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側重講授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師,與圈子里的學人聚在一起的時候,我常常會感嘆中國古典文化邊緣化的學術地位。可是另一方面,近幾年媒體上卻不斷傳出“國學熱”、“國學年”的消息,這種冷熱的反差讓我想到很多問題。
追溯“國學”近兩年在中國復興的腳步
2005年末媒體上出現了“國學年”的說法,因為這一年,中國人民大學開辦國學班,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同年12月,廣州舉辦了“全國首屆儒教學術研討會”,被人推為新時期儒學代表人物的蔣慶,拿出了《關于重建儒教的構想》的文章,引起了與會者乃至各大媒體的廣泛關注。在大眾文化層面,在這一年,以孔子誕辰為教師節、把傳統節日法定化、公祭孔子、公祭黃帝等類的呼吁也屢屢見諸報端。
但也許2006年才可算是“國學年”。這一年,人們驚訝地發現國學已經來到了自己身邊。你看,先是易中天憑其如簧之舌,以“劉備對諸葛亮的好,好到讓關羽和張飛覺得,就像老鼠愛大米”這樣繪聲繪色的、比《大話西游》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語言,樹立了“學術超男”的形象,并且以招標的方式出版他的書,一時間,“易粉”、“乙醚”的名詞滿天飛,易中天如日中天,通吃天下。在此熱鬧形勢下,北師大傳媒教授,同時也是央視節目策劃人的于丹則演繹了國學“心靈雞湯”的新神話。而在這期間,由國學網、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百度網聯合主辦的“我心目中的國學大師”評選活動在全球范圍內開展,宣傳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全世界華人選出王國維、錢鐘書、胡適、魯迅、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陳寅恪、郭沫若、馮友蘭為二十世紀“十大國學大師”。很有意思的是,宏大的“國學大師”海選、莊嚴的祭孔典禮之外,一個號稱“國學辣妹”的女生,直言“重振國學”、宣稱要“勾引孔子”,以夸張的形式,大大吸引了網民的眼球,把“國學熱”的娛樂性推到極致。
海內外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評估和倡導
重新估價中國傳統文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的一股潛流,半個世紀前就有不少整理國故、保存國粹的執著者。1958年,港臺學者張君勱、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公開宣示了捍衛中國文化傳統的立場。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內地再次掀起文化討論熱潮,季羨林、張岱年、龐樸等學者所持的弘揚傳統文化立場,與港臺錢穆、徐復觀、南懷瑾及身處海外的杜維明、成中英等人正桴鼓相應。在這波被稱為新儒學復興運動的熱潮中,人們的觀點各有不同,南懷瑾的話,或許可以作為這派的代表觀點。南先生說:“我常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亡國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這就會淪為萬劫不復,永遠不會翻身。”
回顧起來,上世紀90年代以前,捍衛與弘揚中國文化傳統,主要還屬于學術活動的范疇,但給振興中華傳統文化作好了理論準備。此后,作為實踐性的文化運動不斷推行起來了。牟宗三的弟子王財貴大力推動讀經運動,開始只限于臺灣,后來發展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中國內地,新浪網曾以“王財貴帶動2000萬人讀四書五經”為題。報道了他在大陸推行讀經運動的情況。從思路上看,面向兒童的讀經教育、高校的國學班,與梁漱溟等人當年所實驗的“鄉村教育”很有些相關,都屬于踏踏實實的“下行路線”,是民間自發性的活動。值得注意的是,近十來年各地的國學活動,都已具有文化建設的實踐性意義,往往都伴隨有相當規模的造勢。譬如北大開辦國學班的消息公布后,季羨林發表講話,肯定其“有助于激發愛國熱情”,張岱年也表示高度關注。人民大學招收國學班,校長紀寶成在《南方周末》、《光明日報》、《新京報》等媒體上又是發表文章,又是登載與記者的訪談錄,以“重倡國學,是為延續中國文脈”為主題的宣傳攻勢異常猛烈。媒體的介入,使這些國學實踐,顯得異常熱鬧。
2004年9月,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等發起倡議,在北京舉行“2004 文化高峰論壇”,并發布《甲申文化宣言》,標志著國學活動開始了新的階段。當然,“甲申宣言”仍然還是以民間的方式發布,但是因該宣言由最富影響力的一批文化精英共同發布,它所表現出的社會指導性的意義就十分明顯,并因而對政府和各種民間文化力量都產生了更強大的影響力。閱讀“甲申宣言”,可以感受到參加者真誠、嚴肅的態度,我以為這是很好的一種文化建設活動。
“國學”類講座、圖書緣何成為新寵?
