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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距今已經有90個春秋，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即將走過一個世紀的歷程，學術界開展深入細致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特別是改革開放近20年來，經過新時期史學工作者的努力，對辛亥革命的研究又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新觀點，研究程度進一步深化，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寬。本文擬就對辛亥革命研究作一分類概述，并以拙文紀念偉大的辛亥革命。
　　一 辛亥革命的階級基礎與革命性質
　　（一）辛亥革命的階級基礎
　　關于辛亥革命的階級基礎，這個問題的爭議性比較大。有學者認為，辛亥革命的階級基礎是整個民族資產階級而不僅僅是它的中下層。[1]林增平則認為，辛亥革命的階級基礎，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中下層。[2]朱英將這兩種觀點進行了綜合，他認為，如果對“資產階級”一詞作相對廣義的理解，整個資產階級是辛亥革命的階級基礎。如果對“資產階級”一詞作相對狹義的理解，只包括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即資本家階級，那么相對于同時期的立憲運動來說，辛亥革命在較大程度上還缺乏這樣的階級基礎。[3]
　　（二）辛亥革命的性質與實質
　　辛亥革命的性質與實質，是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一個重點問題。由于對“資產階級”一詞的理解和運用不同，國內外學者在這個問題上頗有爭議。臺灣學者認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或者國民革命。內地學者對此大都持反對意見，認為，辛亥革命是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4]辛亥革命沒能將農民群眾發動起來，不能稱之為國民革命。[5]
　　有學者從文化、政治制度研究探討了辛亥革命的性質與實質。龔書鐸認為，辛亥革命不僅是一次政治革命，同時也是一次文化革命，一次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革命。[6]劉慧宇認為，辛亥革命是經受了西方文化的猛烈撞擊與傳統文化的劇烈震蕩而產生的，是中西文化沖突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必然出現的一次激復。[7]朱榕在分析清末官制改革、立憲運動的基礎上，指出辛亥革命實質上是由國內被排擠的漢民族統治階級和在其領導下的廣大人民所進行的以推翻居統治地位的滿民族統治階級為主要目標的一次國民民族革命運動。[8]王貴忠撰文指出，從廣義上說，辛亥革命是立憲派與革命派共同推翻清朝統治的政治運動；從狹義上講，辛亥革命是革命派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9]
　　二 辛亥革命的政黨團體、會黨
　　（一）辛亥革命中的政黨團體
　　1.同盟會 廖一中認為，同盟會作為一個革命政黨存在著嚴重的弱點：社會基礎不廣泛，組織上松散甚至派別爭吵，認識上也不一致；同盟會提出的“驅除韃虜”的反滿、排滿口號，模糊了人民的視野，把斗爭引向局限于滿漢民族矛盾的狹隘方面。[10]葛仁鈞撰文分析了同盟會在辛亥革命中的得失：為辛亥革命進行了多方面的準備，而對武昌起義缺乏直接領導；組建政府過程中，注重了外部聯合而疏于內部團結；注重推翻皇權而未注重摧毀封建帝制；注重工商業的發展而缺少農村的變動。[11]
　　2.興中會 有學者指出，檀香山興中會誓詞是子虛烏有，檀香山興中會并不是革命團體。[12]蔣順初則認為，廣州興中會既沒有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也沒有提出建立資產階級政權的要求，它的宗旨根本不代表任何近代意義，根本談不上革命二字，而檀香山興中會才是近代化的資產階級革命小團體，是反清的革命組織，香港興中會比起檀香山興中會則是一個改良主義性質的倒退。[13]
　　3.光復會 胡國樞撰文對光復會的近代化思想進行了探討，認為其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堅決主張推翻清朝專制統治，建立共和國；明確要求反對外來侵略、維護民族獨立；關心農民利益，提出土地公有，要求振興民族經濟，提倡通商惠公；光復會重視弘揚民族正氣，注重國民教育，啟迪民智，改進民風，提高民德。[14]朱順佐撰文論述了光復會群體思想的歷史淵源與基礎，認為，光復會群體思想是繼承和發揚歷代先賢民族氣節的產物，是近代愛國反帝斗爭的產物，是接受近代西方共和國思想的產物；近代江南經濟迅速發展是產生光復會群體思想的經濟基礎，革命志士聯絡和改革會黨是產生光復會群體思想的社會基礎。他同時指出，光復會的出現，標志著由資產階級唱主角的、有偉大意義的辛亥革命運動已經揭開了序幕。[15]潘鶴松認為，光復會總部的重建如同共進會的建立、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一樣，不能說是分裂，光復會成立后，仍然在獨立活動，“光復會并入同盟會”的說法是不正確的。[16]
