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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學家　清華大學教授　張豈之）
　　　　　　一、教育功能問題
　　中國古代優秀的教育理論將教育的功能歸結為對人的塑造。就是說，要將一般人塑造成為有道德的“君子”，再培養為“仁人”——圣賢。
　　中國傳統教育理論以“人”為中心。關于“人”的塑造、提高，成為傳統教育理論的核心。
　　中國第一位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用畢生精力搜集整理文獻《詩》、《書》、《禮》、《樂》、《易》、《春秋》，編成教學用書，世稱《六經》。這是我國最早的教材。孔子特別注重道德教育，也就是教學生如何做人。他認為教育在人的塑造中起主導作用。孔子所講的“德”，泛指思想、道德、志向、行為等，是一個內容很寬泛的概念。
　　孔子以后，戰國中期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強調了教育的功能和作用，認為經過教育手段的運用，人們可以被培養成為像堯、舜一樣的圣賢，“路之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十分尊重教師，認為教師的職業是神圣的、光榮的。他認為教師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快樂的事。在他看來，人可以塑造，因為人性是善的，即人具有被塑造的潛在因素，人和其他動物畢竟不同。
　　孟子以后，戰國末期出現了一位大思想家、教育家荀子。他認為，人必須接受教育，如不接受教育將成為“不肖之人”，因為人性是惡的。教育的功能在于使人的性惡轉化為性善。而教育除了要研究古代文獻以外，還要研究現實社會的制度問題。
　　總之，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都認為教育的功能是對人的塑造和培養。普通人被教育成為君子和圣賢，要靠后天的努力。
　　當歷史發展到宋代，書院得到發展，這意味著教育場所擴大了，自由探討的機會增多了，教育的特色更加明顯了。
　　宋代許多思想家、教育家都認為教育的功能是“變化（人的）氣質”。在他們看來，“氣”是天賦的，人的天賦有一些差別，有人秉受的濁氣多些，因此遲鈍一些。但是，天賦不能決定一個人是否在學問上和事業上有所成就。而“質”則指人的根底、才質。經過教育，人的“氣質”可以改變，由粗俗到高尚，由低級到高級。
　　宋代教育家所說的“氣質”，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素質。
　　我國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認為，教育的功能，使人“養成健全的人格”，“人格”中含體育、智育、德育、美育。主張教育使人得到全面發展。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也認為教育在于“培養整個之人格”，在“人格”中含知、情、志。他們所謂“人格”，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素質”。
　　從繼承中外優秀教育理論，以及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出發，不論是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其功能都在于提高人的素質。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一章總則：
　　“為了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全民族的素質，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1994年8月3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有這樣的話：
　　“現在和今后一、二十年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他們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如何，直接關系到21世紀中國的面貌，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戰略目標能否實現，關系到能否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
　　還有，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的講話（第二部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中關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有這樣的話：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大力發揚黨的優秀傳統，弘揚中華民族優良的思想文化，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不論是哪一方面的教育，其功能都在于提高人的素質。這是關于教育功能最簡潔最深刻的界說。
　　那么，什么是素質？素質是指人才在思想上、道德上、心理上、文化上必須具備的條件。思想上的必備條件是：有國家民族觀念。道德上的必備條件是：有承担各種義務的自覺性和享受權利的正確態度。心理上的必備條件是：有承受各種困難和挫折的耐力，并有毅力和勇氣去加以克服。文化上的必備條件：有較高的文化基礎和較淵博的知識。
　　優良的素質要靠教育來培養。將教育的功能歸結為提高人的素質，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教育觀念的深化。
