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間的中國政治格局

簡體傳統

   袁總統之為人，意志鎮靜，能御變故，其一長也。經驗豐富，周悉情偽，其長二也。見識閎遠，有容納之量，其長三也。強干奮發，勤于治事，其四長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舉，能盡其死力，其五長也。有此五長，而乃善日少而惡日多者，一由知識之不能與新社會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勢力之意太多。綜言之，則新知識與道德之不備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長于極善之域，而反以濟惡。既自顧手執政權者十余年，天下之大，變故之繁，無不為其牢籠而宰御，則益驕視一切，以為天下事不過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執行益以勇往，乃至舉中國之人物為供奔走，盡中國國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劇之材料。某今敢斷言，長此不變以終古。袁總統者，在世界歷史上雖永不失為中國怪杰，而在吾民國歷史上，終將為亡國之罪魁。——記者黃遠庸（1884～1915）
頭等車內僅三數人，予覓一近暖氣處坐定。旋來一人，衣素服，發毛鬢鬢，隨從甚多，坐處與余相對。見其仆輩置似新聞類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閱，兩點二十五分，車過豐臺，閱有四十分鐘，其人端坐未行動。旋有仆人又置似酒類一樽于幾上，車上之仆均事之甚謹。余察其人舉動，異于常人，以英語詢車中檢票人，知為清國軍機大臣袁世凱。四點三十分，車至老龍頭，袁下車，即乘一華麗馬車往西去。
被清朝免官“回籍養疴”第二天，袁世凱反常地由北京去到天津，而不是回到原籍。英國人海魯記錄下了這段當時他與袁同行去津的行程。袁的家眷亦于同日抵到天津。
袁世凱當時著實倉皇。一天之間，帶著10房夫人無數子女悉數由京至津，確算逃命了。
選擇去天津，住進英租界的利順德飯店，對于袁世凱，是準備若再有變故，可由此亡命日本避禍——大兒子袁克定在獲知父親被罷詔書后，判斷是：“這是要像爾朱榮那樣被殺的！”袁世凱當然恐懼。但是，袁一手扶植、并繼任他的直隸總督楊士驤卻拒絕了他。楊只是讓自己的兒子去見袁，然后再傳話說：“他本是奉旨回籍，怎么可以來這里！他要是賴著不走，我只有報告朝廷了。”對于袁，這又是一道羞辱。
在袁世凱跑路去天津的時候，他的軍機處同事、軍機大臣世續去袁家慰撫他，看門人說袁病了不讓進門。世續不客氣，硬闖袁宅。看門人無奈，說了實話。世續大驚說：這才真是加速大禍臨頭呢！趕緊用電話催促袁世凱回朝，并說再無追加嚴懲之后命。這樣，驚魂稍定的袁世凱率領一個龐大家屬群，又于次日返京。
權傾朝野如袁世凱，頃刻間卻覺命將不保，這只是他自己想象的恐懼？未必。當光緒與慈禧辭世之后，袁必有大禍，即為其時清一朝官員的廣泛傳言。據說，有一天袁退朝稍遲，即有傳說他被杖斃，與袁有關系的人，都趕到袁府探問——“北洋公所車馬絡繹不絕。”稍后，袁世凱回到家中，誤會方釋，大家才各自散去。
袁世凱之禍，那只被等待掉下來的“鞋子”，終于掉了下來。1909年1月2日，袁被罷官。

避禍之道
　　
袁世凱的這場災禍，1898年因出賣光緒皇帝，即已種下。這是袁世凱一直的隱憂，即使在他“吏、戶、兵、工四部之權，一人總攝”之際，仍未敢忘懷，他在給其兄袁世勛的信中說：“朝中公正老臣都已謝世，朝政盡入貴胄之手，弟此次得躋高位者，賴有太后之寵眷耳。然而慈宮春秋已邁，猶如風中之燭，一旦冰山崩，皇上獨斷朝政，豈肯忘懷昔日之仇，則弟之位置必不保。”
此等情勢之下，袁如何避禍自保？當是理解他行為邏輯的一個隱性線索。
種禍10年之后，1908年袁世凱50歲生日，慈禧念其前情，賞賜他無量壽佛、金佛各二尊……這場祝壽會由此轟轟烈烈。據當時報紙報道：袁世凱共收到壽聯500余副，壽屏120余堂，全部用泥金箋，沒有用紅蠟紙者。一時之間，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泥金箋、壽屏售賣一空。不過，福禍同行，壽會弄大了，御史參奏袁以做壽為名，廣攬財物，結黨營私。反過來，慈禧又招袁世凱來嚴加訓斥，袁受驚不小，謝罪出宮時，“驚惶失足，從殿階墜地，跌傷右腿”。——后來，“足疾”，正是將他開缺的說辭。
袁世凱的壽宴結束不足兩個月，光緒與慈禧先后辭世。攝政王載灃系光緒皇帝之弟，袁世凱延擱10年的災禍，勢將爆發。這個時候，袁有無底牌可自保？似乎有。
清朝新一任宣統皇帝登基之日（1908年12月2日），清朝的秘密使節團由唐紹儀率領已去到美國。唐紹儀看上去的任務是與美國協調退還庚子賠款的具體辦法，以及協助幣制改革的一筆借款等，但他真實的使命卻是希望與美國、德國接洽一個三國協約以保持中國的完整。這個計劃，兩年前由德國提出。
簡單地看，當時的中國，正處于帝國主義列強爭奪勢力范圍之際。當時的清朝廷的策略是“以夷制夷”——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來形成制約與平衡。列強之一的德國提出了一個什么樣的計劃呢？生長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之子李約翰，在其專著《清帝遜位與列強（1908—1912）》中描述：“德皇于1906年向中國駐柏林公使提出中國、德國和美國締結一個新的三國同盟或諒解的可能，英國、俄國得加入這個同盟或諒解。這樣一個國際陣營的重新安排會使得法國在歐洲和日本在亞洲保持安靜，因此它具有雙重目標：維持法德之間的現狀和阻止中國被瓜分。第二個目標正符合美國和中國的政策。”
