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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紀念新中國建國50周年，跨世紀青年學者社會主義專題研討會第四屆年會以“20世紀中國發展道路歷史反思”為主題，于1999年7 月28—30日在河北易縣召開。會議由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河北師范大學法政管理學院主辦，中央編譯局《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雜志社、山東大學《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編輯部、華中師范大學《社會主義研究》編輯部協辦。來自北京、上海、河北、山東、山西、黑龍江等省市的20余名中青年學者，圍繞百年來中國社會變遷的進程、表現、意義和根源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討，在深刻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啟發性的思想和觀點。會后，本刊編輯陳林、童建挺將主要內容整理成這篇對話。
　　　　　　從孫中山到鄧小平
　　陳林（中央編譯局副研究員）：在中華民族5000年的發展史上，20世紀的變化真稱得上是滄海桑田。經過20世紀的風風雨雨，中國正在走向成熟。我們今天來反思百年來中國人民在發展道路選擇上的坎坷歷程，當然不是發思古之悠情，而是為了探討新世紀中華民族的發展之路。關于20世紀，要談的問題實在太多，我們不可能面面俱到。根據我們這個會的特點和與會諸君的知識結構，我想我們的討論還是主要圍繞百年來中國的思想演變、政治變革、社會結構變遷等方面展開。至于經濟問題、科技問題、文學藝術等等，我覺得還是暫時不談的好，免得分散注意力，談不透，談不深。十五大報告指出，20世紀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和鄧小平。這應當說是我們反思20世紀歷史發展的一個基本線索，咱們的討論是不是就可以從這個話題開始？
　　王建民（山東大學副教授）：毛澤東講，我們搞的新民主主義，同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差不多。我在想，如果鄧小平理論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有某種繼承，特別是在經濟思想方面；而毛澤東又與孫先生差不多，那是不是可以把鄧小平理論上溯新民主主義、再上溯三民主義（特別是其中的民生主義）看作是20世紀探索中國發展的三個重要的思想理論，看作一條前后相繼的路線，如果偏離了這條路線，就要出問題。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出，鄧小平理論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在經濟方面是有繼承關系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是國家占主導地位，允許各種經濟成分并存。1954年憲法還堅持這個規定，后來社會主義改造改掉了。鄧小平理論沒有講新民主主義，但意思差不多，總體上是對新民主主義的繼承。在一定限度內允許、鼓勵私營經濟（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那么，這是不是要退回去搞新民主主義，不搞社會主義呢？對于這個問題，關鍵是我們的腦子里是不是有一個對社會主義的固定概念。要是我們把新民主主義視為社會主義的某種模式，問題不就迎刃而解了嗎？
　　王志連（山西大學副教授）：這關系到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問題。新民主主義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它是不是社會主義的一種模式，也存在相反的兩種看法。研究20世紀的中國，應以人類社會的變遷，比照資本主義來審視。50年代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內容有兩個方面：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向社會主義過渡，一是制度上，二是生產力上。這兩個方面的提出，反映了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對社會主義的慎重的認識。但后來急于求成，對社會主義的發展產生了很多不利的影響。
　　解超（華東師范大學講師）：王建民剛才講，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和鄧小平理論有相似性和繼承性，我非常贊成。它們都是基于中國社會基本情況提出的符合實際的發展思路。實際上，它們同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都有一致性。我想特別就新民主主義論的思路問題，談幾點我個人的看法。
　　首先，在探索東方國家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方面，新民主主義的思路同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是一致的。馬克思創立的東方社會理論是研究東方社會不同于西方社會的特殊結構、特殊道路的社會發展理論。它認為東方社會特殊的社會結構、社會機制和社會主體，決定其特殊的發展道路。通過對當時俄國社會狀況的研究，馬克思認為農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直接可以成為社會主義的起點，從而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當然，后來俄國社會發展的實踐否定了馬克思的構想。盡管這樣，這一構想的方法論意義仍具有重要的價值，它深刻地表達了東西方雙線發展的思路。新民主主義理論可以說正是準確地體現了這一思路。它所構想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雖然從根本上講仍從屬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范疇，但卻與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階段有著顯著的不同。在政治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在這個國家中有自己的地位，但不是主體，主體是工農，工人階級在國家生活中居于領導地位。在經濟上實行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既允許私人經濟存在和發展，又優先發展國營經濟，并保證它的領導地位。顯然，新民主主義論為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后構筑了一座通向社會主義的“非資本主義”橋梁，這一思路與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無疑是一致的。
　　其次，在利用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服務方面，新民主主義論的思路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一致的。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在取得革命勝利后，如何進行建設？是這些國家面臨的一個迫切問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此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探索過程。1918年國內戰爭爆發后，面對極其嚴峻的局勢，蘇維埃俄國被迫實行一系列戰時共產主義性質的政策和措施。由于戰時共產主義的實踐正巧與人們頭腦中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吻合，它便被許多人看作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捷徑。但這種嚴重超越落后國家狀況的政策和措施在實踐中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后果。以列寧為首的蘇維埃國家的領導人在戰爭結束后被迫終止了戰時共產主義的做法，而實行新經濟政策，即以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允許出租土地和雇傭勞動力，對部分工業實行租賃制、租讓制，實行自由貿易等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場與商品關系，利用現存的各種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以提高生產力，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奠定基礎。新民主主義論在經濟方面的內容可以說正是對這種思想的繼承和延伸。它一方面規定沒收官僚資本為國家所有，以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同時也在一定條件下提倡、利用資本主義的發展。毛澤東曾清楚指出這種思想與列寧新經濟政策的關系，他說：十月革命后有一個時期，列寧打算讓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和國家資本主義結成聯盟，為的是增加工業品來對付農村中的自發勢力。我們現在搞一個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暫時不沒收資本主義企業，對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也就是為了搞到更多的工業品去滿足農民的需要，以便改變農民對于糧食甚至一些別的工業原料的銷售行為。
