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九十年代小說創作的人間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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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353(1999)05—0131—05
      一
  當我們站在世紀之交的門檻上,回顧近十年來的小說創作時,有一種現象令我們鼓舞、感動并且浮想聯翩,那就是極為濃郁的人間關懷的傾向。
  它體現在眾多的文學作品中。進入九十年代,越來越多的小說創作貼近現實、貼近生活,對社會和人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熱誠和關注,形成一股蔚為壯觀的“人間關懷”的浪潮。誠然,針貶社會時弊,反映百姓疾苦一直是我們文學創作源遠流長的優良傳統,特別是本世紀以來,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作家,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其反映現實的文學創作達到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深度和高度。然而,由于種種原因,這一傳統在以后的歲月中一再受到戕害和損傷,文學作品中人間關懷的探索不能說完全停滯,起碼是趨緩了,某些時候甚至發生了嚴重的倒退。或者依然高舉這面旗幟,但創作出來的作品已與實際生活相差甚遠,某些美化現實、鶯歌燕舞類的創作概屬此類;或者干脆放棄這面旗幟,號稱遠離生活,沉入自我,下筆千言,云譎波詭,某些極端化的作品甚至到了不食人間煙火的地步,不僅內容與百姓生活無關,就是閱讀似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一切,到了本世紀最后一段時間,卻發生了某些根本性的變化,特別是最近十余年來,這種變化尤其明顯。不僅裝腔作勢、虛假粉飾的一類作品迅速遭到唾棄,無論怎樣改頭換面也難有市場,就是那些沸沸揚揚、紅極一時的種種“新潮”創作也往往“各領風騷三五天”,熱鬧一陣后便紛紛煙消云散了。關注社會,關注人生的小說又一次成為文學創作的重鎮,一批批風格各異的作品不動聲色地展現在世人面前,靜悄悄卻強有力。特別是那些扎根生活、寓意深遠、思想敏銳、飽含深情的作品更是顯示出某種難得的氣度和力量,它們不但生動逼真地再現了現實生活的萬千景象,而且通過這種再現深刻表達出作者極具思想意味的審視和思考。在我們的文學史上,人間關懷始終是一個悠久而濃郁的文化情結,但像九十年代小說創作中這樣集中、這樣廣泛、這樣深切、這樣強烈的展現卻實在不多見。
  它體現在作家的孜孜追求上。翻讀九十年代的小說創作,我們強烈的感受之一,是蘊含在眾多作品中的那種異乎尋常的審視的目光、敏感的神經和那種熱切、濃郁的期望。這一切與時代背景、生存環境息息相關,同時也極為深刻地折射出作家們獨具特色的理想和追求。與以往的作家相同,他們深情地關注著腳下的這片土地,關注著這片土地的發展變化,關注著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父老鄉親。但他們的關注無疑蘊含著獨特的內容,具有自己鮮明的特色,他們的關注中融入了更多的反思、疑問、探討和期望。他們不僅用自己的小說展現出當今時代紛紜復雜的現實生活,而且更為注重蘊含在現實生活之中的歷史走向和文化背景,注重現實生活在百姓心中產生的巨大影響和潛移默化的作用。他們的關懷中滲透著更多的理性思考,有著更多的主體參與意識,充分體現出精神的價值和思想的魅力。以“鄉村干部系列”聞名小說界的青年作家張繼的一段話頗有意味:
  寫這篇短文的時候,我的家鄉魯南正經歷多年未遇的春旱,整整四個月未下雨了啊。許多村民都挑著空水桶在剛剛泛綠的麥田里走來走去。村長告訴我說:抗旱呢。我說:沒有水源怎么抗旱。村長說:上面要來檢查呢,做做樣子也得做,不做不行。
  我再一次無話可說。
  我覺得文學呼風喚雨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但是,我們總能做一片云吧。那么,就讓我化作一片云彩(注:張繼:《化作一片云彩》,《中篇小說選刊》1996年第3期。)。
  讀著這段話,筆者總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感動。這段話極具代表性地反映出一批作家的思想、心態和追求,他們立足于真實的土地上,他們深知文學的局限和自己的局限,然而,他們依然愿意做一片云,盡自己微薄的力量,為這片干旱的土地做點什么。他們對現實的認識是冷靜而深刻的,他們對生活的投入是真誠而執著的,他們對自身的要求則是認真、嚴格而且極具理想意義的。知其難為而為之,拚將全力追求之,這一切匯總到一起,形成了當代作家人間關懷頗為動人的主旋律。
