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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這篇文章是應編者的建議，將我以前發表的兩篇文章，即《日本人和魯迅（上）》（《人文學部紀要》4、5號合刊，1971年3月，和光大學人文學部）與《在日本的魯迅（上、下）》（《科學與思想》41、42號，1981年7月10日，新日本出版社）整理成一篇，并略有增刪。關于這些問題，前輩們的成果本文曾多次引用的有：岡崎俊夫的《日本的魯迅觀》（《魯迅指南》56年巖波版《魯迅選集》別卷）；還有在日本的有關文獻目錄，如魯迅研究會編《魯迅研究文獻目錄》（《文學》昭和56年10月號及同年12月號的《補遺》），飯田吉郎編《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文獻目錄》（昭和59年，中國文化研究會，及《大安》昭和61年5月號的《補遺》），本文從中受益匪淺。
　　從青木正兒到戰前左翼
　　1 將魯迅的名字最早傳到日本的是青木正兒的《以胡適為中心的潮涌浪旋著的文學革命》（《中國文學》1卷1-3號，1920.9-11）一文。正如標題所示，文章是介紹文學革命的。該文臨近結束時這樣寫道：
　　在戲劇小說方面，并無更令人注目的作品。翻譯方面，周作人作為近代大陸文學介紹者在辛勤勞作，譯筆不拘于舊文明而直譯，似一味盡力追求原文韻味。小說方面，魯迅是位有遠大前程的作家，如他的《狂人日記》，描寫一個患迫害狂的人的恐怖和幻覺，達到了迄今為止的中國作家尚未達到的境地。
　　刊載這部分文字的，是1920年11月發行的第3號。1920年已是《文學改良芻議》發表3年之后了，文學革命正如那文章題目所示，正“浪旋”著，處在高潮之中。那時，《中國學》從創刊號到3月號上連續介紹文學革命，顯示出當時雜志的品格和青木正兒個人見識的一個側面。
　　即以他評價魯迅的文字（文末記為大正9年10月10日脫稿）來看，那時假定他讀了魯迅已發表的全部作品，也不過是《狂人日記》、《孔乙己》、《藥》、《明天》和《一件小事》，但他卻能慧眼獨具，看出“魯迅是位有遠大前程的作家”。
　　青木在該雜志1卷5號(1921.1)寫的有關漢文訓讀廢止論一文的開頭，引述了荻生徂徠的所謂“漢學教授必先汲取中國語”的說法之后，這樣寫道：
　　這在今天看來當然不是什么高談闊論，但在那個時代也實在是天馬行空。是的，現在雖說是很平常的說法，但二百年來始終未能實現，這豈不怪哉？中國素有保守國家之稱，而我國如何？且不說全體國民，僅就受漢學滋育的人們來說，腦筋又如何呢？像殘留在海邊浪花中禿頭章魚的慘相，與其說是可笑，莫如說是滑稽吧。在第3號里，我饒舌介紹了中國國民非保守的一面，待見到禿頭章魚時，便像倒出五臟六腑般作嘔。糊涂至極，還是待湖汐時問問海面上的海鷗吧。（注：青木正兒：《本邦中國學革新的第一步》。引文原則上照錄不誤，但字體不敢拘于正字。關于這篇文章，倉石五四郎這樣說過：“青木早就要這樣寫，所以五號上發表了停止漢文舊讀法的文章。后來問小島（佑馬），據說當初要在創刊號刊出，但在京都怕不合適，便拖到后來。”（《學問的回想·座談會——圍繞倉石五四郎博士》，《東方學》第40輯，1970.9，東方學會）青木文章末尾作：（九年十月稿），可見與倉石五四郎所說相近。）
　　他對文學革命的介紹，不單有評價上的疏漏。
　　魯迅的名字開始出現，是在前面引述的文字中，即在《中國學》第3號上，比之早一個月的第2號上，則有下面這樣一段文字：
　　現在一個新的事實是，有了白話詩的同行，劉半農、沈尹默、唐俟等也踴躍參加。這些人中，胡適稍有癖好，即以閃現西學新知識而劈新風；沈則可看出站在本國立場上力圖擺脫舊習，但往往因了古人而步入舊詩意境之中；劉是最有新式文人氣質的，卻常常難免遭人非議為膚淺；唐則詩味淡泊，未能入境，就象扒拉茶泡飯一樣，往壞了說是索然無味。
　　這是對魯迅用唐俟筆名發表的《夢》、《愛之神》、《桃花》、《他們的花園》、《人與時》和《他》等白話詩的批評。青木當然不知道唐俟和魯迅是一個人，他對魯迅作品的批評，這一段文字大概是最早的。在日本，對魯迅作品最初下的批語是“每月”一次，這倒是個有趣的事實。
　　刊載青木這篇文章的《中國學》寄給了胡適，同時，致魯迅信也通過胡適送到魯迅手中。魯迅給青木正兒寫了這樣一封回信：
　　拜啟：惠函奉悉，《中國學》亦已收到，甚感。
　　先前，我在胡適君處的《中國學》上，拜讀過你寫的關于中國文學革命的論文。衷心感謝你懷著同情和希望所作的公正評論。
　　我寫的小說極為幼稚，只因哀本國如同隆冬，沒有歌唱，也沒有花朵，為沖破這寂寞才寫的，對于日本讀書界，恐無一讀的生命與價值。今后寫還是要寫的，但前途暗淡，處此境遇，也許會更陷于諷刺和詛咒罷。
　　中國的文學藝術界實有不勝寂寞之感，創作的新芽似略見吐露，但能否成長，殊不可知。最近《新青年》也頗傾向于社會問題，文學方面的東西減少了。
　　我以為目前研究中國的白話文，實在困難。因剛提倡，并無一定規則，用詞、造句皆各隨其便。錢玄同君等雖早就提倡編纂字典，但尚未著手。倘編成，當方便多了。
　　我用這么拙劣的日文給你寫信，請原諒。
　　青木正兒先生
　　 周樹人 十一（十二）月下四日（注：《魯迅全集》（1981年版）13卷453頁，11月14日是12月14日的誤記。《魯迅手稿全集·書信·第八冊》（80.6，文物出版社）所收的原信是用片假名寫的。）
　　2 眾所周知，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雖然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傳統，但那研究有一種主導性的傾向，就是僅限于古典文學研究而沒有面向現代文學。這一傾向大約持續到戰后。其實主要原因如下：(1)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敬意，多半是和有著思想背景的對儒教的肯定密不可分。按照這種觀點來看，對傳統尤其是對儒教的批判為出發點的中國現代文學，一開始就是被視為“異端”的。(2)在現代日本，近代中國只具有作為沒有經濟市場的政治軍事擴張對象的意義，難以培養對其文化的正常的關心；而且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敬意同這一傾向并不矛盾，毋寧說與其膠著，給其以補充。(3)日本有一種傾向，即自古以來創始的“漢文”的獨特讀法，亦即將中國的文言文多少有點強行置換成日語的“訓讀”，這在日本的學院派中是主流，現代中國語僅僅是為了滿足貿易、軍事上的需要。和這互為表里的是中國語學科學研究的落后。
　　在這種情況下，忽略對上述三點原因中的某一點或整體的批判，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便不能成立。青木懷著善意介紹中國文學革命決不是偶然的，他對包括主張對東大“漢學”加以批判的京都“中國學”派，尤其對訓讀進行過尖銳的批評。隨后在學院派中，首次將魯迅的《吶喊》作為課堂討論課文的，是30年代初期京都大學副教授倉石五四郎。倉石是在和留學中國同時公開宣布“將訓讀拋在黑色海灘”的訓讀廢止論者。作為外國語學者，他因將自己的后半生都獻給了中國語言學的研究和教育而廣為人知。歷史地看，訓讀所起的作用，究竟占有怎樣的地位姑且不論，關心中國現代文學則必須上緊這種猛烈批判訓讀的發條。
　　但是，作為京都中國學界的整體來看，后來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關心未能持續下去，毋寧說是冷淡下來。為了繼承作為一門學問而得以完成的清朝考證學的實證性傳統，他們在批判東京漢學界的另一面，大概又難以接受中國現代文學所具有的傾向、幼稚與不成熟。也許是一時間與亡命京都的羅振玉、王國維等人交往過密，心理上對現代中國產生了反感。真正顯示出關心現代文學的，是左翼文藝運動之后出現的中國文學研究會的頑強努力。
　　話題似乎跑遠了些，言歸正傳。
　　不過，在此之前，在魯迅開始真正的創作活動之前，日本也曾經介紹過有關他的工作，這是最近才搞清楚的。發現者是當時東大大學院的博士生藤井省三。他以調查日本文獻對魯迅早期思想影響為目的，在查找明治時代的雜志時，發現了《日本及日本人》雜志上有關魯迅的文章：
　　在日本等地，歐洲小說是大量被人購買的。中國人好像并不受此影響，但在青年中還是常常有人在讀著。住在本鄉的周某，年僅二十五、六歲的中國人兄弟，大量地閱讀英、德兩國語言的歐洲作品。而且他們計劃在東京完成一本叫《域外小說集》，約賣三十錢的書，寄回本國出售，已經出版了第一冊，當然譯文是漢語。一般中國留學生愛讀的是俄國的虛無的作品，其次是德國、波蘭那里的作品，單純的法國作品之類好像不太受歡迎。（注：《日本及日本人》508號，明治42年(1909)5月1日，文藝雜事欄。參照藤井省三《日本介紹魯迅文學活動最早的文字》，《復旦學報》1980年2期。）
　　在日本留學中的魯迅，中途退出仙臺醫專回到東京，自籌創辦《新生》雜志流產之后，在《河南》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論文，闡述他早期的思想和文學觀，繼這些工作之后，就是印行了以東歐文學為中心的翻譯作品《域外小說集》。那是他和弟弟周作人的共同事業。這本書，據魯迅所說只賣了二十部。這也許多少帶點小說味道的夸張，但恐怕也只能是這些部數吧。上述介紹這一情況的文章，大概是世界上最早對魯迅所作工作作出的反響。
