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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終生從事革命斗爭，他自己常說：“余自乙酉中法戰后，始有志于革命”[1]。他在晚年又將自己所從事的革命稱之為國民革命，謂：“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2]。就是說，他自1885年中法戰爭后，一直都是從事國民革命的事業。對這種說法應如何看待呢？
　　孫中山一生“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這只是從籠統的意義上來說的，但具體考察，孫中山對國民革命的口號卻有一個歷經沉浮的演變過程，而且晚年重新采用的國民革命口號不是辛亥時期的簡單重復，而是具有實質性內容的發展。
　　 一、辛亥時期國民革命口號的提出
　　辛亥革命前后，孫中山曾經提出了國民革命或平民革命的口號。早在1906年，他在《軍政府宣言》中指出：“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3]。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孫中山又說：“此次革命，乃國民的革命，乃為國民多數造幸福。”[4]
　　為什么這一期間，孫中山將自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冠之為“國民革命”呢？大致有以下幾個主要原因：
　　其一，資產階級在上升和革命的時候，向來是把國家和人民看作是一個整體，而把自己作為社會和全民的代表出現的。“進行革命的階級，僅就對抗另一個階級這一點來說，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一個階級，而是作為全社會的代表出現的；它儼然以社會全體群眾的姿態反對唯一的統治階級。它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它的利益在開始時的確同其余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還有更多的聯系，在當時存在的那些關系的壓力下還來不及發展為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5]當時作為新興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正是這樣。作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代表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以及作為三民主義的實際內容的革命口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不僅表現了激進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經濟上的要求，而且也體現了中國人民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迫切要求。當時，孫中山“在主觀上并非為爭取資產階級一階級的政權，而是為整個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富強。”[6]他對三民主義作過這樣的解釋：“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因不愿少數滿州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達了這三樣目的之后，我們中國當成為至完美的國家。”[7]這種憎恨專制、向往民主的救國救民的坦蕩胸懷，表明孫中山如同西歐和俄國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一樣“并沒有表現出任何自私的觀念”[8]。這是因為在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都歸結為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清王朝作斗爭，中國新的社會關系——資本主義各種矛盾還未發展，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處于受壓迫的革命時期和上升時期，因此，不僅資產階級而且廣大被壓迫的人民群眾都要求反帝反封建推翻清王朝。于是，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派就“有根據”把自己作為全社會和全民的代表，用國民革命、平民革命的口號來動員廣大人民，并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去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斗爭。
　　其二，孫中山關于國民是革命的主體、國民是國家的主體的國民思想，既來源于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民主主義思潮，又對中國傳統的民本主義思想作了革命性的改造；既具有世界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特征，又體現了中國民族的、歷史的色彩。孫中山走向革命之始，就具有濃厚的國民思想。早在1894年他就提出“國以民為本”[9]。1905年初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時，又明確指出“三大主義皆基本于民”[10]。1906年《軍政府宣言》宣布：“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自今已往，國民之責任即軍政府之責任，軍政府之功即國民之功，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以盡責任。”[11]1912年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申明：“國家之本，在于人民”[12]；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又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13]；是年又在演說中重申“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至于官吏，則不過為國民公仆”[14]。
