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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1997年3月收到。
　　提要 本文詳細論述了中國當代中篇小說的發展和成就。新時期的中篇小說與建國后“十七年”的中篇小說相比，數量數以萬計，形成我國文學史上前所未有、世界中篇小說發展史上也罕見的現象。題材更廣泛，反映生活更真實深刻。出現了反思歷史生活題材、反映改革生活題材、軍事題材新突破的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首次將知識分子作為先進人物歌頌；創造了改革事業中開拓者形象；軍人英雄形象塑造突破十分突出。在藝術上，作家更注意內心世界刻劃。在結構藝術上，出現心理結構、情節和心理結構結合、書信體結構等新的結構形式。在藝術風格建樹方面亦大大向前發展。本文還從4個方面探索當代中篇小說繁榮昌盛，取得引人矚目成就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 中國 當代 中篇小說 繁榮昌盛 成就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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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中篇小說創作在當代小說創作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篇小說創作的初步發展期是在建國后的“十七年”，它的崛起和繁榮昌盛期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的新時期。將這兩個時期的中篇小說作一比較，我們會發現，新時期的中篇小說所開拓的題材和主題，所創造的人物形象，所運用的表現手法和建樹的藝術風格，都超越了建國后“十七年”的中篇小說。它的變化和發展是很明顯的，它的成就也是引人矚目的。
　　 一
　　新時期的中篇小說與建國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說相比較，在題材和主題的廣泛性多樣性方面，有較明顯的變化和發展，體現了作家在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上不斷邁進。
　　建國后的“十七年”，出版的中篇小說“約六、七百部之多”，但真正有影響的作品屈指可數。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年中篇小說集》里，選編了27部中篇小說。這27部中篇小說，可以說是建國后“十七年”中篇小說的代表作。從這20多部作品來看，作家選擇的題材主要有4類：一類是反映解放戰爭生活的作品，如劉白羽的《火光在前》、馬加的《開不敗的花朵》、楊尚武的《戈壁灘上的風云》、朋斯克的《金色的興安嶺》、白樺的《山間鈴響馬幫來》，這些作品從不同角度反映了解放戰爭的偉大戰役和邊疆地區的剿匪斗爭，歌頌了人民解放軍英勇善戰，以及人民戰爭的偉力。一類是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作品，如陸柱國的《上甘嶺》、老舍的《無名高地有了名》、路翎的《洼地上的“戰役”》，這些作品反映了中國人民志愿軍與朝鮮人民并肩作戰的情景，歌頌了中朝人民的戰斗友誼。一類是反映農村生活的作品，如孫犁的《鐵木前傳》、康濯的《水滴石穿》、柳青的《狠透鐵》、劉澍德的《橋》、方之的《浪頭與石頭》等。這些作品主要是描寫農業合作化運動在農村中引起的生活變革和新舊矛盾斗爭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農民的心理情緒和愿望，但其中有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當時“左”的影響，有的作品還存在著圖解政策的傾向。還有一類是描寫工業建設題材的作品，如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胡萬春的《特殊性格的人》、《內部問題》等。從總體來說，建國后“十七年”的中篇小說創作，題材還不夠廣泛，反映生活還缺乏廣度和深度，它的成就還不如同期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
　　新時期的中篇小說在選擇題材，廣泛地、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方面，遠遠超越了建國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說，取得了豐碩成果。從數量上看，從1976年末算起至今，應以數以萬計來計算，形成了我國文學史上前所未有、世界中篇小說發展史上也罕見的現象。它的優秀之作，單從中國作協主辦的4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獲獎作品來看，就有67部。這時期的中篇小說，題材新，主題新。一是出現了反思歷史生活的作品。