　　4.日知會 川村規夫（日本）撰文論述了武昌日知會的成立背景和活動情況，認為，日知會是一個十分成功的團體，不僅出色地發揮了它的宣傳作用，為后來的武昌首義做了最初的準備，還培育造就了湖北一代革命者，造就了辛亥革命埋葬清王朝的第一批掘墓人。在對武昌日知會做出的評價中，他認為，“故日知會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乃歷史主義的正確評價。[17]李廣慧指出，作為與辛亥革命有關的基督教團體，宗教是日知會存在不可缺少的合法外衣，這是日知會的獨特之所在。[18]
　　（二）會黨與辛亥革命
　　作為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會黨對辛亥革命產生了重要影響。近20年來，學術界對于會黨的性質、特征、作用等問題研究得都比較深入。有學者探討了辛亥革命時期會黨的性質、宗旨及其與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關系，揭示了民國成立后，會黨運動很快與革命脫鉤，逐漸成為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無恥政客用作反對中國革命工具的深刻原因。[19]饒懷民、周新國撰文分析了會黨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積極作用，認為會黨在組建革命團體、舉行反清武裝起義、策動暗殺、籌餉、捐款等方面皆有相當的貢獻和影響，而其中最大的貢獻，還是積極參與了資產階級革命派歷次發動的反帝反封建武裝斗爭。[20]還有學者指出，會黨在辛亥革命中既是助力又是阻力，這種二重作用，貫穿于辛亥革命時期會黨的全部斗爭之中。[21]
　　三 辛亥革命與各界人民的斗爭
　　（一）辛亥革命與婦女運動
　　周亞平撰文深入探討了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參政的情況，他認為，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參政運動，雖然是轟轟烈烈開始冷冷清清告終，它的失敗也是必然的，但它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22]徐輝琪從思想文化的角度揭示了辛亥革命時期婦女爭自由、復人權運動的深層意義，認為其是伴隨著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興起而出現的一場以婦女為主體的頗有聲勢的謀求自身解放和思想啟蒙的運動。[23]
　　李燦珍認為，部分先進婦女在辛亥革命時期進行的斗爭以及一系列驚世駭俗的言論、行動，為推動中國近代化事業做出了貢獻。[24]蔣美華認為，辛亥革命時期知識婦女群體的解放心態貫穿著熾熱的愛國激情與強烈的優患意識和使命感，貫穿著對“女國民”身份的深深追逐，貫穿著對既存的黑暗世道的大力撻伐，代表了當時婦女的最高心理水準。[25]
　　（二）華僑與辛亥革命
　　有學者撰文對華僑與辛亥革命作了深入探討，認為辛亥革命是華僑血染的豐碑，是當其實。[26]任貴祥、吳比戰著文論述了華僑在黃花崗起義中所做的貢獻，指出，華僑在人力、財力、組織、輿論諸方面為黃花崗起義做出了重大貢獻，在黃花崗起義的醞釀、籌劃、捐款、購運武器及起義的整個過程中，華僑始終是起義的主力之一。[27]
　　（三）新軍與辛亥革命
　　陳文桂撰文分析了新軍倒向革命成為辛亥革命主力之一的原因，他認為，作為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的受害者，新軍士兵的經濟地位和由此決定的思想狀況，構成了轉向革命的內在原因，而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宣傳教育，爭取引導則最終實現了新軍向革命轉化。[28]張連起認為，運動新軍對革命黨人有四個有利條件：一是集中，二是有些官兵有一定的文化，較易接受新思想，三是有些軍官是留學生，部分人已加入同盟會，四是近代化裝備比較有戰斗力。[29]郭亞平指出，辛亥革命前廣州的幾次新軍起義都是由新軍軍官領導發動的，南方獨立的大部分省區也是由新軍軍官發動起義的，新軍軍官與士兵相結合，在反清革命和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30]任恒俊從南北新軍的差異入手分析了新軍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指出南北新軍在辛亥革命期間作了截然相反的表演，南方新軍從左的方面、北洋新軍從右的方面結束了清王朝的統治。[31]
　　（四）其他階級與階層
　　吳雁南認為，辛亥革命時期，中國工人階級日益成為一支重要的力量，有著不容忽視的歷史地位。工人的斗爭對于推翻清朝封建統治，創建民國立下了豐功偉績，同時也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32]
　　周興ｌｉáｎｇ＠①認為，基督徒對孫中山革命救國事業的開創和不斷發展做出了一定貢獻：教徒黨人志士部分為創建同盟會和擴充其黨務出力；部分或從事宣傳鼓吹，或參加武裝起義，為辛亥革命運動的高漲和勝利貢獻了力量；在辛亥革命運動走向高漲和勝利的同盟會時期，他們是支持孫中山進行民主革命宣傳活動的重要力量。[33]
　　四 辛亥革命與列強