德國的這一計劃，按李約翰的解釋：“法德在世界政治中奪取領導地位的斗爭以一個極有意義的方式影響了遠東。”歐洲國家間的爭霸競賽，引發了德國這一創想。兩年后，在軍機大臣張之洞與袁世凱的鼓動下，清朝廷接受了這一計劃，并開始準備實施。這個三國同盟，當然是基于清朝“國家利益”的一種選擇，但于竭力促成此事的袁世凱，“他曾許下諾言說唐紹儀能夠從美國獲得足夠的支持來抵制日本在滿洲的侵略”。慈禧辭世，光緒之弟的報復將至，袁的性命有虞，這個時候他的親信唐紹儀率團去美國——這當然是他手里最重要的自保底牌，《清帝遜位與列強》一書說袁，“正在因為唐紹儀赴美之行預料可以成功而暫保他的官職”。
從德國人提出計劃到中國清朝廷的行動，整整兩年時間，太長了！在唐赴美之際，日本人已經完成與美國的“羅脫－高平換文”，將法國與日本排除在外的德國計劃，已被瓦解。這一結果意味著，袁世凱手里最后一張牌業已失效，“袁的命運再沒有什么可以挽救，使他不致遭受光緒之后和光緒之弟的報復了”。
之后，沒有意外，袁世凱被罷官，倉皇逃至天津，然后惴惴不安回到河南鄉下……

晚清，一個國家的現實
　　
袁世凱與光緒皇帝的恩怨，竟可如美國觀察者李約翰那樣想象——用一次國際性的同盟來化解自保？理解這一疑問，必須回到復雜的歷史現場。
1900年，面對八國聯軍的進攻，慈禧一意堅持宣戰，是清一朝最后一次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戰爭。這次戰爭的開戰理由頗不可為外人言。當時起決定作用的是一件其實不確的消息：“外國照會要求慈禧將政權交還給光緒。”讓慈禧交還權柄，這已不是傷情感的問題了。戰和之間，平衡瞬間傾斜。只是事后來看，這一戰，代價太大。戰爭結束，當列強提出和議大綱時，流亡在西安的清政府立刻發出上諭，宣布政府今后對外的方針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而且，至今讀之仍覺悲憤的是，上諭還寫道：“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后追思。慚憤交集。”
美國人馬士在其《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里這樣記錄慈禧回到北京：（1902年1月28日各國使節接見）召見從頭到尾是在格外多禮、格外莊嚴和給予外國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進行的；這件事之所以特別值得注意，乃是因為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見中公開露面，而不是在簾幕后面。（2月1日接待外國使節夫人）在問候這些夫人的時候，表示出極大的同情，并且一邊和她們說話，一邊流淚。——歷史學家金沖及先生在引用這些材料里得出的結論是：這些戲劇性的枝節小事，很具象征性，顯示清政府同列強間的政治關系上的微妙變化。
當時在中國辦報的日本記者佐藤鐵治郎論及清政府對外政策：非野蠻無理，即拱手聽命。——顯然，轉折時刻已經來臨，“聽命”成為主流。之后，英國《泰晤士報》國際版編輯瓦·姬樂爾描述：中國不能行使自己的主權，她只能在其他國家允許的范圍內行使主權。
真正的問題是：清政府如何“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甲午戰爭后簽訂的《馬關條約》規定，中國向日本賠款白銀2億兩，以后為了贖回遼東半島又增加3000萬兩，還加上因分期繳付所需的利息，相當整整3年中國的財政收入——甲午戰爭前，清政府財政收入大體在每年白銀8000萬兩上下。
  義和團之戰后簽訂的《辛丑條約》規定：中國對各國賠款4.5億兩白銀。這意味著每個中國人都要承担1兩白銀。這筆賠款分40年還清，加上利息和地方賠款，相當于當時清政府至少12年的財政總收入。兩次戰爭，清之財政已陷絕境。
治國本于理財。如此格局，清政府無論進退，皆為失據。財政之窘，清政府選擇只有兩途：其一，大量舉借外債來支付賠款，其結果便成為列強借以在華爭奪和劃分勢力范圍的發端；其二，加緊對國內的搜刮，竭澤而漁。由此而觀，清亡指日可待。
如此格局，即以更冷靜的現代化的中國發生史角度觀察，清政府担當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領導者，已無可能。簡言之，其財政汲取能力已經喪失——以舉借外債而維持國家基本運作，這成為中國現代化肇始時刻的基本條件。如果失去對這一前提的體察，所論將失當。如此，有絕對權力亦有個人信用的清政府官僚，作為列強與清政府“國際（債務）關系”代理人，便變得極端重要。這是觀察袁世凱的基礎——化解恩怨的“國際”自保策略，并非憑空想象。不過，回到中國現實來推測，即使唐紹儀不辱使命，達成三國同盟，袁世凱就一定能夠自保？夫仇兄仇，其恨其痛，在傳統中國的思維結構里，對光緒之后與光緒之弟而言，感情因素或許將遠遠超過現實算計。那個時刻，袁世凱欲脫其咎，不易。
雖則，袁世凱期待的以國際同盟以求自保之策，難以成功，但袁世凱繼李鴻章之后，成為清政府與列強交涉關系里權重最大之人，已無爭議。袁被罷官之后，英國的《泰晤士報》將他定位于偉大的政治家之列，在其社論里評論：“就是這樣一個官吏，居然被政府用侮辱的方式放逐了。”這個年代，袁世凱擁有清政府無人能及的“洋務”資源與信用，未來這一資源將如何發生作用呢？當清政府崩潰之際，個人資源系統的價值將迅速由隱而顯。

列強與資本
　　
義和團特別是這一運動所彰顯的中國人的頑強抵抗，易被忽視的結果之一是，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在其給德皇的奏議里論及，要把“華人置諸德國官吏治理之下”實在是“一種困難”。對中國實行瓜分實為下策：“并吞土地一事，與其謂為促進商業，則毋寧謂為阻礙商業。”
瓜分中國，暫時不是帝國主義列強的選擇。——利用“慚憤交集”的慈禧以及完全屈服的清政府來實行對中國的統治，成本更低。更關鍵的是，如瓜分，列強間的利益無可平衡。
