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五四新文學是如何生成的、有什么特點以及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怎樣的傳統等問 題的討論，自然不能忽略與世界文化、文學之間的關系，同樣不能忽略的一個重要方面 就是與本土的民間文化形態之間的關系。雖然五四現代知識分子對民間意義的發現也與 世界文化、文學中的民間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系，但屬于本土的民間文化形態對五四 新文化、文學的產生有著重要的意義則是勿需質疑的事實。有人認為：“民間文學運動 與歷史深遠的五四運動是瓜連蒂結的。許多民間文學運動的領導人，本身就是五四運動 的積極參與者或嶄露頭角的觀察者，這就使民間文學和五四運動，成為中國知識分子運 動史上最可能被定性為孿生事實的兩大運動。”①這一觀點指出了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 文化、文學之間的密切關系，并影響到了知識分子的精神構成。從五四新文學的生成過 程來看，現代知識分子對民間意義的發現構成了五四新文學的一個方面，它是與五四啟 蒙文學傳統密切相關的另一種傳統。
　　 一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五四時期倡導“到民間去”，與民族意識的覺醒以及建設新文學 的愿望是密切相關的，同時也受到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民粹派理論的影響。在“到 民間去”的這一文化運動中，現代知識分子對于民間的態度是不同的，從政治、教育、 文化、文學的不同角度去認識民間，對民間文化形態的價值評判和行為目的也就有差異 ，民間在他們思想、情感世界中也就有了不同的面貌，為了更確切地說明不同“民間” 之間的差異，我們把民間區分為“現實的自在民間文化空間、具有審美意義的民間文化 空間、知識分子的民間價值立場”三個層面，并在三者的聯系與對撞中理解現代知識分 子所賦予的民間的內涵。概括五四時期知識分子與民間之間的關系，大體上有三種類型 ：(一)以李大釗、鄧中夏等人為代表的與“民粹派”思想密切相關的民間觀，后來與革 命實踐相結合，經過瞿秋白、毛澤東的努力使之成為政治符號和國家權利意識形態的符 號。李大釗是最早號召青年到農村去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他說：“我們青年應該到農 村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作出開放農村的事，是萬 不容緩的。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動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 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他們的愚暗就是我 們國民全體的愚暗；他們生活的利病就是我們政治全體的利病。”②為此，他呼喚青年 人投入到社會改造的洪流中，掃除鄉村落后的垃圾，担負起教育農民的使命。響應李大 釗的號召，1919年1月，北京大學的鄧中夏等人組織了“平民教育演講團”，該團的宗 旨是“增進平民之自覺心。”③在他們看來，民間、農村、農民、平民的內涵是沒有多 大差異的，他們眼中的“民間”主要是指現實的、自在的民間文化空間，知識分子的價 值立場是政治的、啟蒙的價值立場，民間是承担其社會改造使命的場所。(二)以劉半農 、沈尹默、胡適、周作人、顧頡剛、常惠、董作賓等人為代表，以《歌謠》周刊為核心 。在對民間文學的搜集和倡導中，發現民間文化形態的美學意義并納入新文學的構建過 程中。這些現代知識分子雖然都對民間懷有熱情，但對“民間”的態度也是有差異的， 從文學的角度說，胡適、劉半農對民間形式的生命活力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從審美的 角度肯定民間文化形態中的精神價值。換句話說，他們對民間世界充滿了浪漫的想象， 他們所認同的民間不是現實的自在的文化空間，而是與此相關又有重大區別的文化的審 美的世界，這一民間的價值認同，與他們的啟蒙立場是一致的，民間、啟蒙、文學是密 切聯系在一起的。