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當中有節奏,工業企業生產中有節奏,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有節奏,歷史進程及文化發展也有節奏;甚至人們的工作、生活及許多活動都有一定的節奏。所謂“節奏學”,就是研究事物演進狀態及發展變化規律的科學。它通過觀察、認識、分析事物的發展環境和條件、運動結構及其變化狀態和特點,發現并運用事物變化與客觀規律相適應的運行軌跡,利用或者創造一種有序的無障礙發展空間,促使事物的發展不走或少走彎路,避免曲折、反復甚至倒退,從而加快經濟社會文化的良性發展,實現最佳的期望目標。
一
研究“節奏學”之所以必要,是因為“節奏運動”存在于古往今來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各個階段和一切領域,更是因為深刻了解、認識和掌握“節奏運動”的規律有助于把握時代脈搏,掌握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主動權。
縱觀歷史的發展,歷朝歷代交替更迭雖然有長有短,但總體上都表現出一種明顯的“節奏運動”一個朝代被下一個朝代取而代之,往往是經歷了一個由初生到強盛再到衰落的過程。這種朝代交替周而復始的規律性,深深啟迪著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在延安時期,黃炎培先生曾經面詢毛澤東:貴黨執政以后,如何擺脫歷史上政權周而復始的周期率?毛澤東胸有成竹地脫口而出:我們講民主,就不會失敗。這里說的“周期率”,實際上就是社會歷史發展演進的“節奏率”。毛澤東博才多學,深曉歷史,對于“周期率”問題深思熟慮,故而采取“講民主”的辦法加以克制和避免。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也存在著“周期率”問題,過剩、危機、蕭條、復蘇,循環往復,不可避免。古今中外,從一種社會制度的昌隆和凋滅,到不同歷史時期社會創造力以及文化成就的歷史比較,歷史學者首先發現各個歷史階段的社會生產力、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文明進步的規模和速度有所不同。僅從不同時期歷史節奏的關系這個方面,所展現的社會經濟文化的節奏運動的特點,就足以證明“節奏學”研究與把握時代脈搏的關系及其意義了。
把“歷史節奏”與“文化節奏聯系起來,由于不同的歷史時期文明創造與文明積累的數量、質量有所不同,也由于各個時期社會生活節奏的差異,在整個歷史長河中,往往表現出耐人尋味的時而寬舒迂緩,時而狹窄湍急。與社會史緊密相伴的文明史的特點,則是時而平和無為,風平浪靜,時而事態萬千,人才輩出。一般來說,越是在不同尋常的歷史時期,文明史中越表現出人類文明的寶庫貢獻的那些不同尋常的歷史創獲。于是說明,社會生活節奏就是一種文化現象,也是文化演進的節奏(或叫“文化節奏”)的重要表征之一。而文化節奏的由緩而激的變化,則是文明進步加速度的重要條件。雖然“波浪式”、“螺旋式”演進特征有時會使歷史發生曲折,但歷史節奏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和特性,則總是以一種“芳林新葉推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的必然趨勢,猶如大江東去,不再回頭。與歷史前進步伐相適應的文明程度的演進變化,則是生產發展漸速,經濟往來日頻,科學發明激增,社會變革急進。于是,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運動節奏”隨之加快了。如果說這種節奏由緩慢而急驟的演進潮流,就是歷史發展的總趨勢,那么,經濟生活與文化生活的演進過程和速率,也必須表現出這種歷史進步的總的方向。對這種規律和現象的縝密研究及科學認識,對于把握時代脈搏,藉以治國安邦及造福國家和民族,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以微觀視角而觀察分析具體的經濟生活,就是“節奏運動”在現代工業生產中的客觀存在及其重要作用可謂不容置疑。現代工業生產的過程相當復雜。一種產品的生產,往往要經過不同工種的工人,使用不同的設備和工具,采用不同的加工方法,需要多道工序來完成。整個生產過程需要科學而細致的分工和復雜而有序的協作。因此,要求各個生產環節和工序,都必須按照預先制定的、符合客觀要求的計劃進度來完成生產任務,防止前后工序脫節及低效浪費等現象,這就形成一種共同的“生產節奏”。這種生產節奏能使企業的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可以提高設備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并且以良好的生產秩序以及各個生產環節的協調配合,實現均衡地投入和產出,減少甚至避免半成品、在制品的積壓,縮短生產周期,減少流動資金占用量,加速資金周轉提高經濟效益,增強企業的競爭能力。
二