  九十年代小說創作中的人間關懷是一個極為醒目的存在。然而,當我們當做一個課題來審視、研究這一存在時,卻必須選擇一個較高的立足點,必須采用一種全新的視覺,特別是必須突破長期以來形成的各種觀念束縛。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人間關懷沒有固定的模式,也決不局限于某個流派,它只是一種追求,一種情懷,一種可以用不同的手段、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文化意向;人間關懷沒有統一的標準,也沒有固定的尺度,它因人而異,因事而異,觀點不同,理解不同,側重點和表現程度也就有所不同,決不能武斷地予以拒絕和否定。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全面地把握這一現象,更深刻地領會其深層意蘊,更有力地開掘其內在價值。以先鋒小說為例。先鋒小說是以反傳統,非理性,崇尚文體實驗而聞名于世的,其藝術精神最引人注目之處在于對人自身的探索,在于對人的豐富而復雜的主觀世界的挖掘。這種以自我為主、以精神為中心的小說創作中有沒有人間關懷的因素呢?我們回答是肯定的。這不僅因為對人主觀世界的揭示本身也是人間關懷的一個領域,也不僅因為先鋒小說為我們提供了現實社會新的文化景觀和生存景觀。更值得重視的是,在先鋒小說的后期創作中表現出一種明顯的變化傾向——轉向人間,轉向樸實,轉向當代性精神探索。在格非、余華、北村、殘雪、林白的近作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從文風到內容的悄然改變,感覺到人間氣、平民味和塵世感的日益濃郁,感覺到某種向現實、向大地、向普通人心靈貼近的創作傾向。先鋒文學的人間轉向以及當代文壇文學創作人間關懷浪潮的形成是一個極具意味的信號,它隱含著一批作家心靈深處的價值重筑,標志著作家與社會、現實關系的某種調整,象征著文學作品人間關懷藝術范圍的擴大和思想內容的深化,同時,也預示著一個更加注重生活,更加靠近人生的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
      二
  九十年代小說創作中的人間關懷無疑有著十分豐富的內容,但筆者以為,其主要特點概括起來大致有三個方面:復雜,深邃和細膩。
  走向復雜,是近期小說創作最為鮮明的特色之一。復雜本來是現實生活最基本的表現形態,也是文學描寫最重要的任務,但恰恰是這一點成了我們文學創作長期以來難以克服的痼疾,公式化、概念化、簡單化像一片片揮之難去的烏云,舊的尚未未除去,新的又在形成,似乎總是變換著方式籠罩在許多作品的頭上。沒有復雜,就沒有豐富和多樣性,藝術創作自然就缺少蓬勃的生命力。當然,這不只是一個創作方法問題,更重要的還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九十年代我們思想領域最重要的收獲之一,就是對中國國情的復雜性和現實社會的復雜性有了更加清醒和充分的認識。復雜,是當代小說家把握現實的重要前提,是他們再現生活的關鍵契入點,是他們提升作品質量的有效手段,也是他們抒發人間關懷的重要載體。以鄉村小說為例,九十年代的鄉村小說最讓人賞心悅目、拍手稱道的地方是真實而藝術地描繪出了變革時期中國農村錯綜復雜的生活圖景。它告訴人們,中國農村從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從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期是曲折的、漫長的、痛苦的,但也是深遠的、壯闊的、偉大的。這場變革,決不僅僅是經濟形態的轉型,更是政治、思想、道德、文化諸多領域的一場深刻而偉大的革命,它無疑將激起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并且在每個人的靈魂深處掀起層層波瀾。劉醒龍引起轟動的小說《分享艱難》高妙之處就在于寫活了種種矛盾糾葛,這里有書記與鎮長之間的貌合神離、鉤心斗角,有鄉鎮政府、公安部門以及企業家之間的相互依存與不斷摩擦,有經濟危機的陰影,有自然災害的熬煎,有隨時可能發生的“民變”的重重壓力等等,一個小小的村鎮成了九十年代中國農村變革的一個縮影。綜觀我們的文學史,還從來沒有作家從這樣眾多的角度來俯瞰農村生活,也很少有作品能將農村矛盾寫得如此尖銳與復雜。對人的描寫亦是如此。