(三)周作人在五四時期既充分吸收和肯定了民俗藝術中積極健康的生 命力，又強調批判民間、提升民間以達到啟蒙的目的。周作人對民間的這種二元態度與 魯迅是一致的。對民間的認同與排斥，都與他們的啟蒙思想有關。五四時期，現代知識 分子對于民間的這三種態度，在漫長而又動蕩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各有沉浮和消長，影 響和制約著中國新文學的發展。第一種“民間”，在由政治信仰轉換為文學精神的過程 中，對于新文學的影響是復雜的，擬另文論述，在此主要討論與新文學的生成、建設密 切相關的第二、三種“民間”，探討中國現代作家如何發現“民間”的意義、構建新文 學的傳統等文學問題。
　　 二
　　在五四時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對民間意義的發現首先是從如下兩方面開始的：(一) 對來自于民間的口語、白話語言的重視。他們把民間的白話語言作為新文學建設的基礎 ，宣稱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以建設新文學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為此胡適不僅在1917年 1月《新青年》雜志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事”的主張，作《白話文學史》( 一卷)并提出“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而且自覺地把民間口語引入新詩地創作 中；(二)與重視民間語言相關的是始于1918年春的民間歌謠搜集和整理。這兩者共同構 成了新文學產生的民間文化背景。如果說前者是發現了民間活的、生動的語言在打破舊 文學陳腐的語言形式方面的意義，那么后者則重在發現來自于民間的思想、情感是以一 種怎樣的形態為新文學的建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本。對于“白話文倡導”的過程及資 料已有多種文章進行了闡釋、說明，而對于后者的注意似乎不夠。④實際上，劉半農、 周作人、沈尹默、胡適等人對于以民間文化形態為主要表現內容的民間文學有著極大的 熱情，他們這些北京大學的教授，在1918年春天發起了征集近世歌謠的運動，得到了時 任校長蔡元培的支持，從5月底開始，劉半農的“歌謠選”陸續在北大日刊上刊出，前 后共登出了48首，“這種破天荒的文化現象，很快成為國內報刊一時的風氣”。⑤1920 年歌謠研究會成立，由沈兼士和周作人主持，并于1922年12月創辦了《歌謠》周刊，專 門搜集、發表全國各地的民間歌謠和研究、介紹與民間文學相關的文章。據胡適在1936 年《歌謠》周刊的“復刊詞”里統計，在1922年12月——1926年6月這一段時間里，《 歌謠》共出了97期，字數至少有100萬，其中有研究古今歌謠和民俗學的論文，有各地 歌謠選，有歌謠專集，所發歌謠總數是2226首。“歌謠研究會前后共收到歌謠13000余 首。出版物除《歌謠》外，還印行過一個《歌謠紀念增刊》及《吳歌甲集》、《孟姜女 故事的歌曲》、《看見她》(《一首歌謠整理研究的嘗試》)等專冊。有許多編好預備出 版的集子，因為限于經濟沒有印出來(有些后來由廣州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刊行)”。⑥除 此之外，《歌謠》周刊還發表了許多譯介外國歌謠研究的文章。是什么原因促使五四現 代作家對中國的民間文化傳統、民間文學和世界范圍內的民間文學研究產生如此濃厚的 興趣?首先是民族意識的覺醒、啟蒙思想的出現、世界文化的影響。這三方面對于五四 現代知識分子而言，是非常復雜地交織在一起的，民族意識的覺醒促使現代知識分子到 西方去尋求救國的真理，確立啟蒙的意旨，而啟蒙的根本目的又在于喚醒國民以求民族 的強大，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與民族本土文化密切相關的民間文化形態引起他們探詢的 興趣也就成為必然。其次，更為直接的原因則是學術和文藝的建設，這種建設也與民族 意識和啟蒙思想密切相關。