　　再次，在從不同階段的中國國情出發，以發展經濟、提高生產力水平為中心任務，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大發展奠定物質基礎方面，新民主主義論的思路與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一致的。可以說，新民主主義論提出了革命勝利后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正確綱領，而初級階段理論則架起了現實社會主義同經典社會主義之間的橋梁。
　　郭學旺（山西師范大學教授）：新民主主義發展比較快，其間也有挫折。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情況就不是那么好。重新認識過渡時期總路線，它在建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方面的積極作用必須充分肯定，但在經濟政策上的失誤是不應該回避的。那些失誤，給后來的改革造成了很大的麻煩。工業化取得了成績，但圍繞蘇聯援建的100 多個項目形成了蘇聯模式的經濟體制，形成了定向思維，對后來的發展造成了不利的影響。我想，如果當時慢一點，在初級社發展過程中，搞好生產責任制，情況就會好得多。1981年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評價很高，我覺得有技術上的考慮：建國共計30年，10年文革被否定了，大躍進和困難時期又占去了好幾年， 總不能把30年國史否定太多。而現在情況不同了，有了20年改革開放的成就，重新評價過渡時期總路線有了可行性，也是很有必要的。
　　解超：近年來的確有這么一種觀點：過渡時期總路線似乎提得太早，在經濟十分落后的中國，應當有一個較長的新民主主義時期，不宜匆匆忙忙消滅個體經濟和私營企業。對此，我不敢茍同。我認為，新民主主義階段的終結，是當時國內外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十月革命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來看，落后國家在無產階級政黨取得政權以后，只經過一個短暫的過渡時期，就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既是一種普遍現象，又像是一種帶有規律性的必然結果。從1953年開始，我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終止了新民主主義的思路，問題似乎不在時限上，而在改造的方式和內容上，即1981年決議所總結的“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遺留了一些問題”。
　　韓健鵬（黑龍江省委黨校教授）：關于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的思想理論有相似性或繼承性的問題，我想談點不同意見。有人認為它們三者的基本方面是相似的，共同構成了20世紀中國發展的一個基本思想線索。這不能說沒有一定道理，但過分地過多地強調它們的繼承性是不適當的。首先，這三者的演變和發生作用，確實描述了20世紀中國發展的一條主線，但不是因為它們之間的繼承性，而是因為它們在政治理念選擇上的地位和價值。其次，這三個思想理論的相似性不是主觀刻意追求的結果，而主要是客觀因素造成的，即中國歷史發展和國情的某些內在連續性與中國面對的國際基本條件的某些穩定性造成的。所以，描述三者之間在基本方面的相似性必須嚴格限定，用繼承性來描述更要慎之又慎。鄧小平理論和毛澤東思想的繼承性要稍多一些，內在邏輯上說起來也合理，而把三者放在一起來看，差異性始終是主要的。目前有些人關于它們之間繼承性的分析有不少方面均顯不足或牽強，甚至忘記了它們的差異性。我們應當看到，孫中山三民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中國歷史發展階段性的反映和產物，它們具有明顯的中國國情和國際條件的時間的階段性和質的差異性。孫中山的思想主要是沿著反封建的慣性，全方位搬借西方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架構，帶有明顯的空想主義和理想化色彩，也有很多民粹主義的東西。毛澤東思想主要是看清了中國革命的實質和中國農民問題的特殊性，借重馬克思主義的理性的原則，關注中國的政治選擇和在政治基礎之上的經濟文化選擇，也帶有明顯的理想化色彩。有人講毛澤東曾染上過民粹主義色彩，確實如此。在空想、理想和民粹三個方面，毛澤東和孫中山確有較多相似之處。鄧小平理論主要是要解決中國的現實走向和發展途徑問題，最關注的是發展和改革問題，同時強調堅持原有的意識形態的連續性和合法性，具有鮮明的務實性。鄧小平理論和孫中山的思想比較起來，差異性就更大了，繼承性很少。盡管二者都講民生、民本，但其背景和主要內涵已有很大的區別。
　　　　　　社會主義選擇與現代化
　　羅燕明（中央編譯局副研究員）：反思20世紀中國的發展道路，不能不特別重視社會主義選擇及其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20世紀以來，社會主義革命毫無例外都是在東方落后國家實現的。中國更是把社會主義當作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現民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20世紀的歷史不再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而是不同價值觀、不同文化和不同發展道路共同構成的世界史。我們不應當把這一現象看作是歷史離開常規的偶然變動，而應視為客觀歷史對《共產黨宣言》原有解釋框架的巨大突破。這一突破也引起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飛躍和不斷發展。如果說東方道路論作為這種飛躍的起點顯示了馬克思非凡的歷史預見力，那么，中國特色論作為這一飛躍的完成（至少是告一段落），則包含著自那時起對100多年來人類歷史發展的科學理解。 東方道路論和中國特色論之間有一種內在的繼承發展關系。前者指出了歷史發展多樣化的可能，后者則把這種多樣化作為一種歷史必然性肯定下來。在它們之間，我們還可以回憶起在不同背景下形成的、作為歷史變動的階段性反映的各種中間理論，例如列寧的“帝國主義薄弱環節論”和“革命中心轉移論”等。這些理論，總的說來是建立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論的基礎上的。但就肯定社會主義在落后的東方興起這一事實而言，我們又可以看到它們繼承了東方道路論，而與中國特色論發生聯系。
　　李田貴（河北師范大學副教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傳入而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然而，關于這種選擇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止過，尤其是每當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關頭，這一爭論更為激烈。為什么總是有人以種種理由懷疑和否定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對此，的確值得深思。我認為，對社會主義道路懷疑和否定無非是兩種情況：一種是少數人別有用心，他們從骨子里就不喜歡社會主義；二是認識上的膚淺或局限，屬于思想方法或科學態度問題。那么，在經濟文化極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為什么能夠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如何看待這種選擇的合理性，盡管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課題，但它和當代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