　　　　　　二、文化素質問題
　　素質有多種，在各種素質中有一個基礎素質，這就是文化素質。
　　專業知識不能代替文化素質。比如，學無線電的，其知識范圍只限于電路分析、高低頻電子線路、電路與網絡分析等專業知識，那還不能說有較高的文化素質。
　　文化素質是知識與能力的總匯，且具有我鮮明的民族特色。
　　文化素質含(1)知識：較廣泛的知識，比如，學理、工、醫、農的人具有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和素養，又有藝術知識，有較強的審美能力。而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人，有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等。(2)能力：含較強的分析歸納能力，較敏銳的觀察力和反應力，且有一定的工作能力；還有掌握和操縱一定技術的能力。如果一個學生只有若干書本知識，而動手能力十分缺乏，那么這位學生還不能說具有了相當高的文化素質。(3)方法：指分析和觀察問題的方法，比較客觀、實際、實事求是，不走極端，減少片面性。(4)儀態：有文質彬彬的儀態，語言舉止文明優美。(5)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比如中國優秀傳統美德提倡謙和，謙虛謹慎，與人為善等等。
　　就整個中華民族來說，提高其素質，尤其要注意文化素質的提高。就大學生來說，全面提高其素質，尤其要注意其文化素質的培養與提高。
　　談到這里，有一個觀點，需加辨明。能否說在社會轉型時期，在市場經濟初期，文化的滑坡和失落是不可避免的？
　　不能這樣說。1995年全國政協會上，香港—美國加州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莊永竟委員有一個書面發言。他講得比較深刻。他列舉了這樣的歷史事實：意大利在市場經濟初期，并沒有出現什么文化滑坡，而誕生了文藝復興運動。英國市場經濟初期，產生了深具影響的先驅哲學。德國市場經濟初期，產生了以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為標志堪稱哲學革命的古典哲學流派。日本市場經濟初期則產生了明治維新運動……
　　我們正在建立的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和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初期不同的歷史背景。我們在社會轉型時期，在科技興國、教育奠基的條件下，更不應當造成文化滑坡的現象。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激勵大學生競爭進取，提高他們學習的積極性。在此情況下，“想多學一些實用知識”便成為多數大學生的追求。這是必然的，合理的。但是也需要看到，市場經濟也會帶來負面作用，它遵循價值規律、等價交換原則，如果放松思想工作，忽視學生的文化素質，那將會產生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等，同時對于一些理論性較強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學科還會產生輕視的傾向，從而使大學生思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受到影響。事實上，人的各方面的素質的提高特別是文化素質的提高，對于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是不可缺少的。
　　　　　　三、優秀傳統文化對提高大學生文化素質的作用
　　弘揚祖國優秀傳統文化，是教育的一項重要任務。《教育法》第一章總則的第七條說：“教育應當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吸收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切優秀成果。”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講話的第二部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中也提到了弘揚中華民族優良的思想文化，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一項重要任務。
　　關于優秀傳統文化對提高大學生的文化素質所起的積極作用，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說明：
　　首先，作為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核心的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是現代革命史的產物，但是它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優秀的思想文化。從我國古代優秀文化遺產中幾乎找不到以個人為本位的思想資料，大量出現的是關于人們對于家庭、國家應當承担的義務，也就是關于為群體奉獻的思想。儒家創始者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認為人的價值在于發現和宣傳真理。由此引申出：人的價值集中表現在為真理、道義而生，必要時為道義而殉身。于是“殺身成仁”、“舍身取義”便成為中國歷代有識之士和志士仁人服膺的信條。這樣的人生價值觀在歷史演變中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內容，但其基本原則并無變化。