正如《歌謠》周刊發刊詞中所說：“我們相信民俗學的研究 在現今的中國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業……，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要的資料，我們把 它輯錄起來，以備專門的研究，這是第一個目的。……從這學術的資料之中，再由文藝 批評的眼光加以選擇，編成一部國民心聲的選集。意大利的衛太爾曾說‘根據在這些歌 謠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情感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夠產生出來。’所以這種工 作不僅是表彰現在隱藏著的光輝，還是引起將來的民族詩的發展，這是第二個目的。” 周作人更明確地說：“民歌在一方面是民族的文學的根基”，⑦又可以“供詩的變遷的 研究，或作新詩的參考。”⑧胡適也說中國新詩的范本有兩個來源：“一個詩外國文學 ，一個就是我們自己的民間的歌唱。”⑨那么，我們自己的民間歌唱是如何參與了新的 民族文學的構建過程，又呈現出什么樣的形態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與《歌謠》周刊相關的現代作家詩如何理解民間和民間文學的。在《 歌謠》發刊詞里曾說研究民間文學的目的一是為了學術，一是為了文藝，從前者看無論 怎樣的粗鄙民歌都可以搜集(周作人曾提倡收集民間的猥褒歌謠)，從后者建立民族的新 詩的角度看，則主要是從民間中發現富有活力的藝術形式和來自于民間的精神。也就是 說他們主要是以審美的文學的態度去理解民間的意義。這種意義的發現與他們對“民間 白話語言”意義的發現，共同構成了他們建立新文學的理論依據。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 方面：(一)倡導白話文、重視民間文學的目的與建設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文化啟蒙和 文學啟蒙思想是一致的。胡適就曾認為中國文學上的許多優秀作品都與民間有著密不可 分的聯系，倡導民間歌謠也是要給中國文學開辟一塊新的園地。⑩胡適的這段話雖然寫 于1936年，但也正是五四現代作家倡導民歌的目的。正如另一位民間文學家所說：“現 代文學的趨勢受了民間化了，要注意的全是俗不可耐的事情和一切平日的人生問題，沒 有功夫去寫英雄的軟事、佳人的艷史了。歌謠正是民俗學中的主要分子，就是平民文學 的極好材料，我們現在研究它和提倡它，可是我們一定知道那貴族的文學從此不攻自破 了。”(11)當五四作家從歷史、現實的角度找到了倡導民間文學的依據后，熱情地把民 間歌謠看作是文學的典范，不僅認為最美麗的詩歌產生于鄉野，真正“國語的文學”建 立也不能脫離民間歌謠的搜集與研究，而且認為“民歌的最強烈、最有價值地特色是它 的真摯與誠信，這是藝術品的共同的精靈，于文藝趣味的養成極是有益的”。(12)與此 相關，他們對民歌的韻律、形式也給予高度重視。由于現代作家對民間語言、民歌性質 的價值認同，使他們直接在新詩創作中融合進了民間的因素，胡適的《嘗試集》用民間 口語作詩，劉半農模仿家鄉四句頭山歌的曲調，用江陰方言創作《瓦釜集》，沈尹默、 周作人的詩中所流露出的民歌韻致，都證明了來自于民間的藝術因素對新詩建設所起的 作用。(二)五四現代作家對民歌性質及其功用的理解，使他們把民歌納入新詩發展過程 中，構成新詩生成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一方面在于民歌生成于民間，本身具有反抗封建 的“貴族文學”的因素，另一方面則在于在五四新思潮的影響下，對民歌的內容作了新 的有意義的理解，這就是他們發現了民歌中所包含的個性自由精神和民主精神。在《歌 謠》周刊所發表的民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表現情愛的、大膽的兩性相悅的內容，表現 對封建禮教的束縛和反抗，還有的表現女性的悲苦生活……，這些內容都與五四時期的 個性主義、人道主義精神有關。當這種帶有個性、自由因素的文學形態被現代作家自覺 地去理解時，它也就轉換成了新文化、新文學的一個側面。建立在個性主義基礎上的“ 真情自然流露”詩學觀便與本土的文化精神統一在一起，并獲得了強有力的現實依托和 理論依據。對民歌意義的發現不僅推動了新詩的建設，而且影響到了整個五四文學的創 作。