時下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各種商業力量對前三個階段的國學活動進行消化,把國學活動推向了新的階段。這里,一批頗有市場操作經驗的媒體、部分精于商業化規則的個人或群體、少數深受市場環境濡染的晚生后進,是這波熱潮的主角。跟以前的國學活動相比,國學炒作表現出引人注目的新特點,這就是:專業精神、責任意識淡了,操作、策劃等手段充分得到運用,市場價值、名利意識更是走上了前臺,成為目標。所以,國學炒作本質上是一種商業活動,而不屬于國學活動。不過,海選“十大國學大師”,炒作以講《三國》《論語》起家的“學術超男”、“美女教授”,都達到了前幾個階段所未能達到的效果。這就是:深厚、高端、遙遠、神秘的國學與傳統文化名著,竟然如同清宮故事一樣可以“戲說”、“大話”,一樣具有娛樂性、搞笑感,國學悄悄地走入了尋常百姓家,推到了千萬民眾的餐桌前。如此說來,國學炒作在國學推廣中,是有其特殊作用的。
國學熱雖然多半是炒出來的,是媒體在前臺運作的結果,但如果商業炒作能使更多的人增加接觸傳統文化的機會,在他們心中增多一個文化參照,也是好事。在市場炒作中有時出現的現象是內在價值低的商品淘汰高的。那么,我們是否可以提醒媒體:炒作國學的時候,能否更多地關注商品的內在品質?
如何看待“國學熱”?在此環境下“國學”研究者如何自處?
思考之一:“國學”是否能成為中國當代文化的內核?
禮贊國學,大力宣揚讀經,主張以國學來振奮民族精神、重塑中國當代文化,主要基于以下事實:第一,當今中國文化真空般的現狀:物欲橫流、道德水平普遍低下、一些人精神出現危機;第二,西方社會正進入了“后現代化”階段,西方人士紛紛從東方文化中尋找解救現代文明諸多難題的資源;第三,有些學者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與當代中國社會的一系列不解的結,有因果關系。如果說新文化運動是矯枉過正,那么現在就到了需要糾偏和重新撥正航向的時候,如今應該提出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同的“又新文化運動”了。
我個人的看法是,現代化的進程需要回頭到傳統中尋求動力、尋找資源。但是,解救中國文化的當今問題,光靠國學又是乏力的。
我同意袁偉時《評〈甲申文化宣言〉》文中的一個立場。袁文根據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和對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的觀點,認為由于以儒學“三綱六紀”為核心的中國文化早已轉化為社會制度,從制度層面來看,它已不可救療,完全失去了構建社會制度的價值。但是,袁文沒有進而指出,在非制度層面,包括社會價值觀、人生理想、道德理想、思維方法等層面,中國傳統文化仍有普適意義。這點恰好是《甲申文化宣言》的主題。因此,我認為,以袁先生的意見作為補充,那么《甲申文化宣言》應是中國文化建設較為穩健的策略。
從根本上說,解救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困境,需要認真研究現實的復雜問題,然后多方尋求解決之道,不可能存在“一網打盡”的現成方案。張灝《五四運動的批判與肯定》一文曾指出:“就思想而言,五四實在是一個矛盾的時代:表面上它是一個強調科學,推崇理性的時代,而實際上它卻是一個熱血沸騰,情緒激蕩的時代”。五四知識分子,一方面“主張面對現實,‘研究問題’,同時他們又急于找到一種主義,可以給他們一個簡單而‘一網打盡’的答案,逃避時代問題的復雜性。是在這樣一個矛盾的心態之下,他們找到了‘德先生’和‘賽先生’,而‘德先生’與‘賽先生’在他們的心目中已常常不自覺地變成了‘德菩薩’與‘賽菩薩’”。我想,五四時代救亡主題過于急迫,當時的文化界產生上述矛盾心態,似乎勢所難免,而現在,我們不可再一次陷入同樣一種急迫、功利的文化態度當中。
思考之二:如何看待“讀經運動”?
我不反對開展“讀經運動”,更對“國學熱”抱高興的態度,對“國學炒作”也能理解。理由是:國學雖以“三綱六紀”作為核心,但它并不是洪水猛獸,只要我們心態健康,有吸納人類一切有價值文化的胸懷,回頭到傳統中就能尋找到真有價值的資源,給我們的現代化提供動力。
讀經運動只要限于民間,只要不作為官方強制,就不可怕。縱使讀的是全經,縱使采用的是舊時私塾式的教育方式,都不可怕,完全可以大膽試驗。讀經如能產生一批熟悉國學的儒雅之士,甚至如果有人愿意,選擇穿漢服、通古禮,以儒家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自處,也沒什么關系。多元,是現代社會的特征,我們應該要有這個胸懷,接納多元化的人生選擇。
思考之三:“國學”熱潮中的國學研究者應如何自處?
市場化經濟環境中,通過商業炒作所推廣的傳統文化常常并不是很有價值的,而真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學術專家卻總是處于邊緣化的地位。這時,國學研究者該如何自處呢?
我有兩點意見,第一,國學研究者最高的境界是以學術創造為樂,把物質利益、世俗榮譽視為“蝸角虛名,蠅頭微利”,以諸葛亮所說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范文瀾的對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使一句空”的心態,抵拒一切世俗誘惑,甘做錢鐘書戲語中的“荒江老屋二三老儒”。第二,國學研究者也可以分出一部分時間到書齋之外,與媒體、與大眾廣交朋友,借助媒體把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及時推廣出去,讓書齋中的思考化作一種現實性的社會力量。我想,一個學者倘若不是一心只想當“學術活動家”,或只惦記著炒作所帶來的名利,而是把學術宣傳、學術普及作為潛心學術的一個補充,就是健康的學術心態。
中國教育報京⑦G0文化研究杜華平20072007
近年來,海內外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倡導和“國學”類書籍的暢銷交相呼應。這促使我們必須重新思索——
作者:中國教育報京⑦G0文化研究杜華平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0: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