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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5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14Ⅹ(2001)03-0092-07
　　1900年10月6日，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在廣東惠州三洲田發動的反清武裝起義，（注：關于惠州起義爆發的時間，歷來有10月5日、6日、8日三種記載，本文取孫中山的說法。參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00頁。）是辛亥革命運動準備階段真正舉行的有鮮明特色的第一次起義。黃興后來認為“堂堂正正可稱為革命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注：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編：《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80頁。）是有道理的。孫中山組織發動這次起義的指導思想及依靠會黨和外援的做法，都給往后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武裝斗爭以深遠的影響。
　　一
　　庚子惠州起義是孫中山力圖以武裝革命手段，來實現民主共和國理想的最早嘗試。這次起義以興中會的民主革命綱領為指導思想和奮斗目標，是一次具有正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反清軍事斗爭。此乃惠州起義的第一個特點。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中國的問題離開武裝就不能解決”。（注：《毛澤東選集》4卷合訂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06、509頁。）孫中山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從創立興中會開始，不僅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民主革命綱領，（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0頁。）而且還將反清武裝起義作為實現民主共和綱領的主要手段，堅決選擇了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1895年的廣州起義計劃流產后，孫中山的共和革命信念更加明確和堅定，多次強調中國應改行共和政體，并計劃在廣東發動武裝起義來促成這一目標的實現。1897年8月，他在與宮崎寅藏的談話中指出：“余以人民自治為政治之極則，故于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且吾主張共和政治，而必以革命為先導者”。（注：宮崎寅藏著、P·Y譯校：《三十三年落花夢》，大達圖書供應社1902年刊行，第35-36頁。）他在談到起義地點的選擇時指出：“蓋起點之地，不拘形勢，總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濟、快于進取而矣”，故“弟以廣東為最善……而心仍不能舍廣東者，則以吾人之所在也”，“廣東惠、嘉、潮三府”，不僅“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復明之會”，而且其地“因與臺灣密爾，便于接濟軍火”，尤“可作起點之區”。（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82-184頁。）當時興中會的領導人與會員幾乎都是廣東人，在早期有名籍可考的286名興中會員中，廣東人為271人，占會員數的95%。（注：薛君度著、楊慎之譯：《黃興與中國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頁。）可見，興中會實際上是一個由廣東華僑人士、知識分子與會黨成員組成的革命團體。再加上進入近代以來，廣東人民具有強烈的進取性與愛國心，及悉力畢慮期驅異族，建民治，為全國創的光榮斗爭傳統。在此情況下，孫中山將興中會起義的地點選在廣東，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正確的。
　　1900年夏秋間，列強的侵略罪行引發了中國北方的義和團反帝運動。孫中山當時“既恨滿清之無道，又恨列強之逞雄、聯軍之進北”；（注：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44頁。）主張“吾黨決當立義軍，遂行夙昔之志望”，“由是經營奔走無虛日”，（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5頁。）把握時機加緊了廣東惠州起義的籌備工作。孫這期間打算在廣東乃至華南建立一個共和國的思想，是十分明確的。1900年6月初，他在請求法國駐日本公使哈馬德為起義者提供“武器或軍事顧問”時，指出這次起義“要推翻清王朝”，建立“一個新的華南聯邦共和國”。（注：郝盛潮主編：《孫中山集外集補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2頁。）該月上旬，他在離開橫濱前的談話中又指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與華南人民商議，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89頁。）