九十年代小說創作與以往相比,最大的區別之一就在于對人的理解與展現上存在著本質的不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文學作品對人的描寫經歷了幾次重大變化,從寫涇渭分明的好人和壞人,到寫有缺點的好人和有優點的壞人,直到今日,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很難評價是好人還是壞人。無所謂好壞人很容易被誤解為喪失了價值判斷,其實任何文學都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是非標準,只是今天的小說寫人,已不像過去那樣只是一味地給人做個簡單武斷的結論而已,它已經進入一個相對模糊、相對淡化,然而卻更為真實、更為深刻也更為復雜的新階段。如對鄉村干部的描寫,眾多的鄉村小說在這方面顯示出驚人的相似,它們筆下的鄉村干部無一不是復雜的、多面的、沉甸甸的。他們既有自私、狹隘、狡黠甚至是霸道的一面,也有質樸、寬厚、堅韌、奉獻的一面。作家以全新的筆觸來描繪這些人物,他們既寫出了人物的種種復雜動機,更寫出了動機背后更為復雜的原因和背景,尤為可貴的是,作家決不是根據動機來判斷一個人的善惡美丑,而是把人物放在更為廣闊的背景下,較為全面的衡量、分析、認識。小說告訴人們,正是這些復雜的人物置身鄉村矛盾的漩渦中,焦頭爛額,忍辱負重,艱難地支撐和參與著中國農村所有變革。筆者認為,對復雜性的認識和展現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認識復雜需要思維的深度,展現復雜則需要高超的藝術功力。缺少前者,是膚淺散漫的羅列;缺少后者,則是空泛乏味的說教。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九十年代眾多小說對復雜性的探索是成功和可貴的。小說對當前社會現實的復雜描寫體現出作者對現實社會深入的理解和認識,同樣,復雜的小說則使作品的人間關懷更加生動,更加真實,從而更易打動人心。
  走向深邃。深邃在很大的程度上不以人的主觀愿望為轉移,它是創作主體綜合素質的一種自然顯現,它深含著文化的建構,濃縮著歷史的積淀,反映著作家以及作品的整體水平和精神向度。審視九十年代小說創作,另一個讓人振奮之處是其人間關懷的深邃性。如果說人間關懷的復雜性是對未知世界的熱切嘹望,人間關懷的深邃性則是對已知事物的苦苦探尋;復雜為讀者開辟了一個更為遼闊廣大的閱讀視野,深邃則使我們領略到許多司空見慣的表象背后的萬千意味和無限風光。近十年小說創作一個顯著的成就是其深度的增強和立體感、豐厚性的提升。它首先突破許多的禁區,展現出一個個過去鮮為人知的生活存在,隨后在更多的領域內向縱深開掘,極大地豐富了讀者的認識世界。在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官場小說,從九十年代初期劉震云的《官人》系列到近期走紅文壇的湖南作家王躍文的官場系列,官場小說數目之多,范圍之廣,影響之大,挖掘之深,實為文學史上之罕見。人們之所以如此關注官場小說,除了這一題材的敏感特殊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小說創作深入細致地展現給人們一個聞所未聞的奇妙世界。這些小說從根本上改變了長期以來形成的寫官場的固定模式,極大地超越了人們習以為常的寫干部經典樣板,徹底否定了不是暴露就是歌頌(以至神話)的寫作套路。這些小說不再僅僅局限于懲惡揚善的道德批判,而是將各類官員放在市場經濟的當代背景下,以平民意識從文化角度把握和展現形形色色的官員生活及其重重包裝之中的內心世界。謀取升官機關算盡,官場爭斗刀光劍影,小公務員生存多艱、酸甜苦辣,當權者色厲內荏、一人千面,這一切在小說中往往描繪的活靈活現,入木三分。更為獨到的是,作者們似乎并不熱衷于揭露批判這一切,他們更為關注產生這些東西的基礎、環境和土壤。作家們匠心獨運地把官場當成一種文化一種民俗一個客體來研究和描繪,其目的并不在于,或者說主要不在于渲染官場的不好,而是試圖探尋這種不好的普遍性和生命力,也就是說,極力追尋深潛于種種弊端之中的歷史原因和文化因素,這就使小說具有了極深刻的認識意義。再如心靈描寫,也是近十年小說創作走向深邃的一個突出例證。以朱蘇進的《醉太平》為例,這是描寫軍人生活極為難得的一部佳作,說他難得是因為它以具有穿透力的目光審視當代軍人的生活天地與精神世界,筆鋒之利,洞穿之深,令人難以忘懷。太平盛世,歌舞升平,軍區大院的生活看上去既有聲有色又風平浪靜。然而,在這溫馨平靜的外表之下卻掩蓋著復雜激烈的、驚心動魄的爭斗,在權勢與情欲的驅動和誘惑之下,一群風華正茂的軍官們在不動聲色地進行著較量,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心理描述來完成的。深入的心理刻畫,不僅極為有效地展現出小說人物的靈魂深度,展現出多種社會關系糾纏下靈魂的復雜性;同時,也展現出一個由這些靈魂組成的極具吸引力的深邃世界。多姿多彩的心靈天地映射出一個紛紜復雜的現實世界,深入的心理描寫不僅極大地豐富了故事的內涵和韻味,而且極為有效地增加了文學作品人間關懷的思想照耀和情感投入。
