四句，原詩為：‘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這一首詩，是魯迅在中國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寫的，說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統治下看到了光明。”說完，他怕日本朋友看不懂，又特意囑咐陪見的郭沫若幫助翻譯成日文。
　　1961年，正好是魯迅誕辰80周年。小魯迅12歲的毛澤東自然記得很清楚。讀魯迅詩，品其人，他專門寫了兩首七絕，題目就叫《紀念魯迅八十壽辰》：博大膽識鐵石堅，刀光劍影任翔旋。龍華喋血不眠夜，猶制小詩賦管弦。鑒湖越臺名士鄉，憂忡為國痛斷腸。劍南歌接秋風吟，一例氤氳入詩囊。
　　前一首選取1931年2月魯迅為紀念在上海龍華被害的包括柔石等左聯五烈士在內的23名革命青年作雜文《為了忘卻的紀念》和《七律·無題》的情景，稱頌魯迅在中國最黑暗的時候的韌性戰斗風格。《為了忘卻的紀念》里說：“在一個深夜里，……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他的“積習”，就是以筆為旗的抗爭。除了這篇雜文外，魯迅當即寫的《七律．無題》里有句云：“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魯迅是浙江紹興（古稱山陰）人，歷史上人文薈萃，多雄杰名士。在第二首詩里，毛澤東由魯迅而聯想到留有《劍南詩稿》的紹興人陸游，和辛亥革命志士、犧牲前留下“秋風秋雨愁煞人”詩句、自號鑒湖女俠的秋瑾。毛澤東認為，魯迅和他們一樣，都是“憂忡為國痛斷腸”的志士，他們的愛國詩作都充溢著煙云升騰般的崇高熱忱和氣節。
　　魯迅晚年的雜文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晚年的毛澤東潛心閱讀的現當代作家作品，也只有魯迅的雜文。他要人們學習和研究魯迅雜文的戰斗方法，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所獲得的啟發是：魯迅“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統統接過來，抓住不放，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他臨死還說，別人死前要懺悔，寬恕自己的敵人，但他對自己的‘怨敵’，讓他們去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為了證實自己的這個觀點，毛澤東接著歷數魯迅許多雜文集書名的來歷：“人家說他講話南腔北調，他就出了《南腔北調集》。梁實秋說他背叛了舊社會，投降了無產階級，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說他的文章用花邊框起來，他就出《花邊文學》。《申報》的《自由談》編者受到國民黨的壓力，發牢騷說，《自由談》不要談政治，只準談風月，他就出了《準風月談》。國民黨罵他是墮落文人，他的筆名就用墮洛文。”①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魯迅雜文的寫作和集納的歷史背景和前因后果，是何等熟悉的了。
　　或許是由于性格上的天然相通，毛澤東有時候也徑直采用魯迅的戰斗方法。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個小 型會議上，有人談到某外國元首罵我們，攻擊毛澤東。毛澤東聽后則說：寫一篇老而不死論。魯迅寫過。許多人圍攻他，他就是不屈服，從來沒有屈服。他又沒有我們這么多人開會。你們有工夫，最好把魯迅的著作看看，看他那時候的形勢，看他的作戰方法。
　　晚年毛澤東似乎總覺得，六七十年代的國內外局勢與二三十年代的環境有某些相似之處。這是他念念不忘魯迅、一意“搬出”魯迅的一個潛在因素。但對一般人來說，要讀懂魯迅并非易事，特別是像他那樣去體會魯迅的精神人格、闡發其作品意義的人更少。對此，毛澤東也有所察覺，逐漸流露出一些不滿來。他先是講過要搞一個魯迅的語錄出來，意在普及，但此事沒有搞起來。1971年11月在武漢視察途中，又提起話頭：我勸同志們看看魯迅的雜文，魯迅的書不大好讀，要讀四五次，今年讀一遍，明年讀一遍，讀幾年就懂了。我們黨內不提倡讀魯迅的書不好。
　　要黨內干部普遍地反復地去讀魯迅的雜文，并不是很現實的事。事實上也只有毛澤東和魯迅研究專家們才有可能和興趣去這樣做。毛澤東一生閱讀和保存有三種版本的《魯迅全集》。一種是1938年出的20卷本，一種是50年代出版的帶注釋的10卷本，上面都留下了不少批畫，細心地改正了一些錯字。1972年，他又特意讓有關部門把50年代出版的帶注釋的10卷本排印成線裝大字本。在遲暮之年，抱老病之軀，負眼疾之患，硬是把這套線裝大字本又讀了一遍，在上面畫了不少圈圈、道道。在有的封面上，握筆寫下這樣幾個字——“1975.8再讀”。