　　孫中山的國民思想，主要來源于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民主主義思潮。歐美資產階級就是以“國民”、“全民”的名義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統治的。孫中山接受了法國十八世紀資產階級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并把這個口號作為國民革命的主要內容，而與他的三民主義等同。他說：“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15]又說：“用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法國革命的口號來比較，法國的自由和我們的民族主義相同，因為民族主義是提倡國家自由的。平等和我們的民權主義相同，因為民權主義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權、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說民權是和平等相對待的。此外還有博愛的口號，……和我們的民生主義是相通的。因為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圖四萬萬人幸福的，為四萬萬人謀幸福就是博愛。”[16]與此同時，孫中山服膺美國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觀念，并以此來闡發他的三民主義，說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另外，孫中山的國民思想也是對中國傳統的民本主義思想的繼承和改造。民本思想或重民思想，是中國傳統儒學的精華所在。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為民請命”，等等，都是傳統儒學中“重民”和“民本”古訓的體現。盡管中國傳統的民本主義思想是以君為本位、屬于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體系、以維護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為目的，與近代民主主義思想有著本質的區別，但它強調國家的基礎是“民”，強調“民”對“邦”的重要性，含有“民主性精華”的成分，因而與近代民主主義或多或少地存有相通之處。很自然地，中國傳統的民本主義思想，就成為孫中山十分珍視而要加以繼承和發揚的思想遺產。
　　孫中山對傳統民本主義思想的繼承，是一種具有革命性的繼承。他在吸收民本、重民思想養料的同時，又從根本上否定和改變了傳統民本主義以君為本位的實質，第一次破天荒地將統治與被統治、國家主人與公仆的君民關系，來了個歷史的大顛倒，主張以民為本位，把“民”放在實際的統治地位和主人地位，實行人民主權，人民自治，而國家的官吏則變為國民的“公仆”。這是中國由幾千年來的君主專制觀念向民主制觀念的巨大轉變，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和革命。
　　其三，二十世紀初年的國民思潮，為孫中山的國民革命口號的提出奠定了深厚的社會基礎。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思想界空前活躍，出現了一股探討國民性、國民素質以及國民與革命、國民與民族、國民與國家等關系問題的國民思潮。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代表梁啟超在主辦《清議報》期間，大力提倡國民思想，認為：“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17]；“國家之主人為誰，即一國之民是也”[18]，號召人們洗刷奴性，樹立國民意識。戊戌變法失敗的血的教訓，使愛國志士們形成共識：“凡一國之進步也，其主動者在多數之國民，而驅役一二之代表人以為助動者，則其事罔不成；其主動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強求多數之國民以為助動者，則其事鮮不敗。”[19]國民思想，更是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舉起的一面戰斗旗幟。在國民與民族關系問題上，他們鄭重宣告：“夫二十世紀為我國民定未來命運之日，必決死以爭自存”；“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20]；“其民為自主獨立之民，其國即為自主獨立之國。”[21]在國民與國家關系問題上，他們強調：“國民者，為國家之全體”，是故“主權者國民之所獨掌也”[22]；“至我國民，則與國有直接之關系者也。強則國民之榮，亡則國民之禍，……惟愛國二字，為國民無上之天職，何者？國亡則皮之不存而毛將安附也。”[23]在國民與革命關系問題上，他們疾呼：“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其根柢原于國民，因于國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24]他們對國民思潮滿懷激情地贊揚：“如火如荼者，國民之氣焰也；如風如潮者，國民之勢力也；如圭如璋者，國民之價值也。”[25]
　　二十世紀初年至辛亥時，國民思潮在古老專制的中國大地上蕩漾起伏，愛國志士、革命仁人無不以國民自命或為民請命。一時，國民會、國民軍、《國民報》、《國民日報》、《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立報》、《民聲叢報》、《民心》月刊，等等冠以“民”、“國民”字樣的組織、報刊應運而生。正是在這種濃厚的國民思潮的社會氛圍下，孫中山將自己所從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稱之為“國民革命”。
　　然而，這時孫中山提出的“國民革命”口號中的“國民”或“平民”、“人民”的概念具有籠統的廣泛的意義，如“吾輩四萬萬人”、“中國人”、“全體”、“各民族”、“凡是愿意抗清的人（哪怕是口頭上的），等等，都歸之于“國民”之中。其“國民”觀，既沒有工農是“國民”主體的觀點，也沒有從“國民”與“敵人”對立的政治范疇中去把握它的內涵與外延，因此是抽象的、模糊的概念。這種含有全民、全社會含義的“國民”觀，在當時革命階級與反革命階級處于生死搏斗的時代是難以貫徹的，在理論與實踐上也是難以統一的。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以國民革命為號召，在辛亥革命后又將這個革命稱之為“國民的革命”[26]。那么，在這場革命中，國民是否真正發動起來了呢？實際上，辛亥前后真正發動起來的國民，基本上是會黨、華僑、愛國知識分子和新軍，正如孫中山自己后來所說的：“革命黨人以一往直前之氣，忘身殉國。其慷慨助餉，多為華僑；熱心宣傳，多為學界；沖鋒破敵，則在軍隊與會黨”。[27]正是這些層面上的群眾發動起來了，以及當時全國各地風起云涌的自發斗爭形勢，才取得了辛亥革命的偉大勝利，“如果沒有群眾革命情緒的蓬勃高漲，中國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國的舊制度，不可能爭得共和制度。”[28]