  走向細膩。細膩與復雜、深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細膩不僅與復雜、深邃相輔相成、密不可分,而且是實現后者的重要手段。走向細膩、提升質量是九十年代小說創作一個共同的追求,無論那種流派,不管什么風格,作家們都力圖使自己的作品更精致、更巧妙、更耐人尋味一些,因而細膩就成為大家高度重視的一個領域。尤其是以新寫實著稱的一批作家,他們力圖以客觀全息攝影式的方式來反映平民的生存狀態,其冷色調的敘述語流混合著細膩、繁復的敘述態度成為他們突出的創作標志,這以劉震云和池莉的小說最為明顯。在《煩惱人生》、《不談愛情》、《太陽出世》、《單位》、《一地雞毛》等新寫實代表作中,逼真的生活背景和細致的敘述方式構成當代社會生動鮮活的生活“原生態”,而對細節、細部的刻意追求、渲染和鋪陳則極大地提高了小說的真實感和可讀性。在他們的作品面前,讀者很容易被吸引、被融化、被觸動并由此領略到強大的藝術感染力。在這個方面,我們還應當特別指出新潮小說的貢獻。事實上,盡管人們對新潮小說褒貶不一,但對他們在形式方面的諸多探索及其成就還是普遍認同的。綜觀九十年代的小說創作,我們發現各種流派的文學作品在敘述層面和言語方式上都不同程度地吸納了新潮小說的文本“技術”,這一切,無疑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當代文學整體敘事水平的提高。當然,進而言之,細膩水平的整體提高,決不僅僅是一種藝術手法問題,它還包含著深厚的認識內容。以高校題材小說為例,近十年來一批描寫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作品的確是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其中王蒙的《春橋六題》、楊沐的《千條線一根針》、阿寧的《堅硬的柔軟》等尤為引人注目。這些作品的突出之處不僅在于活靈活現地描繪了當代校園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動形象地展現了文化群體所獨有的繽紛天地,更為重要的是深刻細膩地揭示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深處的矛盾沖突、情感結構、文化積淀和精神走向。《堅硬的柔軟》中對青年教師許賓的描寫充滿了辛酸與同情,令人嘆為觀止。一個苦苦掙扎的青年知識分子,其處境之難,命運之艱,用心之苦,精神之累,真讓我們感慨萬千,為之三嘆。堅硬是某種形態的脆弱,柔軟是另種形式的堅強,最為有力的是堅硬的柔軟,像一根竹子在風雨中的彎曲是為了風雨后的挺拔,小說以細膩的筆觸道盡其中辯證關系。文學作品細膩化的過程無疑是其整體質量綜合提升的過程,走向細膩就是走向更高的思維層次和藝術境界;走向細膩,亦是當代作品人間關懷的更高的體現和更深的表達。
      三
  評論近十年來的小說創作,人們最為不滿的是精神追求方面的弱化,也就是所謂的“精神缺失”。許多批評家認為近期的文學作品過于追求寫實,忽視典型的塑造,影響了理性的犀利與強烈,知識分子最為可貴的人文精神在減弱、消退乃至泯滅;人們批評當代作家過于渲染、夸張生存的黑暗,在許多作品中,人性的罪惡、生命的脆弱、災難的可怕等因素交織在一起幾乎吞沒世間的一切,而那些崇高、神圣的精神話語卻被無情地放逐了;人們批評許多小說對現實中的負面過于妥協、退讓,對生活中的丑惡現象缺少分析、批判,某些時候甚至表現出某種認同乃至欣賞的態度,最終導致人文關懷與歷史理性的雙重缺失。說到底,人們認為近期的小說創作缺少理想的照耀,缺少執著的追求,總之,缺少一種精神的力量。果真如此嗎?筆者認為,不能如此絕對,尤其不能如此武斷。