如從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馮驥才的《啊》等，尖銳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10年人妖顛倒的社會現象和給人們帶來的心靈和肉體的“傷痕”，探索了造成傷痕的歷史原因。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描繪了1958年的“浮夸風”給農民帶來的悲劇，讓人們對過去的這段歷史進行重新認識和評價。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汪浙成、溫小鈺的《土壤》、王蒙的《布禮》、《雜色》、張賢亮的《綠化樹》、諶容的《人到中年》等作品，真實地再現了知識分子在“反右派”斗爭擴大化或“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沉重打擊。他們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強迫到社會的底層進行勞動改造，他們在物質生活上貧困不堪，在政治上受歧視，沒有任何人的價值和尊嚴可言。這些作品都深入探討了造成知識分子人生痛苦的歷史原因。王蒙的《蝴蝶》、韋君宜的《洗禮》等，不僅描寫了老干部在極“左”路線迫害下的悲劇命運，而且也寫出了老干部的反躬自問，自省人生的責任。以上這些從多方面重新審視當代歷史的中篇小說，無不體現了作家具有歷史意識、批判精神和使命感。他們敢于沖破禁區，對歷史的是非重新加以反思和審視，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和“十七”年中的“左”，都給予無情的批判，充分地發揮了當代文學從未有過的批判功能和戰斗作用。二是出現了反映改革生活的作品。如蔣子龍的《開拓者》、《燕趙悲歌》、水運憲的《禍起蕭墻》、賈平凹的《雞窩洼的人家》、《臘月·正月》、張賢亮的《龍種》等。這些作品一方面描寫了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所產生的新與舊、善與惡、先進與陳腐、革新與保守的種種矛盾、沖突狀態，以及由此產生的迂回曲折的生活進程；另一方面還寫出了改革與反改革兩種勢力的撞擊，以及不同階層的人物心態和思想動向，傳遞了時代的新信息。這類反映改革生活作品的出現，不僅反映了作家們關注時代變革的現實生活，而且表現了作家們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揭露矛盾沖突，開拓了題材的新領域。三是出現了軍事題材新突破的作品。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是軍事文學中具有突破性成就的中篇小說，它突破了“無沖突”論，敢于正視軍隊內部的矛盾。它在展現真實的戰爭場面的同時，通過戰前、戰中、戰后的生活場景，又深刻地反映了部隊中的某些不正之風和現實生活中的陰暗面，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中塑造了豐富多采的當代軍人形象。朱蘇進的《射天狼》、朱春雨的《沙海的綠蔭》，雖然反映的是和平環境里的軍內生活和當代軍人的精神風貌，但作品同樣注重揭示軍內軍外相關聯的社會矛盾、心理沖突，著眼于寫人。總之，新時期軍事題材的中篇小說，突破了過去軍事題材小說只追求“戰壕真實”，把小說寫成“戰斗文學”的老框子，標志著軍事題材文學在現實主義道路上的新開拓。四是出現了一大批過去沒有或少有的各類題材的中篇小說。有寫知青生活的，如路遙的《人生》、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阿城的《棋王》等；有寫大學生生活的，如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張笑天的《公開的內參》；有對婚姻戀愛、倫理道德進行新探討的作品，如張潔的《方舟》、航鷹的《東方女性》；有寫藏族生活的，如馬原的《風底斯的誘惑》、扎西達娃的《西藏，隱秘的歲月》；有寫抗日戰爭生活的，如莫言的《紅高梁》；有寫民間傳奇故事的，如馮驥才的《神鞭》；有寫普通人生存狀態的，如池莉的《煩惱人生》、方方的《風景》、劉震云的《單位》；也還有寫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新的矛盾、新的社會動蕩和心理變遷生活的作品，如畢淑敏的《原始股》、何繼青的《軍營股民》、張欣的《首席》、鐘道新的《單身貴族》等等。這眾多不同題材的作品出現，顯示了作家們反映的生活，具有前所未有的廣度，具有前所未有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這也反映了現實主義作家注意關注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關注各種各樣的人的生活方式，關注我們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所發生的一切，用他們的筆去真實地描繪這一切。
　　 二
　　新時期的中篇小說與建國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說相比較，在塑造的人物形象方面，更具多樣性和豐富性，創造了新的人物現象，豐富了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