　　我們知道，近代中國的封建落后性與國際資本在中國實行的擴張政策，使中國失去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機遇。在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必須先解決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矛盾，但是中國從來沒有存在過能夠獨立領導反帝反封建任務的資產階級政治力量。相反，在近代中國復雜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封建王朝的腐敗與中國的殖民化同步進行，落后和挨打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的兩大主題。這兩個社會主題被納入世界歷史之后，日益緊密地捆在一起：越是落后，越是挨打；越是挨打，越是落后。這就形成了一種惡性的循環。為打破這種惡性循環，一代又一代中國人苦苦求索并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都試圖把實現近代化作為改變中國的突破口。在他們看來，只有實現近代化，或者說資本主義化，才能徹底擺脫“落后就要挨打”的歷史命運。可事與愿違，中國終究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不是沒有人愿意走或者是不想走，問題是走不通，沒有選擇的余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除了無產階級政黨以外，沒有哪一個政黨或政治力量能夠解決中國的獨立問題、土地問題以及民主和統一問題。除了共產黨以外，舊中國的一切政治力量，或者是壓迫工農群眾，或者是害怕工農力量的發動，或者是沒有能力發動工農力量。他們或者依附于帝國主義，或者畏懼帝國主義。既然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以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為主要力量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當然是不可能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在資產階級統治下發展資本主義。
　　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除了本國社會歷史條件和國際環境因素外，還有其更為直接的動因，包括無產階級隊伍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階級斗爭的尖銳化，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和擁有一批無產階級革命家等。所以，僅僅講資本主義在中國走不通是因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不允許還不夠，還應看到人民群眾不愿意走資本主義道路。如果不是這樣，那就無法解釋中國為什么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中國之所以最終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正是因為社會主義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科學社會主義對中國人民所以有吸引力，正是它所表明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正好與中國人民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大同理想相似。很明顯，只允許少數人富裕，或者是少數人的富裕建立在大部分人窮困基礎上的資本主義，遠遠沒有像實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那樣，對歷來抱有大同理想的廣大中國人民具有吸引力。
　　孫津（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里，社會主義是為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種社會形態，所以它的真實意義應從兩個方面來確定：一是和資本主義的區別，二是對達致共產主義的作用。從和資本主義的區別來看，社會主義所要堅持的是公有制、共同富裕和無產階級政黨執政。從達致共產主義的作用來看，社會主義要創設新型的人。所以較之資本主義來講，社會主義是一個自覺的過程，資本主義則是一個自然的過程。當然，從現實世界看，并不存在經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鄧小平關于不要爭論“姓資姓社”的說法是有事實根據的，因為除了對共產主義信念的堅持與否，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對政治、經濟、文化的實施并沒有什么排他性的專屬辦法。在此意義上講，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過是封建社會之后世界上兩種主要的現代化模式選擇，其中絕大多數因素是可以共有或互換的。
　　孫寬平（中央編譯局副研究員）：社會主義在中國，是作為爭取國家獨立和實現現代化的一種手段提出的。從上世紀40年代起，民族危機的不斷加劇，使得現代化成為幾代中國人追求的目標。最初是力圖通過發展實業實現國家的富強，可是洋務運動沒能進行下去，隨后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但是仿照西方政治制度建立的共和制度，在軍閥混戰中難以有所作為。這些失敗的教訓使得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不可能按照西方國家已經走過道路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必須尋求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但是如何走，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并不清楚。正當中國知識分子苦苦探索時，俄國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一下子轉向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經驗的影響下，社會主義思潮與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結合了起來，民族主義運動成為社會主義思潮的載體，而社會主義思潮則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旗幟和目標。這一合流使得中國知識分子與廣大的農民結合了起來，社會主義目標動員了廣大農民，并且引導他們在政治上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成為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軍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力量。這一合流也對以后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民族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目標在實現國家獨立上取得了一致，因此，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一開始就朝著強化中央集權的方向發展，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既是實現國家獨立的必要前提，也是實現工業化的政治前提，同時還是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政治前提。從實踐來看，可以說，中央高度集權的行政控制的政治經濟體制，為中國這樣落后國家迅速實現國家工業化創造了條件，也為我國在尚未實現工業化的基礎上過渡到社會主義創造了條件，但是中央高度集權的行政控制體制后來也成了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出現種種弊端的一個重要根源。
　　韓健鵬：改革大潮的興起，應當說是一種比較成功的糾偏。最近20年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是與改革契合和纏結在一起的。現代化的進展是在改革中取得的，現代化的問題與矛盾也是在改革中形成的。今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依然必須而且只有依靠改革來推動，各種累積的問題與矛盾也只能在改革中解決。如果沒有改革的成功推進，中國的現代化不會達到目前的程度。反之，沒有現代化的經濟增長基礎，改革也難以得到進一步的推進。而且，中國改革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解決各種制約和障礙因素，實現現代化。