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之后，中國境內又發生兩場戰爭。1904年，日本與俄羅斯為分割中國東北利益，展開一場激戰；與此同時，英國人則公然出兵侵藏，并一舉占領拉薩——此前英國與清政府所簽訂的條約里，英方雖在不同程度上極力否認中國政府對西藏有主國的統治權，然而自始至終，英方不否認中國對西藏有上國的宗主權。為何？歷史學家唐德剛解釋：“此時的西藏正處于英、俄兩強對華擴張的交叉點。而此時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沙俄的暗中誘惑之下，與俄間諜勾搭，并暗上俄皇以‘護法皇帝’之尊號。英為防俄，始提高中國宗主國的地位，以排斥沙俄。”不否認中國的宗主權，當然是英國基于平衡不得不如此的一種選擇。
而日俄戰爭之后，形勢迅速逆轉，日俄兩國為平分中國東北，防止英美染指，竟化敵為友，通過兩次密約，擅自將東北劃分“南滿”、“北滿”兩部分——南歸日本，北歸俄國，彼此不可逾越；而若有其他列強欲進入，則日俄相助逐之。
這種局面維系了一種奇特而脆弱的平衡。中國的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帝國主義列強彼此防范，誰也不樂意它們被任何一方強占——不被某一方霸占，他們未來也都還有分贓的希望；而若被一方強占，則其他列強將無指望。因此制衡力量的存在，中國保持著對各地區的宗主權。
明確而蠻橫地瓜分中國，并非列強們的明智選擇，因此而中國保持完整，亦復悲哀。
在這種脆弱的平衡格局之下，列強與清政府的關系方式，也開始調整而轉變，資本在此際成為核心性的關系紐帶。
這個時期，各個列強在中國已經逐漸明朗各自的勢力范圍：1897年德國借口教士被害，出兵占領膠州灣，隨后與清政府簽訂《膠澳租借條約》，租期99年，準許德國修造從膠州灣至濟南的鐵路，鐵路附近30里內煤礦由德國開挖。法國取得了云南、廣西、廣東的開礦優先權和越南至中國境內建筑鐵路、架設電線權，接著又取得了廣州灣（今湛江）99年租借權。英國得到了中國長江流域永不割讓給他國、永任英國人為海關總稅務司的承諾，又強行租借九龍新界和威海衛。日本在割走中國臺灣之后，還獲得清政府不將福建讓租他國的認可；并經日俄一戰獲得與俄國平分中國東北的權益……起步稍晚的美國只能提出“門戶開放”的主張。
1901年之后，列強此前的動輒武力相向的行動，開始轉向實現各自的投資特權。與正常的國外投資不同，這種特權是在中國喪失國家主權的情況下進行的，由外國資本享有壟斷權利。——統計表明：甲午戰爭前，雖經過50多年積累，1894年外國在華企業資產總額還只有約1.09億美元，而到1902年則已增至4.78億美元。
大量資本進入中國，與清政府急舉借外債以償賠款并維系國家運行形成一種奇異的結合。借債須有抵押，而此前清政府已將差不多能夠抵押做担保的東西押了出去，現在還剩下最有價值的就是鐵路——“量中華之物力”，也唯有此端。鐵路之于列強的價值，除了投資巨大，資本收益率極高之外，更重要的是，興建鐵路所經地區，一般將成為投資國的勢力范圍——在政治上，這是另種形態的爭奪并瓜分中國方式。
如此局面，正如當年《中興日報》所載《路礦其不保乎》所言：“鐵路為全國命脈，從經濟上講，則關于財政；從調運上講，則關于兵政。若鐵路為外人所有，不啻財政、兵政之權，全授之外人也。兵權、財權全在外人之手，國尚能自立乎？”這種簡單道理，清政府各色當權人士豈能不知？只是，晚清時刻清政府已無選擇，只可能以此飲鴆止渴方式維系。
國家不能自立，革命將無可避免。不過，我們以現代化的中國發生史角度而觀察那段歷史，那個年代，無論革命、政府再造還是現代化啟動……其核心性資源，當然是資本，而資本幾乎悉數需要列強輸入。非常屈辱的只是，清政府以關乎國家獨立的資源抵押列強，只是為了舉債償賠款而已。帝國主義列強先以堅船利炮侵占中國，繼以資本控制中國……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當然屈辱。
顯然，觀察那個時代，資本作為列強核心性的控制資源，當是基礎。非此，我們將無可理解清亡之后的中國政治走向。而資本的決定性價值，直到改革開放至今，仍可被深刻感知。

立憲派的選擇

在康有為、梁啟超去國7年后，1905年，立憲運動再次成為清朝廷的熱烈議程。有意思的是，這一重大轉折中，曾經出賣維新派而與光緒皇帝結怨種下惡果的袁世凱，卻成為立憲中堅。
這種轉變頗有戲劇性。袁世凱幕僚張一麐回憶：“一日余入見，力言各國潮流均趨重憲政，吾國若不改革，恐無以自列于國際地位。且滿漢之見，深入人心，若實行內閣制度，皇室退居于無權，可消隱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達到目的。項城（袁世凱）謂：中國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專制治之，易于就范；立憲之后，權在人民，恐畫虎不成，發生種種流弊……及越宿，又召余入見，囑將預備立憲各款作說帖以進，與昨日所言似出兩人，頗為驚異……后見北洋與考察諸大臣會銜奏預備立憲稿，即余所擬，未易一字。”
一夜之間，霄壤之別？事實上，一年前，1904年，與袁世凱斷交20年的立憲派代表人物張謇，即通信袁世凱，希望他主持立憲，以“成尊主庇民之大績”。袁世凱的選擇，并非朝夕之別，而有深謀遠慮。在記錄下來的袁世凱與慈禧對話里，可見他的基本考慮——慈禧說：“滇匪雖靖，孫逆未擒，仍是可慮事。”袁對答：“如實行立憲，即無足慮。”
維系清朝之不倒，當是袁世凱的關鍵考慮。不過，從袁避禍而求自保的個人角度觀察，《袁世凱傳》作者沙鐵軍分析：“若借助立憲，還政于民，必然可制約皇權。皇帝若不再金口玉言，拿他也無可奈何。”袁與光緒之怨，或可因立憲而消解？這是一種有趣的猜測。
袁世凱步調即定，隨即一再奏請清政府盡快實行預備立憲，派大臣出訪德、日考察憲法；請王公嫡系赴英、德學習政治、兵備；在天津設立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學社和議事會。1906年8月16日，袁世凱再奏請朝廷預備立憲；兩周后，慈禧下詔：“預備立憲。”