　　從建國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說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來看，稱得上典型形象的，就其數量來說不多，典型化程度很高、很深的更是鳳毛麟角。當然，也有一些人物形象能給我留下一定的印象，如陳勇、蔡錦生（劉白羽的《火光在前》）、崔克堅（謝雪疇的《團指揮員》）、王應洪（路翎的《洼地上的“戰役”》）、傅老剛、黎老東、小滿兒（孫犁的《鐵木前傳》）、申玉技（康濯的《水滴石穿》）、閻興（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等。可以說，“十七年”的中篇小說塑造工農兵形象為主。而新時期的中篇小說除繼續塑造了工農兵形象外，還創造了過去文學作品中未出現過的新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具有空前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例如較突出的有李銅鐘（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陸文婷（諶容的《人到中年》）、吳仲義（馮驥才的《啊》）、羅群、馮晴嵐、宋薇（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車篷寬（蔣子龍的《開拓者》）、傅連山（水運憲的《禍起蕭墻》）、武耕新（蔣子龍的《燕趙悲歌》）、梁三喜、靳開來、趙蒙生（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冼文弓（劉兆林的《啊，索倫河谷的槍聲》）、袁翰（朱蘇進的《射天狼》）、沈巧、黃金桃、歐陽美怡（朱春雨的《沙海的綠蔭》）、張思遠（王蒙的《蝴蝶》）、王輝凡（韋君宜的《洗禮》）、盤老五（葉蔚林的《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高加林（路遙的《人生》）、王一生（阿城的《棋王》）、那五（鄧友梅的《那五》）、石義海（劉心武的《如意》），以及秦波（《人到中年》）、吳遙（《天云山傳奇》）等。這些人物形象都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其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已經達到典型化的高度。
　　新時期的中篇小說在塑造的人物形象方面，與“十七”年的中篇小說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相比較，它的發展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知識分子的形象塑造有了新的發展和突破。長期以來，由于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對知識分子存在著不正確的認識，在文學作品中往往把知識分子寫成中間人物、落后人物甚至反面人物，而新時期的中篇小說一掃過去這種不良傾向，不僅把知識分子作為正面人物來寫，而且還把知識分子作為先進人物來歌頌。例如《天云山傳奇》中的羅群，他在極“左”思潮的年代，由于堅持真理而被打入社會的低層，慘遭批斗，但他身處逆境仍不氣餒，不悲觀，在貧困的物質條件和險惡的政治環境中，深入群眾，調查研究，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寫出了《論天云山區的改造與建設》等著作；在新的歷史時期，他又帶領天云山區的人民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人到中年》中的陸文婷，在18年的“超負荷運轉”中，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地工作，從不計地位低、工資少、住房擠，忘我地為病人解除疾苦，“使千千萬萬人重見光明”，在她的身上不僅體現了舍己為人的“孺子牛”精神，而且也鮮明地體現了在黨的培養成長起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特征。這類知識分子形象不僅蘊含著深廣的社會歷史內容，而且也具有強烈的鼓舞力量。另外，像馮晴嵐、宋薇、周瑜貞（《天云山傳奇》）、吳仲義（《啊！》）、曹千里（《雜色》）、辛啟明、魏大雄（《土壤》）、梁倩、柳泉、曹荊華（《方舟》）等知識分子形象，都具有不同的個性、不同的生活經歷、不同的思想意識、不同的價值取向，形成了知識分子形象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二是創造了新時期改革事業中的開拓者形象。在新時期的改革事業的進程中，有困難、有阻力，也有消極、落后方面的因素，而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勇于在這錯綜復雜的社會生活中，塑造出具有理想色彩的開拓者形象，以鼓舞人們開創改革事業。例如《開拓者》中塑造的車篷寬，他能夠清醒地意識到經濟體制改革，四化建設的騰飛，在我們這個有自己國情的環境里，面臨的困難卻是多方面的。他在進行改革事業的過程中，可謂四面受敵，上到D副總理、省委書記，下至工廠廠長，以及自己的妻子等，“這些被觸動的神經線，織成了一張無形的大網，不知什么時候，就會朝車篷寬罩下來”。