　　3 魯迅作品最早被譯成日語的，是住在北京的日本人發行的日語雜志《北京周報》（北京遠東新信社）19號(1922.6.4)上刊載的周作人譯的《孔乙己》（注：戈寶權《魯迅著作在日本》，魯迅研究會《魯迅研究》1（1980年2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其后，該刊還登載了魯迅自譯的《兔和貓》以及《中國小說史略》的前半部，再就是歷來鮮為人知而最近才發現的刊載了魯迅三篇談話并和魯迅關系較深的雜志。（注：關于《北京周報》的詳細情況，請參照小島麗逸《〈北京周報〉與藤原鐮兄》（《亞洲經濟》13卷12號，1972年），飯倉照平《北京周報與順天時報》（竹內好、橋川文三編《近代日本和中國》上，朝日新聞社1974），另外，小島麗逸編的《革命搖籃時期的北京》（社會思想社1974），曾對《北京周報》的主要記事加以分門別類整理過。）
　　藤原鐮兄是《北京周報》的主編。而在藤原的率領下，作為記者的丸山幸一郎（號昏迷）等人成了最早具有進步思想的優秀新聞記者。該雜志另一號(1924.12.21)上，還登過“周魯迅作、東方生譯”的《說胡須》。此外，當時在北京辦崇貞女子學校的清水安三又在該刊連載了《今日中國的文學》，其中出現魯迅條目的，是這一年3月2日的《北京周報》。我手頭有收錄在當年兩冊（注：清水安三《中國新人和黎明運動》（1924.9，大阪屋號書店），同《中國當代新人物》（1924.11同書店）。）單行本之一《中國新人和黎明運動》一書中的該文，尚未確定與《北京周報》文章的異同，但在日本國內，這恐怕是僅次于青木正兒的評論了。文章引述了愛羅先珂的話：“至少是今日中國的創作家”；以及胡適所說用白話創作，“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托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并以此為鋪墊，扼要介紹了《孔乙己》和《白光》，然后指出：“描寫是自然主義的，加以若干諷刺。《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都是好作品。”文章還說：
　　就像愛羅先珂活在他身邊一樣，他的作品是輕盈的，帶點小品風格的《兔和貓》、《鴨的喜劇》等如是……尤其是他在愛羅先珂到來之前作的《故鄉》，那是二十年后回到故鄉想起“閏土”時的冷靜的作品。
　　《孔乙己》、《白光》和《故鄉》好像給清水的印象很深。在下面談到的《中國當代新人物》中，他在介紹了《孔乙己》的內容之后，又寫到：“除《孔乙己》外，有《故鄉》和《白光》”。
　　在這《今日中國的文學》一文里，除魯迅外，還有緒論、林紓、白話、胡適、圣陶、仲密（周作人）、其它和結論各節。林紓一節中有如下記述：
　　用古文翻譯小說的，還有周作人和他的兄弟的《域外小說集》。他的技術也更為出色。
　　而在《中國當代新人物》里，則同宣統皇帝、張作霖等政治人物一起介紹了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孫文、蔡元培等人。其中有“周三人”一項（注：后來改正了字句，方紀生編《周作人先生的事》（1944.9，光風館）也轉載了該文。再有，大阪屋號書店的這兩冊書中，應該是句號的時候卻點了逗點，該句讀的時候卻什么也沒有。或許單純的誤植（在《周作人先生的事》中作了訂正）會被認為是著書格調的一個特色，所以除明顯誤植（如把“科舉制”誤為“科學制”）之外，一切均照原文。）。開頭部分這樣寫到：“周三人！聞所未聞的名字！所謂周三人，不過是將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加在一起的稱呼。”關于周建人只說“不大了解”，而專門介紹了魯迅和周作人。
　　關于魯迅則如前所述，在介紹了《孔乙己》之后這樣說道：
　　魯迅有一癖好，便是經常惡狠狠地咒罵中國的舊習慣和風俗。這一個孔乙己也還是科舉制度生下的可悲的犧牲品。以此為主題，整個作品中投下的人的暗影，得到了最深刻的表現。心理描寫是拿手的，也注意表現的細膩。他的創作中表現出來的人生，總是充滿了詛咒。然而那嚴酷煩惱的人生，必定要出現什么難以解決的某種犧牲。自由自在地萌生的草木并無一棵，盡管痛苦不堪，但還是能夠感受到人生的出路。但是，魯迅筆下的人生，幾乎都是黑暗人生的描寫。魯迅自己大概有過苦惱的人生問題，有過何等寂寞的體驗吧，所以創作沒有一點光明。除《孔乙己》外，有《故鄉》和《白光》。
　　這是1924年的事，能夠深入到魯迅的思想內面，可謂一種真正的理解了。清水的這兩冊書，附有吉野作造的序文出版了。這是繼青木之后，魯迅的名字得以在日本流傳。
　　由于年代久遠的緣故，這里才援引了較為冗長的引文。青木氏是中國文學的專家，清水氏則是在中國的傳道者、教育家。在這一時期，除了和中國有什么特殊關系的人以外，魯迅的名字并不為人所知。
　　4 魯迅作品在日本國內翻譯并首次發表的，是1927年10月武者小路實篤編輯的雜志《大調和》上揭載的《故鄉》。譯者雖經多方調查卻始終不明（注：筆者當時在和光大學任職，曾通過同大學藝術科的武者小路穰教授向武者小路實篤詢問過，卻也不清。又聽說當時担當編輯事務的是世本寅氏，拜訪該氏，該氏特意同筆者一同來到武者小路宅第，促成了直接拜訪實篤氏的機會，但二人都忘卻了。）。譯文也有誤譯，如末尾“地上本沒有路”之前的“希望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被譯成“希望本來就沒有所謂的有，沒有所謂的無”，這樣一來，意義就不通了。但考慮到當時中國語教育的水平，最初的翻譯中存在這樣的誤譯也是不可避免的。
　　這一期《大調和》是《亞洲文化研究號》，小說欄中與《故鄉》并載的有當代傳奇《柳毅傳》，評論、隨筆欄中有郭沫若的《革命和文學》以及胡適等人的文章；有些雜亂，新奇倒是挺新奇的，整體看是出于對亞洲或中國一般狀況的關心而編集的（注：有關這件事的經緯，佐藤春夫在小說《人間事》中有過記述。）。選中魯迅的動機不清。武者小路在“卷頭語”中寫道：
　　印度在思想方面有極優秀的人才，中國個人方面缺少公認的優秀人才。國民動蕩不安，像有什么新奇的事將要發生。
　　關于魯迅，介紹了簡單的經歷之后，稱其為“民國第一流的短篇小說作家”。不管怎么說，武者小路編輯的雜志刊載這樣一些內容本身，正顯示出對中國的新氣息和所謂國民革命政治動蕩的關心，受其觸發，日本文化界也終于感應到了這一狀況。
　　5 然而，中國革命，無論是歷經國民革命——北伐而取得了進展，還是由于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受到挫折，在日本反應最敏感的還是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小牧近江、里村欣三第一次寫了報告文學《到青天白日的國家去》（《文藝戰線》1927.6），兩國間聲明的轉載，呼吁書的交換等等，都在30年代盛行起來。（注：詳情請參照飯田吉郎《關于現代中國文學的介紹——從無產階級文學者身上看到的》（《東洋大學紀要》第12集，1958.2），祖父江昭二《30年代的日本文學——一張示意圖》（《文學》1976.4～5）。）
　　不過，這時期對魯迅的理解和評價是很有限的，不大正確也不深刻，主要是受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影響，或者應該說是直接受到1928年中國展開的“革命文學論爭”的影響。像創造社、太陽社那樣批判魯迅的人很多（注：關于革命文學論爭及其創造社、太陽社對魯迅的批判，請參照拙著《魯迅與革命文學》（1972，紀伊國屋新書），尤其是第二章。）。如1928年7月號《戰旗》刊登了山田清三郎、藤枝丈夫與成仿吾以及郭沫若的會見記（注：山田清三郎《訪問中國的兩位作家》，藤枝丈夫《中國的新興文藝運動》。）。在后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到K說了這樣的話：
　　先前，創造社也曾受到極左理論的指導，近來則遵從外界的政治意見轉換到具有相當包容力的運動中來。……一般說來，CP的文藝政策在各雜志中都得到相當迅速、深刻的反映。這方面好像比日本干得好。……現在主要是對舊文學的清算。魯迅、張資平等人受到了嚴厲的批判。……在日本這類事情不大好判斷，請廣為介紹一下。日本的作品介紹哪一位的，也請告之。互相勉勵吧！
　　還有國際文化研究所（注：據《國際文化》刊載規約，該研究所“是以工人階級在蘇維埃共和國及資本主義各國中創造的文化研究，以及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文化批判的研究為目的”。所長秋田雨雀，主事為小川信一，其他有藤枝丈夫、林房雄、藏原惟人等16名成員。還有“成員之外為《國際文化》執筆的人”，如中國人素克昂（素是麥的誤植，即郭沫若）、錢杏ｃūｎ＠①、蔣光慈、石厚生（成仿吾）、李初梨等人。）的機關雜志《國際文化》，它主要是靠藤枝丈夫大力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藤枝丈夫在這個雜志上稱贊創造社充滿了“驚人的活力”，并寫道：“對于以《語絲》、《北新》月刊為基地，經常發表一些反革命讕言的魯迅一派，必須予以徹底的批判。”（注：藤枝丈夫《中國的左翼出版物》（《國際文化》創刊號，1928.11）。）同樣的旨趣曾說過多次。國際文化研究所是后來的無產階級研究所的前身。
　　這責任不在藤枝丈夫。無論在日本還是中國，當時的左翼似乎都具有這種思想上的幼稚性。年輕的無產階級文學之所以急欲在文學中直接表現政治主張和“革命的題材”，毋寧說是不懂得文藝的規律。同樣的傾向，在當時滿鐵周邊的研究者中也很強烈。
　　《滿蒙》12卷1號(1931.1)上，與長江陽譯的《阿Q正傳》一起，同時刊登了大內隆雄（山口慎一）的《魯迅和他的時代》（注：大內隆雄是山口慎一的筆名。《滿蒙》是中日文化協會（大連）發行的，該協會以前稱滿蒙文化協會，后又改稱滿洲文化協會，好像是靠滿鐵內部及周圍的人們發行的雜志。協會的性質、沿革和雜志的目的等詳情，均有待調查。）（《阿Q正傳》連載到同年5月號）。該文末屬說“本文許多材料得益于錢杏ｃūｎ＠①的《現代中國文學作家》”，文中也的確引用了錢杏ｃūｎ＠①的文字，觀點也同錢杏ｃūｎ＠①《死去了的阿Q時代》一文的要點相同。如說：