同年7月，他在新加坡接見英國官員斯韋以頓等人時再指出：“我們打算推翻北京政府，我們要在華南建立一個獨立政府……而沒有這個行動，中國將無法改造”。（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95-196頁。）孫等還在致香港總督卜力的政見書中，十分清楚地提出了建立華南共和國的具體方案：“中央政府者，舉民望所歸之人為之首，統轄水陸各軍，宰理交涉事務，惟其主權仍在憲法權限之內；設立議會，由各省貢士若干名以充議員”。各省設立“自治政府”，“由中央政府選派駐省總督一人，以為一省之首”；省議會“由各縣貢士若干名以為議員”；“以本省人為本省官，然必由省議會內公舉”。（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93頁。）我們從孫中山的上述言論中，可以看到他發動惠州起義的目標，是要在華南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共和國。
　　此外，我們從惠州起義前后他人的言談中，也可以看到孫中山發動這次起義的指導思想是民主共和。1897年10月，日本人山下秀實主辦的《臺灣新報》曾報道說：興中會黨人“總以背叛清國，革去舊政為名目”；該會渠魁孫文在“歐洲煽惑清國人及外國人捐資入會……查其用意所在，欲使清國變為合眾民主國”。（注：《逆黨批猖》，《臺灣新報》第316號，1897年10月1日（中文版）。）據謝纘泰記載，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啟博士于1900年7月21日說：港督卜力贊成并支持孫等“在中國南部成立一個共和國”。（注：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孫中山辛亥革命史料專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頁。）日本外務省的檔案還記載說，8月間福罔縣知事曾向外務省報告：“孫逸仙及其黨徒的計劃，以江蘇、兩廣等南清六省作根據地宣布獨立，作共和政體。漸次向北清張揚，推倒愛新覺羅氏，支那十八省合從（縱），東洋大共和國創立”。（注：吳相湘：《孫逸仙先生》第1冊，臺北1971年版，第270頁。）惠州起義失敗后的1901年春，美國《展望》雜志的記者林奇在見過孫中山后報道說：“以聯邦或共和政體來代替帝政統治，這是孫逸仙的愿望”。（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10-211頁。）
　　綜觀惠州起義前后孫中山的言行和其他各種記載，我們有理由肯定他領導的興中會發動這次起義之目的，就是要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以民主共和思想為指導，起義者為建立民主共和國而戰——正是惠州起義的最大特點與可貴之處。這說明它是中國正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次武裝斗爭。
　　當然，我們也別忘記1900年10月下旬，孫中山曾寫信給劉學詢，應允劉“先立一暫時政府，以權理政務……主政一人，或稱總統，或稱帝王，弟決奉足下當之，稱謂由足下裁決……兵政一人弟自當之”。（注：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華書局1981年重印本，第202頁。）這是他出于救急策略考慮的權變之計，目的是為爭取劉以財救濟惠州起義的革命軍。當時在臺灣的孫中山不知惠州起義已敗，一心想到義軍急需餉械接濟；而原指望的臺灣軍火援助全落空，委托日人中村彌六代菲律賓所購之械又是一堆廢鐵；無奈之下，他只有寄望劉學詢“速代籌資百萬……以便即行設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華”。（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03頁。）關于這點，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已說得很清楚：孫“知道劉素抱帝王思想，故即以主政一席許之，而自攬兵政，其用意無非欲得其資助巨款而已”。（注：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華書局1981年重印本，第80頁。）有人據此認為孫中山當時思想上對采取民主共和還是君主立憲政體，尚未作出最后的抉擇。這種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
　　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發動惠州起義時，明確地提出了推翻清朝封建專制、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主張，將愛國救亡與推倒清廷連在一起。這說明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政治理想和斗爭水平，不僅高出農民階級廣大群眾，而且也高出資產階級保皇派。他們在20世紀到來之際高舉共和革命的嶄新旗幟，站在歷史潮流前面指引著國民去進行新的救國斗爭。
　　二
　　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發動惠州起義之主要依靠力量，是會黨和綠林。這是一次形式上會黨起事氣氛頗濃，而在性質上又完全別于舊式會黨起事的新型武裝起義。此乃惠州起義的第二個特點。