從統治者集團當政者內部生發的政治改革力量與立憲運動，發展并不順利。
爭議的焦點是，袁世凱提出取消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而滿族親貴的主張則是：“立憲非中央集權不可，實行中央集權非剝奪督撫兵權、財權，收攬中央政府不可。”——對應來看，中央集權首先針對的就是袁世凱這樣有巨大勢力的疆臣。公允而論，其時清政府已是“外重內輕”，即中央政府權力輕，而地方都督巡撫權力大。中央無權，積累資源與財富，并無可能。但是，中國形勢演進至此，還有機會與時間給清政府中央集權嗎？
清末“新政”立憲的價值，尤其是其間系地方分權還是中央集權的沖突，以后世讀史者的角度觀察，是傳統中國結構性關系之一。之后，無論是袁氏當國，還是孫中山先生繼續革命，其路向清楚明確：沒有強大而獨立的國家（中央政府），其積累資源汲取財政能力皆為疑問。只是，在清政府即將傾覆之際，立憲選擇尤其是以集權方式為路徑，已非緩不濟急，而是本末倒置。不成功自無意外。后來袁氏當國的集權化選擇，并以恢復帝制將其制度化，其失敗亦將無可避免。
事實是，袁在預備立憲最初的官制改革過程中，失去了權柄。袁兼差的所有“政府職務”一并開去；其所統轄督練的軍隊，在袁的要求下，也只保留二鎮，而且只是“調遣訓練”。清的立憲運動，于是墜入舊窠，進入人事糾纏中。但是，立憲運動所積累的人才資源，卻是我們理解那個風云際會年代所不可輕視的要素；而由此以觀，袁世凱明面上所失是權，隱性所得卻是人脈資源，換言，即他充分地獲得了立憲一派“被選擇權”。
袁世凱被罷官出局后，立憲派在國內先后掀起三次請愿速開國會運動。最后一次，終有結果，清廷頒發上諭：“著縮改于宣統五年（1913）實行開設議院……應即作為確定年限，一經宣布，萬不能再議更張。”
此道上諭發出一年后，辛亥革命爆發。清廷內部的自我更新，看來并無可能。

革命黨的目標

在一定程度上看，清廷的立憲運動甚至也是壓垮自己的最后幾根稻草之一。1911年春，辛亥革命爆發前夕，清政府頒布新內閣官制，設立新內閣。李劍農在其《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中描述：13個大臣之中，漢人僅有4個，蒙古旗人1個，滿人得了8個，而8個滿人中，皇族又占了5個，因此當時都稱它為“皇族內閣”。
清走向亡途，已無可逆轉。
后世讀史、述史并論史，所謂公允，格局大小而已。單純將清政府當做一個分析單元，它面臨列強壓迫，舉借外債以求運轉，亦希望由內部更張而奮發上進……似乎都在合乎邏輯的結構之下。對此失去觀察，自然不公。但是，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這個時代，傳統中國朝代興衰更迭規律，已無法解釋現代化因素介入后的中國之變局。舊途亦無跡可覓，而新的潮流之勢，足以完全推翻舊有格局。
兩次戰爭所需賠付銀兩，舉外債之外，便是竭澤而漁。甲午戰爭之前，清政府的年財政收支大體都穩定在8000萬兩左右。但到了1903年，歲入已達1.049億兩，到1908年歲入達2.348億兩。而1910年，清政府試編的下一年財政預算中，國家歲入為2.969億兩，歲出達3.386億兩。十幾年時間，國家財政收支竟劇增4倍左右。這當然不是生產發展的結果，種種巧立名目的新稅，已使人民無可忍受。國家與民眾對立，已至空前。
壓迫之下，反抗不可避免。只是，與清政府這種苛榨對應，大變局時代，中國國民的整體性結構，尤其是先進分子，在現代化的潮流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對外割地賠銀，對內萬稅并至，如何理解這一國勢？金沖及解釋說：“漢族人民中傳統思想，這時也起了很大作用。滿族統治者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民眾之間的矛盾重新突出出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類的話，到處被引用著。許多人把清政府種種倒行逆施，包括它所以毫無顧惜地出賣國家和民眾的權益，統統歸結為‘異族’統治的結果。”
這種思潮的形成，并非憑空虛構。以新內閣官制而論，其“皇族內閣”的安排，國之將亡，而既得利益集團卻仍如此把持權力不肯稍松。其腐敗已臻骨髓。而且，清末經過短暫的“同治中興”之后，其官僚集團的貪腐行為，已經彌漫而成“明規則”——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記錄當年御史彈劾奏章里的材料：梁士詒，鐵路總辦，聚斂1300萬英鎊；陳璧，郵傳部尚書，585萬英鎊；李德勛，津浦路北段總辦，142.5萬英鎊。慶親王據稱在外國銀行的存款，即有712.5萬英鎊。而據說外務部兩位大臣那桐和曹汝霖，每人每年接受外國禮品，達15萬～30萬英鎊。由此種種數據計算，莫理循說：“如果該項數字完全準確，則說明，這些官員退贓數字將足以代替外國貸款。”舉債而維系國家運轉的晚清政府，國家之窘與官僚之腐，其間反差，真是情何以堪。
此等情勢，當年的日本記者佐藤鐵治郎論及：識者有言，弊隨法起，假公濟私，流品污賤，至官而極，支那不亡，是無天理。農工商賈，茹苦耐勞，誠信善良，實占多數。仁義孝悌，半出田間。支那若亡，是無人理。溫帶氣候，民物富庶，礦產豐饒，天府雄國，支那若亡，更無地理。
在華的外國人，對中國未來洞若觀火，長沙海關稅務司偉克非在寫給其上司的信里明確地說：“毫無疑問，大多數老百姓是希望換個政府的。不能說他們是革命黨，但是他們對于推翻清朝的嘗試是衷心贊成的。”
對應于外國人的中國觀察，1903年鄒容在其《革命軍》里將這種走投無路境地里的中國人未來的出路，做出激情洋溢的表達：革命！革命！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時也！此其時也！