　　而這個時候，中國政壇至少有兩件大事可以直接看出它同毛澤東讀魯迅雜文的聯系。一件是1975年8月毛澤東發表關于《水滸》的談話。進而被“四人幫”一伙利用，搞起“批投降派”、評《水滸》運動。毛澤東在談話中直接引用了魯迅《三閑集》中《流氓的變遷》一文的話：“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還說：“《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另一件事情是，這個時候，鄧小平主持黨政軍的工作，在大力闊斧的整頓中，起用了一些被打倒或靠邊站的老干部，自然就引起了“文化大革命”新貴們的非議。由于剛剛動過眼睛手術，毛澤東則專門讓工作人員給他讀魯迅《準風月談》里的《關于翻譯（下）》一文。當讀到魯迅批評文藝界那種因為有點爛疤，就把整個蘋果扔掉的做法，說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思想是錯誤的時候，他連聲說：“寫得好，寫得好！”
　　魯迅，這位以筆為戈奮斗一生的文人，為什么在毛澤東這位在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革命家的心目中占有如此顯著的地位？這是個饒有興味卻頗為復雜的問題。我想，說其大要，大概有這樣幾層原因：魯迅本人在中國現代文化思想上的獨特貢獻；魯迅對毛澤東和中國革命道路的同情和理解；他們兩人對中國歷史和現狀的認識，對傳統思想道德的批判的相通共鳴……
　　當然還有一層性格上的原因。當毛澤東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時候，無疑是在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表達他的人格理想，諸如反迷信、反權威的獨立思考和懷疑精神；在無論怎樣惡劣的環境中，都從不屈服的敢于應戰和挑戰的氣概；對國民性弱點的冷靜提示，對新人格氣象的熱情渴求；以及堅定相信未來、相信青年的曠遠胸懷。
　　載著毛澤東和中國的歷史之舟，已經遠離魯迅的時代。但是，在奪得天下，全國人民都在他的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他卻毫不掩飾自己的內心和在中國最黑暗的日子里孤寂奮斗的魯迅息息相通。這是很讓人深思的事情。大凡偉人，在身處現實，洞悉世事的基礎上，都多少有些環顧四周而少知音的憂慮和孤獨，沒有這種出眾之處，也就無所謂“偉”了。魯迅的孤獨感，從他的散文詩集《野草》（特別是那個在天地間獨來獨往，只知朝前面行走的“過客”），以及思緒深邃、艱澀超拔的大量雜文中，不難體會得到。而晚年毛澤東則常常嘆惋：黨內真正懂得馬列的人太少（不是共產黨員的魯迅，則被他視為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在實踐中，他經常采取的步驟，也不是大多數人一下子就能跟得上的。在1966年給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中，他不厭其煩地引用古人的話，說“世無英雄，讓豎子成名”，“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盛名之下，其實難符”，“陽春白雪，和者皆寡”……，這多少就是對不可言狀的孤獨心境的透露。
　　如此一來，兩位佇立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山峰上的人物，仿佛是站在不同的峰巔上，遙遙相望卻心心相印，而對毛澤東來說，在魯迅已逝去多年，在山頭上很少看見別的東西的時候，只有同魯迅的遺著對話了。在對話中，越發感到魯迅的偉岸超拔。正是1971年11月在武漢那次談論魯迅的時候，他重申了自己1937年第一次公開評價魯迅時所做的結論：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圣人，中國的第一個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學生。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萬歲”聲中，毛澤東竟說自己是魯迅的學生，肯定令聽者匪夷所思，莫名驚咤，或者只是那么一聽而過，不會當真。是呵，誰能去理解他呢？誰能真正沉浸下來去體會他愿做魯迅這位“中國第一圣人”的學生的心境呢？其實，即使在今天，我們也不能說讀懂了毛澤東的這個“圣人”之論，也很不容易體會到其中的真諦。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他逝世前半年多的時候，還鄭重地發布指示：我建議，在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在1976年9月逝世前夕，他臥室的床上和床邊的桌子上、書架上，還擺著大字本的《魯迅全集》，有的是在某一頁上折上了一角，有的地方還夾著紙條，有的是翻開放著的……
　　
　　
　　
北京黨史研究52-56K4中國現代史陳晉19971997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作者：北京黨史研究52-56K4中國現代史陳晉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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