　　童建挺（中央編譯局助理研究員）：其實，直到我們把改革作為現代化建設的推動力從而進行全面的改革開放時，才算真正搞清楚現代化的涵義。中華民族從鴉片戰爭后就開始了對現代化的探索，最初對現代化的理解僅僅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后來意識到先進的“器物”里隱含著的是先進的制度，才有人提出了“全盤西化”，而蘇俄十月革命的勝利又讓我們看到了實現現代化的另一種選擇——社會主義。中國人民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新中國成立后我們真正開始了被戰火打斷的現代化建設。1956年黨的八大提出“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1957年毛澤東提出中國要在鋼鐵和其他主要產品方面15年趕上英國，后來又進一步提出要在1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超過英國。1964年，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到本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1978年，五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到2000年，全面實現四化，糧食產量達到13500億斤到15000億斤，鋼產量達到13000萬噸到15000萬噸，實現主要產品和生產工藝的現代化，各項指標分別接近、趕上和超過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從這些戰略目標不難看出，我們所理解的現代化，實際上也就是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這四個現代化，其實都是經濟和技術層面的，目的是在較短時間內在這些方面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事實上現代化所涉及的不僅僅是經濟和科技領域，它觸及社會生活和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政治、經濟、文化，器物、制度乃至人本身無所不包。這個認識上的偏頗，使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把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當作單純的發展指標，而同樣作為現代化基礎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設得不到重視，最終出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現代化進程受到嚴重破壞，以及各種封建的、迷信的思想殘渣不時泛起，與此都不無關系。所以，鄧小平提出要改革，必須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各個國家走上現代化都有自己的道路，現代化的模式是多姿多彩的。但還是有一些共同點，現在看來，市場化和民主化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市場和民主是抽象的，但市場制度和民主制度卻是具體的，各個國家的市場制度和民主制度都不盡相同，由此才有種種模式。三中全會后中國重新啟動的現代化進程，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正是因為我們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開始進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逐漸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治民主也日漸深入，走上了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
　　　　　　政治理念與意識形態
　　韓健鵬：20世紀中國發展道路選擇有一條最重要、最核心的主線，就是政治理念選擇之爭。政治理念就是意識形態。“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政治選擇問題一直是20世紀中國發展所面對和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它的表現經常是非常突出和尖銳的，有時也呈潛隱狀態。由于中國社會長期處在動蕩不穩定狀態和經濟社會結構轉型的過程之中，矛盾焦點不可避免地集中在政治變革與政治選擇所引發的意識形態分歧與沖突上。人們在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角色與位置不同，所持的政治理念與價值取向也各不相同，彼此作為不同的社會政治力量，在意識形態理念和政治選擇上，存在著持續的碰撞與較量，不斷產生并激化相互間的沖突以至對立。20世紀中國所產生的種種政治理論都是以此為核心內容的，所發生的諸多重大事件都是圍繞此展開的。封建與反封建、殖民與反殖民、共和與反共和、民主與反民主、獨裁與反獨裁、革命與反革命、建設與破壞、改革與反改革、僵化與反僵化、中國特色與全盤西化等等，都首先是政治路線之爭，是政治理念選擇的較量，無不充滿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這一切幾乎就是20世紀中國發展史的寫照。從這條主線出發，可以理清20世紀中國發展道路選擇的紛繁的線索。
　　孫津：中國有意識形態，但沒有政治理念。當然，并不是說沒有政治理念就不好，就干不成事，不是這樣的。看問題、研究理論必須和別人比較，不比較，自己看自己的，就不要看。至于比較之后，哪一條路更好，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但不管怎么說，沒有鮮明的政治理念，只是在經濟方面與人競賽是不可能獲勝的。比如150年前， 正常貿易中國人不會吃虧，經濟上我們有自己的優勢，西方列強只好采取其他非經濟手段。因此，除了經濟對抗經濟外，也應該想法用政治等其他手段。用政治手段爭取國際地位，這件事毛澤東曾經做過，他的三個世界劃分、加入聯合國、中美建交，與他的設想一點不差。現在改革開放現在之所以困難重重，就是因為缺乏明確的政治理念。農村改革走到今天，不只是所謂“給政策”就能解決的。20年的發展需要一個新的維系的東西。強調政策30年不變、50年不變，從學理上是說不通的。變是需要的，農民怕變，是怕變得對自己不利。所謂不變，還是缺乏政治理念，不知道往哪兒走。農村下一步結構改革，比國企改革的難度還要大得多。法輪功的問題給我們提了個醒，沒有政治理念是不行的。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就要好好想一想，怎么把它豐富起來，把虛假的東西掃出去，建立真正的政治理念。
　　張利華（清華大學副教授）：社會主義國家盡管出現了許多失誤，但還是有政治理念的，它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不僅是理論基礎，而且還是一種政治理念。在這個總的理念下，有一套政治、經濟框架和運作體系。至于這個理念是不是完全正確，這套運作體系是不是有錯誤，問題是在這里，而不是沒有理念。我們的任務，反思的任務就是找到失誤，把它們糾正過來。建國以后，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神化了，馬克思主義究竟是什么，我們并不清楚。反正馬克思總是沒有錯，錯的都是我們自己，理解上的錯誤，做法上的錯誤等等。實際上理解上的錯誤是存在的，但馬克思的理論本身是有局限性、有空想成分的。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科學不同于神學，它既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又有受到時空限制的內容。因此，我們不能像宗教信徒崇拜“神”一樣崇拜馬克思和恩格斯，更不能像基督徒尊奉《圣經》一樣死摳馬恩著作的條文，而應當用科學的態度認識和理解馬克思主義。我們既應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發現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正確的世界觀、方法論，制定符合實際和客觀規律的路線、方針、政策，又應弄清楚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哪些內容受到時空的限制而不適合今天的情況，從而避免生搬硬套，削足適履。然而，本世紀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在奉馬克思主義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及精神支柱的過程中，把馬克思“神化”了。在宣傳中，把馬克思、恩格斯奉為“至圣先知”，其著作像宗教經典一樣，其中的每一個思想，每一句話都是正確的。他們讓人民群眾像信神一樣地信奉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卻獨攬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闡發。