　　但是總的說來，孫中山資產階級革命派基本上只注意會黨、華僑、愛國知識分子、新軍這些層面的國民，而對國民的主體——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工農群眾，沒有重視，沒有去發動和組織。辛亥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則是由于不能正確處理農民問題”[29]。“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30]
　　孫中山資產階級革命派沒有認真對待或無力面對一個實質性問題——農民土地問題，因此國民的主體——農民群眾難以發動起來，國民革命的口號在實踐中顯得是那么蒼白無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辛亥革命不能稱之為國民革命。
　　 二、中華革命黨時期國民革命口號的擱置
　　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為了正本清源，清除混進國民黨內的大批舊官僚和投機政客，以及腐敗變節分子和不愿遵守黨紀者，遂于1914年建立中華革命黨，直到1919年10月才易名為中國國民黨。在中華革命黨期間，孫中山將國民革命的口號擱置一旁。與此同時，孫中山的國民觀亦發生重大變化：由原來“四萬萬人”、“全國人民”的籠統抽象的國民觀，轉向了另一個極端，即只有贊成共和、且宣誓注冊按指模者才稱之為國民的狹隘的國民觀。
　　中華革命黨成立之初，1914年12月孫中山在批釋加蓋指模之意義時明確指出：“第三次革命之后，決不如第一次之糊涂，將全國人民名之曰國民；必其有心贊成共和，而宣誓注冊者，乃得名之曰國民。”[31]這標志著孫中山的國民觀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種狹隘的國民觀，在《中華革命黨總章》中得到集中體現。《中華革命黨總章》規定：黨員按參加革命先后，分“首義黨員”、“協助黨員”和“普通黨員”。革命成功后，“首義黨員悉隸為元勛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得隸為有功公民，能得選舉及被選權利；普通黨員得隸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凡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格。必待憲法頒布之后，始能從憲法而獲得之；憲法頒布以后，國民一律平等。”[32]另外，為了解決經濟困難，《中華革命黨籌餉獎勵章程》規定：凡出資千元者，“照黨員例，享有公民權”；出資萬元者，“政府認為公民代表，參預政事，組織國會”。[33]
　　任何資產階級政黨，盡管它們是為一己私利，也要以“全民”利益的代表出現，而孫中山卻把“論功行賞”、“論資行賞”的等級特權制公開地寫進黨的章程，這必然會在黨內造成因入黨時間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在黨外也會造成黨與群眾關系惡化，因為非黨員和無力捐資千元者的普通大眾在革命時期內連公民資格都沒有，遑論得到民主權利？這種做法，只能使中華革命黨處于一種脫離群眾的孤立無援的困境之中。
　　在這種狹隘的“國民”觀的指導下，中華革命黨在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中都沒有發動人民群眾參加，只是利用一部分軍閥反對另一部分軍閥，當然難以形成極大的聲勢，難以避免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誠然，沒有國民革命的理論，就沒有國民革命的運動；反之，缺乏國民革命的形勢，也就難以產生國民革命的謀略。五四運動以前，國民的多數并沒有奮起，國民的廣泛階層游離于革命之外，國民革命的形勢尚未形成，正如陳獨秀1916年指出的：“吾國年來政象，惟有黨派運動，而無國民運動也。……凡一黨一派人之所主張而不出于多數國民之運動，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無與于國民根本之進步。”[34]中華革命黨時期，孫中山之所以擱置國民革命的口號，既有他主觀思想的原因，也有當時客觀形勢的因素。
　　無疑，中華革命黨時期，孫中山奉行的是英雄革命的謀略，即先知先覺者革命的謀略，誠如有的學者指出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靠知識分子和新軍的力量，由于革命領袖階層多為知識分子和新軍軍官，使民國建立以后的國民黨，走精英主義的路線，直到1920年代受聯俄聯共的影響，才再注重下層群眾。”[35]因此，中華革命黨時期進行的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更不能稱之為國民革命。
　　 三、國民黨“一大”起重新采用國民革命口號
　　國民革命的口號，盡管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期就已提出，但由于他無力帶領“國民”進行“革命”，也由于國民革命的客觀形勢還未形成，因此這個口號在中華革命黨時期遂被擱置一旁，致使“民國”無“國民”維護，國民游離于革命之外。五四運動以后，在蘇俄人民十月革命成功的啟示下，在五四運動國民奮起的推動下，在蘇俄、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幫助下，孫中山無論是其國民觀，還是重新革命觀，都有長足的進步，但是他并沒有馬上把“國民”與“革命”二者結合起來標幟國民革命，直到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時，才重新采用被擱置多年的國民革命口號。
　　國民革命口號的重新采用，主要得力于1922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對這個口號進行大力倡導、并賦予實際內涵和生命力的結果。那么，要了解孫中山為何重新采用國民革命的口號，就不能不首先追溯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革命口號的倡導并賦予實際內涵的歷程。
　　1922年8月，中共杭州西湖會議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重點解決了國共合作的形式問題，即決定采取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方式。為了闡述國共合作的必要性，9月20日陳獨秀在中共中央機關雜志《向導》上，發表了《造國論》一文，號召“以國民革命解除國內國外的一切壓迫”，并明確指出國民革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階級聯合的革命：“中國產業之發達還沒有到使階級壯大而顯然分裂的程度，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尚未成熟，只有兩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時期是已經成熟了”。[36]陳獨秀公開倡導國民革命口號，一時未能完全得到黨內同志的理解和接受。10月間，高君宇在《向導》上撰文，對有關兩個對立階級為什么要聯合進行國民革命的質疑予以答復，指出：“幼弱的資產階級他是隨資本主義侵入而誕生，但他都被扼抑在外國資本主義的阻害之下，尚未能為迅速的發展，到了現在還沒爬到掌政權的地位；同時無產階級因經濟情形落后的緣故，亦尚未能壯大。在這種情形之下，兩階級同被壓迫是一件事實；決定目前的革命是兩階級都要來做，就是這種事實，他們都要起來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壓迫”。因此，“國民革命確在目前是最有意義呀！”[37]
