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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22年，湖北黃岡蘄春縣田家橋籍著名革命先烈詹大悲家族籌備五修族譜，應詹大悲之請求，孫中山于1923年2月為其族譜作序，是為孫中山《〈詹氏宗譜〉序》。該序作于孫中山晚年，是研究孫中山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的一篇頗有價值的文獻，也是譜牒學上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章。此文因故長期流落民間，迄今未能引起思想界、學術界的重視。現據蘄春縣田家橋詹大悲家族所存于1923年底刊印的族譜，將孫中山《〈詹氏宗譜〉序》全文標點抄錄如下，并予以簡要的評介。相信此舉對研究孫中山會有所裨益。
　　　　　　《詹氏宗譜》序
　　同志詹大悲以其族啟先、啟全祖及大三祖支下續修家乘征余言弁。余曰：夫天下一家，則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是世之極治也，抑自治非臻于是則亦不足以言其至也。歐政使國與民相系而不離，某居、某婚、某生歿、某何業，逮則若干，公之籍各具，無或取征于家；其為家也簡，二世以上恒異處，人視其族亦恒不獨親，是去極治乃甚修。而于國之治，為能范圍其民而不渙者也。吾國家天下數千年，群之事不備于有司，家教而族約以為一，家有人事業、文章可傳者，官史或不具，惟家乘所詳，視官史且信。若里居、生歿、婚異，凡為群之狀，非家乘一無所稽焉。是為政之敝而固無謬于自治之意也。吾黨主義三，民族主義冠焉。民族惟獨立并存，各貢其工作之值于世界，然后可使進化同程，以共趨于極治之域。今欲甲乙或丙無強弱，不更為敵，異昔之人相食，則必先使之各去敵意而互謀親愛。是故，積民族之親，則一人類之非敵也；積家族之親，則一國一民族之非敵也。余稽詹氏先代，時有人能為天下之人盡瘁。今茲家乘之作，其將于是萃族人，謀所以光大先烈者，而姑以親親之事為之嚆矢也。其進而革民族相食之陋也將惟是，其益進而樹天下一家之基也將亦惟是。若是，固亦吾同志無盡之責也，愿共勉之。余尤愿貴族諸君子聞余言而皆有所以共勉也。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　ｇǔ＠①旦
　　　　　　　　　　　　　　　　　　　　　　孫文謹撰
　　　　　　二
　　關于這篇佚文的可信性問題，盡管它未被載于《孫中山全集》，孫中山為詹氏家譜作序一事亦未見諸史載以及孫中山年譜、傳記文獻和其它研究資料，但它系孫中山所親撰應是無疑的。它未被公之于世，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孫中山傳奇而浩繁豐富的一生經歷中，有些細節被湮沒于歷史，這是很正常的。同時，由于詹大悲犧牲較早，史學界對其研究甚少；而其家族資深成員于大革命時期又多獻身于革命，而活下來留在田家橋的又屢遭沖擊；加之田家橋地處偏僻：故而和氏璧玉藏于璞石。甚至詹大悲是如何請孫中山寫序文的，序文又是如何送達田家橋的等等情況，都無從稽考了。然而，時至今日，到底有人披露過詹大悲請孫中山撰譜序之事，盡管它語焉不詳：“……詹大悲敬請孫中山撰寫譜序。”（注：邵登云：《為救國救民奮斗一生的詹大悲》，載蘄春縣政協編《辛亥革命與蘄春》（內），1991年出版，第70頁。）諒必這便是本文所抄錄的詹譜孫序。這從序文所闡述的思想主張也可得到印證。同時那行文中所體現出的高屋建瓴的氣度，以天下為襟懷的胸臆，及其藹然長者的溫和誠信的文風，都與孫中山一貫的為文風格較相吻合。因此，這篇序文出自孫中山的手筆應是可信的。
　　孫中山之所以能應詹大悲之請求為其族譜作序，這與詹大悲對辛亥革命的貢獻，尤其是與他同孫中山的親密關系是分不開的。詹大悲1887年出生于蘄春田家橋一書香世家。學生時代就曾因積極參加反清活動而被學校當局開除。1910年在漢口創辦《大江報》，任主編。《大江報》“攻刺時政，鼓吹革命不稍諱”，（注：喻的癡：《欞園漫識》，民國24年8月10日《漢口中西報》。）詹大悲“言語妙天下，能言人之所欲言而不敢言，故《大江報》風行一時”，（注：董必武：《詹大悲先生事略》）它于是成為當時革命派在武漢最重要的宣傳陣地，被辛亥革命史研究者譽為“革命的號角”。（注：劉望齡：《革命的號角——〈大江報〉》，《新聞研究資料》1985年第3期。）1911年7月25日，《大江報》發表蘄春籍著名革命黨人黃侃所撰時評《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一文，引起武漢地區革命黨人的強烈共鳴，而清廷查封《大江報》，逮捕詹大悲、何海鳴，則直接促成了武昌首義的爆發。武昌首義后，詹大悲一出獄即聯絡義軍收復漢口，并組建漢口軍政分府，任主任，成為辛亥首義重要功臣之一。武昌起義勝利后，詹大悲與孫中山建立了直接的聯系，并在患難中與之結下了深厚的友情。1912年8月，孫中山改組同盟會為國民黨，詹大悲率先加入，并被任命為漢口交通部長，負責聯絡川、湘、皖、豫諸省黨務。