　　顯然，這些作家從審美的、文學的意義上去認同民間、確立自己的民間價值立場，與 五四時期的啟蒙精神并不矛盾，他們確認民間語言形式的文學意義就是為了反叛舊文學 、建設新文學，以有利于表達啟蒙思想，喚醒民眾，他們所認同的民間精神也是與啟蒙 思想相通的內容。但對于另外一些作家來說，對于民間的態度卻要復雜一些，他們一方 面從審美的、藝術的角度，認同民間的魅力，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識到民間文化形態的 封閉、落后與愚昧，在他們看來，民間中雖然包含著與啟蒙思想相通的精神內容，但在 其現實層面上卻應該對其進行批判和提升。這種對于民間文化形態以及對體現民間文化 形態的民間文學的二元態度，突出地表現在周作人、魯迅和這一時期的鄉土小說創作中 。
　　 三
　　周作人曾熱情地肯定了民歌的真摯和誠信，但他又說：“民歌的中心思想專在戀愛， 也是很自然的事，但詞意上有高下，凡不很高明的民歌，對于民俗學的研究，雖然一樣 有用，從文藝或道德說，便不免有可以非難的地方。”(13)他在《平民的文學》一文中 解釋平民的文學時認為平民的文學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他的目的并 非要將人類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之樣，乃是將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適當的 一個地位。把周作人對民間歌謠的態度和他對平民文學的解釋聯系起來看，他不管是對 藝術的民間，還是現實的民間都不是取一種完全認同的態度，魯迅也是如此。在魯迅的 作品里至少寫過民間傳說中的兩種鬼，一個是無常鬼，一個是女吊，魯迅對戲臺上出現 的女吊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是一個帶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 但同時也指出她有一種壞脾氣，就是‘討替代’，完全是利己主義。這種二元對立態度 同樣也體現在他的小說創作中。
　　首先，魯迅以一種情感的審美的態度發現民間文化形態的美學與思想意義，這主要體 現在《杜戲》與《故鄉》的創作中。在《社戲》中的民間文化世界，洋溢著牧歌式的田 園風味，潺潺的流水、水草的清香、皎潔的月光、飄渺的戲臺，白篷片片、漁火點點… …，孩子們沒有世俗的觀念，而是合乎自然的生活著，“即使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 小，也絕沒有一個會想出犯上兩個字來的。”平等和睦、純樸無私的境界，不僅與城市 文明的污濁構成鮮明的對比，而且構成了對封建等級文化傳統的反叛，這雖然是記憶中 的、浪漫的鄉村民間、有著作家個人濃郁的情感想象的因素，與現實的自在民間文化空 間并不完全相同，但卻透露著民間文化形態的某種情韻。對民間這種審美的、浪漫的想 象，在鄉土田園派的抒情小說中也有著充分體現，五四時期的馮文炳(廢名)以至后來的 沈從文等人，都把以農民為主體的鄉土世界浪漫化，用沖淡、質樸的筆觸表現鄉土社會 的純樸、自在，充溢著一種天然的和諧，自由的美感，對于這些作家而言，對于民間的 認同是一種蘊涵著理性的情感浪漫想象，其情感內容要遠比理性的認知更為強烈，他們 所發現的是民間文化形態中與其情感需要相通的某種民間精神。由這種民間的情感化價 值立場所發現的民間精神，也包含著現代性的理性啟蒙精神，在他們的主體世界里，純 樸、潔凈的鄉土社會既是情感的歸宿，又是啟蒙所要達到的目的。但是一旦他們把眼光 從浪漫、想象的世界回到現實時，明顯地表現出兩種價值原則的沖突，這一點突出表現 在魯迅的《故鄉》中，從情感上講，他對故鄉有著割舍不斷的迷戀，兒時天真、自由、 活潑的情形給他美好的留戀，但又痛感現實的民間文化形態所造就的“閏土”的麻木、 愚昧與奴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進而強烈地批判民間社會的愚昧與殘酷，以清醒的 理性啟蒙精神，發出改造國民性的醒世恒言。魯迅對民間所取的這種啟蒙立場，也深刻 地影響了蹇先艾、王魯彥、彭家煌、許杰等鄉土小說作家，這些作家大都在濃郁的地方 風情中寫出農民的生存真相。在這些作品中民間文化形態與作家之間構成了一種怎樣的 關系呢?