　　凡讀過那兩部集子（《吶喊》、《彷徨》）和《野草》的人，從那里是看不到革命出路的；只有作者在那里吶喊和彷徨，他終于只是野草，而未能成為喬木；他只說了過去和現在，卻沒有將來。
　　魯迅在那里暴露出小資產階級的根性，小資產階級的任性，不能認錯且疑慮，我們都能看出這些問題之所在。即使前面有一條光明的路，他也不會走向那里，而且不安于現實，理想中也缺少希望，結果是惟有在歧路上徘徊。
　　大高嚴等人也有同樣傾向（注：大高嚴《魯迅再吟味》（《滿蒙》13卷9號，1929.11。關于大高嚴的詳情，請參照本書所收佐治俊彥《關于藤枝丈夫與大高嚴》一文。）。戰前被視為研究中國問題佼佼者且至今仍享有盛譽的鈴江言一，也寫過下面這樣的文章：
　　革命文學的起源，在1916、1917年的所謂文藝復興運動中就存在。它在五四運動中更得到具體的發展。文學領域中顯示了這一傾向的，是魯迅及其代表性作品《吶喊》。但當時中國革命的思想主要是反封建的思想，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勢力。魯迅當時是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他的作品描寫了貧民生活，對貧民生活表示了更多的同情，但其中沒有任何階級立場，這一狀況，文學史上稱之為“阿Q時代”。1924年左右，中國無產階級大量增加，革命逐漸走向高潮，但魯迅作品依然停留在感傷主義階段，不問所處的經濟背景，只是從人類的一般弱點對封建勢力、封建社會加以攻擊。此時魯迅一派的地位已漸趨沒落。（注：鈴江言一《中國無產階級運動史》，1929.11，滿鐵調查資料第109編。1953.9，由石崎書店改題為《中國解放斗爭史》出版。）
　　當然《滿蒙》上也有并非這樣直接輸入錢杏ｃūｎ＠①理論觀點的文章，1931年5月原野昌一郎的《中國新文藝和魯迅》一文就是一例。
　　關于這篇文章的作者，我雖一無所知，但至少覺得他讀魯迅作品所得感想是很溫和與準確的。原野看出了“鄉土藝術家”的風貌是魯迅的最大特色。他寫道：
　　作為文化國家的中國，作為哲學家的中國人，在東方在世界上都具有足以夸耀的廣博的心靈的著作，或具有迷蒙的古典的無垠。特殊的國情這里是一言難盡，也無須贅言，但文學的效果卻將這塊土地上發生的現實給予最準確的剖析和普遍的反映。……中國是世界上有數的具有廣大土地的國家，所以它的文學形態能夠出現多種多樣也是理所當然，然而最準確地表現了現代人的還是魯迅。
　　將一個作家和作品聯系其他民族風俗和文化傳統來加以審視和理解，這在日本也是理解中國近代文學的一種類型。原野的情況便與常見的類型有所不同。他談道：
　　無須諱言，中國在世界上是毫無例外的具有傳統精神的老大國家，千百年來，禍亂、重壓在它的東方性的廣泛的文化、政治、經濟各方面輪回再起，百官的橫恣，民眾的被壓迫，實在是帶著無與倫比的冷酷性反復運轉著……我們翻開一頁歷史，即可看到這痛烈的現實。雖然封建的壓制在世界各國都可以看到，但達到這種深烈程度的，世界上何處有之呢？如此看來，他們一面怯懦、殘忍，乃至執拗的勤勉性、天命觀、鄉黨間的團結等等，顯然具有充分的必然性。
　　這就是說，他用所謂民族風俗之類語言所表述的，是中國歷史和現實的重負，是對描寫出這一切的魯迅的共鳴：
　　短篇《孔乙己》中的孔乙己，《風波》中的七斤，《阿Q正傳》中的阿Q，難道不就是確確實實的中國人的形象嗎？……尤其值得我們最關心贊美的，是他的主題幾乎全部都是在最下層呻吟的民眾的形象，并把它用具有寫實的可靠性的面貌呈現在我們面前，赤裸裸地暴露出占中國民眾多半的農民形象。
　　原野在這篇文章中設了“諸家的評論”一節，介紹了方壁的《魯迅論》、尚鉞的《魯迅先生》，錢杏ｃūｎ＠①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和成仿吾的《〈吶喊〉的評論》，等等。在成、錢二人之中，他比較贊成成仿吾。他寫道：
　　不管怎么說，他是從廣泛的認識（既是藝術的又是哲學的）出發來加以評論的，這一點與錢杏ｃūｎ＠①的社會性排他主義的評論不同。……真正的批評，應該避免片面而具有囊括（形而上與形而下）意義的普遍性，并且兼具局部的滲透性。批評確乎是非常之難的，我似乎在成仿吾身上感到了某種暗示。
　　把《〈吶喊〉的評論》當作從無產階級文學立場出發所作的評論等等，是被成仿吾當時的立場所迷惑。《〈吶喊〉的評論》本身的評價雖然有問題，但原野的確是為了反駁前面提到的大內文章而寫下此文的。
　　不過，這一時期除原野之外，表現出對魯迅出色理解的是作為聯合新聞特派記者而到廣東的山上正義。在以魯迅為主題的文章中，他的《談魯迅》（注：山上正義《談魯迅》（《新潮》，1928.3）。）是刊登在日本一般雜志上最早的文章。文章鮮明地描寫出廣東時代魯迅的形象，今天看來仍不失新鮮感，尤其是描寫“4·12政變”（廣東晚三天，4月15日開始）后的時局和魯迅對此的憤怒和哀嘆。關于山上正義我曾寫過一本書（注：丸山升《一個中國特派員——山上正義和魯迅》，1976，中公新書。），這里僅作簡要的介紹。在無產階級運動的搖籃時期，他曾在《播種人》上發表過俳句《罷工的早晨》，日本共產黨正式成立之前他因散發反戰傳單的“曉民共產黨事件”而受到8個月的監禁，出獄后去了中國。在廣東，他從魯迅那里得到允諾翻譯了《阿Q正傳》，1931年出版，此外還寫過以1927年末廣東的事件為題材的戲曲《震撼中國的三天》。他與尾崎秀實關系密切，又因與佐爾哥有聯系而受到“牽連”。他本人于尾崎、佐爾哥等人被捕前的1938年12月病死，在尾崎、佐爾哥案件判決時，他被認定為“日本人方面負有聯絡責任的共產主義者”。
　　日本最初的也是最優秀的魯迅專論，就是由這個具有如此經歷并有著良好記憶的人寫的。前述山上的文章，在活生生地描繪出廣東時代魯迅風貌的同時，也準確捕捉到了魯迅廣東經歷所具有的意義，這一點作為魯迅論也是很出色的。而且正由于反革命政變使革命受挫，人們滿懷著憤怒與悲哀的緣故，像具有山上正義這樣經歷的人才有可能感受到。
　　把魯迅斷定為“小資產階級”的見解和山上的看法，二者都是基于左翼而得出的結論，如此看來，在意識形態和階級立場方面有出現堅定與危險的兩種分化的可能。
　　從佐藤、增田到小田
　　6 左翼文學方面對魯迅是比較關心的。時間稍晚一、二年，在影響和深度方面具有極大意義的，是佐藤春夫、增田涉對魯迅的翻譯和介紹。1931年1月，《中央公論》刊載了佐藤春夫譯的《故鄉》和《關于原作者小記》，同年4月《改造》刊登了增田涉的《魯迅傳》，7月的《中央公論》刊有佐藤譯的《孤獨者》。
　　此前從28年左右開始，翻譯出版過《鴨的喜劇》、《白光》、《孔乙己》，上海的日文報紙《上海日日新聞》還刊登過井上紅梅譯的《阿Q正傳》。井上譯的《阿Q正傳》，曾以《中國革命畸人傳》為題發表在29年11月的《奇譚》（文藝市場社）上，這是《阿Q正傳》的譯文首次在國內發表（注：關于井上紅梅譯的《中國革命畸人傳》，我曾這樣寫道：《阿Q正傳》的日文翻譯，1928年上海的日文報紙《上海日日新聞》曾發表過井上紅梅的譯文，那好像是最早的了。《上海日日》上的譯文我雖未見到，但可推測與1929年11月《奇譚》雜志上發表的大體相同。這是在日本國內首次公開發表《阿Q正傳》。在昭和初年色情、變態、荒謬時代發刊的《奇譚》雜志的編者梅原貞康（北明），最近好像又公開出現。在這本雜志里，《阿Q正傳》不是以《阿Q正傳》的名字，而是以《中國革命畸人傳》之名，同《浮世澡堂談議》、《近代游蕩文學史》、《女人何處能引起男人注意？》、《男人何處……》、《中國惡食考》等篇名并列，而且同那珂良二的《從肚臍到肚臍》一起，冠以《奇人珍人》總題，筆者都成了井上紅梅。就是說，只看目錄是不見魯迅和《阿Q正傳》之名的。想要明白，必須打開正文那頁，讀這樣一段前言：“魯迅氏的《阿Q正傳》，作為中國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作已名噪歐美，被譯成幾國文字，但本邦好像還沒有譯文。這里借本志的篇幅全譯過來，改題為《中國革命畸人傳》。作品取材于一個可悲的犧牲于革命的農民的一生。魯迅氏以一流的諷刺觀察并表現了革命當時的社會狀況。這樣犧牲者作為彼國的國情在現代的訓政時期想必也有許多。所謂畸人實際是正常人，這是本傳的妙味。”
　　看過這些之后，覺得井上如此處理題目和目錄，他畢竟是不能理解魯迅的。但《阿Q正傳》的日文翻譯，最初在國內雜志發表時是以這種形式出現的，卻不應為人所忘記。（《一個中國特派員》）。）。此后，《滿蒙》從31年1月連載長江陽譯的《阿Q正傳》，同年9月、10月，松浦圭三和林守仁（山上正義）譯的《阿Q正傳》分別出版了單行本（注：松浦圭三譯《阿Q正傳》，中國無產階級小說集第1集，1931年9月白楊社。林守仁譯《中國小說集·阿Q正傳》，國際無產階級叢書，1931年10月四六書院。）。松浦圭三自己在《譯者序》中說：“在作者的作品中，迄今為止被譯成日文的，除了作者自己動手譯成日文的《兔和貓》以外，這是第一部。”可見，前面提到的各種譯文，只在極有限的范圍內才能讀到。后來由于已經確立了第一流作家地位的佐藤春夫，在具有代表性的綜合雜志《中央公論》上翻譯了魯迅的作品，就具有更大的意義。從此以后，魯迅的名字，終于為日本文化界所知曉。
　　佐藤春夫最初是通過英譯本讀的《故鄉》，并對照原文進行了翻譯。他曾說自己是靠半拉英語半拉漢語的閱讀力干了一個人的翻譯活兒（注：佐藤春夫《翻譯魯迅的〈故鄉〉和〈孤獨者〉的時候》，增田、松枝、竹內編《魯迅入門》（1956，巖波書店），又收入《文藝讀本·魯迅》（1980，河出書房新社）。）。在同一篇文章里，他還談了讀《故鄉》的印象：
　　《故鄉》中那種中國古代的詩情（那是我非常喜愛的），完全化在近代文學里了。這也許是中國古代的文學傳統在近代文學中復活了……總之，我看到我們日本的近代文學，完全和古代文學處于隔絕的狀態，深感不滿，所以譯此《故鄉》，以促使人們學習。