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在日本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因要求入黨者畫押宣誓效忠，應者甚少，而詹大悲卻是首批宣誓入黨者之一。護法戰爭中，詹大悲積極協助孫中山組織軍政府，并奉孫中山之命入川爭取川軍。1918年5月，孫中山被迫辭職返滬，詹大悲隨即離川東下。在此后一段時間內，詹大悲與摯友李漢俊一道同居上海，共同研究、譯介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最早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之一。據屈武、傅光培等人回憶，詹大悲一直是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一員，是“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員，只是“因為詹與孫中山關系較好，在社會上影響大，大家認為他以不公開為宜，一般也不參加黨的會議，黨的指示精神由聯系人傳達。詹大悲以后就一直按照這種方式執行黨的任務”。（注：傅光培：《我所知道的詹大悲烈士的一些情況》，藏蘄春縣縣志辦。）1920年11月，孫中山重赴廣州，組織軍政府，并任非常大總統，詹大悲隨行，任大本營宣傳員，并奉命二次進川爭取川軍。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炮轟總統府，孫中山危居兵艦50余日，詹大悲“隨侍左右”（注：董必武：《詹大悲先生事略》），與孫中山共患難，同進退。同年8月，孫中山返回上海，詹大悲也隨同返回。陳炯明叛變對孫中山打擊至深，此后的一段時間是孫中山一生中最苦悶、最彷徨的時期，也是他思想發生巨變的時期。在這段時間內，中共二大在上海結束，正式提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最低綱領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對馬克思主義有所認識的詹大悲積極幫助孫中山總結經驗教訓，啟發他依靠工農。聯系陳炯明叛變，詹大悲一針見血地指出：“革命若不置基礎于大多數痛苦民眾，純為軍閥造機而已”，對此，孫中山“深然之”。（注：董必武：《詹大悲先生事略》）國民黨召開一大時，詹大悲被孫中山指定為代表，并被指定為大會政治宣言報告人，會議選舉詹大悲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此后，詹大悲積極支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同國民黨新老右派進行了不懈的斗爭，直至1927年被軍閥胡宗鐸以“湖北地區共黨首領”罪名殺害于漢口，年僅40歲。詹大悲被捕前不忘戰友安危，在得知董必武住處被人發覺時立即派人通知他，使他因此而脫險。詹大悲被害不久，避難日本的董必武懷著異常沉痛的心情寫下了《詹大悲先生事略》一文，表達了他對烈士的深切緬懷和崇高的敬意。以上史實應是孫中山能為詹氏宗譜作序的旁證。
　　在蘄春田家橋，詹氏共分七、八、才、虎四房，大悲家屬七房。詹姓為當地顯姓大族，而大悲家族則以書香傳世、講究禮儀而著稱鄉里。詹氏宗族極重譜牒之修。四修詹氏宗譜以道光帝誥封族人詹如松之妻的誥書為序，鄉里極為推重，謂其譜為“龍鳳編”。詹大悲雖長期在外從事革命活動，但與家中的聯系從未中斷，其弟大星、大權等都是由他接出去求學，并先后走上革命道路的。1922年籌修族譜之際，深受傳統文化影響、同時作為家族杰出代表人物的詹大悲自會極為重視。詹大悲既然與當代偉人、民國總統孫中山過從甚密，那么請他為其族譜作序，以為家族爭光，自是情理中之事。孫中山對此也應無推辭之理，于是便有了《〈詹氏宗譜〉序》一文。
　　　　　　三
　　中國數千年的傳統社會可以概括為“家天下”，這也是許多倡議革命的有識之士的共識。一般論者所言“家天下”多指君主專制政體，多指君主世襲制；殊不知，世襲制的基礎是宗法制，家族是傳統社會的基本細胞，君主世襲只是“家天下”的表層現象，家族林立而構成社會基礎才是“家天下”的實質內蘊。理解了這一點，也就把握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本質。孫中山《〈詹氏宗譜〉序》通過中西“為政”之別、“為家”之異的對比，把握住了中國“家天下”的實質，“吾國家天下數千年，群之事不備于有司，家教而族約以為一”。家族既是傳統社會的基本細胞，那么，改造家族使其符合革命的理念自然是革命最佳的手段之一。因為“今欲……異昔之人相食，則必先使之各去敵意而互謀親愛。是故積民族之親，則一人類之非敵也；積家族之親，則一國一民族之非敵也”；“姑以親親之事為之嚆矢”，則“其進而革民族相食之陋也將惟是，其益進而樹天下一家之基也將亦惟是”。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對家族因勢利導，由“姑以親親之事為之嚆矢”，進而實現大同理想，這是孫中山《〈詹氏宗譜〉序》一文的基本思想，也是該文作為研究孫中山政治哲學思想的重要文獻的價值之所在。