可他逆流而上，直面復雜多難的觀實，有膽有識，敢于沖擊上司的官僚主義和僵化的保守勢力，大公無私地認真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他知人善任，勇于大刀闊斧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他講科學而不蠻干，勵精圖治，推行了他的企業思想。作者突出了他富有進攻精神的開拓者品格。《禍起蕭墻》中的傅連山也是一位四化建設中的大無畏的開拓者形象。他為了實現省電力管理體制的改革方案，毛遂自薦到老大難的佳津地區去進行改革，在那里他遭到了“維護山寨絕對利益”的地委的堅決抵制。面對著阻礙改革的封建意識、宗法觀念、地方主義、官僚主義以及抗拒革新的頑固勢力的圍攻，但他沒有妥協，沒有氣餒，迎難而上，最后他被逼得走上自我毀滅的境地。他為四化建設積極獻身的精神，震撼人心。像這一類開拓者的形象，在過去的文學作品中是沒有出現過的，這些個性鮮明的強有力的改革人物形象，對于鼓舞人們從事改革和四化建設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是在塑造軍人的英雄形象方面具有新的發展和突破。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我們在塑造軍人英雄形象方面，比較注意追求英雄形象的高大完美，往往不寫英雄人物身上的缺點，不寫英雄人物的真實情感，導致“神化”英雄。新時期的中篇小說在塑造軍人英雄形象時，則注意把英雄人物寫成活生生的真“人”，寫出英雄人物的不同個性，寫出英雄人物既是英雄又是普通人，既崇高又平凡。《高山下的花環》在英雄人物塑造方面的新突破是十分突出的。在塑造梁三喜這個英雄時，作者突出了這位來自沂蒙山老革命根據地的農民子弟，繼承了中國農民刻苦耐勞、堅韌寬厚的氣質；對祖國、對革命事業一片忠誠，具有淳樸厚道、堅毅剛強的性格；在戰前，他嚴以帶兵，寬以待人；在戰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殺敵，為掩護戰友具有自我獻身的精神。在他身上鮮明地體現了傳統軍人英雄形象的共同特征。但在這基礎上，作者又賦予了梁三喜更豐富的普通人的“情感”，寫了他的夫妻情、父子情、母子情、戰友情。作者強化了英雄人物的豐富“情感”來增強震撼人心的力度，讓讀者深深感到英雄人物也是活生生的人，也具有七情六欲。作者敢于寫梁三喜的豐富情感，無疑是一個大的突破，因為在過去是不可能這樣來寫英雄人物的情感世界的。在塑造趙蒙生這個英雄人物時，作者敢于寫英雄人物身上的缺點和轉變過程。趙蒙生從想當“逃兵”到為國而戰，并成為戰斗英雄，他的深刻變化，是真實可信的，激動人心的。在過去的文學創作中，是不可能寫指導員身上有缺點的，也不可能將一個有那么多的缺點的人物作為英雄人物來塑造的。李存葆敢于把這樣一個身上有缺點的人物作為英雄人物來塑造，無疑是一個發展和突破。另外，像靳開來（《高山下的花環》）、袁翰（《射天狼》）、冼文弓（《啊，索倫河谷的槍聲》）、沈巧、黃金桃、歐陽美怡（《沙海的綠蔭》）等軍人形象的塑造，都具有新的發展和開拓。
　　 三
　　新時期的中篇小說與建國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說相比較，在藝術表現手法和藝術形式上有新的發展和新的創造。
　　首先，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建國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說，主要是通過人物的言行、細節以及故事情節來刻畫人物，也有一些運用心理描寫來刻畫人物，但不是很突出；而新時期的中篇小說除了繼承和運用以上的傳統的表現手法來刻畫人物外，特別注意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注重向人物的靈魂深處開掘和探求。王蒙在《蝴蝶》里，大膽吸取和采用西方意識流的自由聯想、內心獨白、象征等藝術手法，著重描寫張思遠的內心活動，剖析他的精神世界。張思遠這個人物在外形上和性格方面給人留下的印象雖然不太突出，但他的內心活動的軌跡，他的生活經歷、思想感情、精神狀態，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諶容在《人到中年》里，就寫了陸文婷在昏迷狀態中的幻覺、臆念，通過她的夢幻般的潛意識的內心活動，自然而深刻地揭示了陸文婷內心深處的種種矛盾：欣慰與憂患、歡樂與煩惱、困惑與信念、懺悔與期望等等。作者運用人物的意識流動去揭示陸文婷的心緒，既符合陸文婷內向性格的特征，也與病中特定氛圍下的人的心境相適應。還有汪浙成、溫小鈺寫魏大雄，張一弓寫李銅鐘，張賢亮寫章永麟、龍種，水遠憲寫傅連山，朱蘇進寫袁翰，劉恒寫周兆路，陳建功寫盧森等人物，都很注重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這些作家描繪人物內心世界，其目的都是為了豐富人物形象，使人物更加豐富、真實，給人以立體感。作家們注重寫人物的內心世界，這也是一大突破，因為在極“左”思潮橫流的日子里，作家描寫人物多樣的內心活動，往往被指責搞“人格分裂”或醉心于“資產階級的陰暗心理”。