　　孔寒冰（北京大學副教授）：一個民族不反思是沒有出路的，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走了很多彎路的國家。不善于反思，很多陳舊的東西都會死灰復燃。但要說這個社會沒有理念，我還是不大同意。不是沒有理念，而是理念有誤，關鍵是沒有搞清楚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沒有搞清楚，自然就沒法搞懂什么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一度就是披肩發、高跟鞋、紅燈區。凡是不好的就是資本主義，凡是好的就是社會主義。這也不能怪馬克思主義有不完善的地方，不完善有問題是正常的，否則才是不正常的。那么，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中國建國的時候，起點跟日本、韓國差不多，現在差距那么大，有一個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很多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東西都被當作資本主義的東西而予以廢除。文化有個延續的問題。人類文明的延續是不應該也不可能被割斷的。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物，資本主義越發達就越容易替代。“現實社會主義”的致命弱點就是對文明延續的否定，是文化的中斷。政治、經濟、文化都是不能中斷的，過去的社會主義就是想人為地中斷這種延續性。
　　韓健鵬：政治理論和哲學不同，它雖內在地含有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闡釋或運用，總體上還是一門具體科學。它具有雙重性，既有抽象的一面，也有具體的一面。任何政治理論只有是具體的，它才能產生，才能有用。純粹抽象的政治理論是不存在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理論過去沒有產生，在當今的世界也不可能產生。20世紀的中國產生了很多政治理論，并且經過一個個回合的較量，由稚嫩、混亂逐漸走向成熟、穩定。這些政治理論都是在政治理念選擇之爭中產生的，主要內容都是關于政治變革、政治創新、政治選擇的闡發。各式各樣的政治理論雖然都沒有孕育出完整的政治學理論，但均就“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闡明了自己的主張。孫中山三民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等都首先是政治理論，它們在中國歷史上發揮其價值作用也首先是以政治理論體現出來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吸取了馬克思主義的精華，實事求是地深深扎根于中國國情，因而能夠戰勝其他政治理論，確立其主導和指導地位，使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取得了革命和建設的一次次成功。但是我們還要看到，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中國的政治理論的發展一直滯后。建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然而由于禁區和險區的存在，由于其自身的敏感性，政治理論的發展仍然受到制約，不像經濟理論那樣繁榮。除了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政治理論以外，其他的政治理論都很弱、很散。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進展緩慢、在深層難以取得突破的原因之一。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1978—1991年），關于政治治理念即意識形態的分歧和斗爭一直十分激烈，鄧小平理論正是在這種激烈斗爭中產生并得以確立的。1989年后，意識形態之爭漸漸淡隱，但并沒有結束。近年來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等各項改革又面對著深刻的意識形態之爭，并和新的問題、矛盾相結合，更加錯綜復雜。這需要中國的政治理論給予回答。政治理論探索的任務仍然很重。
　　孫津：我講中國沒有政治理念，也許有些極端，但我寧愿守住這個極端。并不是說，整天在講馬克思主義，就是有政治理念。現在，理論建設的任務仍然很重。
　　羅燕明：凡是國家都有意識形態，這就是政治理念。從當前國際沖突看，意識形態沖突還是既成事實。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還是民族主義，區別總是存在的。在建國以后相當一段時期里，我們的政治理念建設的確做得不夠。馬克思主義不只是一種意識形態，它不是一種科學。我們今天對20世紀中國發展道路的總結和反思，就多從科學上予以考慮。人類創造歷史，但必須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創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在歷史發展中，總有一些東西是可以觸動的；有的東西暫時不能觸動，那就今后再去觸動。科學的政治理念，必定是獨立的、創造性的。在學習鄧小平理論的過程中，有的同志提出，在總體上我國到底處在前資本主義階段還是后資本主義階段？我認為這是一個偽問題。因為提出這一問題必然要把西方道路作為我們的衡量標準，默認發達國家代表歷史發展的主線。黨的“八大”把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卻把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錯誤地表述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觀點也反映了類似的史學悖論：我們承認我們的社會制度比西方先進而生產力比西方落后這些事實的同時，必須回答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到底是相適應的關系，還是相矛盾的關系？現在我們黨已經放棄“八大”對這一問題的提法，但是問題本身作為一種“理論情緒”依然存在，而對這個問題的潛在看法也必然會左右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我認為，無論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還是根據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我們都應當把“先進的社會制度”定義為基本適合我國目前生產力水平的社會制度，這不僅不影響而且有助于我們對現行經濟政策和改革措施的解釋。但如果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較為落后的生產力的這種結合放在世界范圍來觀察，并揭示其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的意義，那就必須找到一種能徹底排除西方中心論的歷史理論。這個理論就是中國特色論。鄧小平的中國特色論，一是說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有自己的特色，不能照搬蘇聯；二是說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有自己的特色，各國有權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從中國特色出發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歷史普遍規律決不表現為個別國家的發展道路，而是蘊藏在各國不同的發展道路之中。
　　　　　　民主、民心、民智
　　王志連：20世紀初期，中國政治發展處于十字路口，政治制度面臨著多種選擇。當時，擺在中國人民面前有三種方案，即封建君主制、君主立憲制、民主共和制。圍繞這三種方案，清政府、立憲派、革命派進行了異常激烈的斗爭。由于封建君主制在當時的存在已經失去了合理性和現實性，民主、憲政的大潮已席卷全世界。同時，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由于清政府沒有誠意，立憲派又沒有實力，結果立憲運動半途而廢。辛亥革命倡導的民主共和，成為20世紀初期中國政治現代化的主流。