在這種社會背景之下，再來觀察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歷程，當更易理解。1894年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未果，隨即在當年10月——香港興中會總會成立后，計劃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孫中山從他的革命事業一開始，就很快將武裝起義直接提到最重要的日程上來。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成立，自此有了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革命組織；同盟會的誓言：“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最符合時代潮流的核心目標，由此誕生。

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算得上“革命”嗎？這不是我們現在的疑惑，而是當時《泰晤士報》的問題——該報國際版編輯在刊發駐北京記者莫理循發回的即時電訊稿時，刪掉了這個詞。其編輯布拉姆在寫給莫理循的信中解釋道：“目前為止，我只冒昧地對你的電訊改動了一個詞，即‘革命’一詞。我們的研究文體的專家確切地對我說，這個詞只適用于成功的叛亂，只能在叛亂已經成功之后使用。很顯然，除非和直到政府已被推翻，不論起義的形勢如何嚴重，也不可將起義稱為革命。”
武昌首義的消息傳到河南洹上村里，袁世凱正在過他退休回鄉后的第三個生日。據說，來賀的朋友對此判斷亦如《泰晤士報》編輯，認為可能只是一場小騷亂而已，唯袁例外。
革命，對現在的中國讀者而言，已是日常用詞，而當年它出現時，卻是完全嶄新的概念，無此原因，鄒容的《革命軍》也不會發行100多萬冊，影響深遠。金沖及先生解釋：“革命，通常是以暴力的形式，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對原有社會秩序實行重大變革。它絕不是任何人想這么做就可以把它制造出來的，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需要具有必要的社會條件。……一場全國規模的革命想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都需要在人們面前提出一個與往不同并被眾多人接受的新的思想和目標，使人們燃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處境盡管艱難，這種狀況卻是可以改變的。”在武昌打響起義的第一槍，之后名為“辛亥革命”，正是這種革命——它結束了幾千年君主專制制度。
不過，回到這場革命的具體歷史現場，引發它的時代因素，仍在前述結構性要件之中：鐵路、列強資本、清政府舉債以及憤怒的中國人。
  更微觀而具體地分析清政府辛亥年（1911）財政結構：按預算，這年歲出達3.3865億兩，歲入則為2.9696億兩，赤字為4169萬兩。如果將各省的地方行政費3770萬兩計入，則赤字將達7939萬兩。這還只是官方公布的數據。清政府的解決之道只能是舉債。這個時候能夠拿出來的項目是粵漢、川漢鐵路。當時郵傳部尚書盛宣懷找到這個“招商項目”，上秉攝政王載灃，力主將其交給洋人修建以尋借款。1908年，鐵路借款開始商議。
復雜的情勢在于，粵漢鐵路先前由美國合興公司承辦，但這家公司在簽訂合同3年后仍未開工，于是于1905年8月由中國向美國合興公司備款贖回，交給民辦。同時川漢鐵路亦為民辦鐵路，到1911年，四川人民已為川漢鐵路集資實收股額1645萬元。
自1908年開始，英、法、美、德四國銀行開始商議介入粵漢與川漢鐵路，兩年時間他們完成了自己的方案——并且自行商定把鐵路范圍向南延伸到廣東，向西延伸到四川。這種重大的突破，并未跟清政府打任何招呼。這時候，美國希望進入東北修筑鐵路，與日本在這一地區就東北鐵路展開激烈爭奪，由此矛盾，日本《朝日新聞》將川漢、粵漢鐵路的借款草案揭載出來。湖北留日學生得此消息，立刻嘩然，保路運動由此興起。
已交由地方商辦的川漢與粵漢鐵路，如果欲以此向四國銀行借款，則必然收歸國有。1911年5月8日，清政府“皇族內閣”確定，第二天，內閣即宣布鐵路干線國有。隨即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鐵路干線既收歸國有，之后又要將各省鐵路公司的已收股金強行奪去——立憲派人士彭芬記錄：“夫鐵路收歸國有，此乃國家政策。顧收路必須還本，待遇必須平均，方不致國民之反對。乃初則堅持不能還本，不久則廣東承認付還矣，不久則湖南允許酌還矣，至于四川、湖北兩省，仍然不準付還……”對于湖北，尤其是四川那樣廣泛持有鐵路商股的人來說，這種豪奪，情何以堪？國家如此赤裸裸霸占民利，激變已如弦上之箭。
四川騷亂無可避免，粵漢、川漢鐵路督辦端方帶著湖北新軍4個營入川；還未到達四川，尚在途中，端方即接到武昌起義的消息。據說，當時端方不僅知道武昌起義，還知道重慶已經獨立——這正是他要經過的地區。這時，他一再向部隊聲明，自己不是滿洲人，而是“投旗”才有4代的漢軍旗人，原姓陶，不姓托忒克……但是，這支入川部隊仍然嘩變，端方被殺。
在這樣的背景下，武昌起義槍響僅兩天，起義士兵即占領武漢三鎮。12天后，湖南、陜西兩省首起響應；當月內宣布獨立的還有江西、山西和云南；而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各省11月上旬相繼獨立——這個地區是中國社會經濟最發達、社會財富最集中的地方，同樣也是國際社會觀瞻所系的焦點地區；稍后，起義浪潮又迅速席卷華南各省，包括貴州、廣西、廣東、四川。
四川獨立后，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復，清朝治下只剩南京一座孤城，但是經過江浙聯軍苦戰，12月2日，南京光復。南北對峙形成，這當然是一場全國性危機。
中國歷史在此轉折。清亡，君主專制制度亦由此而亡。

共和與立憲
