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來趙樹理研究綜述

簡體傳統

    中圖分類號：I2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261(2004)06-0073-04
    我國對趙樹理的研究至今已經歷了大半個世紀。雖然趙樹理的創作風格和特點幾乎沒有因時代的改變而發生大的變化，但對他的研究卻可以根據時代的變化大體上劃分為四個時期：1943—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倡導期；1949—1966年的評介期；1966—1976年“ 文革”期間的停滯期；1978年至今的縱深期。
    　　　　一、倡導期
    1943年9月《小二黑結婚》發表，扉頁上有彭德懷的題詞：“像這種從群眾調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第一版印行20000冊仍供不應求，可以說，除了趙樹理小說自身獨具的魅力外，政界要人彭德懷的引薦，使趙樹理的作品得以在解放區、根據地更廣泛地傳播，為人了解。這個題詞成了趙樹理研究的一個導火線、生發點。
    實踐證明了趙樹理小說形式的生命力后，在整個40年代，他的作品都受到熱情的贊揚。這一時期，對趙樹理的研究是以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精神為指導原則、以社會歷史學研究方法為主，將作品中反映的生活與現實生活聯系起來進行比照，整個研究呈現出較強的政治功利色彩，學理性較弱。批評的主力軍大部分是“著名的文學家、文藝理論家及趙樹理故舊親朋中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及“政界要人”[1](P23)。最初的評論文章中，影響較大的是當時華北地區宣傳工作負責人李大章的《介紹＜李有才板話＞》[2]。文壇三巨頭郭沫若、茅盾、周揚，都寫了熱情洋溢的評論，高度評價了趙樹理的作品如郭沫若《談＜李家莊的變遷＞》 [2]、茅盾《關于＜李有才板話＞》[2]和《論趙樹理的小說》。而這個時期最重要的評論是周揚于1946年8月26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趙樹理的地位因之得以確立。盡管1948年底和1949年初發生了對《邪不壓正》的分歧，但并未對贊美的主旋律發生多大干擾。
    這個時期對趙樹理的肯定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肯定其作品能及時反映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深刻描寫農村階級斗爭，配合了當時的政治斗爭；二是從藝術上肯定他塑造了生動的農民形象，運用口語和民間文學傳統，創造了新的民族形式。這個時期主要是一些評論文章，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回憶和評述趙樹理的生平、思想、性格、文學觀、創作的基本情況等。李普《趙樹理印象記》，記述了趙樹理“不想做文壇文學家”，而想“做一個文攤文學家”的文學觀[2](P23)；楊俊《我所看到的趙樹理》[2]，通過五個日常生活片斷，反映了趙樹理樸素、平易近人的性格；王春《趙樹理是怎樣成為作家的》[4]，揭示了趙樹理創作的“不盡源泉”……這些文章多立足于《講話》中有關作家論的思想來展開評述。
    (二)有針對性地分析趙樹理創作的特征和意義。當趙樹理在解放區嶄露頭角，尚未得到知識分子圈子的認可時，周揚就指出趙樹理“是一個新人，是一個在創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4](P1)，趙樹理的作品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4](P10)。他還較系統地從人物、語言方面作了分析。周揚以無產階級文藝批評家、以共產黨文藝方針代言人的身份，站在時代發展的高度，對趙樹理及其創作作了評價，其結論在這一時期的趙樹理評論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并對其他評論產生了深遠影響。陳荒煤在《向趙樹理方向邁進》中總結出趙樹理創作的3個特點——“政治性很強”、“民族新形式”、“革命功利主義”，首先提出了“趙樹理方向”，“號召邊區文藝工作者向他學習”[2](P171-175)。二人的表述為這一時期及下一時期前期對趙樹理的評價奠定了頌揚和提倡的主調。
    　　　　二、評介期
    1949—1966年為趙樹理研究的第二個時期一評介期，基本上承襲上個時期的研究方法和指導思想，政治傾向鮮明。但由于這個時期中國現代文學史這門學科的正式建立和趙樹理仍在不斷創作，對趙樹理的研究出現了新氣象：對趙樹理在文學史上進行定位，并開始有意識地收集整理有關趙樹理的資料。
    (一)與上個時期一樣，此期仍有許多關于趙樹理生平、思想的回憶和介紹，以及對具體作品的分析。史紀言的《趙樹理同志二三事》[2]，記敘了他對趙樹理的印象。另有劉真的《我的老師嚴文井、趙樹理》(《光明日報》1956-03-10)、萬曼的《趙樹理的生活和創作》[5]、張瑞華的《趙樹理在太行山》(《光明日報》1958-01-05)等。映白《 “第一顆碩果”——＜小二黑結婚＞》(《前哨》1956，5)從主題、人物、情節、語言來分析作品，是這個時期較為系統的一篇論文，類似的有王中青《論趙樹理的＜三里灣＞》 [2]、傅雷《論＜三里灣＞在情節處理上的特色》[2]、唐ｔāｏ@①《＜鍛煉鍛煉＞中人物描寫上的焦點》[2]、馮健男《趙樹理創作的民族風格》[2]等，針對創作中的某一具體問題進行剖析。