　　其次，在結構藝術方面。建國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說主要是繼承以情節為主體的傳統結構藝術，一般都是按事件發生、發展的自然進程和時間先后順序來安排故事情節，也即人們常說的縱式結構。在“十七年”的中篇小說中，比較有影響的作品如孫犁的《鐵木前傳》、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劉澍德的《橋》、康濯的《水滴石穿》、劉白羽的《火光在前》等，都采用了這種結構藝術。而新時期的中篇小說的結構藝術，有了較大的變化和發展。一些具有創新意識的作家，探索和嘗試著多樣化的結構藝術形式。有的作家比較明顯地運用了心理結構（又稱意識流結構），如王蒙的《蝴蝶》，通過張思遠的心理流程，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界限，讓過去、現在、未來迭替出現，使得整個故事時斷時續，起伏跳躍，用有限的篇幅，反映時間跨度大、空間開闊的生活。這部作品只有4萬余字，就寫了張思遠30年的生活經歷。這種結構還有助于表現人物的精神世界。有的作家，還嘗試著把傳統的情節結構和心理結構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來運用，如諶容的《人到中年》，一方面，是按發病、守護、診斷、垂危、搶救、初愈等病情變化和治療過程來安排情節結構；另一方面，又通過主人公病中的幻覺、憶念，以及主人公的丈夫、好友、同事、領導、病人的回想，把陸文婷的身世、學業、工作、愛情、家庭生活等并不連貫的20多年的生活圖景壓縮到一兩天時間里來表現。這種情節結構與心理結構結合起來運用的結構方式，不僅有助于表現廣泛的人生內容，而且也有助于塑造陸文婷的形象。另外，靳凡的《公開的情書》，采用了書信體結構，讓人物的思想和感情表現得酣暢淋漓。汪浙成、溫小鈺的《土壤》，探索了立體交叉的結構方式，除了頭尾兩節采用第三人稱外，其余各節均用第一人稱交叉自我敘述，在各自的敘述中，表現出人物的個性特征和內心世界。以上提到的結構方式，在過去的中篇小說中都未見過的。這說明新時期不少創作中篇小說的作家，都不再固守傳統的結構形式，大膽地借鑒和創造新的結構方式，使中篇小說的結構藝術呈現出多樣化的局面。
　　再次，在藝術風格的建樹方面。新時期創作中篇小說的作家要比建國后“十七年”的中篇小說的作家大大地向前發展了。在建國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說中，專門從事中篇小說創作的，基本上找不出來，因此也談不上藝術風格的多樣性。而新時期就有眾多的中篇小說作家，從選擇題材、創造形象、藝術構思、語言表現方面表現自己獨特的東西。例如蔣子龍側重于反映改革大潮的現實生活，尤以反映工業戰線的生活為主，開拓了工業題材文學的新天地。他善于廣泛地揭示出四化建設中的矛盾沖突，深刻地分析和探索四化建設的現狀和道路，成功地塑造了工業戰線上的開拓者形象，建樹了粗獷豪放的藝術風格。諶容善于通過日常生活的描繪來揭示重大的社會問題，努力挖掘生活中的真善美，鞭撻生活中的假惡丑；善于對社會主義時期的悲劇進行探索；善于描寫女性形象性格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善于借鑒古今中外有益的藝術，綜合運用，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李存葆側重于軍事題材創作，開創了軍事題材社會化的新天地。他善于把戰爭、部隊和整個社會生活融匯一起來描寫，讓人看到整個社會生活的掠影；善于塑造不同性格特征的英雄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英雄人物的心靈美，以凈化人們的靈魂。他的作品具有“熾熱的情感，深沉的哲理和濃重的色彩”。王蒙創作了一大批中篇小說，從多角度反映歷史生活和現實生活，在藝術形式上銳意創新，立足民族生活和藝術的土壤，大膽地借鑒西方現代派某些表現手法來反映生活，塑造人物；他還大膽地把內心獨白、自由聯想、比喻象征、雜文諷刺、相聲的幽默等多種藝術手法熔為一爐，綜合運用，藝術追求別具特色。劉紹棠提出了建立“鄉土文學”的主張，致力于創作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濃郁的地方特色的作品，建樹了“田園牧歌”式的藝術風格。
　　 四
　　中篇小說創作經歷了建國后的“十七年”，在新時期崛起，并不斷發展，走向繁榮昌盛，取得引人矚目的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黨領導的思想解放運動，是促使中篇小說不斷發展的重要原因。1978年下半年，在全國開展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極大地促使了人們的思想解放。接著，黨中央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于是，廣大作家按照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對建國以來的文藝運動進行了認真的回顧總結和探討。他們針對“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近10年間所散播的極“左”文藝思想的流毒，進行撥亂反正，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他們徹底推倒“文藝黑線專政論”，為所謂“黑八論”的理論觀點辯誣正名；認真地探討了建國以來文藝事業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對“左”和右的干擾，尤其是對“左”的干擾所造成的嚴重惡果有了較明確的認識。很顯然，黨所領導的思想解放運動、文藝戰線思想解放運動所取得的成果，為中篇小說創作的發展和走向繁榮創造了條件。因為眾多的優秀中篇小說，都是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之后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出現的。