　　他在魯迅逝世時寫的文章（注：佐藤春夫《月光和少年——魯迅的藝術》，《中外商業新聞》1936.10.21。收入講談社版《佐藤春夫全集》第11卷。）中又說：
　　假若你讀魯迅作品時稍加注意，（中略）在什么地方也一定表現著月光的描寫少年的生活。我想月光是東洋文學中的傳統的光，少年是魯迅本國里的將來的惟一的希望。（中略）假若說月光是魯迅的傳統的愛，那么少年便是對于將來的希望與愛。
　　他在魯迅身上看到了中國文學傳統與現代意識的不可調和的統一。
　　岡崎俊夫曾經寫道：“佐藤之所以翻譯魯迅的作品，不過是他喜歡中國文學的延長，他是以譯種種古典文學的精神，把手伸向了魯迅的作品。這位詩人和魯迅在精神上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注：岡崎俊夫《日本的魯迅觀》，收入《魯迅入門》。）這是修正、補充說佐藤接觸魯迅的角度，卻是為歷來所忽視了的魯迅文學與傳統的關系問題。這可謂比較公正的看法。但是，思考魯迅文學的時候，怎樣從整體上理解他與活生生的現實的關系和傳統文化的影響呢？這對今天的研究者來說仍然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佐藤所關心的側重點在于“傳統”，而沒有看到魯迅具有的強烈的政治性和社會性，這是難以否定的。
　　增田涉是佐藤很好的合作者，他干了許多實際工作。在舊制高中時代，增田涉便由于佐藤作品的影響而傾心于中國文學。在東大中國文學科學習時又師事佐藤，并幫助翻譯中國小說。1931年攜帶佐藤給內山完造的介紹信到中國，經內山介紹與魯迅相識，10個月期間，直接聆聽魯迅親自講解《朝花夕拾》、《中國小說史略》、《吶喊》和《彷徨》等。
　　增田涉之于魯迅，與其說是作為作家來了解，莫如說帶有很強的對《中國小說史略》的作者——“極優秀學者”的崇敬的觀念。總之，在一種追隨魯迅學習的心情下，他每天計算著在魯迅將要出現的時間里去內山書店，提出許多疑問，于是得到允許，可以直接訪問魯迅的家，聽魯迅親自講解（注：增田涉《魯迅的印象》（1970，角川書店）15、16、61、24頁。）。在魯迅的眼里，他是個對中國政治一無所知，也并非慕名文壇聲望而靠近魯迅的“文學青年”，大概只是個認真好學的年輕人。比起中國人中那些高喊政治使命的政治青年和重“創作”有才氣的文學青年來，他是在翻譯方面孜孜不倦工作的認真的青年，魯迅很欣賞。
　　這個增田涉在中國滯留時還寫了《魯迅傳》。說是以在魯迅身邊的所見所聞為基礎，完成后又經魯迅過目了的（注：增田涉《魯迅的印象》（1970，角川書店）15、16、61、24頁。）。讀過這篇文章之后，會感到增田涉對中國現實的知識準備雖然不足，但他沒有偏見，從魯迅身上汲取了很多東西，可以使人看到魯迅自己也不曾覺察到的東西。但當時卻有人匿名批評，說這是“飯也是人家的香”。（注：增田涉《魯迅的印象》（1970，角川書店）15、16、61、24頁。）
　　后來，增田專事《魯迅的印象》一書的撰寫工作。如前所述，增田涉曾得到魯迅親切的指導，回國后也始終與魯迅保持通信聯系，直到魯迅逝世。正如書名題為《魯迅的印象》一樣，內容雖然零碎些，卻流露出盡可能系統論述魯迅的氣勢來。書中保留了許多多側面談論魯迅精神的插話，都是珍貴的史料。（注：增田涉的《魯迅的印象》1948年講談社初版，56年部分增補后再版。又，70年增補版以角川選書刊行。鐘敬文的中文譯本80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版。）
　　順便說一下內山完造寫的關于魯迅的東西。內山在上海開內山書店，明中暗里都在支持著魯迅，魯迅也深信其人。他作為一個生活者來看中國，談魯迅，寫出了許多具有示范意義的回憶魯迅的文字。（注：《魯迅的回憶》（1979，社會思想社）一書，匯集了內山談魯迅的文章。以“魯迅之友會”的山下恒夫為主編撰的這本書，與同時期出版的這類書相比，是相差懸殊的很出色的一本書。）
　　話又說回來，當佐藤、增田的譯文在《中央公論》、《改造》上刊載時，大約在同一時期，井上紅梅也在著手翻譯魯迅作品。1932年11月，他譯的一卷本《魯迅全集》出版了（注：井上紅梅譯《魯迅全集》，1931.11，改造社。），那是《吶喊》和《彷徨》的全譯。罕見的是，其中包括當初收在《吶喊》里后來移到《故事新編》中的《不周山》（后改題為《補天》）。
　　井上出生在東京的庶民區，1913年到上海，浸泡在“中國五大樂道——吃、喝、嫖、賭、玩”的世界中，變成了“中國風俗研究家”，是個所謂的“中國通”。魯迅對其人及其翻譯都不滿意，在給增田涉的信中寫道：
　　井上紅梅翻譯拙作，我也感到意外，他和我并不同道。（中略）近來看到他的大作《酒、鴉片、麻將》更令人慨嘆。(32.11.7)（注：魯迅致增田涉書簡（原文是夾雜著片假名的日文），在《魯迅的印象》中收有58封。《魯迅選集》（巖波版，1956年版黃封皮的第12卷，1964年以后的改訂版藍封皮的第13卷）中收27封。中國81年版《魯迅全集》是全譯，據此翻譯的學研版《魯迅全集》當然也全部收入。
　　在中國，《魯迅書信集》（1976.8，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1981，人民文學出版社）中與中譯文一起附有原文（將片假名改成了平假名），還出版了《魯迅致增田涉書信》（1975，文物出版社）影印本。除此之外，最近整理出版了增田涉翻譯《中國小說史略》和其他文章時，詢問不明點而得到的回信，即伊藤漱平、中島利郎編的《魯迅·增田涉師弟答問集》（1986.3，汲古書院）。）
　　井上氏所譯《魯迅全集》已出版，送到上海來了。譯者也贈我一冊。但略一翻閱，頗驚其誤譯之多，他似未參照你和佐藤先生所譯的。我覺得那種做法，實在太荒唐了。(1932、12、19)，同樣的文字，在其他地方也現過幾次。（注：關于井上紅梅，請參照三石善吉的《后藤朝太郎與井上紅梅》，竹內、橋川編《近代日本和中國》下（1974.8，朝日新聞社）。）
　　盡管并不完善，但《魯迅全集》的出現，使魯迅終于為日本的出版界所接受。
　　這樣到了35年6月，佐藤、增田共譯的《魯迅選集》被列入了巖波文庫。日本的知識分子通過這個文庫本了解魯迅的人實在不少。中村光夫就是根據這個文庫本，將《浮云》和《孤獨者》的“絕望”進行比較而寫下了論文。中村是在此前一年剛由東大法文科畢業的銳氣十足的評論家。（注：中村光夫《魯迅與二葉亭》，《文藝》1936.6，收入《文藝讀本·魯迅》。）
　　在魯迅的晚年，林芙美子、長與善郎、野口米次郎、橫光利一、武者小路實篤等日本的文學家，都曾訪問過上海，會見過魯迅。比這早些時候，旅歐途中的金子光晴也曾一時逗留在上海，與魯迅有過交往。他們都分別寫過與魯迅的會見記與印象記。
　　另外，無論日本還是中國，圍繞著“轉向”問題，魯迅曾談到過林房雄，林房雄也曾將魯迅的“憂國”精神加以合理利用。這從日本人的中國觀、魯迅觀或是精神史上來加以考察，也是很有意思的材料。但這里無暇將問題擴大，還是限定在翻譯、研究或是接受魯迅方面多少有直接關系的問題上。
　　7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其后不久，改造社出版了《大魯迅全集》全七卷，37年2月開始刊行，8月結束，比中國《魯迅全集》的出版約早一年。山本實彥是個很受擁戴的有獨特個性的社長，改造社也早就擁有許多非常關心中國問題和中國文學的編輯，所以這樣的籌劃并非首次。中國的《全集》在當時是很令人滿意的，是完全接近于“全集”的，而日本的實際上只能說是“選集”，而且還有許多誤譯，但在理解魯迅方面卻未有紕漏，魯迅的被稱為“隨筆”、“雜文”或“雜感”的工作，就是因此而為日本讀者所知。
　　讀這《全集》，覺得做了出色工作的人物當推中野重治。對于他的工作，我作為一個讀者也始終懷著普通人的關心和敬愛，盡管他晚年的政治性言論和行動我并不贊成。然而，由于他晚年行動的緣故，他對魯迅的評價雖然并未改變，他的魯迅論盡管獲得很高的評價甚至達到極限，也依然被他晚年的行動所遮掩，或者至少說是有欠均衡。這在中野身上有著怎樣的聯系，或者說在中野身上有著怎樣的變化，這個問題這里也無暇涉及。
　　魯迅逝世時，佐藤春夫曾惋惜地敘述說：為拯救日益惡化的日中關系，兩國的知識階級從現有的固執中解放出來，以人類同事的溫暖的心為基礎握手言歡是第一而且是惟一的良策，魯迅是對方痛快地伸出了手的人。中野重治批評了這一說法。他這樣寫道：
　　我期望日本和中國知識分子握手決不亞于佐藤春夫，但決不認為那是搞好日本和中國關系的“第一而且是惟一”之策。（以下刪除五行）從《歌日記》開始，許多文學都描寫了日俄戰爭，但決不描寫“在本國土地上任其他兩國戰斗的國民”的心。偶爾寫時，也只是描寫“中國人都是日軍糧食提供者，住宿提供者，是有用的間諜，又為俄軍誘以私利私欲，成了干間諜的下等奴隸，再就是在兩軍槍林炮火下拾臭槍子的國民。”正是這樣的被描寫者，通過國民與國民間的聯誼才能得以糾正，我以為這是第一要義。（注：中野重治《分裂為二的中國及其他》，1937.1.22，《報知新聞》；據筑摩書房版《全集》（舊版）第7卷。）
　　比之對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所談從事文學活動核心動機的理解來看，這里更顯示出一種共鳴。這在當時的日本，還是為數不多的。
　　《分裂為二的中國及其他》一文，寫在《大魯迅全集》出版之前。文中蘊藏的對魯迅的共鳴，與其說是源于魯迅，莫如說是中野早就有過，或是在日本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中就曾出現過的。然而，39年他寫的《魯迅傳》（注：中野重治《魯迅傳》，《文學家》1939.10。收入筑摩版《全集》（舊版）第8卷，新版第20卷。）一文，內容卻與題名有些不符。寫魯迅傳是需要描述的，但他卻用大半篇幅，寫他怎樣讀魯迅因1926年3月18日的所謂“3·18事件”——段祺瑞政府屠殺市民和學生而寫的一系列雜感，應該說是讀書筆記。他在文章中闡述了魯迅雜感中詩和政論的統一，文學家與現實主義者的并存，魯迅因此也才具有理論家、政論家的性格，這只要讀一下魯迅的具體文章就很清楚。正統派解讀外國文學時也不過如此，但在戰前日本，對魯迅思想、政治的戰斗性有如此深刻理解的，中野之外并無他人。
