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理論與實踐 略論歷史教學的比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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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歷史比較法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闡述和分析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時經常使用的一種方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歷史比較是從歷史聯系中考察歷史現象的一種最好的方法。運用這一方法,可以從歷史發展的整個鏈條中發掘某一特定歷史時期或歷史現象的意義—它的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找到洞悉歷史之謎的鑰匙。
  在歷史教學中運用比較法,最重要最一般的要求是通過對一些相關的歷史事件或歷史現象的比較,了解歷史發展的一般性和多樣性,透過現象看本質,深化對歷史規律的認識。這里,我們將中國近代史上兩次極富典型意義的農民革命運動—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作一個比較全面的比較:
比較對象        太平天國運動        義和團運動比較項目歷史背景 是在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  是在列強瓜分中國狂潮愈演
   建化剛剛開始的情況下發生 愈烈,民族危機加深的情況
   的 下發生的
運動性質 反封建的舊式農民戰爭最高  自發的反帝愛國運動
   峰
參加成員 以農民為主體              以農民為主體斗爭綱領 有《天朝田畝制度》等明確  沒有明確的綱領
   的綱領
政權觀念 政權觀念明確,決心以農民  沒有明確的政權觀念,提出
   革命政權取代清王朝 “扶清滅洋”一類含混的口號
神靈觀念 獨尊上帝,橫掃諸神        不信上帝,雜拜諸神斗爭鋒芒 主要指向清政府,也抗擊外  主要指向外國的侵略,也沖
   國的侵略 擊封建秩序、封建權威
主要功績 嚴重動搖了清朝反動統治的  打破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
   基 迷夢
失敗原因 客觀原因敵強我弱,主觀原  客觀原因敵強我弱,主觀原
   因農民階級的局限性 因農民階級的局限性
經驗教訓 農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農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
   但農民不能領導革命到勝利 ,但農民不能領導革命到勝
   利
  通過以上比較,可以幫助學生鮮明直觀地了解到,近代中國革命史上在具體的歷史背景、斗爭綱領、斗爭鋒芒、政權觀念、神靈觀念、歷史功績等方面呈現出諸多差異的兩次最典型的農民革命運動,卻有著共同的結局:最終都失敗了。造成失敗的原因也是共同的:客觀上敵強我弱,主觀上農民階級的局限性,即由分散經營的個體生產所造成的農民階級的自私性、狹隘性、散漫性、保守性。歷史給我們提供的經驗教訓也是共同的:農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但他們卻不能領導革命到勝利。
  這樣的比較還可以深入到更為微觀的領域,使學生懂得蘊含在每一個具體的比較項目中的更深層次的道理。比如,我們說太平天國是舊式農民戰爭的最高峰,就是通過歷史比較得出的結論。其中的“最高峰”是相對于在它以前的所有農民戰爭而言的,太平天國有比較系統的理論和比較完善的綱領,有嚴密的軍隊組織和完備的政權建設,這是發生在它以前的歷代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所達不到的。其中的“舊式農民戰爭”又是相對于在它以后幾十年由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的新式農民戰爭而言的,新式農民戰爭獲得了先進階級和先進思想的領導,這又是太平天國所不能企及的。
  再如,我們比較太平天國和義和團,可以發現,這兩次農民戰爭都帶有很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馬克思在評論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時說:“運動一開始就帶有宗教色彩。”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是一定社會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尖銳化的必然產物。現實的物質利益的沖突,往往把仇神抬到戰場。要鼓動農民起來反抗,就離不開制造輿論。農民不是無神論者,一般說來,他們總是深深地受著宗教思想的影響,這是他們的相同點。不同點在于,他們具體的宗教觀念往往是不同的。太平天國是獨尊上帝,橫掃諸神。他們將基督教教義進行一番改造,創造了一個農民的上帝,組織拜上帝會,要人們朝夕敬拜“天下凡間大共之父”的皇上帝,借以對抗封建統治者千百年來用以愚弄人民的一切鬼神。而義和團則是不信上帝,雜拜諸神。他們崇拜的神靈非常龐雜,從儒家圣哲、佛道教主、天師神仙,到民間傳說和戲曲小說中的各種英雄豪杰、義士奇俠,都紛紛在義和團的文獻里和儀式上粉墨登場,乃至有聲有色地演出了“天兵天將”下凡同洋上帝大開戰爭的宗教神話。義和團和太平天國相隔不過半個世紀,而二者的宗教觀念居然大相徑庭。義和團把太平天國當年所排斥的各種偶像奉上祭壇,反而把上帝視作十惡不赦的“洋魔”。農民運動宗教神靈觀念的更替,曲折地反映出現實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下層民眾的不同的政治趨向和要求。基督教侵略勢力的猖獗,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的肆虐,使得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日益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太平天國到義和團運動宗教神靈觀念的變化,主要斗爭鋒芒的變化,都深刻地反映了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當然,無論是太平天國的宗教神話,還是義和團的宗教神話,都不是科學的指導思想,靠這些宗教神話來維系隊伍,既不可能持久,更難取得成功。
  我們再將中國近代史上兩次典型的資產階級運動—戊戌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作一下較為全面的比較:
比較對象    戊戌維新運動                  辛亥革命比較項目歷史背景  甲午戰后民族危機加深,    民族危機依然深重,民族
   民族資本主義獲得初步 資本主義較維新時期有進
   發展 一步發展
運動性質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政治運  是在比較完全的意義上開