　　1923年“二七大罷工”失敗后，國民革命的主張逐步為全黨同志所接受。“二七大罷工”失敗的教訓，使中共黨內原先“以為可以不經過國民革命而無產階級革命可以馬上成功”的同志，認識到：“工人階級獨立斗爭是不能得到勝利的，而還要有各階級的援助”，“無論客觀上與主觀上都有加入國民黨找得政治上的同盟者”的必要。[38]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第一次明確地把“國民革命”口號寫進了黨的決議，標志著全黨正式高舉起“國民革命”的旗幟。大會對國民革命的意義、性質、對象、動力、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和責任、國民革命與工人運動的關系、如何開展國民革命等問題都作了詳盡的闡述。大會認為：“半殖民地的中國，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以解除內外壓迫”[39]；“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是國民革命的基本口號，“這種革命自屬于資產階級的性質。”[40]大會宣布：“引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更是我們的中心工作。我們的使命是以國民革命來解放被壓迫的中國民族，更進而謀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迫的階級。”[41]從此，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中心從工人運動轉變為國民革命。
　　中國共產黨不僅倡導國民革命的口號，而且身體力行，在反對直系軍閥曹錕賄選運動中，在廣州保衛戰中，以及在收回廣東關余事件中，發動和領導各界群眾支持孫中山，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國民運動，給國民革命的口號賦予了實際內涵和活力。
　　與此同時，蘇俄、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真誠地希望和幫助孫中山國民黨成為國民革命的中心勢力，敦促孫中山從護法運動轉入國民革命軌道，以便使國民革命成為國共兩黨合作的全國人民的革命旗幟。中共“三大”宣言明確指出：“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希望社會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國國民黨，使國民革命運動得以加速實現；同時希望中國國民黨斷然拋棄依賴外力及專力軍事兩個舊觀念，十分注意對于民眾的政治宣傳，……以造成國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勢力，以樹立國民革命之真正領袖地位。”[42]李大釗也撰文勸告：“今日的國民黨應該挺身出來”，組織工人、學生、商人，“發展普遍的國民運動”，這是“國民黨現在唯一要緊的工作”。[43]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坦誠表示：“中國的真正革命者的首要職務，就是實現國民革命”，“我們可以成功一個強大的國民黨，他的本質就是領導國民運動。”[44]蘇俄顧問鮑羅廷也多次向孫中山表示他到中國來是服務于國民革命，并對國民黨抱有殷切希望，指出：“中國現已有一種勢力，為將來引導其國民運動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勢力為何，即中國國民黨。”[45]蘇俄、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決定以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作為“國民革命”的中心，這種決策對于孫中山重新采用國民革命口號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在上述歷史背景下，從五四運動后一直在護法與重新革命之間徘徊前進的孫中山，終于做出了最后的抉擇：走國民革命之路。于是，在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上又重新采用了國民革命的口號。國民黨“一大”宣言鄭重指出：“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為中國唯一生路。茲綜觀中國之現狀，益知進行國民革命之不可懈。”[46]此后，孫中山在《北伐宣言》、《北上宣言》中多次闡述：“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47]這樣，旨在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不僅成為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和奮斗目標，而且成為了全國人民的革命旗幟。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運動就是在國民革命的口號下進行的。
　　國民革命口號的重新采用并不是辛亥時期的簡單重復：一是具有了鮮明的無產階級烙印，它不再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口號了。二是有了五四以來的工農為主體的國民運動的客觀背景，賦予了名副其實的國民性或人民性的色彩，它不再是僅停留在理論上的口號或一種理想上的愿望了。三是孫中山重提國民革命口號，其無論在革命的對象問題上，還是在革命的動力、戰略策略等問題上，都有飛躍性的發展；其國民觀，已由原來籠統模糊的國民觀發展到具有工農群眾內容的國民觀；其依靠力量上，已經從原來聯絡華僑、會黨、新軍，以及后來依靠軍閥打軍閥，發展到現在依靠國民群眾進行徹底的革命。因此，重新采用的國民革命口號，具有了二十年代國際國內歷史新潮流的色彩，反映了當時革命運動的特征。
廣東社會科學廣州86-92K3中國近代史劉曼容19971997劉曼容 廣東省社科院歷史所 副研究員 作者：廣東社會科學廣州86-92K3中國近代史劉曼容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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