　　
武昌起義事發，清政府最初的選擇并非袁世凱，而是議定由陸軍大臣蔭昌督師，率領陸軍兩鎮前往湖北剿辦。清亡之際各色官僚之表現也實有趣，當時任軍咨府第二廳廳長的馮耿光記錄：蔭昌走進來了，他身穿袍卦，腳下卻蹬著一雙長筒的軍用皮靴。他不僅打扮很奇特，而且走上來時，十足地擺出一副三花臉的姿態……當時在座的人們忍住了笑口向他“恭喜”說：“有旨意命您督師到湖北去。”蔭昌隨著就有聲有色地說：“我一個人馬也沒有，讓我到湖北去督師，我倒是用拳去打呀，還是用腳去踢呀？”在座的人看到這種情形，覺得一位掌握全國兵馬的陸軍大臣做出這樣的行動，未免荒唐兒戲。
蔭昌當然沒有一個人馬，北洋新軍是袁世凱練出來的。動蕩之際，舊制度里生長出來的頂尖者如袁世凱，其積累的資源條件，得以由隱而顯，為世人所窺。主持《袁世凱全集》編纂與整理的研究員駱寶善統計：在袁“退休”的2年8個月時間，前來拜訪會晤的各色人等，有名姓可考者，至少有一百二三十人之多。而這些人中有人還不止一次前去洹上村。由此來重新審視袁所受“不公正待遇”的被罷官，駱寶善分析說：“罷官固然是仕途一大坎坷，但恰恰是他的這次閑居，坐養了民望。一旦武昌起義爆發，舉國上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勢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凱身上，即所謂‘非袁莫屬’。如果不被放逐朝堂，而成為皇族內閣的漢臣權相，武昌起義發生后，至少不會被革命黨人視作合作取代清室的理想對象。”
四國銀行團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在武昌起義第二天即宣稱：“如果清朝獲得袁世凱那樣強有力的人物襄助，叛亂自能平息。”隨后，各國駐京公使團一致接受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恒要清政府起用袁世凱的建議，由他會見攝政王載灃，轉告這一意見。美國人告訴清政府：不是任他（袁世凱）做一個尋常的高級官吏，而是作為朝廷的顧問兼皇權執行者。
3年前為報兄仇而將袁世凱掃地出門的攝政王載灃，此刻如何接受這一選擇？清政府內閣協理大臣那桐解釋不得不選擇袁世凱：“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10月14日，清廷發布上諭，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督辦剿撫事宜；兩周后，再發上諭：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陸軍并長江水師，暨此次派出各路軍隊，均歸袁節制調遣，陸軍部不為遙制……清政府與袁世凱的角色關系，由此逆轉。
而袁世凱的軍隊在攻克漢口與漢陽之后，停兵不再進攻武昌，提議議和。這個時候，革命軍亦漸起“非袁莫屬”之念。當時孫中山旗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汪精衛即宣稱：“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凱）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黎元洪也致信袁世凱稱：如果袁同意共和，當推他為“第一任中華共和總統”。南京被江浙聯軍攻克光復后，南方各省代表選舉革命軍大元帥，而不選總統——唐德剛解釋：“實雙方之意，均系虛此總統大位，有待袁世凱旦夕之附議，出掌民國之大政。”
看起來，無論宿敵比如載灃以及清廷，還是交戰對手革命軍，都將希望寄托于袁世凱。那么，袁世凱自己的主張或者說底線是什么呢？
袁世凱派出與革命軍談判的首席代表是唐紹儀，對方則為伍廷芳。唐紹儀所持談判底線明確：君主立憲。以一位曾經立憲的重要領導者而論，其思想資源與目標設定，立憲之于袁，并無意外。而對于當時中國政治結構里無法回避的另方勢力——帝國主義列強，駱寶善分析：“他們暫時不打算放棄支持清王朝，又一致認為袁世凱是收拾局面的最佳人選，因而也支持袁以君主立憲為底線，同革命黨方面和談。”溥儀在《我的前半生》里記載：一天，在散朝路上，那位袁罷官時曾去慰撫的世續指著自己腦后的辮子問袁：“大哥，你對這個打算怎么辦？”袁肅然答道：“放心，我還是很愛惜它，總要設法保全它！”
但是，這不是為革命軍所同意的選擇。袁的談判代表唐紹儀在第五輪談判結束后，密電北京：到滬后，民軍堅持共和，竟致無從討論。
情勢之變是，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至此，君主立憲已無任何實行的可行性，袁世凱不得不接受，也必須接受這一現實。之后他的目標變得單純，說服清帝遜位。
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以宣統皇帝名義頒發三道詔旨，第一詔即為清帝退位詔。第二天孫中山向參議院提出辭職，舉袁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大總統之位
　　
武昌起義后，孫中山由國外趕回中國，唐德剛在其《袁氏當國》里記述：中山初抵上海時，革命軍正鬧窮，當時謠傳他帶回華僑所捐巨款，足解燃眉。新聞記者也就以此相問，孫中山答曰：“余一錢不名也，帶回來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雖能使聽眾大鼓其掌，然亦顯示出，在這次聯合推墻的眾人之中，他除了聲望之外，并無特殊政治實力。《胡漢民自傳》則記錄了另一則事實：當孫中山大總統宣誓就職后，一次安徽前線軍情告急，糧餉皆缺，急電中央索餉。臨時大總統朱筆一批：撥20萬元濟急。當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持此總統手批，前去財政部撥款時，發現國庫之內，只有銀元10枚。
戰爭是需要資源的，尤其是資金資源，立國當然也是如此。