　　8 小田岳夫的《魯迅傳》（注：小田岳夫《魯迅傳》，1941.3，筑摩書房。戰后改題為《魯迅的生涯》，補充之后由鐮倉文庫(1949)出版，后再改回《魯迅傳》，由乾元社(1953)出版，再度補遺后，由大和書房(1966)刊行。）比中國寫的傳記要早，受前面中野《魯迅傳》一文的啟示，他還寫了“后記”。
　　小田的《魯迅傳》，是在魯迅著作中搜集自傳性要素寫成的，所以他在“后記”中說，由于幾乎沒有傳記性的參考材料，只好依靠魯迅的全部著作，“一面探索魯迅走過的道路加以編述，一面時時將魯迅所處的環境氛圍簡單地加以點染，這便是本傳的大概。”在視角方面，也盡量避免主觀的解釋和主張，澹泊的態度貫穿始終，無意識中卻也遵循著一條線索。他說：
　　魯迅所謂“愛國”者的一面，在敘述中不知不覺地更加集中了。這也許能通過一個人的生涯看到魯迅那顆熾烈燃燒的心。青年時期以后，魯迅幾乎終生都對為政者權利者充滿了憎惡與反感。他那真正“愛國”之情的根底，我以為讀過本傳的讀者是容易了解到的。
　　“愛國”一詞，怎么解釋都帶有曖昧性。在這一詞語的用法中，大概能看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開戰前夜的空氣對小田的影響，但他從魯迅身上發現的東西，多少還是很準確的。他曾指出：魯迅在臨終前寫的文章中，在對同胞進行尖銳辛辣的揶揄和驚人諷刺的冷酷的內面，滲透著他溫暖的淚水，然后接著說道：
　　作為原因之一，我以為可令人回到魯迅所處的弱國的環境中去。
　　因了這真正的文學，才看得到弱國人的代表性的表現。其實，我是在遇到這一文學之后，才開始接觸成為思索對象的強國人的文學的。
　　我們之中，有誰能夠像魯迅那樣，在味同嚼蠟般瑣漠的憂郁、苦悶面前，高喊出我們的不幸來呢？（注：小田岳夫《緬懷魯迅》，《時事新報》1936.10.21～22。引文部分揭載于22日。）
　　他用“弱國”一詞所表述的東西，換成今天的話來說，大概接近于所謂被壓迫民族吧。從魯迅身上領會到這一點，并以此為參照，回顧刻印著“強國”——帝國主義文化性格的日本文學，這樣的姿態應該給予高度評價。魯迅逝世之際，佐藤春夫之外，新居格、室伏高信等人也都寫了回憶悼念文章，小田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之中是優秀的。
　　確實像在“弱國”、“愛國”這類語匯中看到的那樣，小田的思想決不是很明確的。本質上為文人氣質的這個作家，比之對魯迅思想的理解來，對魯迅心情的共鳴是難以否定的。他在太平洋戰爭中談“魯迅的思想”時，寫了下述談論這方面問題的文章。
　　中國知識階級汪洋的愛國熱情是近代中國之光。但一方面沒有善于引導它的大政治家，另一方面這些熱情后來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朝著不盡令人滿意的方向流失，最后凝聚為抗日的力量，這實在是值得惋惜的。然而，比起率先在亞洲覺醒并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的汪精衛一派的許多政治家來，想到許多學者型的知識分子時，暗下里也想像得到重慶陣營中知識階級的精神不也在開始萌生新的創造的幼芽嗎？（注：小田岳夫《魯迅思想巡視》，《三田新聞》1943.5.25。）
　　不過，讀這篇文章時，不要忘記他是寫在1943年的這一事實。這期間，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開戰，使日本國內的精神面貌有了極大的改觀。開戰之后，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大量被逮捕，來自權力方面的鎮壓日趨強化。知識分子內部的變化也很大，因太平洋戰爭開戰而一時“迷失”轉向，肯定戰爭的人不少。這是眾所周知的，后面論述竹內好時當再細談。粗略地說，30年代后半期，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被鎮壓之后，接踵而來的便是包括“轉向”者的部分良心，以及勉強維護著的自由主義乃至合理主義的思考，都被涂上了奉若神明的軍國主義的色彩，這已是1941年12月8日以后的事了。從這個意義上說，若將小田1943年的文章與41年的文章直線相連，參照43年的文章來評價41年的《魯迅傳》，也許是有片面性的。
　　小田文章的缺憾，毋寧說他迫近魯迅的姿態過于天真。在這一點上，我以為竹內好的下述批評是切中肯綮的。
　　是一本寫得很好的書。（中略）
　　說寫得好，是由于他認真整理了魯迅的文章，又重新建構而成。但我略感到有點別扭。（中略）文章易讀，且有許多感人之處。這多半是因作者人格的緣故吧。流暢無阻，讀者是能夠想像出魯迅其人的。
　　難道因此便說這傳記是成功的？我并不那么想。（中略）如果要我說出不滿意的問題，那就是作者過于素樸，過于相信文章本身了。他未能看到文章深處蘊藏的東西，卻把表面現象當作了問題。（中略）《魯迅傳》用魯迅最討厭的花鳥風月，討厭地處理了魯迅。（注：竹內好《花鳥風月》，《新日本文學》1956年10月。收入《新編魯迅雜記》（1976.11，勁草書房）及《竹內好全集》第2卷（1981.1，筑摩書房）。）
　　竹內好寫于1943年，44年出版，后來對日本魯迅研究界給予決定性影響的《魯迅》一書，對小田的《魯迅傳》也繃緊批判的發條。
　　竹內好以后
　　9 小田岳夫的《魯迅傳》出現三年之后，又出現了竹內好的《魯迅》（注：竹內好《魯迅》，東洋思想叢書18,1944年11月，日本評論社。1946年11月，刪去該叢書的名稱，將“支那”改成“中國”，作部分修訂后由同社再版。之后有1952年9月創元文庫、1956年1月河出文庫、1961年5月未來社各版。1980年9月收入筑摩書房《竹內好全集》第1卷。創元文庫以后各版附有1949年寫的《作為思想家的魯迅》一文。）。這是一本對后來的魯迅研究起了決定性影響的書，時至今日則稱之為“竹內魯迅”（注：“竹內魯迅”的叫法，在中國人的文章中好像使用過。呂元明《日本的魯迅研究史》（1980年11月在成都召開的全國外國文學會第1次年會的報告原稿、打印稿，后來增補后刊登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的《魯迅研究年刊》上）及北京大學嚴紹鏊致筆者信中也曾使用過。但好像不是指竹內氏的魯迅論、魯迅形象，而是誤解為竹內本身。）。竹內好以后所有的魯迅研究者，都從這本書中得到過許多東西。從各種角度提出的與竹內不同的魯迅形象，盡管感到與竹內魯迅很不協調，是經過深入發掘培育出的自己的魯迅形象，但在某種意義上說，都依然處在竹內的強烈影響之下。
　　“竹內魯迅”為什么具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呢？這毋寧說是竹內好論本身的一個主題，盡管這里不能全面論述，但為了梳理問題，還是想舉出幾點。例如魯迅在仙臺醫專學習中，看了中國人被日軍處刑場面的幻燈片于是棄醫從文，這一段有名的插話，增田、小田的《魯迅傳》都原封不動地搬入傳記之中，但竹內卻認為那是“傳說化”，“對它的真實性抱有懷疑”（注：竹內好《魯迅》，未來社版65頁，《全集》第1卷56、70、60頁。）。他說：
　　他不是抱著用文學來拯救同胞精神貧困的熱切愿望離開仙臺的。我想，咀嚼屈辱恐怕是在他離開仙臺之后。因為醫學無用便去弄文學，我以為他沒有這種閑情逸致。（中略）總之，幻燈事件和文學志望沒有直接關系，這是我的判斷。（注：竹內好《魯迅》，未來社版65頁，《全集》第1卷56、70、60頁。）
　　我執拗地抗議他的傳記的傳說化，這決不是在吹毛求疵，而是關系到從根本上解決魯迅文學的問題。不能因說話風趣便曲解真實。我看不出魯迅文學的本質是功利主義，是為人生，為民族或是愛國主義的文學。魯迅是誠實的生活者，是熱烈的民族主義者，又是愛國者，然而他并未以此來支撐他的文學，毋寧說撇開這些他的文學才得以成立。魯迅文學的根源，應該說是稱為無的一種東西，獲得這一基本的自覺，才使他成為文學家。非如此，民族主義者魯迅、愛國主義者魯迅，畢竟只是措辭而已。我是站在把魯迅稱做贖罪文學的體系上，提出我的抗議的。（注：竹內好《魯迅》，未來社版65頁，《全集》第1卷71頁、60～61頁。關于文中的“傳說化”一語，在戰后的注釋中說是指增田、小田的解釋。）
　　當然，竹內也并非認為魯迅在《吶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寫的事不是真實的，至少他主張下面兩點：
　　第一，他在方法理論上主張：魯迅小說本來就包括以散文、回憶等形式所談論的東西，魯迅在文章里所談之事與魯迅體驗本身之間有距離，而且魯迅在談自己的時候，時而將具有復雜側面的事情單純而簡單地加以描述，時而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輕描淡寫或是調侃般地加以敘述，倘若忽視他的文章和他自身之間存在的曲折，就會使魯迅形象簡單化乃至遭到歪曲。前一節中引用的竹內對小田的批評：“未能看到文章深處蘊涵的東西，卻把表面現象當作了問題”，講的就是這個問題。今天看來，作為文學研究方法雖然不過是最基本的東西，但至少在魯迅研究中初次意識到了魯迅寫了什么，還有怎樣讀魯迅的問題。“竹內魯迅”把日本的魯迅研究第一次提高到真正的研究水平上來的原因之一，也就在這里。