　　孫中山本人及其創立的興中會，同會黨有著很深的淵源與交往。辛亥革命時期的廣東，“不特民間大半拜會，即衙役勇丁亦多有入會”。（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6頁。）會黨出身的革命黨人陶成章曾指出：當時南方的三合會“以廣東最盛”。（注：肖一山編：《近代秘密社會史料》，1935年北京出版，附錄第6頁。）孫中山生長在三合會非常活躍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從創立興中會始就注意聯絡會黨的力量以為己用。他這樣做的原因有以下三點：其一，會黨具有反清傳統，“會中的口頭語就是‘反清復明’”；（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頁。）“會黨常有與官吏沖突……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于反對之地位”。（注：《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197頁。）他們在反清的問題上與興中會有著一致性，便于興中會實行聯絡。其二，會黨是一支有現成組織的沖擊力量，有聯絡利用的價值。1898年，孫中山在同宮崎寅藏談及此時指出：“這起義必須有三合會的支援，只要跟三合會取得聯絡，便可成立近乎完整的革命軍”。（注：郝盛潮主編：《孫中山集外集補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頁。）其三，興中會內有一批會黨的骨干分子，具備聯絡會黨的暢通渠道和便利條件。孫中山早在廣州博濟醫校讀書時就結識了“具反清復漢思想”的三合會首領鄭士良，“引為知己”。（注：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華書局1981年重印本，第24頁。）香港興中會總會成立時，鄭與其他一些會黨成員加入了興中會。他們成為日后興中會聯絡會黨的得力干部。
　　惠州起義前，孫中山曾有粵、湘、鄂同時大舉的起義計劃，一度對廣東的三合會和長江流域的哥老會都進行過聯絡工作。1899年冬，興中會、湘鄂哥老會和廣東三合會的首領曾在香港舉行重要會議，議決成立興漢會，公推孫中山為總會長。后來，長江流域的哥老會被康有為收買為自立軍的主力，粵、湘、鄂同時大舉之計劃無由實現。孫發動惠州起義所依靠的主力軍，就只有廣東惠州與嘉應州一帶的三合會，及新安縣的綠林。興中會將起義地點選在惠州三洲田，固然有該地與香港的新界接壤，便于興中總會的人員聯絡與物資接濟方面的考慮，但更重要的還是由于會黨方面的原因：（一）該地及其東南毗連的海豐，“皆系會黨出沒之處”，（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頁。）且新安縣的綠林首領黃耀庭等部已接受興中會的領導；（二）起義的總指揮鄭士良既是惠州的客家人，又是本地三合會的首領，在當地的三合會員和客家人中有號召力；（三）該地在兩縣交界、地處偏別和山深林密的地勢，有利于會黨隱蔽與聚集力量。
　　為保證分散的三合會員能組織起來統一行動，鄭士良在起義前特地把“三合會領袖中最得人望”的好友黃福，從南洋婆羅洲請了回來；“說也奇怪，他一回來，各處黨號的草鞋都會圍集拢來，只要黃福發一個命令，真是如響斯應，無不唯唯照辦的”。（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頁。）由于起義的頭領和群眾大多是三合會員，所以聯絡發動的辦法也是采用會黨傳統用的手法。兩廣總督德壽在起義后向清廷奏稱：“奴才伏查逆首孫汶以漏網余兇……乃敢潛回香港，勾結惠州會匪，潛謀不軌”，“旗幟偽書大秦國及日月等悖逆字樣。各匪頭纏紅巾，身穿白布鑲紅號褂”。（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243頁。）這表明參加惠州起義的不少會黨首領及會眾的認識水平，尚與孫中山所設定的奮斗目標有較大的差距。這次由革命黨組織發動的起義還保留有頗濃的會黨氣氛。
　　然而需著重指出的是，盡管這次起義還有較濃的會黨味，但它同以往的舊式會黨起事相比較，畢竟有了明顯的區別。首先應當看到，由于近代廣東具有風氣之先的優越地理位置，一部分會黨首領在與海外聯系的過程中，不同程度上受到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影響，具有較為鮮明的民主革命思想，如鄭士良等就曾受過西式教育，認識到“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注：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等編：《孫中山史料專輯》，1979年廣州版，第321頁。）興中會員進行的宣傳工作，也促使參加這次起義的部分會黨成員產生了一些民主革命意識。其次，更為重要的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不僅組織發動了起義，而且還取得了起義的領導地位。他們在組織起義的過程中引導廣大會黨群眾把自己的斗爭，同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結合在一起。粵督德壽曾對此驚呼：“逆黨主謀，意圖大舉”，“軍火購自外洋，煽誘遍及各屬，豎旗叛逆”，“實非尋常土匪可比”。（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243頁。）有的起義者在給香港報紙的信中，宣稱自己是“大政治家、大會黨……我等在家在外之華人，俱欲發誓驅除滿洲政府，獨立民權政權……我等不恤流血，因天命所在，凡有國政大變必須以貴重之代價博取之”；（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243頁。）起義軍的軍令所出及一切舉措，“悉以西法為準繩”。（注：參見上海《萬國公報》卷145，總第19939頁。）他們軍紀嚴明，“沿途秋毫無犯”，從未有屠戮婦稚、焚毀鄉村等事發生，其糧餉等取于鄉民，均照時價給錢，“村民多燃爆竹歡迎，或以酒食慰勞，大有簞食壺漿之概”。（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8頁。）由于廣大鄉民紛紛前來參加起義，起義軍很快由最初的600多人壯大到2萬余人。以上事實證明，興中會依靠會黨為主力發動的庚子惠州起義，已具有民主革命的內容，它擺脫了傳統的“反清復明”口號和自發暴動的原始狀態，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為實現民主共和國理想而組織進行的一次武裝起義。