有序的差異是增長的源泉。節奏運動表現在經濟發展階段上,是在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方面的差異。我國一貫奉行的經濟政策中,有“國民經濟應當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以及“每隔幾年要上一個新臺階”的要求。這些政策和要求,其實就反映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節奏運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幾次轉變,也是節奏運動的表現。如由高度統一的“計劃經濟”,向“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轉變,再向在“計劃指導下,更多地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轉變,然后又發展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繼而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每一次轉變都是節奏運動的現象和結果,每次轉變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社會發展的節奏和文明史演進的步伐。
與節奏生產是工業企業日常生產組織工作的重要內容和顯著特點的道理一樣,在歷史節奏與民族精神的時代風格的交融之中,節奏運動往往可以駕馭和左右社會歷史的進程。社會生活節奏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文化演進的節奏及其顯著特征,都不可能超乎歷史節奏與民族精神的時代風格之外。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在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演進過程中,不僅在文化節奏方面存在著地域上的差異,而且也對一定歷史階段民族精神的主流發生重大的影響,同時這也是地域文化中某些基本特色賴以形成的基本因素。人們要科學地預測未來,既不能無視歷史節奏及文化節奏的特點,也不能忽視兩種“節奏”對現實和未來的影響。通過對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時代風格的分析,可以感知到我國幾千年來大致上的歷史節奏特點,而對歷史節奏的感知和分析,往往可以領略到時代跳動的脈搏。
據史料載,我國戰國秦漢時期普有“秦人褊急”、“楚人剽疾”、“齊郡舒緩”的時代風格。歷史上所謂“虎狼之秦”之說,意即秦國吞并六國而成功地實現統一之后,形容當時秦國國力之強盛,軍威之勇壯,民風之急烈。戰國至西漢時期,也曾有以急進為基本特征的時代風貌。史至東漢,社會生活節奏便漸趨舒緩。之后,盛唐文化又表現出令世人注目的豪放激越之時代風格。所謂“黃塵霧合,車馬火勢”,書之“狂草”,舞之“胡旋”,樂之“急竹繁絲”、“急拍繁弦”云云,便是當時文化節奏趨于急驟的生動寫照。伴隨著文化的繁榮及其節奏的加快,一大批名揚天下而古今的文人墨客應運而生。到了宋代,文化節奏又現滯緩。蘇東坡有詩云:“無可此靜坐,一日是兩日”;陸游詩句曰:“安靜作經營,但知睡有味”。這便是當時文化節奏滯緩之佐證。在元明清時代,又進入一個演變周期。歷史就是這樣,文化節奏與歷史變異相聯系,挾持著特定時代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征,伴隨著特有的歷史差異,忽高忽低、時疾時緩地演進變遷,永不停息,構成了社會歷史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基本施律。于是,站在歷史的船頭,順應歷史的潮流,把握前進的方向,就成為我們認識歷史,把握未來的基本原則,也是我們研究“節奏學”的根本任務。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通常在文化節奏較為迅急的時代,其文化創造都比較突出,文化積累也較為豐富,文明成果往往眾多,而且呈現出人才輩出和大有作為的特點。歷史所造就的有為之輩,往往也是領導潮流、加速歷史演進速率的重要力量。現代社會的文明程度固然不可與古代狀況同日而語,但其文化節奏的異常迅疾自然會產生累累文明成果而燦爛輝煌。古往今來,在我們民族文化遺產寶庫中,飽含了大量倡揚奮發進取而有所發明創造的內容。這就使我們從中領會到中華文明民族奮馳疾進共同激揚與文化節奏之間的關系。改革開放使中華民族一抖前所未有的雄風,經濟繁榮,社會激越,文化奮飛,展現出一種劃時代的文化節奏和民族精神。這種影響歷史進程和文化形態命運的嶄新的史頁,預示著時代風格的改天換地,宣告著民族精神更豐碩的成果,同時也推動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及其運動節奏的升華。一旦中華民族牢牢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也就實現了“節奏學”研究的初衷和歸縮。