　　陳林：民主問題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老話題。在20世紀中國的歷史巨變中，它更是成了某種“結”，所有政治力量都無法繞開。辛亥革命開創的民主共和之路，在隨后的幾十年里其實充滿了坎坷和曲折。抗日戰爭結束后，共產黨同國民黨圍繞新中國的前途命運而展開的激烈斗爭，不管是在談判桌前，還是在戰場上，也都是以“捍衛民主、反對獨裁”為旗幟的。想當年，黃炎培先生在延安窯洞里向毛澤東坦言“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時，毛澤東充滿自信地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先生點頭稱是，認為用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他還補充道：“只有把大政方針取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于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可遺憾的是，不民主的事后來還是發生了。當幾億人民同聲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時候，民主即便沒有變成異端邪說，也和歷史拉圾差不多了。
　　劉玉安（山東大學教授）：有這么一種說法，中國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有個鄧小平；蘇聯改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出了個戈爾巴喬夫。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這是經不起推敲的。20世紀中國的歷史變遷，向我們揭示了一個真理：解放、拯救中國人民的是中國人民自己，而不是任何“大救星”。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淪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封建主義大山尚未被推翻，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兩座大山又壓了過來。從割地賠款到上海黃浦公園那塊令人沒齒不忘的牌子；從火燒園明園到南京大屠殺；從軍閥混戰到北大女學生光天化日之下被美國大兵強奸……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迫了中國人民整整一個世紀。為了擺脫這一水深火熱的悲慘境地，從金田起義到義和團運動，從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戍變法到孫中山、黃興的辛亥革命，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后繼、浴血奮戰，然而都未能成功。究其失敗的原因，重要的一條就是：所有這些運動都未能發動起千百萬覺悟的群眾。換句話說，中國的民眾當時還未完全覺醒。例如，辛亥革命失敗后，孫中山為維護民國元年所頒發的《臨時約法》曾做了艱苦卓絕的斗爭，然而當時的中國民眾對這個《臨時約法》并不是那么關心。正如孫中山先生所感嘆的，民眾“聞有毀法者不加怒，聞有護法者亦不加喜”。正因為如此，這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在其遺囑中才語重心長地指出：“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
　　陳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正是充分“喚起民眾”的結果。記得電影《重慶談判》中有一個細節。記者問毛澤東，他在詩中說秦皇漢武略疏文采，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那么，今朝的風流人物到底是誰。毛澤東毫不猶豫地回答：人民。
　　劉玉安：的確，中國共產黨同其他革命力量有一個明顯的不同點，它在建黨之初就特別注意聆聽人民群眾的呼聲。毛澤東曾經把人民群眾比作大地母親。他堅信，只要不脫離人民群眾，只要能動員起人民群眾，共產黨人就無往而不勝。他這樣說過：“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正是由于有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民的支持和擁護，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即使在革命的危難關頭，毛澤東也總是胸有成竹、信心百倍，因為他知道他身后有千百萬人民群眾。換句話說也就是，毛澤東之所以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首先是因為他站到了中國人民之中。可是，建國以后，情況開始發生變化。隨著新中國凱歌行進般地前進，毛澤東的個人威望迅速上升，人們自覺不自覺地把他奉為高高在上的神明；他本人則自覺不自覺地逐漸與人民群眾相脫離。黨內官僚主義開始滋生，個人崇拜盛行，悲劇就發生了。
　　孔寒冰：建國以后，民主發展受阻與斯大林模式的推行是分不開的。50年代初，許多優秀知識分子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十分正確地指出，個人迷信和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現象的出現，不是思想方法問題或者個人品質問題，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上層建筑中、國家政治制度上有缺陷。其重要表現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的“黨天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不完備，社會主義法制不健全。他們認為，解決這些問題單靠整風是不夠的，而是應當完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具體地說，一是要實行黨政分開，改變黨的領導方式，如廢除黨政領導的“雙軌制”，加強政府和人大部門的領導權限，黨應當將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會上變成法律，再由國家管理機關具體實施；二是要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以法治國，保障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和權利；三是要充分發揮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作用，使之成為真正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制訂的“設計院”。知識分子提出這些，主要目的是探索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實現民主政治，如何根治已經揭露出來的、或暴露出來的、或顯露出來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
　　劉玉安：盡管有許多知識分子的“先知先覺”，中國還是沒能避免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被踐踏的命運。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廣大民眾沒有覺醒。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鄧小平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早就有所認識，但是，在“誰反對毛主席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年代里，就是說在人民群眾還不覺醒的條件下，鄧小平也難以有所作為。在1974年第二次復出時，他甚至還不得不講一些違心的話。1975年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盡管當時可謂百廢待興，但鄧小平也只是悄悄地進行了一些治理整頓工作。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后，全國人民已經從神化毛澤東的思想迷霧中清醒過來，四川、安徽等地已經出現民眾自發的改革嘗試，鄧小平才能大張旗鼓地推動國家的改革開放事業。20多年來，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的整體生活水平之所以能有很大的提高，歸根到底，是因為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主張表達了我國億萬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是因為改革開放事業得到了億萬人民群眾的真心實意、滿腔熱情的擁護和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使中國人民富起來的并不是鄧小平，而是他們自己。回首歷史，我們并不否定毛澤東、鄧小平以及其他領袖人物在20世紀中國社會發展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但真正推動歷史前進的是人民群眾。喚起民眾，啟發民智，贏得民心，爭取民主，始終是我們的一切追求中最根本的追求。
　　　　　　農民問題
