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農 :陳寅恪與魯迅之英雄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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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陳寅恪(1890~1969)同魯迅(1881~1936)略有交往。1902年魯迅畢業于南京礦路學堂后官派去日本留學,此時十三歲的陳寅恪也跟隨他的大哥陳衡恪(1876~1923)去日本留學,與魯迅同船而行,而送他們去日本的官員則是陳氏兄弟的大舅舅俞明震(1860~1918)。魯迅與陳衡恪先是同學,后來又在教育部同事,交往密切;陳寅恪長期在外國留學,中間也有幾年在國內,1915年春天他一度短期担任過經界局局長蔡鍔的秘書,就也在北京,此時與魯迅有若干交往,《魯迅日記》1915年4月6日載:“贈陳寅恪《域外小說(集)》第一、第二集,《炭畫》各一冊”。魯、陳之間也許還有些別的來往,可惜現在已不知其詳了。

1926年學成回國后的陳寅恪始終是一位學院派的教授,幾十年都生活在大學校園之內,他的政治思想與人生道路與魯迅很不同,但在精神上仍頗有相通之處。

例如關于如何處理中外文化關系,這兩位大師的想法就有著驚人的相似。他們都認為要堅持中國特色,不能完全跟著西方走。1907年魯迅在《文化偏至論》(后收入《墳》)一文中寫道:“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而三十年代初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后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中寫道:“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亦且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實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他們都指出吸收外來文化學說時不可離開本民族這個母體,如果生吞活剝地照搬外國思想,無論它是哪一國的,總歸行不通。他們都預言中國的發展道路一定會有自己的特色,這真是所謂英雄所見略同。

又如關于過渡時代的道德問題,他們都認為道德無論新舊,根本問題在于如何處理人我關系。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后收入《南腔北調集》)一文談到柔石烈士(1902~1931)生前的情形時寫道:

……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著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担心,大家都倉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歲月遷移,社會變遷,新舊道德往往同時并存;全舊或全新的人固然有之,多數人大抵新舊兼從,這里人品高下的關鍵在于如何處理人我關系。陳寅恪也幾次講過此事,新近出版的卞僧慧編著之《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錄有一段他對學生們說過的話:

中國今日舊道德與新道德兩種標準同時并存。有人謂舊的已去,新的未到者,殊非事實。此猶如兩種斗,小人以大斗量入而小斗量出,君子因此吃虧。今后舊者恐難復存,惟新者來自外國,與我國情形每有格格不入之處。吾人當準情酌理,行吾心之所安,總以不使旁人吃虧為準繩,至于細微處,則“大德不逾閑,小德可出入”。(中華書局2010年4月版,第376頁)

這也是反對損人利己的意思,認為這樣才能心安;其價值取向與魯迅完全一致。這兩位大師所見略同如此,很值得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深思。
    


顧農 2011-05-17 1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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