對未來的探索是一項無止境的任務。對客觀規律的研究和認識,也是一個無邊界、無終點的系統。“節奏學”研究把人們的主觀世界與客觀存在聯系起來,目的在于掌握已有的規律,運用和發展現成的經驗及文明成果,探索未知的領域。在社會科學領域,運用“節奏學”原理可以指導科學決策,即可根據實際情況,根據經濟發展和社會形勢,采取相應的有針對性的對策。如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為了打破長期形成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剛性”結構,我國采取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政策;當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我國又采取了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政策;當這一政策實施到適度階段時,以黨的十四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國開始實施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系列政策。這幾個階段所經歷的過程,表現出耐人尋味的“節奏運動”,恰到好處地利用這種“節奏運動”便產生了相得益彰的政策措施。
要把握時代脈搏,既要學習歷史,又要研究現在和未來;既要對各種復雜情況進行正確的分析和判斷,又要善于利用環境變化、條件因素及各種有利因素。舍此便難以更好地認識世界和改造自然,也難以造就頗具時代風格的社會趨勢和文明成果。由于任何一個時代的英雄豪杰都有著深厚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根源,也由于任何一種光彩照人的文明成果都離不開良性循環的文化氛圍,因此,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任何一種貢獻,都與歷史節奏和民族精神的時代風格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對時代的正確分析和判斷,就沒有科學的決策及與潮流相適應的實踐;沒有對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以及對其節奏運動張馳跳動脈搏的有效把握和運用,就沒有影響重大的文明成果,也難以造就各領風騷的風云人物。因為,歷史永遠是一面鏡子。對現實和未來的觀察和認識,任何時時候都不能也不應當割斷歷史。
三
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只有當抓住機遇并符合客觀規律的時候才有實際意義。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科學地分析了當時國際國內的局勢,提出了“論持久戰”的正確戰略方針;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通過對敵我雙方的實力分析及形勢發展態勢,不失時機地提出了戰略大反攻及“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在七十年代初我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時,周恩來總理曾說過一句發人深思的話:“偶然的現象往往包含著必然的趨勢。”這種“必然趨勢”,就是國際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冷戰局面被和平與發展的主流所取代,也是國際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些并非人為因素起決定作用的發展態勢和演進過程提醒我們,什么叫做以及怎樣才能抓住機遇。故事的情節時而平穩,時而波浪起伏高潮迭起;大海的潮汐如同生物的呼吸一樣,潮起潮落,張馳有致。世上事物發展時而滯緩,時而激越迅疾。人們利用客觀規律的有益作用為我所用,就能創造奇跡。人為地創造一種符合客觀實際的“節奏運動”,也是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必要手段。
學習歷史和研究現實與未來的目的在于指導我們的實踐,從而創造出更輝煌的業績以及激發更強烈高昂的民族精神。當歷史即將跨入21世紀之際,當我國逐步完成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時候,人們的工作節奏、生活節奏也隨之今非昔比地加快了。一個偉大時代跳動的脈搏伴隨著中華民族急馳邁進的腳步,必將把歷史節奏和文化節奏推向一個嶄新的境界。“思想的節省”和文明成果的不斷涌現,也將會使“節奏學”研究獲得觀念上的普遍認同,并獲得深厚的思想基礎及社會基礎,獲得更豐富多彩的發展機會。人們將會在“節奏學”理論指導下,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摸索規律、探索新路、開拓未來、尋找捷徑。由此而最大限度地享受“后發性利益”,獲得“四兩撥千斤”的佳效。