　　社會主義道德觀從我國傳統美德中也可以找到思想淵源。舉例來說，傳統美德強調人們應當“聞過則喜”、“過則勿憚改”。孔子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了過錯還不改，那就真是過錯了。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不承認有天生的圣人，也不承認有絕對完善的人，孔子很坦率地說“……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承認自己有時有缺點和過錯，別人指出，他能立即改正。這才是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實事求是的風范。總之，在中國文化遺產中沒有“原罪說”一類的思想，強調后天的學習，有了錯改了就好。還要提到，優秀傳統文化重視人的行為準則，強調執政者更加注意自己行為的端正，帶頭在這方面下功夫。孔子說“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執政者自身端正，才能治好國家，如果自身不正，怎能使別人端正？孔子還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今不從”，認為執政者自身端正，即使不發命令，百姓也會擁護；如己身不正，即使法令很多，百姓也不會聽從。象這樣重視行為準則的思想資料，在我國文化遺產中屢見不鮮。在我國歷史上，產生了不少廉潔奉公為民辦實事的官吏，但是由于缺少法制的保證，僅靠道德教育，很難貫徹始終。
　　從以上關于價值觀、道德觀和行為準則的簡要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們今天進行德育和文化素質教育，需要聯系傳統優秀文化遺產。
　　使用祖國優秀文化遺產作為思想資料，得有所選擇，有所研究，使它很好地為今天服務。同時對于優秀文化遺產的使用，其目的是為了提高學生們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在價值觀、道德觀和行為準則方面提供基本原則，這不同于學術研究和學術討論，因此，我們對于材料的選擇更要注意其科學性和穩定性，不能牽強附會。當然，使用優秀傳統文化，面似乎寬一些好，不僅僅限于選擇道德倫理方面的資料。
　　其次，優秀傳統文化有助于提高學生們的思想境界。
　　我國教育界同志有一個共識：在學生的文化素質教育中有一環是絕對不能忽視的，這就是進行理論思維的教育，即哲學史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育。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從中國古典哲學中可以找到若干理論的淵源。可以這樣說，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靈魂就是中國古典哲學。
　　天人之學是中國哲學，特別是中國古代哲學所討論的一個主題。漢代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曾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這里所說的“際”就是關系。在他看來，只有研究天人之間的關系，闡明“天”的性質，以及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在學術上有所成就，“成一家之言”。關于“天人之學”的內容，這里從略。不過，重人事、輕天道，以及天道自然、天人相分的觀點是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價值的理論，這是構成古代人文文化的基礎。
　　我想著重說明中國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對”之學（變易之學），即古代辯證思維。
　　商、周之際出現的《周易》一書，是以八卦（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象征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等自然現象，推測自然現象、社會變化和占卜的書。
　　《周易》里記載了許多關于對立方面的范疇，如吉兇、禍福、大小、出入、往來、進退、上下、得喪（失）、生死、內外、泰否、損益等。這些對立范疇說明整個世界充滿矛盾。所謂“小往大來，大往小來”，所謂“無平不陂，無陂不復”，小的過去，大的一定會再來，平地也會變成山坡，現在是從過去變化而來等等。對世界作這樣的看法，具有這樣的觀點，可以說這就是中國古代“有對”（變易）之學的萌芽。
　　不過，《周易》關于“有對”的論述是以占卜形式出現的，有許多迷信的成分。真正從哲學意義上講世界，“有對”的，是《老子》、《孫子兵法》、《易傳》等書。
　　老子比較系統地揭示出事物對立面相互依存，提出美丑、難易、長短、高下、有無、損益、勝敗、攻守、進退、輕重、榮辱、動靜等對立的范疇。一方不存在，對方也就不存在，這就叫做“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后相隨。”（《老子》二章）這里講的“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都是指對立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情況，由此才有事物的轉化和發展。
　　《孫子兵法》發展了老子的“有對”思想。老子看到事物的依存和轉化，但是他把轉化看做無條件的，因此人們對于事物發展的前景無法預測。同樣的“弱生于強”相互轉化的命題，《孫子兵法》比老子有更加深刻的地方，就是在各種條件中，人是最重要的。沒有一定條件，弱還是弱，弱不能勝強，因此孫武極其重視指揮者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和被指揮者的紀律與勇敢。
　　事物變易和轉化的觀點，在《易傳》中有進一步的發揮。《易·系辭》說，日月星辰，四時寒暑，古今上下，思想觀念都在運動變化，禮儀刑法也是如此。世界上沒有不變的東西，這就叫做“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系辭下》）事物達到極限，就要發生變化，變化就能發展，發展就會創新。并指出無窮的發展是充滿生機的、日新月異的過程。