與革命軍交戰的另一方，袁世凱所部，糧草與資金，也未必好多少。交戰期間，袁世凱給清廷的一道奏折上說：“庫空如洗，軍餉無著，請將盛京大內、熱河行宮舊存瓷器發出，變價充餉，以救目前之急。”——袁的主意竟是：舊瓷器發出，變價充餉。這也算得上古今中外戰爭籌款的傳奇了。隨后袁又令部下姜桂題電奏清廷，要求皇宮上下、親貴大臣們，將所有存款取回，以接濟軍中。結果，隆裕太后下令發庫銀8萬兩充作軍費，而親貴們，只有奕劻拿出10萬兩，還有少數人3萬、2萬兩而已。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清不亡，真無天理。袁世凱當然也求款到駐京公使團，在公使團聚會上，莫理循記錄日本人伊集院的發言：“在日本，當革命來臨時，國家的上層人物樹立了愛國精神的楷模。我岳父（大久保利通）遭暗殺前，已將全部財產獻給事業。他被暗殺時所有的財產還不到50元。你們的顯貴要是對他們的國家有一絲熱愛的話，在危機發生時，理應獻出埋藏的財物，理應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們什么也沒干，他們把財富看得比國家還貴重。”
“北京的財政狀況到了絕望的地步。”《清帝遜位與列強》這樣描述那個時刻。清政府的求款首要目標當然是引發此次激變的四國銀行。四國銀行因在粵漢、川漢鐵路上的領先，促使沙俄想組織一個銀行團迅速向北京提供一筆借款，以獲在中國稍顯落后的地位。最初時間，看上去清政府還有足夠機會。但是，“四國銀行團決定等‘負責’的中國政府從混亂中出現以前，不再墊付任何現款”。——這一決定反過來又讓俄國覺得那筆“競爭”借款已無必要。
錢是真的沒有了。無論袁世凱之兵，還是革命軍，仗是不太容易打下去了。
孫中山就職當天，即根據代表會議做出的決定和黃興的要求，明確電告袁世凱：“公方以旋乾轉坤自任，即知億兆屬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于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仗是打不下去了，為什么孫中山先生如此鄭重承諾，只需袁順應民意推倒清王朝，即將總統之位讓出？孫中山先生以國家、民眾利益為重，當然是重要原因。這也是孫中山先生令人景仰的關鍵。
不過，政治人物的選擇，如果失去對其選擇時的約束性條件，特別是資源條件的觀察與分析，其結論，無論陰謀論還是神圣化指向，皆有失當。只有“革命精神”，無法打仗，亦無法立國。解此困境，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謀求舉借外債，擬將漢冶萍公司為抵押，向日本借款。既有的中國政治結構，以中國資源與主權換列強借款，并不會因革命而一夕逆轉。所以，若不建立政治結構性觀察坐標，我們很難真正理解當年政治人物的進退與選擇。
在中國有競爭性關系的外國銀行，消息更靈通。莫理循記錄匯豐銀行注意到的日本金融動向：“漢冶萍（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的1000萬日元貸款。這筆交易完全合法，不能出面反對。各國銀行多年來一直在爭著做這筆貸款，然而人們承認日本人對權利的要求最為強烈。”但是，孫中山這一貸款要求，遭致臨時參議院和獨立、光復各省，以及公司股東大會的一致反對，實業部長張謇以辭職抗議。針對于此，駱寶善記錄：“孫中山于一周之內兩次致臨時參議院咨文，并寫信給章太炎等，說明情況，及有損主權，不顧聲譽的不得已之苦衷。最終仍然未獲成功。”
南京臨時政府向列強的借款嘗試，就此結束？沒有。仍是駱寶善的精細梳理：漢冶萍公司抵押貸款未成之后，孫中山又轉而謀求向日本貸款，表示應允租借滿洲，只是未能談判成功罷了。南京臨時政府財政之困窘于此可見。
在既有的也是屈辱的政治結構之下，政治人物之選擇，也確實有限。在此背景下再來看中華民國大總統之位的“非袁莫屬”，如果僅僅解釋為袁世凱的權謀，失之簡單。

獨裁的路向
　　
在袁世凱與孫中山相見之后，孫中山先生曾評論：“維持現狀，我不如袁，規劃將來，袁不如我。為中國目前計，此十年內，似仍宜袁氏為總統，我專盡力于社會事業，十年以后，國民欲我出來服役，尚不為遲。”將孫中山評價的“現狀”與“將來”，換成“舊”與“新”來定位兩個政治人物，亦無不恰。
清既亡，作為替代者的中華民國及其總統袁世凱，面臨什么局面，又將如何作為？
無論對袁世凱還是孫中山，舊的約束性條件與政治結構并未因革命而更張。這個時候，運轉國家，急需資金。出任國務總理的唐紹儀只能重走舊途，向四國銀行商借白銀8500萬兩。而且，在簽約之前，要求先墊付3500萬兩，以解燃眉之急。四國銀行團已經答應墊款，但俄國抗議，堅持分潤，于是不得已改向六國銀行商借。可是新增加的日本與俄國卻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滿、蒙地區。事關滿、蒙，應向日、俄分別磋商，不可讓四國銀行介入。而四國銀行，又因不信任中國官僚，即使借款，也要求由四國派員監督使用……經過復雜異常的運作，這筆善后大借款終于達成協議：借款總額2500萬英鎊（相當于2億銀元）。以鹽稅、海關稅以及直隸等四省的中央稅為担保。
借款的談判最初是秘密進行的，只向國會報告了一個談判大綱。結果談定之后，國會和全國輿論一致形成反對借款風潮——國會兩次質問袁世凱政府，國會議長親自出面阻止簽字；而孫中山、黃興、胡漢民等發通電，號召國民黨全黨“力行設法反對”，并在上海、香港等地多方活動，阻止借款簽字。黃興還聯合國民黨勢力的湘、粵、皖、贛四省都督，向議會通電抗爭。
這是中國政治傳統里經典“名實”結構錯位。向列強借款，意味著喪權辱國，在政治上殊不可取，亦不正確，這是“名”。而“實”呢？即使孫中山為著臨時政府的運作，在袁世凱政府之前，亦謀求更大幅度主權讓渡的借款，只是未成功。若成功，還是否與袁世凱議和也是疑問。當時反對政府舉債的獨立、光復省份，自己的運作同樣循借外債之道，手段也是以路權礦權為抵押。比如江西省就打算以南潯鐵路為抵押舉借外債，而當時南京臨時政府則以劃撥使用若干份額給中央為條件，批準了他們的舉借外債。這項借款亦未獲成功。