　　第二，竹內在關于魯迅文學和政治關系方面的獨特見解，是“竹內魯迅”的一個重要支柱。竹內在這里并沒有簡單地否定魯迅的文學、思想中的政治性，更沒有把魯迅說成是藝術至上主義者，而表達的是對魯迅政治與文學關系復雜而曲折的理解。關于這一點，從下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得更為清楚。
　　政治和文學既不是從屬的關系，也不是相克的關系。迎合政治，或對政治投以白眼，都不是文學。真正的文學，是在政治中消卻了自己影子的東西。所謂政治和文學的關系，是矛盾的同一的關系。（注：竹內好《魯迅》，未來社版65頁，《全集》第1卷163頁、143～144頁。關于文中的“矛盾的同一的”一語，竹內在戰后加的自注中說：“這是從西田哲學中借來的用語，是受當時讀書傾向的影響，今天看來既表現了思想的貧乏，又沒有西田哲學用語的嚴密性。”）
　　文學誕生的本來的場地，常常必為政治所包圍，那是讓文學之花盛開的苛烈的自然條件。它不撫育纖弱的花朵，而讓秀勁之花獲長久的生命之力。這是我在現代中國文學和魯迅身上所看到的。（注：竹內好《魯迅》，未來社版65頁，《全集》第1卷164、144頁。）
　　武田泰淳把這本書叫做“惡戰苦斗的書”（注：同書《解說》，創元文庫版，197頁；未來社版，204頁。）。竹內對于“政治和文學”的那種曲折理解，最明顯的顯示了他的一種惡戰苦斗。那惡戰苦斗是怎樣的一種情況呢？
　　大家知道，竹內是1934年創立的的中國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他是核心成員。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是在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解體約半年之后，唯物論研究會、歷史學研究會創立兩年之后，中井正一等人的《世界文化》創刊一年前。這時期日本社會主義運動有組織的活動幾乎都停止了，日本軍國主義走向中國全面性的侵略，進而發展為太平洋戰爭，僅有一些民主的有良心的文化運動在繼續。
　　關于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成立動機，竹內舉出了三點，即對東大“漢學”的反撥，對京都“中國學”的不滿和對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的中國研究的批判（注：與高橋和己的對談《文學·反抗·革命》，《竹內好對談集·狀況》，1970年10月合同出版，33、34頁。）。他們（注：竹內、岡崎俊夫、武田泰淳三人是中國文學研究會的中心人物。竹內在大阪高中學習時，曾受懷疑與參加了黨組織的學生有關系而被拘留過一個晚上。他還讀過馬克思主義文獻，不過，因為對參加運動的朋友不信任，經常保持一定的距離，但在東大學習時，參加了以馬克思主義文獻為主的學生讀書會——R.S組織，該會會場常設在他家里（立間祥介編《中國文學研究會年譜·到研究會的成立》，《復刻·中國文學》別冊，1971年3月汲古書院）。岡崎在東大中國哲學科時代，屬于專門科，與中國問題研究會、藝術部會等有聯系。1923年在克普被鎮壓時曾被拘捕（同前）。武田在浦和高校學習時屬于反帝組織，入學東大后去中央郵局撒傳單被捕，其后因發送《第二無產者新聞》又曾三次被捕（同前及古林尚編《武田泰淳年譜》，《海》1976年2月）。）曾多少與馬克思主義有點關系，1943年是曾試圖重新探索自身思想和文學的立腳點，這些問題這里也無暇詳細探討，僅限于為看到竹內的《魯迅》是在怎樣背景下誕生的最小限度。在考慮這一點的基礎上，有兩篇或許已是眾所周知的文章無論如何也得談到。
　　12月8日是宣戰大詔頒布之日，日本國民的決心燃成一體。心情爽快，人人都覺得安心，抿著嘴走路，用親切的目光望著同胞，不言不語。建國的歷史來去匆匆，那是不言自明的。
　　直率些說吧，我們對于中國事變，感情是難于馬上認同的，疑惑困苦著我們。……恥于頭腦笨拙，我們忘卻了所謂圣戰的意義。迄今為止，我們曾經懷疑：我日本國不是躲在建設東亞的美名下欺負軟弱國家嗎？……今天一切都處于光天化日之下，我們的疑慮煙消云散。美言可以騙人，行為卻騙不得人。在東亞播布新秩序和解放民族的真正意義，現在已經是我們徹底的決心。……我們和我日本國是一體。……在這世界史的變革壯舉之前，想到中國事變作為一個犧牲是能夠維持到底的。像對中國事變感到道義上苛責而沉湎于女人似傷感之中迷失了前進大計的我們一樣，真正悲哀的應該是思想的貧困者。……中國文學研究會千余會員諸君……傾耳靜聽，難道聽不見那遙遠的遮掩了夜空的雷鳴嗎？天快亮了。……諸君，現在我們就在新的決心下戰斗吧！諸君，一起戰斗！（注：《大東亞戰爭和我們的決心（宣言）》，《中國文學》（80號，1942年1月），這篇無署名文章出自竹內之筆已得到竹內自己的承認。全文曾被引在竹內著《日本與中國之間》（1973年7月，文藝春秋社）的《編集附記》（筆者為飯倉照平）之中，此外又收入《竹內好全集》第十四卷。）
　　在日本戰爭即當時所謂的中國事變中，抱有懷疑與肯定、批評與歡迎太平洋戰爭的人都有不少，這對日本近代思想史來說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主題。如果說30年代中期以來的“轉向”是脫離馬克思主義的“轉向”，那么在太平洋開戰時日本知識分子更多顯示的態度則是脫離合理主義和科學思考本身的轉向。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30年代轉向的“完成”和目的地。就竹內而言，他自己在后來也承認“作為政治判斷……徹頭徹尾地錯了”（注：竹內的原文如下：
　　現在說來是很簡單的，那個宣言作為政治性判斷是錯了，徹頭徹尾錯了。但通過文章所表現的思想，自己卻不認為有錯。無論別人怎么定罪，我只有帶著那一思想走向地獄。這就是寫文章的宿命。文章一旦公開發表就不能消掉，因為它是和血肉融為一體的，而且寫文章時就準備不予取消，至少我是那么想。戰后我的言論，自己覺得不可能與作為編集者而寫的那份宣言割斷關系。譬如關于太平洋戰爭的兩重性的假說和“近代的超克論”的恢復等等，雖然并不知別人是怎么想的，卻感到那是自己賭注失敗的根本原因。（《為了了解中國》第三集百“謎”，《全集》11卷157頁）），另一方面，與戰后他的論文《近代的超克》（注：竹內好《近代的超克》，《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第7卷，1959年11月，筑摩書房。收入《竹內好全集》第八卷。）相關聯，成為他思想的一個軸心，這也是眾所周知的。關于戰后他的評論活動全貌，當另找機會論述。竹內后來的走向，我也不想用“轉向”的語言來描述，但那“宣言”在當時是百分之百歡迎太平洋戰爭的，這種思想性、政治性的作用卻是不能曖昧處理的。確認這一點后，這里的問題就是竹內的復雜性了。就在寫這“宣言”后僅一個月，在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際，他又寫了下面的文字：
　　明確點說，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對日本文學報國會來說，也許是個很合適的集會，但中國文學研究會是不應該出席的。不是說不歡迎中國的文學者，歡迎而且是歡迎值得歡迎的人，這是我們的做法。……至少我覺得這次聚會，其他方面雖不了解，但日本文學代表和中國文學代表的這種會同，是不能令人誠服的。昭和17年某月某集會，是日本文學報國會主持的，中國文學研究會沒有參與，這在現在是最佳的協作方法，因此將會寫在百年后日本的文學史上。（注：竹內好《關于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國文學》89號，1941年11月。收入《全集》第14卷。）
　　我們不能簡單地說，竹內對12月8日是抱有幻想的，隨即又從幻想中醒來。在《關于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引文最后略去的地方，可以看到這樣的話：“之所以不能令人誠服，是因為完全確信將來能夠會合，即有自信于文學上實現12月8日”，可見“12月8日”對竹內好來說依然具有獨特的意義。而且今天回頭看去，這篇文章在那個時期寫就，對日本的中國文學者來說也是一個拯救。就我個人而言，“文化大革命”期間每當耳聞目睹許多“交流”的時候，心頭總要浮起竹內的這篇文章，作為支撐自己的一種力量，我至今也不認為自己判斷有誤。
　　話又說回來，竹內在寫了這篇文章不久之后的1943年春，又開始寫《魯迅》，脫稿是1943年11月（注：對談《中國和我》，與高橋和己的對談《文學·反抗·革命》，《竹內好對談集·狀況》，1970年10月合同出版，245頁，又見《中國文學研究會年譜》43年一項寫道：“這年一月，竹內《魯迅》擱筆。”）。這之后的12月，竹內應召作為士兵被派遣到“中支”（注：《中國文學研究會年譜》中寫道：竹內自己也說“完成這本書后便來了召集令”（創元文庫版后記）。）。從下面年表中可看到這期間日本思想、文學界狀況的一個側面。
　　1941年12月 召開文學者愛國大會，形成全國文學者統一的決議。這一年，多數文學者被征用為報道班成員。
　　1942年5月 根據文學者愛國大會決議，創立日本文學報國會。
　　9月～10月 “近代的超克”座談會。
　　11月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1943年3月 大日本言論報國會創立。谷崎的《細雪》被禁止連載。
　　7月 中村武羅夫等人祭祈后初去磨練。
　　8月 召開大東亞文學者決戰大會。