    (二)值得關注的是，這個時期出現的大量文學史著作中，對趙樹理的歷史地位作了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如李何林等人著的《中國新文學史研究》、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其中唐ｔāｏ@①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將趙樹理視為“在反映農村生活方面，在小說的民族化、群眾化方面”[6](P372)的杰出代表，其觀點可作為這個時期科學公正地肯定趙樹理的代表性言論。其他批評家也開始評論趙樹理的歷史地位，如劉泮溪的《趙樹理在文學史上的意義》[2]。除文學史外，還出現了個人研究的專著，這是上個時期所沒有的。20世紀50年代就有黃修己的《論趙樹理的小說》，196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方欲曉的《趙樹理的小說》。
    (三)研究資料的建設開始起步，大量收集趙樹理的作品，出現了有關趙樹理研究評論文章的匯編書籍。1950年出版了《論趙樹理的創作》一書，收集了周揚、茅盾、郭沫若等著名文學家、批評家、理論家的評論性文章。山東大學中文系1960年編纂了《趙樹理研究資料匯編》，選取各個時期不同方面有代表性的評論文章，書后還附有趙樹理創作年表。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趙樹理選集》，也為研究提供了方便。
    此期的趙樹理研究，可以用“褒貶毀譽之間”來描述：前期處于社會正軌時，有關論述，幾乎都把他作為實踐《講話》方針的典范，把他的創作視為延安文藝整風運動的最早實績，研究較上一時期有了深入的發展。但“左”的思潮也在不斷發展，漸漸地，整個研究與政策路線掛鉤，《三里灣》等作品受到批判，特別是1959年，《文藝報》組織 “文藝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的討論，恰逢毛澤東提出“十大關系”、“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言論不久，最終導致對趙樹理的否定性認識，否定的理由是認為趙樹理把社會主義農村描寫得太黑暗了，武養在《一篇歪曲現實的小說——＜鍛煉鍛煉＞讀后感》中發出的質問可視為此類觀點的代表：“難道這就符合農村的現實嗎?難道這就是農村婦女的真實寫照嗎……作者把它寫到紙上要達到什么樣的目的呢?”[2](P474)當然也有不同的看法，王西彥便撰文《＜“鍛煉鍛煉”＞和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愿意“充當一名保衛《鍛煉鍛煉》的戰士”[2](P467)。老舍、茅盾等人也一再為其作品辯護，但未能改變趙樹理作品“不合時宜”的局面。1962年8月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座談會上，邵荃麟代表中國作協黨組宣布1959年對趙樹理的批判是錯誤的。會上肯定他反映了農村生活中的困難和曲折，達到現實主義的深化。但同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的“階級斗爭學說”，又否定了大連會議的精神。兩種力量較量的結果是后者的失敗。對趙樹理越來越嚴厲的指責和批判，實際上是當時文藝界越來越高漲的激進主義文藝思潮和公式化、概念化傾向的反映。1964年以后，對趙樹理的評價發生了重大變化，大連會議受到嚴厲批評，趙樹理成了“寫中間人物論”的標兵，問題漸漸變成了對趙樹理創作生死存亡的審定，對他的研究已無法再正常進行了。
    　　　　三、停滯期
    1966—1976年是十年“文革”的特殊年代，受極度夸大了的階級斗爭論和極“左”思潮的影響，加上“四人幫”利用文藝篡黨奪權，文學成為首當其沖的靶子，文學研究遭到空前的大破壞和大倒退，基本上失去了研究的意義，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趙樹理研究也不例外，40年代以來的肯定性評價被全盤否定，他從忠實貫徹毛澤東文藝方針的代表性的作家，一下子變成反對毛澤東思想的“黑作家”，作品大都成了“大毒草”，被打翻在地。
    在這個歷史越出常軌的時期，“大批判”式的所謂“學術研究”鋪天蓋地，以當時的文藝政策和政治觀念來界定其人其文：《從趙樹理作品看他的反動本質》(《山西日報》1966-08-11)、《趙樹理是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標兵”》(《光明日報》1967 -01-08)、《不許趙樹理丑化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山西日報》1970-07-27)、《鼓吹 “實利主義”就是復辟資本主義》(《山西日報》1970-07-27)、《趙樹理是反對三面紅旗的急先鋒》(《山西日報》1970-08-05)、《＜三里灣＞是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全面反動》(《山西日報》1970-08-17)、《趙樹理是那個階級的“方向作家”?》(《山西日報》 1971-05-24)、《趙樹理鼓吹實利主義是陰謀復辟資本主義》(《山西日報》1971-07-19 )……基本上形成了以《山西日報》為中心的批判陣地，這些標題大體反映了當時的“ 研究”內容。