　　國有史，地有志，家有乘，史、志、譜牒構成中國傳統史跡文化的三個基本層面，延綿千古而不斷。史志以知始終，見盛衰，垂教化為功用，作為中國傳統史跡文化最基本層面的譜牒其功用也與史志相仿，以知始末，別源流，垂教化為己任，只不過它所記載的是每個家族的歷史，其教化作用也只限于各自家族而已。然而，一個又一個家族的相處共振便構成了社會。因此，說譜牒學是維護中國傳統社會，“能范圍其民而不渙者也”的有力的工具也不算過份。一切偉人之所以能成為偉人，一個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他們能化腐朽為神奇。孫中山以家族是社會的基本細胞的認識為基礎，主張通過譜牒之修實現家族“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并將此“極治”進而升華推廣到民族、人類，使之“不更為敵”，從而“樹天下一家之基”，實現大同理想。這是譜牒學上的創意之見。這樣一來，修譜不再是單純維系宗族的狹隘之舉，不再是維護封建宗法的手段，而是實現革命的一種方法。譜牒學也由此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今天，雖然中國社會已發生深刻的變化，家族的作用已大為削弱，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譜牒學仍有相當強的生命力，借鑒孫中山對譜牒學的認識，研究孫中山運用譜牒學服務于革命的方法，仍有現實的意義。
　　　　　　四
　　1923年元月前后是孫中山一生最痛苦的時期，也是他的思想發生深刻變化的時期。此時孫中山思想中最深層的東西仍在根深蒂固地發揮著作用，而新的認識則正在萌芽、形成，這種情況《〈詹氏宗譜〉序》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證。
　　孫中山既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承繼者。天下大同，既是中國古代無數仁人志士的共同理想，也是孫中山崇高的政治追求，大同理想在孫中山政治哲學思想中處于核心地位。而以前的三民主義也好，后來的三大政策也好，都只是孫中山的基本政治主張，都是為實現大同理想而運用的手段、工具而已。以冠于三民主義之首的民族主義為例，無論是早期的反對滿族對漢族的統治也好，還是后來加上的“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也好，都是初級目標，其根本目標仍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故《〈詹氏宗譜〉序》開宗明義：“夫天下一家，則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是世之極治也，抑自治非臻于是則亦不足以言其至也”；強調“吾黨主義三，民族主義冠焉。民族惟獨立并存，各貢其工作之值于世界，然后可使進化同程，以共趨于極治之域”，主張積家族之親以達“一國一民族之非敵也”。并認為“若是，固亦吾同志無盡之責也”。由此可知，大同思想作為孫中山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的核心，貫穿于孫中山的一生，對孫中山的影響至為深遠。
　　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其理想固然神圣、崇高，然而，外強欺凌，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現實卻讓孫中山痛心。屢遭挫折的孫中山苦悶、彷徨，但沒有沉淪，在中國共產黨人以及朱執信、詹大悲等的幫助下，他看到了民眾的力量，找到了新的出路。如前所述，陳炯明叛變后，詹大悲指出革命必須置基礎于大多數痛苦民眾，孫中山深以為然。在此前后寫作的《〈詹氏宗譜〉序》一文也是孫中山認為民眾是革命的主力軍，革命必須依靠民眾的認識的具體體現。只不過這種認識尚不像后來孫中山在《遺囑》中所提到的那樣鮮明而已：“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共同奮斗。”孫中山《〈詹氏宗譜〉序》一文寫作于孫中山思想發生變化之時，其對家族的認識、對民眾作用的認識與后來的“必須喚起民眾”的認識一脈相通。因此，《〈詹氏宗譜〉序》誠然是研究孫中山思想的一篇重要的文獻。
黃岡師專學報82～85K3中國近代史劉清20002000 作者：黃岡師專學報82～85K3中國近代史劉清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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