　　這就是說，幾乎所有的文學都被作為完成戰爭的手段，作為統一日本人民思想的手段受到動員。在文學家之中，一部分人對此還積極加以呼應，他們高唱正是為戰爭的文學才是能夠取代歐美近代文學的高度文學的“文學論”。而多數文學家在政治方面不必說，思想方面也缺少抵抗力。就是在這種潮流中，作為對那種文學模式的反撥，“作為對在同樣潮流驅使下的自身的支撐”（注：岡崎俊夫《日本的魯迅觀》，參照注(25)。），竹內寫了《魯迅》這本書。他說：“我從魯迅的文學中，看不到本質上的功利主義，看不到為人生或是為愛國的文學”。首先可以感受到，這是對上述日本文學現狀必死的抵抗。然而問題不在于承認還是否定這本書對日本文學現狀的抵抗，而在于由此深入一步，看他的抵抗所獲得的“文學家魯迅”形象的內在必然性是什么？怎樣去看待它？關于這一點，我所知有限，對此表現出深刻理解的是本多五郎。他說：
　　使文學變得無力的是政治，文學無力是對政治而言。政治在近代是宿命，是命運。竹內好用“政治與文學”的形式所抓住的問題，其實是同時代日本文學被“宿命與自由”、“命運與意志”或是“從絕望中再建自我”的形式所煩惱的問題有相同點，亦即那里有共同的體驗，文學史上稱其為謝斯托夫體驗。竹內好的《魯迅》，談的正是竹內一流的謝斯托夫體驗。（注：本多五郎《物語戰后文學史·完結篇》，1965年6月新潮社，48頁。）
　　關于這種“謝斯托夫體驗”，他在別處也曾談到：“在生命的本源里，用理想主義和合理主義而不能理解的某種不合理的丑陋的東西，處于無路可走時，不容分說的一種東西出現了。尼采的‘人有蛇牙會是怎樣？有人把腳后跟搭在我們額頭上都不知道’的真理，昭和文學通過謝斯托夫體驗告書訴了我們。”（注：本多五郎《續物語戰后文學史》，1962年11月新潮社，92頁。）
　　上述日本當時的狀況和竹內的體驗，使竹內對“思想”的見解形成了濃郁的獨特色彩。例如，在竭力避免說魯迅的思想已經形成……主義，或是分類為馬克思主義、進化論等等。
　　許多批評家都說魯迅這一時期已經完成了轉變。……用各種各樣的語言描述這一轉變，例如從進化論到階級斗爭，從個人到社會，從虛無到希望等等。我并不認為這些語言沒有恰當的表現力，但是倘若認為他們起什么決定性作用，我是不同意的。那是把思想從人身上抽出的方法。這種方法就那事情本身來說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把它看作超越行動的人之上，是不能作出成功與否的判斷的。（注：竹內好《魯迅》，未來社版132～133頁。《全集》第1卷116～117、47～40頁。）
　　我所關心的事，不是魯迅如何變，而是如何不變。他當然變化了，然而他沒有變，可以說我在不動之中看到了魯迅。（注：竹內好《魯迅》，未來社版132～133頁。《全集》第1卷116～117、47～40頁。）
　　竹內承認：魯迅在其一生各個時期中，對各種各樣的思想產生過共鳴，并在某種意義上選擇過它們，魯迅在這些方面有過變化；但在另一方面，他探求的是貫穿在魯迅這一變化之中的不動因素。他用“回心”、“文學家的自覺”等語言所表現的東西，正是魯迅身上幾乎性格化、氣質化了的某種因素。結果如何？竹內是不能用語言來加以定義或說明的，大概他本人也不可能弄清這些。然而，包括馬克思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在內的許多思想家，不但政治上受挫，“思想”也很容易變化，換句話說，將“思想”真正變成自己的東西是相當困難的，竹內對此有深刻的體驗。他所直面的問題是：對于人來說，最后留下的是什么？人靠什么而生存？從這一角度去思考魯迅是很自然也是極為切實的工作。而且那也是理解魯迅所說：在近代中國歷史中，“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注：《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的一個根本性問題。
　　不過，如前所見，竹內對政治與文學的理解方法是極為復雜的，他自己后來也曾反復指出在“政治與文學”方面并無成果。盡管如此，他在這本書中提出的“文學家的自覺”問題，正如岡崎俊夫也曾指出的那樣（參見《日本的魯迅形象》），他把文學與政治對立的文學觀遺留下來，不能否定他在“政治與文學”的框架中來理解魯迅。對于竹內的魯迅形象來說，只有在了解了魯迅青年時代參加打倒清朝的革命組織光復會和否定它的兩種說法基礎之上，才能契合魯迅文學的本質（目前正在確認魯迅參加光復會之事）。關于這樣的問題，以不同的觀點，根據新的資料構筑魯迅形象，則是60年代以后提出來的。
　　10 戰后魯迅之所以被廣泛閱讀，是由于竹內好的翻譯（注：竹內好譯《魯迅評論集》，1953年2月，巖波新書。
　　同譯《魯迅作品集》，1953年5月筑摩書房。
　　由于這本書獲得了好評，同書房又于1955年7月出版了《續魯迅作品集》，但“《續》不太好賣”。（對談《中國和我》244頁）），時間是在戰后稍晚幾年的1953年。竹內好譯的兩種書所以能賣掉，原因之一是戰后數年間幾乎沒有翻譯魯迅。戰后不久曾計劃出版《魯迅作品集》全3卷，但出到2卷（注：增田涉譯《阿Q正傳》，魯迅作品集第1卷，1946年10月，東西出版社。后部分增刪，改題為《魯迅入門》再刊（1953年6月，東洋書館）。收入《全集》第2卷。松枝茂夫譯《朝花夕拾》，同第2卷，1947年1月同社。第3卷預定是鹿地亙譯《隨筆集》。）后因占領政策而中斷。竹內譯的《評論集》當初也曾約定由大阪朝日新聞社出版，也因占領政策未能出版，和約生效后才由巖波書店出版。所以，如果說日本讀書界對魯迅的關心有所提高是有什么原因的話，那么作為一般條件可舉出的是：由于中國革命的成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日本的進步人士對中國的關心也在提高，如果限定在魯迅方面，依然是竹內有著極大的影響。戰后不久，竹內再版《魯迅》之外，又出版了書名雖同內容卻有別的《魯迅》（注：竹內好《魯迅》，世界文學手冊之一，1948年，世界評論社。后部分增刪，改題《魯迅入門》再刊（1953年6月，東洋書館）。收入《全集》第2卷。），還以魯迅為中心，精力充沛地發表了有關中國文學、日本文學的評論（注：竹內好《魯迅雜記》（1949年6月，世界評論社），后增補分成《新編魯迅雜記》（1976年11月，勁草書房）、《續魯迅雜記》（1978年2月，同書房），收入《全集》1～3卷。）。特別是關于1950年共產黨情報局批判日本共產黨而發表的《與日本共產黨》（注：竹內好《與日本共產黨》，《展望》，1950年4月。）和翌年出版的《現代中國論》（注：竹內好《現代中國論》，1951年9月，河出書房。）等，給日本思想界以巨大的沖擊。
　　這里打算簡明扼要地談一下竹內這些言論所闡述的主張。眾所周知，這個問題太寬泛，因為它牽涉到整個戰后日本思想史，但為了深入論證，有必要在最低限度內加以論述。
　　第一，竹內好的中國論，比起論述中國本身來更傾向于論述日本。如果不怕說過了頭，則首先是批評日本文化、社會的“近代主義”，并在反面設定其具有中國性格。而且在某種場合承認與現實的中國有分歧的基礎上，作為一種有意識的“方法”加以領會，但不是那種應時的方法意識，又不是沒有一個假定的“形象”在孑孓獨行，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
　　第二，竹內尖銳批判了在日本的馬克思主義中看到的“近代主義”，至少當時日本的馬克思主義運動有一定的弱點，這是不容否定的。而日本共產黨從60年代起逐漸明確了獨立自主的姿態，將它作為政治路線而確立的過程，就是在竹內預想不到的狀態和深度中克服那一弱點的過程，這是我的想法。但日本共產黨并不把它作為思想、意識形態問題，而是植根于日本的現實斗爭之中，確實為政治路線，形成國際國內的一股潮流，在這一點上，可看到超越竹內的政黨的功績。然而，正因為如此，我以為對竹內的批評，包括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方面對竹內的反批評，應該用適合于竹內提出問題的形式來作回答，這一工作作為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責任還有待于完成。
　　還是回到原點，魯迅之于竹內，是體現著實現了與日本“近代”不同的近代中國特征的文學家、思想家，是對他本身、對日本近代批判的一面鏡子。產生于竹內的這種魯迅形象，之所以在戰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是為了反思帶來那場戰爭的日本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而且認真思考未能阻止戰爭的弱點是什么？反過來則對經過那場戰爭而誕生了新中國的中國抱有驚詫和敬意。魯迅就是這樣吸引了日本許許多多人的心。
　　如果說40年代后半期是對日本近代的反省和對中國再發現的時期，那么則應該看到，50年代前半期包括對魯迅在內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中，又加入了新的動機。那就是對美國占領軍政策的批判。從40年代末開始，人們已經一點一點認識到占領軍政策的重點是將日本筑成反共的防洪堤壩。但進入50年代，由于批判共產黨情報局、六·六剝奪共產黨干部公職、朝鮮戰爭、查禁《赤旗》和清共等急遽發展的現實，又意識到占領軍是對日本人民的自由和獨立的壓迫者。可以說，日本人民第一次體驗到“被壓迫民族”的悲哀。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描寫中國人民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小說，讀起來好像和法國抵抗運動小說具有同樣的共感。關于魯迅，戒能通孝說的一些話，在當時像空氣一樣廣為傳播。
　　最近我讀魯迅小說，感到非常之有趣。其實這是很令人困惑的。……魯迅寫的是中國的事，那當然是與我們社會不相關的別國的事情。……但現在卻完全不同了。……評論的文字從前雖為人家所說，但現在卻正變成我們自己想說的話。……日本完全變成了魯迅筆下的中國。（注：《每日新聞》，1954年6月17日夕刊。又引自岡崎《日本的魯迅觀》147頁。）