    所謂的“大批判”不過是政治迫害的一種手段，真正的文藝研究、文藝評論被中斷，只是為了歷史發展過程敘述的完整性，姑且把這個時期稱為趙樹理研究的第三個時期— —停滯期。
    　　　　四、縱深期
    粉碎“四人幫”后，進入了趙樹理研究的第四個時期，這是趙樹理研究的一個中興期。撥亂反正，解放思想，日益開明的文藝政策和政治氛圍，以及國外各種思潮的引入，使這個時期的文學創作和研究都得到了空前的繁榮。1978年9月，趙樹理得到平反昭雪，趙樹理研究也隨之進入了一個嶄新時期。這個時期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階段。
    (一)前一階段(1978—80年代初)主要是撥亂反正，恢復名譽。從批判“文革”的角度出發，對趙樹理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反封建的主題給予高度贊揚，重新肯定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如呂元明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見《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80，3 )。懷念、回憶趙樹理生平、思想的文章大量出現，趙樹理的子女及其生前好友、同學、同事、培養的文學新人等構成此類評論文章的隊伍主體，拉開了新時期趙樹理研究的序幕。作為趙樹理多年的同學、同事，史紀言的《趙樹理同志生平略》(《汾水》，198 0，1)，簡要介紹了從1906年到1970年，趙樹理一生的經歷和著作。另有孫犁《談趙樹理》[2]、趙廣建《回憶我的父親趙樹理》[2]、馬烽《憶趙樹理同志》[2]、陳登科《憶念趙樹理同志》[2]……但這一階段的評價仍未全脫前兩個時期的評述思路，帶有明顯的階級、政治意識形態色彩。
    (二)第二個階段(80年代初—)是其研究的全面、多樣、深化的發展時期
    1.資料建設。(1)著作輯佚方面，1980年，工人出版社和山西大學合編《趙樹理文集》 4卷本，1983年，又出版了《趙樹理文集續集》。此后，山西省作協和北岳文藝出版社合作，編輯出版標注本《趙樹理全集》共5卷，到1994年出齊。(2)年譜考訂方面，董大中1982年出版了《趙樹理年譜》，又經過12年努力，推出了迄今最為翔實完備的年譜增訂本。(3)研究資料集成方面，有復旦大學中文系賈植芳等編的《趙樹理專集》，中國趙樹理研究會的3卷本《趙樹理研究文集》，黃修己選編的《趙樹理研究資料》，陳荒煤主編的《趙樹理研究文集》等。(4)傳記方面，黃修己《趙樹理評傳》首開先河，介紹了趙樹理的生活經歷和作品，還對其作品的歷史貢獻及局限作出了描述。隨即有戴光中的《趙樹理傳》、高捷等人的《趙樹理傳》、申雙魚的《鐵筆圣手——趙樹理》、楊品的《趙樹理傳：顛沛人生》等多部傳記問世。(5)有關趙樹理創作與生活的專著，如董大中的《趙樹理寫作生涯》、韓玉峰、趙廣建合寫的《趙樹理的創作與生活》、王獻忠的《趙樹理小說的藝術風格》、李士德的《趙樹理小說的藝術世界》、楊志杰的《趙樹理小說人物論》等。(6)對趙樹理研究的研究，如董大中《十五年來趙樹理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王輝《五十年來趙樹理研究述評》(《聊城師范學院學報》，1992，2)、戴光中《趙樹理研究回顧》(《哈爾濱師專學報》，2000，6)等，但此類研究還不多。
    2.隊伍建設。1982年、1986年、1990年先后召開三次全國性趙樹理學術研討會，1992 年成立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并出版《趙樹理研究通訊》，首任會長陳荒煤。此前，山西長治市已有趙樹理文學研究會和該會編印的《趙樹理研究》季刊。2001年9月下旬在山西召開了第四次國際學術討論會。這個時期，形成了一個以專家學者為主體的研究隊伍，最有代表性的有80年代前期的周揚、黃修己，后期的戴光中，90年代的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陳思和等。
    3.研究領域得到深化和拓展，更加重視從文學本身的特質來分析作品，研究方法不斷更新。1985年興起的方法熱打開了趙樹理研究的新局面，大量西方現代批評方法被采用。方法的興起可追溯到黃修己的《趙樹理研究》，該書用“發生學批評”、“審美批評 ”、“社會學批評”、“整體性批評”、“比較批評”等方法，對同一對象進行觀察分析，打破慣常的社會歷史研究方式，實現了趙樹理研究的突破。到1990年年底第三次趙樹理學術討論會之后，形成了一個運用新方法研究趙樹理的局面，將趙樹理研究放到民間文藝、全球化、文化學、傳播學、接受美學、女性主義批評、敘事學、比較研究等領域，找出某些內在聯系。陳思和在《民間的浮沉——對抗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嘗試性的解釋》(王曉明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史論(修訂本)》(下)，東方出版中心2003 年)中，把趙樹理作為民間文化的杰出代表，論述其創作的意義；在《當代文學史教程》中從民間立場的角度，挖掘出趙樹理的創作與主流意識形態間的裂痕。