　　孫津：對農民、農村及農業的所謂“三農”研究，近幾年很熱，而且被納入各種不同的研究主題。20世紀中國社會的變遷，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革命，從農村開始的全面經濟改革，以及目前農村進一步發展所遇到的種種困難，都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20世紀中國是怎么走過來的？俄國有農民問題。英國通過圈地運動把農民消滅掉，使他們成為產業后備軍。德國農民的土地被剝奪后，沒有去做產業后備軍，而是去打仗，當炮灰，當土匪。中國農民人口太多，多到什么程度，多到讓他們實現傳統工業化的轉化根本不可能的程度。城市、制造業無論怎樣發展，都容納不下這么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他們必須自己消化。
　　韓健鵬：可是，農民只是人口的主體，不是社會的主體，更不是政治的主體，甚至也不是經濟的主體。
　　羅燕明：中國解決農民問題，不可能把農民都變成城市工人。很多農民生活在自給自足的狀態中，根本就沒有形成市場。改革最成功的案例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能簡單地把它看作一種政策的推行。它是有歷史傳統的。租憑制，既是聯產的，也是責任的，是農業生產自身的要求。這樣使用土地，農民感覺很好，交完皇糧、地租，剩下的就是自己的。農業這個產業就要求這樣做，祖祖輩輩都是這樣的。用工業化的原則來解決農業問題，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當然，勞動方式不能變動，土地所有關系是可以變的，畢竟土地公有制是告別傳統、通向現代化的基礎。
　　左鳳榮（中央黨校副研究員）：對農民問題的認識，根子還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上。中國和蘇聯一樣，都是在一個落后國家進行革命的。在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認識到，革命的任務是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沒有完成的任務，給農民以土地，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條件。但是，革命成功以后，并沒有把這一政策延續下去，在新民主主義的任務尚未完成時，便過早地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方面最主要的表現是對農民態度的改變。中國社會的主體是農民，農民之所以擁護革命，是希望得到土地，按自己的方式進行生產，希望自己支配勞動成果。但是，他們的愿望并沒有得到尊重，社會主義改造進行得過急過快，使農民很快便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再次被迫與土地、與自己的勞動成果相分離。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沒有搞清楚，沒有把社會主義定位的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讓人民過好日子，而是從本本出發，想在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建立起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理論上對農民的認識出現了偏差，把農民只看成是小資產者，把農民的小生產看成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根源，總想對之進行改造和消滅，而忘記他們也是勞動者。在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用行政手段消滅私有農民，在一個農民國家搞社會主義建設用了違背農民意愿的方法，其教訓是深刻的。此外，工人和農民長期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工人實際上是享有特權的，享受諸如醫療保險、養老保險、憑票購買一些緊俏商品等特權，農民則享受不到這些優越性，有悖社會主義的公平原則，無助于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王建民：那么，應當怎樣對待農民呢？把農民視為社會主義者，是一種典型的民粹主義幻覺，這種幻覺導致的實際政策便是“歸大堆”、“一大二公”、“一平二調”，等等。然而廣大農民自己沒有這種幻覺，他們對這頂桂冠不感興趣。在從高級社到人民公社期間，他們以自留地里的莊稼總是比大田里的好來證明著自己的真實歷史角色。如果這還不足以使所有的人走出幻境，那么，1978年12月安徽小崗村的21戶農民立下的那張寧可坐牢殺頭也要分田單干的生死文書，無論如何該使人們恢復現實感了。在那張生死文書上按下的分明是數億中國農民的手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機車以其巨大的力量拉動著中國農業前進了20年，其最大的動力何在？答案就在“交足國家、留夠集體、剩余歸己”這幾個字，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最后四個字中。這一秘訣與列寧在蘇俄新經濟政策時期實行的以糧食稅代替戰時共產主義的余糧收集制有異曲同工之妙。列寧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對實行新經濟政策的經驗進行初步總結時寫道：“對個人利益的關心，能夠提高生產。”
　　韓健鵬：中國的農民問題的確很特殊，很重要，解決起來也異常困難。中國要實現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要比世界上已經實現這個轉變的國家復雜困難得多。在經過近百年的“被延誤的現代化”以后，新中國雖然大大推進了現代化進程，但取得的進展主要體現在工業上，農業的變化相對緩慢，現代化的整體水平還比較低。 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相當的提高，但農民的生活質量還較低，農民的生存結構亟待優化提升，農村的權力結構和經濟結構變化都很緩慢。所以中國農村的整體社會結構轉型跟城市比起來，時間要長很多很多，難以和城市的社會結構轉型同步。中國農民問題的特殊性突顯了中國現代化問題的特殊性。從這個角度看，要不要以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作為目前中國現代化的核心內容（當然從整個過程和長期目標來看肯定是如此），在中國現代化的階段性戰略選擇中需要重新思考。目前中國現代化的戰略重點應是工業和城市，農業和農村則居其次。當前中國發展、改革和社會穩定面臨的最關鍵、最緊要問題也是工業和城市問題。工業和城市問題解決好了，就能拉動農業和農村問題的解決。而反過來，農業和農村問題雖有一定的反推力，卻很難拉動工業和城市問題的解決。城市工業升級困難，加上工業、制造業不興，就業不足，需求不振，投資疲軟，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和缺乏增長動力的主要因素。目前的農民、農業、農村問題除了自身因素的累積外，主要是工業和城市問題的牽制造成的。鄉鎮企業陷入困難主要也是因為原來所依靠的城市需求、城市市場萎縮。有人給中國經濟開藥方：解決經濟問題的重點是刺激和擴大農村需求。這是不了解中國經濟問題的特殊性。從以上分析看，當前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重點是工業和城市問題，必須全力解決這個問題。對農民問題采取暫時的戰略性擱置是可以的。因為現在農民問題的病根不在農村而在城市，在這個問題上操之過急，投入太多，會欲速則不達，還可能使問題更復雜、更混亂、更難以解決。目前階段讓農民問題不再惡化，能夠維持穩定，維持住農民收入，維持住人心，就贏了。
　　孫津：農村問題從根本上說，還是要解決“穩定與發展”的問題。1999年中央對農村關心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穩定問題。現在農民的不滿不是吃不吃得飽飯的問題，而是要討回公道。第二個問題，是農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的問題。
　　韓健鵬：無論從長遠還是從現實來看，要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關鍵還是加速城市化進程，以此來拉動經濟增長和現代化演進。近年來大量的農民離開原來的生存結構，造成了大范圍、快速度的社會流動。這些流動者大部分脫離了原來的生存結構卻又沒有建立起新的生存結構，在城市和農村間徘徊、游蕩，極易產生心理挫折感和政治不滿，導致新的社會不穩定，并由此帶來一系列問題。這主要是由于在過去的改革中，中國的城市化沒有得到重視，甚至被忽視了。城市化水平較低與城鄉分割式發展，對中國目前階段的經濟增長和現代化發展產生很強的拖拽、阻滯作用。一方面它抑制了城市型第三產業的持續、快速發展和加工業、機械制造業等第二產業的升級，阻礙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流動和轉移；另一方面它使農村發展脫離城市化的牽引，實現不了城鄉滾動發展，農村非農產業分散投資，低水平過度競爭，經濟結構升級困難，產業化十分艱難。離土不離鄉的政策限制和多年延續的城市戶籍身份福利制度也束縛了農民的發展。所以，必須矯正傳統的城鄉分割二元發展戰略，加速城市化進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將不斷制造新的產業需求、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也將為離土又離鄉的農民創造新的生存結構，還將為鄉鎮企業提供新的發展空間。整個農村的社會結構轉型和農民問題的長遠解決之道，也主要是城市化。中國眾多的鄉鎮城市化水平很低，跟農村聯系緊密，開發空間和吸納能力都極具發展潛力。