　　其次，作家有切身的生活體驗和擁有豐富而厚實的生活和積累，以及善于思考，也有力地促使了中篇小說的崛起和發展。創作中篇小說的作家，比較多的是中青年作家。在他們之中，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內亂中和極“左”的年代，就深受其害，切身飽嘗了累累“傷痕”。例如馮驥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他的頭發被紅衛兵剪得七零八落，他的母親也被紅衛兵剃光了頭發，“他所崇拜的文學藝術大師的畫像被撕成碎片拋在地上”，“他那些心愛的藏書全被扔進了院里的火堆”。面對風云變幻的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生，他在思考：“為什么那些文文靜靜的女孩子，抄家時會把屋里每一件完整的東西有條不紊地敲得粉碎？為什么海河邊幾乎天天都有人投河自盡……”（許志安：《路，在他的腳下延伸——馮驥才的生活、創作道路》，見《中國當代文壇群星》第181頁）馮驥才的親身經歷，他的耳聞目睹，他的深沉思考，使他創作了《啊！》、《鋪花的歧路》等中篇小說。又如從維熙，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進過勞改隊，在礦山、工廠、農場干過各種苦力。在20多年的底層生活中，他飽嘗了悲歡離合，歷盡人間滄桑。他看到了現實生活中的“糞土與黃金；高潔和卑鄙；惡毒與善良；虛偽和真誠”。（從維熙：《答木令耆女士》，見《新時期作家談創作》第470頁）他看到了真正的革命戰士和共產黨員，有才有識、正直清白的知識分子，被投入監獄，枉作楚囚。這一切，是他創作的源泉，使他寫下了《大墻下的紅玉蘭》、《泥濘》、《第十個彈孔》等中篇小說。另外，不少作家在新的歷史時期，目睹了社會生活的變革、七彩的人生，擁有了創作題材，從而寫下一篇篇佳作。
　　再次，中篇小說的崛起和不斷發展，還有它自身的特點。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除了以其字數的多少來區別外，它還可以以反映生活的容量來區別。短篇小說構思較快，寫作靈活，能夠較迅速地反映生活，但因其篇幅較小，往往只能反映生活中的某一個片斷，“可借一斑略知全豹”。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相比較，它能反映更深廣的生活，場景廣闊，人物眾多，故事完整，但由于它構思的時間和寫作的時間較長，而不能迅速地傳遞給讀者。中篇小說兼有兩者之長，既能迅速及時地反映現實生活，又能蘊含較深廣的生活內容，而且不需要長篇小說那樣長時間的構思和創作。為了適應時代生活節奏加快的特點，為了較快地將生活的信息傳遞給讀者，為了讀者的閱讀欣賞，于是不少作家尋找了中篇小說的形式進行創作。
　　最后，新時期出現的眾多的大型文學刊物，為中篇小說的崛起和發展創造了條件。全國省市一級的大型文學期刊，1978年僅有《十月》1種，1979年為13種，1980年為26種，1981年以后至少有30種。這些大型刊物為中篇小說的發表提供了園地。由于大型刊物眾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創作中篇小說的作家涌現，相互激勵，也就推動了中篇小說創作的不斷發展。
　　當代中篇小說創作經歷了近50年，它從建國后“十七年”中的不顯眼的地位起步，進入新時期后不斷發展，繁榮昌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并在當代小說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這的確是令人歡欣鼓舞的。我們相信。廣大作家堅持深入生活，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不斷深化，會創造出更多更美的中篇佳作。
　　 作者：華南師范大學中文系(510631)主任、副教授
　　 責任編輯：林利藩
　　
　　
　　
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84-9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鄺邦洪19971997 作者：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84-9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鄺邦洪1997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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