　　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認為蹇先艾的《水葬》“展示了‘老遠 的貴州’的鄉間習俗的冷酷，和處于這冷酷中的母性之愛的偉大。”許欽文的《石巖》 “能活潑地寫出民間生活來。”王魯彥的《柚子》“在玩世的衣裳下，還閃著地上的憤 懣。”在這里魯迅非常重視“鄉間習俗”“民間”“地上”等范疇與作家之間聯系的重 要性，失掉了人間的詼諧和故意的冷靜是魯迅所不贊同的。我理解，魯迅所說的“鄉間 習俗”“民間”“地上”所指的恰好是民間文化形態的不同層面在文學中所具有審美意 義。
　　蹇先艾的《水葬》，寫一小偷被處“水葬”極刑的過程。他對“水葬”這一鄉間習俗 的描寫極為真切和生動，有著濃郁的鄉土氣息。從啟蒙立場的角度看，作者批判了國民 靈魂的麻木、愚昧以及看客的冷酷，但同時寫出了“小偷”要燒死狗雜種的憤怒、再過 幾十年還是一條好漢的剛硬和對母親的牽掛而生出的柔情及對死亡的恐懼，隱匿于鄉間 民俗的這種生命狀態正是土生土長的一種藝術精靈，這是我們在閱讀《水葬》時不能忽 略的一種藝術感受，重視這一點就不會把《水葬》的主題簡單化為啟蒙主題，就會在藏 污納垢的鄉村民俗中看到與民間文化形態密切相關的生命生長著一種美好精神。對民間 的啟蒙和意義發現的二元態度，不僅使啟蒙的吶喊更加有力，具有了現實的依托，而且 清晰地意識到民間的豐富和復雜，意識到這部作品之所以具有藝術腕力，就在于把啟蒙 的主題揉合于鄉間民俗的本土文化氛圍中，寫出具有美好情愫的人怎樣被殘害的悲劇。
　　許欽文的《石宕》在同情中寫出民間生命堅韌的生存能力，與《水葬》對民間的態度 不同，他似乎無意去揭示民眾的愚昧與麻木，而是寫采石人為了生存無可奈何的日復一 日的勞作，這里沒有復雜的智力較量、情感糾葛，也沒有紛繁多變的故事情節，只是非 常簡單地寫采石人不管遇到什么樣的危險——甚至死亡，過后依然或一如既往地去采石 ，去過生活。我驚異許欽文在啟蒙時期能寫出這樣的作品，他雖然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 ，以同情、質樸的筆觸去寫鄉下人的生活，但對于民間文化形態卻有著充分的尊重，由 于同情而尊重，由于尊重而理解，理解了采石人的命運軌跡，便有了為生存去采石…… 遭遇可能出現的災難……過后還要去采石，這沒有盡頭的循環往復的日常生活。小說呈 現出這樣一種結構時，民間歷史變得悠遠、漫長，日日光景成了綿長歲月，支撐這歷史 歲月的正是采石人對苦難的承受與忍耐，對生存的抗爭和延續，這正是我們民眾的一種 特殊性格，隱含著一種無法估量的力量，如大地般無聲、堅韌而博大。魯迅說《石宕》 能“活潑地寫出民間生活來”的意旨是否就在于對這種民間生命力的發現呢?
　　王魯彥對現實的社會是極端的失望，在到處充滿了骯臟、黑暗、仇恨，只知道愛金錢 、不知道愛自由、愛美的環境里，他要決絕地逃離。因此，他“對專制不平，但又向自 由冷笑，正如魯迅所說：“作者往往想以詼諧之筆寫出之的，但也因為太冷靜了，就又 往往化為冷話，失掉了人間的詼諧。”(15)《柚子》魯迅極為贊賞，《柚子》對“看客 ”的麻木、幸災樂禍的無聊作了深刻批判，溢于字里行間的憤怒融于詼諧的反諷中，呈 現出對國民靈魂的決絕否定，這憤怒和否定是與具體的人物、事件聯系在一起的，啟蒙 的批判性是在現實事件的描寫中得到表現的。魯迅所說的“地上的憤懣”正是作者正視 人間生活的結果。所謂“地上”就是民間的現實文化形態，它是情感生成的根本。從藝 術審美的角度看，沒有“地上”的行走，難以有真切的、生動的、本土化的藝術形象出 現。
　　通過如上分析，可以看到魯迅在藝術的審美過程中，是非常重視民間文化形態的作用 和意義的，他自己創作的《阿Q正傳》《祥林嫂》等作品不僅有著“地上的憤懣”，也 有著“活潑民間的生動與豐富”，也才有了“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極為復雜的情緒 和對民間傳說、戲曲中一些人物形象的熱烈贊美。由此看民間文化形態雖然是現代知識 分子的啟蒙對象，但它與啟蒙思想價值系統，始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果忽略了這 種聯系也就難以說明新文學的本土性特征和本土文學現代化的艱難轉化過程。
　　 四