   動 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階級基礎  資產階級上層為其主要基礎  資產階級中下層為其主要
   基礎
政黨組織  保國會略具政黨規模        同盟會是統一的資產階級
   政黨
斗爭綱領  《公車上書》提出“拒和  《民報》發刊詞提出“民族、
   遷都、練兵、變法”,以變 民權、民生”三民主義
   法為自強立國之策
斗爭方式  保清變法,通過自上而下的 革命排滿,主張通過暴力革
   改革,達到救亡圖強目的 命推翻清王朝的反動統治
主要功績  喚起人們救亡圖存和政治革 推翻清朝統治,結束了封建
   新,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 君主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
   ,促進人民覺醒
失敗原因  客觀原因敵強我弱,主觀原 客觀原因敵強我弱,主觀原
   因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因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經驗教訓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在中 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
   國行不通 行不通
  通過以上比較可以使學生更好地懂得,無論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還是在比較完全的意義上開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論是保清變法,還是革命排滿;無論是維新志士“連名三千轂相摩”式的和平請愿,還是革命黨人“炸彈光中覓天國”式的武裝起義,先后代表近代社會進步潮流的兩次資產階級運動,雖然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和政治革新,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和整個社會的進步,但是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出路,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造成這種相同結局的原因也是相同的,那就是客觀上的敵強我弱,主觀上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
  我們在分析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生俱來的痼疾——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時,還可以從縱向和橫向兩方面作進一步比較。通過縱向比較可以知道,不同的歷史階段,與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程度相關連,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程度是不同的。戊戌維新運動興起的1895年,民族資本主義設廠資本總額2421萬元;到辛亥革命爆發的1911年,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資本總額增加到1.32億元。資產階級改良派和資產階級革命派雖然同樣具有軟弱性,但改良派較革命派為甚,這是明顯的事實。通過橫向比較可以發現,民族資產階級的不同階層,由于他們的社會出身、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不同,其軟弱性也顯現出很大差異。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中搞實業的那些人對革命較少興趣,其軟弱性表現得較為明顯;而從本世紀初年興起的留學熱、新學熱、翻譯熱和書刊出版熱中涌現出的新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階層對革命的態度表現得較為堅決,許多重要的革命團體都是他們建立的,許多重要的武裝起義都是他們發動的,他們的軟弱性相對較少。
  這樣,通過全方位地比較中國近代史上兩次典型的農民運動和兩次典型的資產階級運動,可以從中自然而然地引出一些重要的結論,有助于加深學生對歷史規律的認識和理解,有助于提高他們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
  列寧曾經明確指出進行歷史比較研究所必須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則:不是把一定的事實和觀念比較對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種事實比較對照。唯一重要的是盡量確切地把兩種事實研究清楚,使它們在相互聯系上表現為不同的發展階段,而特別需要的是同樣確切地把一系列的狀態,它們的連貫性以及各個發展階段間的聯系研究清楚。這即是說,不是把所比較的現象放在偶然的跡象上,而是放在實質性上,最典型的特征上。毛澤東堪稱運用歷史比較法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的大師,他對一些最基本的革命經驗和規律的總結無不運用歷史比較法。
  黨的領導是中國革命的一大法寶,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共產黨的領導,革命就成功了。毛澤東高度評價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偉大歷史意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毛澤東在這里實際上運用了歷史比較法。他多次指出,人民群眾是多數,人民群眾應當是強者,但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前,少數反動派卻可以長期壓迫多數人民群眾,二個重要原因就是敵人的有組織和群眾的無組織,處于一盤散沙狀態的群眾,正好便利于敵人分而治之,各個擊破。可以說,反動派什么都不怕,就怕人民群眾組織起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得中國無產階級從此有了自己的戰斗司令部,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從此有了自己值得信賴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中國人民的組織程度日益提高,這就造成了足以戰勝一切國內外敵人的最重要的條件。這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諸多意義中的最重要的意義。毛澤東比較了建黨前后中國革命的不同面目和人民群眾的不同境遇,把黨的建立說成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意蓋指此。