  我始終認為,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都蘊含著某種強有力的精神基礎。但是,今天對精神、理想等概念的看法,決不能拘于傳統的觀點,尤其不能用長期以來形成的那種固定模式去對待今天的情況。我們必須極其清醒地認識“假大空”之類虛假文化對我國文學造成的毀滅性打擊,以及由此在民眾心中產生的長久難以平息的創痛。我們應當深深明悉,無論作家還是讀者都對過去那種空中樓閣式的理想宣傳存在一種近乎本能的厭惡。所以今天的作品即使在描寫光明、崇高,頌揚英雄人物、理想精神時,往往也會盡量保持一種適度的距離,盡量采用一種含蓄而有分寸的筆調,決不愿過分張揚,過分美化,尤其不愿意將心目中美好的東西拔高到過去那種神乎其神的荒唐地步。在經歷了多年“理想萬能”的摧折之后,人們的“理想觀”已發生了極為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關鍵之處在于人們不是沒有理想,而是使自己的理想趨于現實化、多樣化。所謂現實化,就是講究世俗性、功利性,人們把理想更多地寄寓在若干實干之中,寄寓在振興中華、強盛國家的建設之中,理想因素與現實生活幾乎融為一體;所謂多樣化,就是人們不僅關注政治的社會的理想,關注群體,而是更多地關注個體的存在與未來,關注人生理想。我們在評價當前小說創作的時候,決不能把理想與實際割裂開來,不能把個體關懷與群體關懷,把人生理想和社會理想對立起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擁有一個正確的穩固的立足點,才能擁有更準確敏銳的目光,才能真正尋找到九十年代文學創作中浸透著人間情懷的理想追求和精神所在。
  那么,九十年代小說創作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我以為,概括起來,最突出的方面應有兩點:其一,執著的生活信念;其二,不斷走向深入的人生追求。
  作為人類精神的“潤滑劑”與重塑人類靈魂的重要工具,文學對于人類生存價值的探尋,始終肩負著神圣而沉重的使命。正因為如此,本世紀涌現的文學名著無不或隱或現地表達著對生存意義的強烈關注。在當代中國,這種關注更加具有特殊的意義。一方面它體現著一種思想的進步和精神的提升,體現著在改革開放時代人們主體意識的覺醒與提高;另一方面它也鮮明地表達出在社會轉型期,確切地說,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之后,人們面臨的困境、迷惑和抉擇。活下去,頑強地活下去,這是眾多小說直面現實的主題所在,也是眾多作家深層思想的集中體現。正如作家池莉所說的,她的小說是在寫當代的一種不屈不撓的活,她給自己的一篇小說起名《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就十分明晰地表達了這層意思。在平民人生系列作品中,她極為出色地描繪出普通人這種不屈不撓的活法。外部世界把那么多的與生存聯系在一起的痛苦和煩惱拋在印家厚們面前,他們只是默默地承担著,不僅頑強,而且樂觀。他們深知生活的不如意、不容易,但為了實現讓老婆孩子吃上一頓西餐這樣的小愿望,卻始終滿懷期望、竭盡全力去努力。這是非英雄的不屈不撓,是小人物的不屈不撓,這樣的不屈不撓體現出的精神或許不那么崇高,但卻是真實、生動和感人的。作家余華在談到自己的名篇《活著》時曾十分感慨地說:“我覺得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活著。《活著》里面的富貴是最尊重生命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有理由死去,但他卻那么珍重生命,認真而堅韌地活著。”(注:張向陽:《活著:一個作家筆下的人生》,《齊魯晚報》1999年3月28日。)展示生活之難, 展示生存之苦,但更重要的是展示在這艱難困苦之中的頑強人生,要有信心地活著,要有勇氣地活著,這是近期小說十分突出的主題,是貫穿許多創作的一條主線,也是我們了解許多作品深層意蘊的一把鑰匙。細讀九十年代的許多小說創作,無論作者寫什么時代、以什么為背景、落筆于什么人物,我們都能從它的故事之中體味到一種共同的東西,那就是對現實人生的強烈關照和對生命意志真誠贊頌。它常常使我們想到魯迅先生振聾發聵的一段話:“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茍有阻礙這前程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密制膏丹,全都踏倒它!”(注:《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版,第45頁。)魯迅一生中曾多次講過類似的話,這是先生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是他一生中不斷思索、不斷強化的一種信念。我們深切地感到具有濃郁人間關懷傾向的當代小說與魯迅的思想之間似乎有某種相通的東西,魯迅的論述是對當代小說某種精神追求最精煉、最準確的概括。要生存,要溫飽,要發展,什么也不能動搖它,什么也不能改變它,這是對生活的一種獨特理解,是對人生的一種堅定態度,我們覺得這是當代小說最為深刻之處,也是其最為可貴之處。