　　如上我們從五四新文學生成的角度，討論民間文化形態與新文學之間的聯系及其幾種 基本的體現形式，由于民間的多維度和自身構成的復雜性，它與新文學之間的關系也就 變得極為復雜，我們所討論的僅僅是它與新文學生成相關的幾個問題，還有許多問題沒 有涉及，譬如民間文化形態與主流文化、知識分子文化之間的相互轉換過程對文學創作 產生的影響，再譬如民間文化形態大傳統和小傳統(大傳統和小傳統之說，采用西方社 會學的觀點。大體以為“大傳統或精英文化上上層智識階級的，而小傳統或通俗文化屬 于沒有正式受過教育的一般人民。”)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在文學種如何體現出來， 它與通俗文學又有如何聯系等等問題，只能留待日后進一步思考。在此需要進一步提出 的是五四時期以顧頡剛為代表的不同于胡適、劉半農，也不同于魯迅、周作人的民間觀 ，他幾乎認為“只有民間文學才是純粹的本土文化，”(16)他“不否認民眾身上的迷信 落后的弱點，也深知農村有許多墮落黑暗面亟待改革，但比起周作人來，顧頡剛實在對 農民懷有更多地同情和憐憫。他相信農民的本質是誠實、善良和純潔的。他因此對農民 的諒解遠多于對農民的批評。”(17)對民間信仰的一系列解釋，“反復強調一種理解民 間文化的思維方式的重要性，概而之，便是要通過民眾的眼睛來了解民間文化而不是用 學者的眼光去單單審視其中的落后和愚昧的一面。”(18)顧頡剛的這種民間文化觀，與 具有啟蒙主義思想的現代知識分子的民間觀是完全不一樣的，在他的思想中體現出全面 理解和認同的價值趨向，對于民間文化、文學這種獨立價值的強調，在五四以啟蒙為主 題的時代，顯然難以被眾多的知識分子所接受，但在日后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特別是 在民間與政治之間的關系變得日益緊張的40——70年代的歷史背景下，民間在政治權利 的改造和收擾過程中，一再受到極左路線的戕害，維護民間文化形態的獨立性也就包含 著對民眾人格價值的尊重，顧頡剛的這種民間觀也就有了重要的意義，尤其在文學創作 中能否重視民間文化形態真實的存在形態往往是作品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為對于“真實 形態”的描寫能夠避免陷于圖解政策的概念化陷阱。
　　通過如上論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土的民間文化、文學傳統是五四新文學產生的一個 重要精神資源，它與世界性的文化、文學傳統共同構成了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的內在品格 ，進一步的討論不僅有助于深入理解二十世紀文學的發展過程，而且有助于在全球文化 背景下，民族的、個性的文學的建設。

----------------------------------------注釋：

　　①③(16)(17)(18)《到民間去》洪長泰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7月版280頁20頁、2 76頁、277頁、278頁。
　　②《青年農村》、《李大釗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5月版146—147頁。
　　④筆者所見到的有關論著主要有《陳思和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9月版， 洪長泰《到民間去》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7月版，鐘敬文著《民間文藝學的歷史及其 地位》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⑤⑥《民間文藝學的歷史及其地位》鐘敬文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1頁、41 2—413頁。
　　⑦(13)《中國民歌的價值》周作人《歌謠》6號8版。
　　⑧(12)《自己的園地》仲密《歌謠》16號8版。
　　(11)《我們為什么要研究歌謠》常惠《歌謠》3號1版。
　　(14)(15)《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魯迅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7月版

----------------------------------------

　　
　　
　　
上海文學73～7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光東20022002王光東 男 評論家 現為上海大學文學院 教授 作者：上海文學73～7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光東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58:16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