　　　　　　革命黨與執政黨
　　左鳳榮：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在政權建設中，怎樣從一個革命的政黨向執政黨轉變的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思想觀念上沒有處理好領袖與群眾的關系。我們黨曾出現嚴重的個人迷信，這種現象與唯物史觀是絕對不相容的。它說明我們的封建傳統嚴重，并沒有成為一個現代政黨，沒有形成一套機制，過分強調個別領導人的作用，把每個領導人的講話當成必須遵循的法則，而對黨的代表大會決議、對中央全會決議強調不夠。二是沒有解決領導體制問題。雖然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但存在集中過多、民主不足的問題，特別是在干部體制問題上，沒有找到切實可行的選舉和淘汰機制。干部的任命制造成干部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使干群矛盾成為我國社會的突出矛盾，由此滋生諸如跑官要官、買官賣官、任人唯親、貪污腐化等腐敗現象。三是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監督機制，存在權力不受制約的問題。鄧小平早在50年代就提出對黨本身的監督問題，共產黨要接受群眾的監督，同時，黨員也要接受黨內與黨外的監督。在實踐上，我們強調黨內監督，但黨內的監督機制明顯存在不健全問題，主要是黨的監察委員會處于同級黨委的領導之下，難以發揮監督作用；最高領導始終處于黨的監督之外，在機制上也沒有糾正最高領導失誤的機制，“文化大革命”就是明顯的例子。至于黨外對黨的監督，也缺乏機制上的保證。人民代表大會并沒有真正發揮對黨的監督作用，代表的參政、議政能力還有待提高，代表的產生也需要改進。我們不實行西方三權分立制度，但是，正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說的，這并不意味著無產階級不需要自己的代議機構。現代社會的政黨制度、政治體制的運行有其特定的規律，違背這一規律必然會出現各種問題。鄧小平說過，斯大林濫用職權的問題在西方國家就不會發生，正是這個道理。在政黨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中，必須抓住適應現代化大生產的政治體制的規律性的東西，如監督制、任期制、選舉制等。鄧小平開創了黨的領導干部包括最高領導的退休制度，一定要堅定地推行下去。要按照現代化的要求建設政黨，在強調黨員自律機制建設的同時，也要重視他律機制的建設，要真正實現民主化與制度化。我們過分重視了自律機制的建設，成效并不大，對他律機制的建設不夠，而這恰恰是最重要的。總之，革命時期的政黨與和平建設時期的政黨是不同的，如何加強執政黨的建設還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
　　孫津：建設社會主義，需要造就社會主義新人，而新人的造就是一種精神的轉變，比順應人的自然性來提高物質文明要困難得多。社會主義自覺性帶來的最大困難，是對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品格的堅持。以政黨方式治國，是現代化的必需，而執政黨的政績，是該政黨得以執政的合法性依據。就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來看，無產階級政黨都是作為革命政黨來組建的，其直接任務都是奪取政權，也就是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國家機器。為了完成這個任務，這個革命黨一般必須具備以下一些專有品格：矢志信仰、忠于領袖、黨的利益、秘密組織、大義滅親、鐵的紀律、自我犧牲，等等；而這個任務的完成，就成為這個革命黨執政的合法性。然而，就以政黨方式治國來講，這些品格并不是必需的，甚至多數是不適用的，其執政的合法性也不再能由奪取政權本身來提供。因此，政黨品格的轉變和政黨執政的合法性的重建，是社會主義改革最根本的任務，其他任務都是從屬性的，并取決于這個任務的完成情況如何。然而，從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歷來看，矛盾和困難正在于：自覺的社會主義尚缺乏對這個任務的自覺認識。
　　左鳳榮：相對于內政而言，新中國成立50年來，我國的對外政策失誤較少。它始終貫穿著兩個基本立足點：一是堅持獨立自主，堅定地把維護國家的主權與民族的獨立放在第一位；二是堅持發展與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協作，在世界上贏得了大多數國家的理解和支持。這兩項基本立足點，保證了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盡管我國的經濟水平并不是很高，但國際地位與威望卻不容人小視，與我國的這一對外政策有很大關系。當然在對外政策中，也出現過一些問題，如重政治輕經濟的問題（這與我國國內工作的重心是密切相關的）、在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中不講經濟效益的問題，等等，但大的原則、大的方向是正確的。
　　孫津：談到內政與對外政策，我談一點也許是題外的看法：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真實意義是為了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而不是什么按經濟規律辦事。社會主義過去所實施的計劃經濟并不是一種經濟模式，而是以一定政治理念和目的來組織、計劃和實施經濟活動。從歷史和現實來看，市場經濟都是指經濟活動中的法律特性，即用平等的方式所獲得的平等的權利之間的交易和讓渡。因此，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并不是經濟領域中一個互為對應的范疇，兩者都是歷史范疇，但前者是政治性的，后者是法律性的。計劃經濟并不是注定沒有前途，問題是世界的主流是市場經濟，迄今為止計劃經濟較之市場經濟缺乏競爭性。市場經濟的合理性并不在于它的私有性質，而在于它以金錢為標準，因為直到今天，金錢作為等價交換物是唯一平等的標準，經濟活動中的事實上的不平等，只是以這個平等標準為競爭機制的各種結果。正是競爭，而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分歧，使對市場經濟的操作成為當今國際政治的主要內容。
　　韓健鵬：對國際環境的正確認識，是執政黨必備的素質。80年代以后，我國經過自身的艱苦努力，通過自己改變自己來贏得世界的認同，我們的國際環境逐漸好轉。另外，國際環境的諸多構體本身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鄧小平判斷中國的整體國際環境“相對有利”，這是很正確的。但是有很長一段時間，有些人對于中國國際環境的判斷過于樂觀，甚至把相對有利理解成絕對有利。在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事件發生以后，有些人對中國的國際環境又看得過于嚴峻。應該看到，國際環境確實已經發生了很多深刻的變動，很多方面急需重新認識，但是相對有利的整體態勢并未改變。我們既不要盲目樂觀，但也不要過于悲觀。關鍵是繼續努力，爭取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把工作做好做細。問題的要害不是國際環境中存在著諸多對我不利的因素，而是如何去認識處理。我們的國際環境戰略經過多年的發展以后，仍然缺少系統性、規范性、規劃性，沒有形成短期、中期、長期目標的系統劃分和框范，臨時性的、應急性的、粗放性的比較多。今后中國應該形成一種靈活而非僵硬的、主動而非消極的、均衡而非偏傾的國際環境戰略，使之具有較強的政策彈性和對外適應力，制訂出階段性的目標體系，使中國對外部世界始終處于一種不斷修正的、積極的、動態的思想與行動狀態；采取更為多樣化、綜合化的手段，謀求新的國際均衡，推進世界主要力量的多邊多角平衡，盡力使中國要處理的國際事務處于盡可能的可知、可控、可調狀態。
　　
　　
　　
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京8～19D1社會主義研究20002000 作者：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京8～19D1社會主義研究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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