　　以老子為代表的一派，在“有對”之學上，強調柔弱的作用，認為柔弱是對立雙方的主要方面，它決定事物的性質及其轉化趨向。《易傳》不同，它提出了一套自強不息，以剛強為主，柔弱為輔的處世之道。
　　當中國歷史發展到宋、明時期，“有對”之學又有進一步的發展。“有對”作為哲學范疇，是北宋時期王安石、南宋朱熹提出來的。朱熹明確地說：“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朱子語類》第95）北宋時期張載又提出“有對”也就是“一分為二”，他說：“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于無窮。”（《正蒙·參兩篇》）
　　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有對”之學是最有理論思維深度的部分，是人們對于自然、社會和人生觀察所得經驗的理論概括，由此引發出所謂“憂患意識”，也是極有價值的部分。在《易傳》中就有這樣的話：“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北宋時政治家和學者范仲淹說出這樣的名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講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在對大學生的文化素質教育中，不論是學理工農醫的，或者是學人文社會科學的，都需要研究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對”之學，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是文化素質的重要根基。
　　再次，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有助于開闊學生的思路，鼓勵他們從多方面鍛煉自己，不斷取得有益的文化科學知識，不故步自封，不局限于一隅。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有一特點，就是它善于吸收各種不同流派的思想學說，從而豐富自己，發展自己，這稱之為“會通”之學。孔子提倡“和而不同”。
　　司馬遷說“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例如，從西漢末年傳入中國的佛教，其內部經常開展辯論。寺院為傳播教義，經常向僧侶講解佛教經典。担任講師的高僧講解經文，聽眾提出問題，講師“學不返難”——不能向聽眾提出反問。佛教經常舉行無遮大會，允許不同宗派的人就大會所提出的議題進行討論。這些都促進了中國佛教中各個不同派別的發展。中國囿有的思想對佛教有影響，而佛教對中國儒學、道學等也有影響。中國佛教是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具有中國特點的佛教。
　　佛教認為自己高明，南朝時期有個和尚叫慧琳，他寫了《白黑論》一文，說佛教講的是人生宇宙之外的真理，而儒學講的是人生真理。但后來佛教還是吸收了中國儒學的某些觀點。將儒家的“人心”論改造為佛性論，說人心皆存佛性，人人皆可以成佛，這和儒學認為人經過學習皆可成為圣賢的觀點相似。
　　優秀傳統文化“會通”精神的一個表現是，它善于相互辯論又相互吸收，既能看到其他學派的短處，又能克服自己理論上的缺點。另一個重要表現是，中國古代思想善于融匯吸收各門具體學科的思想成果，并使之上升到理論高度，反過來影響各門具體學科的發展。再一個表現就是中國文化善于融匯外來文化，使外來文化的精華變成自己的血肉。
　　總之，祖國優秀傳統文化有助于提高大學生的審美能力，陶冶性情，培養高尚情操。
　　人有感情，有喜怒哀樂，“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這需要疏導，使之向高尚的方面發展。
　　對于偉大人物來說，藝術的陶冶也是不可或缺的。這里請允許我舉個例子：毛澤東主席生前，1957年8月1日夜，據他自己說，這是一個不眠之夜。他讀范仲淹詞二首。于是他在給家人的信里說，詞有婉約、豪放兩派，而范氏的這兩首詞介于二者之間。一首《蘇幕遮》：“碧云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追旅意，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高樓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毛澤東主席在信中說，這首詞“既蒼涼又優美，使人不厭讀。”又說：“讀婉約派的讀久了，厭倦了，要改讀豪放派，豪放派讀久了，又厭倦了，應當改讀婉約派。人的心情是復雜的，有所偏袒，仍是復雜的。所謂復雜，就是對立的統一，人的心情，經常有對立的成分，不是單一的，是可以分析的。”
　　是的，人的心情不是單一的，經常有對立的成分。興趣、感情等需要有合理的疏導。優秀的文學藝術可以起到疏導人心的作用。對于偉大人物來說，他們需要文學藝術，需要美學，需要有心靈的滋潤。同樣，對于正在成長的青年和大學生，未來21世紀的主人，更加需要從傳統文化中獲得美感，并從多方面進行學習和鍛煉，使自己成為有崇高理想，高尚道德，淵博知識，優美風度的專門人才。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于大學生的文化素質，肯定會起積極的良好作用。這種作用是潛移默化的。正如杜甫在《春夜喜雨》詩中的名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題圖攝影：王生生）
　　
　　
　　
教學與教材研究京6-9G4高等教育張豈之19961996 作者：教學與教材研究京6-9G4高等教育張豈之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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