　　惠州起義的史實告訴我們，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十分注重武裝斗爭。他們在從事革命之始就聯絡發動會黨力量來舉行武裝起義，并力圖將舊式會黨的反清斗爭引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軌道。他們選擇利用會黨這個現成的組織來作為武裝起義的沖擊力量，是由當時階級斗爭形勢的需要，及其本身的階級特性所決定的。這種做法是必要的和無可非議的。會黨在惠州起義乃至以后的多次起義中，雖然暴露出其散漫落后的一面，但其所起的積極作用還是主要的。他們不僅充當了革命派歷次武裝起義沖鋒陷陣的主力軍，而且還聯絡、影響和帶動了一部分農民及其他下層群眾，起來響應與投身民主革命斗爭，從而促進了辛亥革命運動的不斷高漲。
　　三
　　庚子惠州起義是孫中山和興中會在本身革命力量弱小的情況下，寄望于外部條件、尤其是幻想得到日本帝國主義援助而發動的一次武裝起義。完全依賴于海外餉械的接濟援助，也是惠州起義的一大特點。
　　1900年夏，各國列強利用義和團事件趁火打劫，紛紛干涉中國內政；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孫中山認為這時局之變極有利于興中會發動反清起義：（一）清政府在入侵的八國聯軍前面，“和戰之術俱窮”，“威信掃地以盡”，（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02-203、211頁。）朝廷上下一片混亂，這為黨人舉行起義提供了大好時機；（二）清兩廣總督李鴻章受英國人運動，一度有宣布兩廣“獨立”之意。他的幕僚劉學詢曾為此函請孫中山“速來粵協同進行”；時何啟也受港督卜力鼓動，找陳少白拉拢興中會“輔佐”李搞兩廣獨立。孫當時“方經營惠州軍事，頗不信李鴻章能具此魄力”，但又認為“此舉設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不妨一試。（注：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華書局1981年重印本，第77頁。）（三）當時的日本政府及日駐臺總督兒玉源太郎，妄圖利用興中會之活動來向福建擴張，對孫的起義計劃偽表同情，許以起義之后可相助。孫認為這些因素對興中會發動惠州起義是十分有利的，而菲律賓獨立軍的駐日委員又應允將上年所購之槍械供起義之用，我們正可“趁機而起，建立義軍，實現夙愿”。（注：宮崎滔天著、林啟彥改譯注釋：《三十三年之夢》，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175頁。）
　　孫中山面對國內外錯綜復雜的環境，始終把惠州起義的接濟工作放在依賴帝國主義的援助上面，而對英日等國分裂兩廣、福建的陰謀缺乏必要的警惕。他那時完全依恃外援，當然有其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就主觀原因來說，孫中山當時把近代社會的一切罪惡——包括帝國主義的入侵在內，統統都歸咎于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而認識不到造成近代中華民族災難的總根源就是帝國主義，因而對其懷有幻想和易于輕信。就客觀原因而論，孫領導的興中會當時在國內沒有立足之地，其革命活動的經費，全需依賴海外華僑捐助；其武裝起義的軍械，也全仗從外國購買和輸入。他尋求外援是迫不得己的，也是完全必要的。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孫中山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準備階段乃至以后一段時期，都對帝國主義懷有幻想，沒有提出鮮明的反帝主張和相應的對外政策，而是寄望日、美、英等國能援他領導的民主革命斗爭。
　　為踐劉學詢之約，孫中山于1900年6月中偕同日本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十多人，由日本乘法國的煙狄斯號輪抵達香港海面。7月18日，李鴻章離港北上后孫、李合作嘗試兩廣“獨立”的計劃遂告落空。同一天，孫中山在“佐渡丸”上主持召開軍事會議，決定起義“以鄭士良為主將，近藤五郎、楊衢云為參謀，福本誠為民政總裁，平山周副之”，派“福本誠留在香港從事準備，如準備不能如意，即以現有力量舉事”，并“對鄭士良指示軍事方略”：（注：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23、221頁。）將起義地點由廣州改為惠州，起義后隊伍向福建廈門進軍，以便接應孫本人屆時由臺灣攜械潛渡內地，親自督師北上。這就是惠州起義的方略大要。