  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又一法寶,這也是經過大量歷史比較得出的正確結論。毛澤東曾說:“中國的革命,自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就由國共兩黨的情況起著決定的作用。由于兩黨在一定綱領上的合作,發動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孫中山先生致力于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還未能完成的革命事業,在僅僅兩三年之內,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就是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創立和北伐戰爭的勝利。這是兩黨結成了統一戰線的結果。然而由于一部分人對于革命主義未能堅持,正當革命走到將次完成之際,破裂了兩黨的統一戰線,招致了革命的失敗,外患乃得乘機而入。這是兩黨統一戰線破裂了的結果。”[①]這就通過極其鮮明的對比說明國共兩黨的關系、統一戰線的存亡對中國革命的成敗盛衰影響極大。
  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又一法寶。毛澤東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②]很明顯,這是講武裝斗爭的一般性。他接著指出:但是在同一個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說來,則基于條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資本主義各國,在沒有法西斯和沒有戰爭的時期內,那里的條件是國家內部沒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外部沒有民族壓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壓迫別的民族。基于這些特點,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在于經過長期的合法斗爭,教育工人,生息力量,準備最后地推翻資本主義。到了起義和戰爭的時候,又是首先占領城市,然后進攻鄉村,而不是與此相反。所有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都曾經這樣做,而又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證實了的。“中國則不同,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里,共產黨的任務,基本的不是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③]這就通過比較中俄兩國的不同國情,說明在中國只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而絕不能搞城市中心論。這是講武裝斗爭的特殊性、多樣性。
  毛澤東運用歷史比較方法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的生動事例可說是俯拾皆是。他通過比較國民黨新軍閥與北洋軍閥的異同,揭露新軍閥的反共反人民本質,說明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為什么會成為中國革命的直接目標。他通過比較20世紀3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互相矛盾著的一些基本特點,揭示出抗日戰爭是艱苦的持久戰,最后勝利是屬于中國的這一基本規律。他在抗日戰爭勝利后通過考察比較蔣介石歷史和現實的表現,預測其未來動向;通過比較敵我雙方各方面的力量,指出內戰危險十分嚴重。全面內戰爆發后,他又及時地從階級的觀點、發展的觀點、戰略的觀點將反動派同人民群眾作了全面比較,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新民主主義在全國勝利前夕,他又比較了百年來中國政治舞臺上各種派別的各種救國方案,指出所有的方案都走不通,唯一的出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這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毛澤東運用歷史比較方法研究歷史的光輝榜樣值得我們很好地繼承和發揚。
  無數事實表明,在歷史發展的實際過程中,總是終極原因和普遍規律在起支配作用和制約作用。然而,一成不變的形式或類型,是從來沒有的。歷史的普遍規律,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常常會通過不同的表現形式,從不同的特征反映出來。運用歷史比較法提高教學效果,以中國近現代史教學為例,即是要通過對這一特定時期教學和研究對象的系統比較,如:比較太平天國與義和團運動兩次農民戰爭的異同,戊戌維新與辛亥革命兩次資產階級政治運動的異同,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異同,新式農民戰爭與舊式農民戰爭的異同,中國工人階級與歐美工人階級的異同,中國資產階級與歐美資產階級的異同,新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異同,中國式的革命道路與俄國式的革命道路的異同,等等,使學生既懂得歷史發展的統一性,也懂得歷史發展的多樣性。懂得:在反抗外國帝國主義侵略和本國封建主義統治的漫長的中國革命歷程中,無論是地主階級改革派,還是農民階級革命派;無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無論是“強盜結義”,還是“秀才造反”;無論是“保清變法”,還是“革命排滿”,他們雖然都在不同程度上給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以打擊,但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出路問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的中國,最終走上以共產黨為領導力量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必然,是不依任何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從而有助于學生在更深刻的層次和更廣泛的領域里總結歷史經驗,探求歷史規律,堅定他們走歷史必由之路的決心。
  注釋:
  ① 毛澤東:《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毛澤東選集》第2卷,1991年第2版,第364頁。
  ② ③ 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1991年第2版,第541-542頁。
   (作者單位:天津財經學院理論課教學部)
  
  
  
歷史教學津32-36G32中學歷史教學劉曉武19971997 作者:歷史教學津32-36G32中學歷史教學劉曉武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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