　　巖波版《魯迅全集》（注：增田、松枝、竹內編譯《魯迅選集》全12卷，別卷《魯迅入門》，1956年5月～11月，巖波書店。后除別卷外，1964年出了第13卷的增補版。），可謂這個時期最后的裝飾。
　　11 倘若說50年代中期的魯迅研究多少是建立在上述共同問題意識之上，那么50年代末以后的魯迅研究可以說是從幾種主要因素中開始分化、多樣化的時期。一個重要原因便是這一時期日本資本主義的顯著復興，人們再次認識到日本和中國的差別，像50年代初期那種“被壓迫民族”的直接共感已經很難區別。第二，則是批判斯大林、匈牙利事件、中國的反右斗爭和世界歷史的震蕩，迫使日本的研究者中產生了各種各樣不同的見解。第三，尤其是中國反右斗爭以后的文學狀況，開始出現了難于理解，難于認同的東西，不得不讓人感受到的失調感和距離感接二連三地出現。特別是對于魯迅晚年“國防文學論爭”問題反右斗爭后中國方面的說明，比起過去中國的魯迅研究所感受到的政治性傾向或是迫近魯迅精神的獨特性來，開始出現了更為極端的模式，即強調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及中國共產黨保持一致的傾向，這對日本許多研究者來說是難以理解的，它增大了對中國研究的不滿。
　　至于這以后的研究，我不想逐一加以說明。翻譯和研究著作都在增多（注：作為最近的文獻目錄，在三省堂書店為創業百年紀念而召開的“魯迅誕辰百年展”的《魯迅誕辰百年展目錄》（1981年5月，三省堂書店）43～47頁中，有按時代順序排列的翻譯、研究書的目錄。這一部分系筆者所寫，但僅限于單行本、專著。又有飯倉照平《主要參考文獻》，《文藝讀本·魯迅》，1980年9月，河出書房新社。同《文獻索引》，同氏著《魯迅》，人類知識遺產69，1980年11月，講談社。），也無暇一一敘述，即使只涉及有代表性的，因為我本人是當事者之一也很難寫，有其他研究者的文章（注：伊藤虎丸《魯迅論中表現的政治和文學——圍繞“幻燈事件”的解釋》，同氏《魯迅與終末論？近代現實主義的成立》，1975年11月，龍溪書舍。山田敬三《戰后日本的魯迅論》，同氏《魯迅世界》，1977年5月，大修館。）可供參考。我這里只是概觀一下60年代到現在的傾向中有特點的東西，與此相關，并想無序地展望一下今后的若干課題。
　　第一，在日本的諸研究中，實證性傾向在增強。在中國，近年來也可見到出色的實證性研究。但中國的情況是：文革時期集中出現而現在受到批判的極左文化政策下，從思想、理論角度研究魯迅有可能招致危險，實證研究便應運而生，有意無意地成了避風港。而日本的實證研究，則如前所述，來自中國與日本的有距離的一種自覺。由于自覺地感受到中國和日本的現實有差距，日本的研究者不僅依賴對魯迅和中國文學的直接的共感，而且需要某種埋葬這一距離的方法，或者反過來說，文革加強了這一傾向。文革中提出的許多論點恰恰是和實證相反的（注：文革時，我對與魯迅相關問題的看法，如有關30年代的諸問題，請參照拙稿《關于一九三五、六年的“王明路線”——國防文學論爭和文化大革命Ⅰ》、《關于“國防文學論爭”——同Ⅱ》。這兩篇文章收入拙著《現代中國文學的理論和思想》，1974年9月，日中出版。
　　《關于來自周揚等人的“歷史的歪曲”——國防文學論爭和文化大革命Ⅲ》，《東洋文化》56號，1976年3月，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作為問題的三十年代——從左聯研究·魯迅研究的角度》，收入藤井省三編《三十年代中國研究》，1975年11月，亞洲經濟研究所。），雖然那在中國只是議論本國之事，而日本的一部分研究者，盡管有許多人明知那是日本人并不清楚的事實，卻依然照樣接受下來。尤其是批判周揚，從前面提到的對“國防文學論爭”（反右斗爭時的處理）的批判開始，日本的研究者就對其充滿懷疑，現在又成了對文革抱有幻想的一個原因。因此，對于那些對此抱有懷疑態度并能從批判角度看問題的人來說，執著于事實，再依次對中國提出的事實本身進行探討，進一步發掘與之相關的事實，構筑自身的歷史形象，無論如何也是必要的。
　　第二，基于這種實證性歷史的再發掘，圍繞著魯迅的諸事件，魯迅周圍的文學家們乃至與魯迅對立的作家以及戰后中國公式化文學史評價中流露出的若干史實不斷得以明確（注：如前面提到的《東洋文化》56號三十年代特集所揭載的諸論文。還有做了一系列先驅性工作的，應該舉出竹內實所做的一連串的工作。如該氏所著《中國·同時代的知識分子》，1967年5月，合同出版，收入《被批判的作家們》第一部中的諸篇。還有同氏的《魯迅與柔石》，《文藝》69年11月～12月，增補后收入同氏著《魯迅周邊》，1981年4月，田鈿書店。總之，可以看到共同的問題。我與竹內氏所論述的若干問題也不是沒有異議，但那是另外的問題。）。在文革后的中國，反右斗爭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正在恢復名譽，有動向表明要追溯到胡風，這大有一種要一氣解除束縛之感。大概問題還不僅在于解放后，還要重新看待調查五四運動后的整個文學史。在中國年輕一代的部分人中，似乎也有一種意見，即認為魯迅身上也不是沒有極左傾向。在有限范圍內相對地看待魯迅是很有必要的，我也并不反對，但如此重估文學史，將會出現什么樣的問題還是未知數。過于強烈的“正統和異端”的想法是歷來都有的，結束對“異端”的盲目性再評價，并不意味著脫離歷史條件而陷入這樣或那樣的議論之中。將包括魯迅在內的這些人重新放在真實的歷史之中，縱使考慮到可能性，那些難以究明的原因有可能得到歷史的解釋，他們各自的個性也許會起到歷史的作用。因此，研究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史，必須要有明確的方法意識，為了具備這一點，說到底我以為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為進一步深入魯迅的內部世界，應該開辟更多的領域和方法。近年來北岡正子所做的的工作（注：北岡正子《摩羅詩力說材源考筆記》，《野草》9號（1972年10月）起連載。）是劃時期的工作。她詳細探討了魯迅留學日本時所寫論文的材料來源，包括青年魯迅有時像用剪刀加糨糊組成的立論部分，但不管怎么說，在剪刀加糨糊的方法之中依然顯示出魯迅很強的獨立性。不過，魯迅與外國文學的關系，今后仍是應該進一步探討的問題。還有人重新關注歷來為人提到的大問題，如魯迅與古典文學的關系問題（注：最近林田慎之助寫了一部《魯迅中的古典》（1981年2月，創文社），這是唯一的一部。）。舉不勝數，這里只想舉出一例關于原文的批評、鑒定的問題。譬如，馮雪峰在文革中寫的一篇文章闡明了有關魯迅晚年的若干史實。他在文中證明說：魯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等三篇文章，是由他起草的（注：馮雪峰《有關一九三六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經過》，1979年2月《新文學史料》第2輯。馮的文章執筆于1966年8月。），也即前兩篇文章是“完全按照他（魯迅）的立場、態度和多次談話中他所表示的意見寫的”，后一篇也同樣由馮雪峰所寫，但魯迅說“前面部分都可用。后面部分，有些事情你不太清楚，我來弄吧。”所以自己寫了一部分。在反右斗爭中，該文被認為是馮代寫的，強調馮的原稿還保留著，文革中那又成了對周揚等人的歪曲，證據就是保存下來的魯迅遺稿。這個矛盾終于被解開了。1976年在日本的“魯迅展”展示的書籍就有魯迅這手稿的一部分。馮寫這篇文章的當時，正是把《魯迅全集》第六卷注釋有關馮起草《答徐懋庸……》一文作為對“周揚等人的歪曲”而進行尖銳批判的時候，馮敢于承認是自己起草的，大概是很有自信。問題究竟在哪里？馮反復說“這件事其實不重要，……那些話都是他自己說過的，同‘口授’的差不多。所以，這件事關系很小。重要的是他原來要寫這篇文章。”問題因此就能澄清嗎？就像反右斗爭后那樣，說該文是馮代筆，與魯迅無關，這自然是歪曲的說明，但是否就可以說它應該同魯迅自己的文章一樣對待，這依然值得人懷疑。寫文章之事，是人的頭腦中有了想法構思之后才形成文章的，或者反過來說它推動了思想。如果說人的思考與文章有關的話，那么魯迅的思考，經由馮寫成文章的時候，有沒有被剪掉？或者反過來說，由于馮寫了文章，又影響了魯迅的思考呢？至少這些文章顯示出：要么不曾走出魯迅思考的矢量，要么就是滑向了另一方向。總之，突破路線論、運動論的框框，向魯迅獨特的精神本身逼近，我以為這是不容輕視的問題。
　　篇幅已所剩無幾。在中國，對毛澤東的評價也開始一分為二。中國的研究在幾經周折之后，如今已經走上正軌。雖然在資料方面不能不感到有限，但在日本能做的工作，日本方面能夠作好的工作也有不少。建立在實際工作基礎上的與中國研究者之間的交流合作，也是今后的課題。為此，但愿那有形無形的障礙完全消失的一天早日到來。
　　（本文譯自伊藤虎丸、祖父江昭二、丸山升編《近代文學中的中國和日本》（汲古書院，1986年10月20日出版），原題為《在日本的魯迅》。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屯加阝
《魯迅研究月刊》京48～6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丸山升20012001靳叢林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48～6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丸山升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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