如此這般仿佛死結的“名實”之爭，當然是虛偽的政爭，但它給袁世凱、孫中山提供了什么樣的經驗，以使他們檢討并重新規劃各自未來政治路向呢？
在南京臨時政府難以自存，必須向袁世凱交權之際，為著約束袁未來的權力膨脹，迅速制定了一部《臨時約法》，即臨時憲法。南京臨時政府是總統制，大總統有絕對的權力；《臨時約法》則規定，中央政府為責任內閣，內閣總理向議會負責，大總統的政令須由內閣總理副署。這種因人而異制定的法律，能夠約束袁世凱嗎？
袁世凱選擇的政府總理，是在朝鮮時即與他訂交的唐紹儀。但是，不出3個月，唐掛印而去。為什么？當時直隸都督空出位置，直隸參議會一致推薦王芝祥，唐紹儀簽請袁世凱委任，袁也同意。但后來袁改了主意，未經國務總理副署，便徑直派王為宣慰使，回南京練兵，直隸都督由總統另行委派。如此執意而為，責任內閣制約總統袁世凱，豈有可能？再以袁世凱向四國銀行求款而論，當時的財政總長熊希齡，幾乎事事請示袁世凱，責任內閣根本沒有話語權……以資歷、提攜與人脈而構成的中國傳統官場，“舊”袁世凱選擇的內閣部長，幾乎都是他的屬下，如此安排下，用一套責任內閣制度來制約，也是想當然。即使如唐紹儀那樣跟隨袁世凱多年的總理，制度給予他的權力與實際他能夠擁有的權力，相差何止千里。
西方制度的本土化，尚且需要時日，何況這套本是基于不信任且因人而設的制度。制度崇拜的失敗，此為一例。但是，這種設計，特別是互動而形成的結果——不信任而欲以制度制約，其結果可以想象袁會犯規，果真袁就犯規。袁世凱如此，究竟是行為慣性，還是有意弄權，其實也很難討論了。共和制度安排，這個時刻，阻礙立現。
無論曾經的臣屬袁世凱，還是“反對黨”孫中山，即使如孫那樣只是臨時政府的總統，當權所面臨的問題與過去做臣屬或“反對黨”斷然有別，比如向列強舉債以求政府運轉，以及借款在意料之中必定面臨的反彈種種。反對是容易的，現實卻是殘酷的。所以，若以現代化的中國進程角度觀察，在中國那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況下進入現代化軌道，當國者如何集中權力以籌措并積累資源，是遠比政制來得更急迫的挑戰。孫中山、黃興北上與袁世凱商談國是之后，民國元年八月，雙方達成的“八點共識”，即《協定內政大綱八條》。針對中央政府的資源籌措，其中第六條即稱：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中央集權，這算得上雙方共識之一。
只是，共識過于脆弱短暫。前有控制權力的責任內閣設計，后有善后借款的大爭吵……其間所含意圖，治世之能臣袁世凱豈有不明之理。經過一年運轉，共和是否適應當年中國，是袁的疑問，也是當年眾人的疑問。本來，中央集權與個人獨裁之間就界線模糊，至少從結果上看，袁根本沒有在乎所謂界線問題，他的權謀能力很迅速讓他以再造制度的方式破壞制度——1914年12月29日參政院修正通過《修正大總統選舉法》，根據這個選舉法，袁世凱不特享有終身職務，而且死后傳妻傳子，悉聽尊便。
這時距武昌起義，剛過3年。共和，早被袁棄。
之前，由于宋教仁被刺殺，孫中山決定“二次革命”，起義討袁。此次戰端但開，歷史學家唐德剛評價說：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以全盤失敗告終。

帝制

由終身大總統而往皇帝，半步距離。袁世凱終于跨過這半步。
后世讀史者雖能拉開距離，建立更具格局的坐標，但卻未必比袁世凱的同時代人更有切膚之感與深刻認知。評論袁世凱的，少有超過當年著名記者黃遠庸的。
黃論袁世凱之長：袁總統之為人，意志鎮靜，能御變故，其一長也。經驗豐富，周悉情偽，其長二也。見識閎遠，有容納之量，其長三也。強干奮發，勤于治事，其四長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舉，能盡其死力，其五長也。
而袁世凱其短：有此五長，而乃善日少而惡日多者，一由知識之不能與新社會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勢力之意太多。綜言之，則新知識與道德之不備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長于極善之域，而反以濟惡。既自顧手執政權者十余年，天下之大，變故之繁，無不為其牢籠而宰御，則益驕視一切，以為天下事不過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執行益以勇往，乃至舉中國之人物為供奔走，盡中國國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劇之材料。某今敢斷言，長此不變以終古。袁總統者，在世界歷史上雖永不失為中國怪杰，而在吾民國歷史上，終將為亡國之罪魁。
袁世凱后來的作為，只不過是將黃遠庸所言再演繹一道而已。
新知識與道德不具備，袁世凱的洪憲皇帝之夢，所不能看清楚的，正如梁啟超在其傳誦一時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中所言：吾又謂君主國體之難以規復者，則又何也？蓋君主之為物，原賴歷史習俗上一種似魔非魔之觀念，以保其尊嚴。此種尊嚴，自能于無形中發生一種效力，直接間接以鎮福此國。君主之可貴，其必在此。雖然尊嚴者不可褻者也，一度褻焉而遂將不復能維持……自古君主國體之國，其人民之對于君主，恒視為一種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擬議。若經一度共和之后，此種觀念遂如斷者之可復續。
當了83天皇帝之后，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宣布撤銷帝制。一如當年罷官，由京赴津時的倉皇。又過兩個半月，袁世凱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