要把握時代脈搏,有必要把“節奏學”研究與經濟學、社會學、決策學等學科的研究結合起來,探索經濟運行、社會發展、決策效應中那些帶有規律性、普遍性、全局性的領域。在特定的情況下,還需要通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人為地設計、發明、創造某種機制和“應力”,促使事物產生便于操作運用的“節奏運動”。如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所制定的“五年計劃”,對勞動就業及人口控制所采取的各項政策;以及在整頓經濟秩序、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等等。通過政策的、行政的、法律的、經濟的等手段,使經濟社會文化有秩序、有節奏地按照預先制定的方案和繪制的“施工藍圖”運行與發展。涉及到決策科學領域,所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必須符合客觀實際,符合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階段的主流和特點。我國所以明確為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因為我國的生產力還比較落后,商品經濟還不發達。因此,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就成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可逾越的階段。鄧小平同志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以及“一國兩制”的構想之所以偉大和正確,就是因為它符合我國的國情,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因此是當代最為輝煌的馬克思主義科學論斷。不切實際的空想和頭腦發熱的行為是十分有害的,違背客觀規律的任何做法,必然招致后患之窮。要是不想為“烏托邦”式的理想而空忙,就很有必要加強“節奏學”研究。
在經濟領域,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益時常出現滯緩或“過熱”現象。這種現象與市場供求關系、政策導向作用以及資金、技術、資源等因素有關。這些因素當中,大多數也含有“節奏運動”的特點。尤其市場供求變化,往往受到社會需求規律的影響。社會需求量大的時候,企業的產品如果適銷對路,其銷售量就大,效益就比較好。市場飽和或者出現“疲軟”現象時,企業的產品往往就會積壓,影響資金周轉和經濟效益。把握住這些規律,包括季節性的、地域性的以及常規性的或突發性的變化,對經濟發展的快速高效是十分有益的。“節奏學”研究就是要包容所有的規律性事物,將普遍性與特殊性結合起來,用以指導決策的科學性和正確性,指導人們的行動及經濟社會活動。一般來說,人們對于規律性的東西既有一個認識、適應和遵循的過程,也有在運用規律過程中加以完善、優化和發展的必要。事物發展的高潮或低潮的出現,不僅與人們的主觀能動作用有關,而且也受到客觀規律、外部條件及相關環境的影響或制約。人們要通過“節奏學”研究把握時代脈搏,爭取主觀行為的主動權,實際上是一種主觀與客觀相適應、思維與存在相協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過程。值得重視的是,有些隱含的客觀存在的規律性的東西,至今有許多尚未被發現,更談不上認識與掌握它們。因此,就有必要借助于邏輯學、心理學、系統動力學以及哲學和行為科學等研究手段,豐富和推動“節奏學”研究,以此作為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實現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
“節奏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綜合性交叉學科,可以作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互相聯系、互相滲透、互相推動、“互惠互利”的紐帶和橋梁。從理論上說,由于自然科學領域里的“節奏運動”現象不勝枚舉,因此,不僅自然界各種節奏運動均有其特定的軌跡,而且任何一種客觀存在的規律性運動都不為人的因素所左右。從實踐上說,人們認識客觀事物和改造自然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自身的生存、享受、發展這“三大需要”,都是為了在社會經濟活動的實踐中掌握自己的命運。一句話,一旦人們深刻認識并掌握了客觀事物節奏運動的規律和特點,就會爭取實踐活動的主動權,而一旦人們掌握了實踐活動的主動權,也就從根本上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
廣西社會科學南寧87-90,98C8新興學科蘇全水19971997[*]作者曾于1995年7月28日在《廣西日報》第6版上,提出了研究“節奏學”的設想和建議。本文是作者在原來研究基礎上的繼續和深化。作者單位:廣西區政府經濟研究中心 作者:廣西社會科學南寧87-90,98C8新興學科蘇全水19971997[*]作者曾于1995年7月28日在《廣西日報》第6版上,提出了研究“節奏學”的設想和建議。本文是作者在原來研究基礎上的繼續和深化。
網載 2013-09-10 21:5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