　　此后，孫中山把主要精力用在爭取日本的援助上面。9月上旬，他在東京拜訪了時在內閣任職的犬養毅，請求給予經濟援助；是月底，他化名吳仲從日本抵達臺灣，旋在臺北建立起義指揮中心開展工作，并與臺灣總督兒玉的代表后藤新平民政長官取得了聯系。孫后來回憶說“時臺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注：《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頁，199頁。）然而事實上這只是其不切實際的空想。日本政府和兒玉等根本就沒有援助孫中山和中國革命黨的誠意，他們允諾接濟孫領導的起義居心叵測——妄想趁機實現其將廈門乃至福建置于日本控制下的野心。為達此可恥目的，日本政府一方面于9月29日，即孫中山抵臺后的第二天，以“有礙外交”為由指令兒玉：“對孫逸仙陰謀采取防遏方針”，“必須嚴格阻止我國人援助其事”，并于10月初禁止參與中國革命的日本嫌疑人平山周、福本誠等45人在中國登陸。（注：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46-247頁。）另一方面，它又要后藤新平告知孫說，廈門“臺灣銀行分行”的地下室“有二、三百萬元銀幣”，起義軍應“到廈門去”，“既然在干革命，把這些錢搶走好了”，（注：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48頁。）并謂他本人保證日本政府對這件事不會過于追究。事實上這是一個圈套。日本當時對廈門的騷亂比對廣東的起義更有興趣，他們正在尋找制造事端的借口，以便趁火行劫“接管”廈門。假如孫中山的起義軍真的占領廈門，并敢取用日本臺灣銀行分行金庫存款的話，那就將中日本當局的奸計，會為兒玉出兵廈門提供一個口實和幌子。
　　由于孫中山滿心指望臺灣方面的援助，所以他在惠州起義爆發后要鄭士良指揮義軍向閩南方向挺進。這樣一來，鄭的起義隊伍就遠離了原先計劃配合起義的新安博羅之江公喜部和梁慕光部，及廣州鄧蔭南、史堅如所聯絡的響應力量，而成了長途跋涉作戰的孤軍。這大大有利于清軍集中兵力來堵截這支義軍的主力。就在起義軍與清軍苦戰前進的10月中旬，日本政府實行了改組，伊藤博文出任內閣總理大臣，他重申“既不許兒玉協助中國革命，又不許日本武官投效于中國革命軍，并禁止軍械出口”。（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1頁。）至此，孫既無法取得臺灣方面的軍火等接濟，又不能從日本方面取得任何物資援助。他只得派日本友人山田良政帶信給在三多祝待援的鄭士良，信中指示“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即，至廈門，亦無所為，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年譜》，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50頁。）鄭接信后被迫于10月22日解散義軍，后自率數百名骨干避往香港。山田良政則因歸途迷路，被清軍抓獲遇害。一度轟轟烈烈的惠州起義就這樣失敗了。
　　惠州起義的失敗有其必然性的原因，這就是當時革命的時機尚未完全成熟，興中會的革命力量還過于弱小，而清廷的反動勢力卻相對的強大；而起義者的軍械等準備未緒，依靠的外援完全落空，及為此而采取了不切實際的舍近（廣州）求遠（廈門）戰略，致使幾處的起義隊伍沒相互配合形成合力等，則是導致這次起義很快就失敗的直接原因。惠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它表明孫中山和他領導的興中會當時在中國首倡民主共和，發動依靠廣大的下層勞動群眾，堅持以武裝革命斗爭作為反清的主要手段，是選擇了一條代表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前進方向的、正確的民主革命道路。其次，這次起義具有重大的宣傳作用，擴大了民主革命派的影響，成為中國民主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的歷史轉折點。
《廣東社會科學》廣州92～98K3中國近代史周興梁20012001孫中山領導興中會發動的惠州起義，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正式舉行的第一次反清武裝起義。這次起義堅持以建立民主共和國為最終目標，義軍由受革命黨人影響與統領的會黨組成，整個起義一直寄望海外軍械的接濟。這反映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早期武裝斗爭的特點。惠州起義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其指導思想及依賴會黨與外援的方策，曾長時間地影響資產階級革命派后來的戰爭事業。孫中山/惠州起義/性質/特點周興梁 中山大學孫中山所教授 博士生導師 廣州 510275 作者：《廣東社會科學》廣州92～98K3中國近代史周興梁20012001孫中山領導興中會發動的惠州起義，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正式舉行的第一次反清武裝起義。這次起義堅持以建立民主共和國為最終目標，義軍由受革命黨人影響與統領的會黨組成，整個起義一直寄望海外軍械的接濟。這反映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早期武裝斗爭的特點。惠州起義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其指導思想及依賴會黨與外援的方策，曾長時間地影響資產階級革命派后來的戰爭事業。孫中山/惠州起義/性質/特點

網載 2013-09-10 21: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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