沈光明的《全球化與趙樹理方向》(《晉東南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1，6)一文肯定了趙樹理的本土化立場，也指出了“趙樹理方向”的局限及其在全球化面前所遭遇的挑戰。朱慶華在《論傳播學意義下的趙樹理小說》(《文學評論》，2003，2)中用傳播學的方法分析了趙樹理小說受到歡迎的“諸多有利條件”。劉登閣《才子佳人模式的現代置換》(《萊陽農學院學報》(社科版)，2002，3)借助神話原型視角，重新審視《小二黑結婚》，從中發現隱含的“才子佳人”模式。楊新敏在《接受美學視野中的趙樹理》(《蘇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00，7)中對趙樹理進行接受美學的分析。劉潔《試論趙樹理的文學模式》(《社科縱橫》，1994，1)一文從敘述角度、敘述線索、敘述語言三個方面探討趙樹理創作的模式。周云鵬通過張愛玲和趙樹理與五四文學傳統關系的對照，以及二人在民間立場上的相似性，將他們進行了比較研究[7](P54-57)。范家進《現代鄉土小說三家論》一書中把魯迅、沈從文、趙樹理三人放在20世紀20年代至60年代鄉土小說的流脈中進行考察和剖析……此類評論與著作層出不窮，難以勝數。
    4.對趙樹理的評價出現爭議，呈現出穩定深入發展中的波動性。一部分評論家仍堅持趙樹理的方向性，但另一部分則對此提出質疑。這個時期，圍繞趙樹理發生過兩場爭論。一次是“山藥蛋派”是否存在的問題。戴光中依據文學流派應有共同的理論主張和相似風格的原則，對趙樹理與馬烽、西戎進行比較研究后提出了質疑，從而引起山西直至各地文藝界的廣泛論爭。另一次爭論也是由戴光中引起的，其論文《關于“趙樹理方向 ”的再認識》，作為“重寫文學史”專欄的首篇發表于《上海文藝》1989年第2期，在分析了趙樹理所堅持的“問題小說論”與“民間文藝正統論”之后，認為不宜作為新文學的“方向”加以提倡，此文受到當時學術界普遍關注。這兩次論爭，暴露出某些研究者身上濃重的地緣感情色彩，“鄉賢情結”也妨礙了他們作為學術研究者應有的價值中立立場。
    時至今日，趙樹理研究已經歷了60年的發展歷程，回首過去，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但研究主要集中于趙樹理的小說創作，而對他本人極感興趣并投入大量心血的曲藝、戲劇方面，則少有人問津，同其他作家相比較，突破較小，也沒能發現新的興趣增長點。近年來，各種文學現象和思潮旗幟林立，讓人眼花繚亂，趙樹理研究大有“塵暗舊貂裘” 之感，許多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了別處，趙樹理研究正面臨著巨大考驗。
    收稿日期：200天中學刊駐馬店73～7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胡艷琳20052005趙樹理在20世紀40年代崛起，對他的研究已歷60年，其研究可分為四個時期：1943-1 949年的倡導期，1949-1966年的評介期，1966-1976年的停滯期，1978年至今的縱深期。趙樹理/研究/綜述/四個時期本文所說的“前期”指的是1921年到1925年間。1925年以后，文學研究會的組織變得散漫，成員在文學觀念和政治傾向上的分歧增大，并走向分化。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王金Traditions of the Poetics in Qu Yuan's Literary Writings and May 4th Literary Revolution
   XIANG Huai-ling/TONG Sh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Chongqing Radio and TV University,Chongqing 40 0039/Department of Propaganda,Chongq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ongqing 40 0050,China華中師范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9
    胡艷琳(1980-)，女，土家族，湖南張家界人，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作者：天中學刊駐馬店73～7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胡艷琳20052005趙樹理在20世紀40年代崛起，對他的研究已歷60年，其研究可分為四個時期：1943-1 949年的倡導期，1949-1966年的評介期，1966-1976年的停滯期，1978年至今的縱深期。趙樹理/研究/綜述/四個時期本文所說的“前期”指的是1921年到1925年間。1925年以后，文學研究會的組織變得散漫，成員在文學觀念和政治傾向上的分歧增大，并走向分化。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

網載 2013-09-10 21: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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