  當代小說的另一突出的精神意象表現在人生意義的不斷探索、尋找和追求上。當代小說的一個主要特征在于直面現實,直面人生,但這種直面的精神基礎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在不斷地發展變化、吸收揚棄、充實提高。從這種變化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當代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軌跡,看出九十年代小說創作的精神提高和升華。如果說前期小說主要是審“丑”,即表現普通民眾的苦痛和物質精神的煩惱,揭露生活中的丑陋、畸形、墮落、變態等無價值、無意義的東西;后期小說更多的則是審“美”,即在沉重的現實生活中開掘真、善、美,開拓一切有價值、有生命力的東西。前期小說描寫的小人物在困境中是麻木迷惑,是醉生夢死,是得過且過、隨波逐流;后期小說中描寫的小人物盡管也有違心的妥協,有無奈的掙扎,但卻大多是清醒和痛苦的。這種生存的痛苦也是一種批判,一種自我否定,因而也是一種新的意義上的覺悟。前期小說帶給讀者的多是在困境中苦苦徘徊甚至被生活壓垮的小人物;而后期小說著力刻畫的多是頑強不屈、努力站起來的小人物。同是寫下崗女工,發表于九六年的《學習微笑》和發表于九九年的《鄉徙》就有很大的不同。《學習微笑》中的劉小水給人總的感覺是辛酸、屈辱和無奈,而《鄉徙》中的黃秀芳更多的則是思索、憤怒和抗爭;劉小水總是在被動的適應,在適應中一步步走向自強自立,黃秀芳則表現出一種主動的選擇,在選擇中重新認識自己的價值;正如小說名字所寫的那樣,劉小水是在學習微笑,而黃秀芳則是在遷徙,在尋找,試圖以嶄新的姿態開創一種新的生活。小說主題的這種變化是醒目的,深刻的,意味深長的。它不僅表現出作家們對生活認識的深化,同時折射出他們精神世界的不斷尋找、充實和提升。這一點同樣表現在對未來世界的探索和追尋上。九十年代的小說緊緊扣著時代的脈搏,始終追蹤現實生活,它一方面努力展現現在,另一方面也在試圖描繪未來。女作家張欣的作品被譽為未來小說的雛形,她的作品透過城市這面鏡子極為深刻地顯現出現代人精神天地的別樣景致,《愛又如何》、《掘金時代》、《歲月無敵》等小說,一方面淋漓盡致地揭示出商業社會人際關系的奧妙,另一方面又以極為濃厚的興趣暢想新的文化語境中的精神家園和靈魂安頓,她的小說溫情脈脈地拓展開都市文學的新生面,把當今文學中城市感覺和城市生活藝術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高度。張欣等人的小說創作告訴人們:在社會轉型的巨變中,現實生活中的每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要經受文化失范和價值暈眩的困擾,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精神失落和重建的困境之中。因而,尋求不斷更新的生活意義和目標,尋求超越物質世界的精神家園,就變得愈加必要、關鍵和迫切。靜而思之,意味萬千,這無疑是文學創作新的使命所在,是作家對未來生活獨具特色的思考和理解,同時,是否也是文學創作人間關懷更深層次上的集中體現呢?
  收稿日期:1999—06—03
東岳論叢濟南131~13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鄭春20002000極為濃郁的人間關懷傾向是九十年代小說創作中值得高度重視的一種現象。其特點是:走向復雜,充分把握和展現復雜的現實生活;走向深邃,努力開掘形形色色表象背后的深層意蘊;走向細膩,巧妙運用細膩的創作手法達到較高的思想層次和藝術境界。而執著的生活信念和不斷深化的人生追求則是其最重要的精神基礎。九十年代小說/人間關懷山東大學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鄭春(1963— ),男,山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作者:東岳論叢濟南131~13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鄭春20002000極為濃郁的人間關懷傾向是九十年代小說創作中值得高度重視的一種現象。其特點是:走向復雜,充分把握和展現復雜的現實生活;走向深邃,努力開掘形形色色表象背后的深層意蘊;走向細膩,巧妙運用細膩的創作手法達到較高的思想層次和藝術境界。而執著的生活信念和不斷深化的人生追求則是其最重要的精神基礎。九十年代小說/人間關懷

網載 2013-09-10 21: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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