　　張小路認為，列強對辛亥革命的態度有三種：一種是維持清政府的存在以保護其既得利益；一種是希望中國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以盡快穩定社會秩序，保證列強在華利益不受損害；一種是施展兩面手法，助長混亂以進一步奪取利益。他還詳細分析了美國對辛亥革命的態度，認為美國對辛亥革命的態度有與其他各列強相一致的地方，也有與其他列強不一致而獨具特性的方面。前者表現為實行合作政策下的嚴守中立，后者則表現為沒有干預中國的國體問題，也沒有武力干涉中國的打算與準備。[34]周彥撰文分析了日本在“南北議和”中的一系列活動，指出，日本政府在從南北議和的醞釀階段到議和過程乃至議和終止后，極力干涉中國內政，企圖利用袁世凱實現其一貫主張的“君主立憲的、分裂的、貧困落后的殖民地的中國”，但日本最終未能如愿以償。[35]俞辛＠②認為，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國內外關系決定了這時期中日外交的態勢、外交的內容及外交的交涉進程和結局。[36]
　　吳乾兌撰文分析了辛亥革命時期的沙俄的侵華政策，認為，辛亥時期是沙俄侵華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沙俄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出兵侵占了中國大片領土，對中國革命進行了種種干涉和破壞。[37]張思博進一步指出，辛亥革命前后，俄國仍把鞏固和擴大在中國的勢力作為對華政策的基調。其對華采取的外交手段，既有露骨的軍事壓力和領土掠奪，又有經濟的滲透和外交的欺騙。[38]
　　林海龍撰文指出，在辛亥南北議和中，英國為了操縱未來中國的政治，極力扶植袁世凱，對革命黨人的力量進行迫害，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袁世凱攫取革命的勝利果實，使辛亥革命半途夭折。[39]
　　五 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界
　　（一）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心理
　　從社會心理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是一個非常新的角度，學者們做了大膽的嘗試。王繼平從探討市民等級的社會心理意識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革命運動的關系入手說明了城市市民等級的社會心理對辛亥革命的實際影響。[40]他還認為，沒有辛亥革命時期城市市民心理的漸次接近和對革命的選擇及心理承受力的形成，辛亥革命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41]朱小玲也對這個問題作了進一步探討，認為，人們強烈的茍安心理是制約辛亥革命的另一心理弱點。[42]
　　（二）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思潮
　　章開沅認為，辛亥革命時期的進步社會思想的特點包括：對世情與國情的再認識、時代的緊迫感與歷史使命的結合、加強了對于封建文化傳統的批判。[43]李良玉認為，排滿思潮的本質內容是以歐美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為模式的革命民主主義，但反滿的民族主義又是它過于豐滿的外部形態。排滿思潮的這種二元性，根源于中國社會種族斗爭的文化心理，反滿民族主義事實上替代了革命民主主義的理性認識。[44]陳高原撰文分析了改造國民性思潮與辛亥革命之間的關系，他認為，辛亥革命受到改造國民性思潮的影響，其結果又推動了這一思潮的發展。[45]李喜所探討了辛亥革命時期的國粹主義思潮，指出，國粹主義作為一種思想理論指導，其既有推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積極的一面，也有傳播封建毒素的消極的一面。辛亥革命時期的國粹主義思潮瑕瑜互見，是特定的中國社會產生的一種矛盾集合體。[46]劉圣宜對實業救國思潮的高漲作了論述，認為辛亥革命雖然推倒了壓迫中國民族工業的清朝封建勢力，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但是辛亥革命并未傷及帝國主義的要害，這就使得中國經濟界對于民族工業的危機感大大增加，呼吁民族工業的聲浪更高，最終促使實業救國思潮高漲了起來。[47]
　　張元隆指出，辛亥時期國民意識的崛起構成了中國近代啟蒙運動的歷史鏈條中承上啟下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它上承戊戌時期“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啟蒙，以“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摧毀了封建專制制度，下啟五四時期喚起“多數國民自覺的新文化運動”，促使國民意識進一步崛起。[48]
　　陶季邑撰文考察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社會主義思想，認為，雖然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社會主義思想存在弱點與不足，但其在當時及以后中國產生了一定影響，在中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思想史上也有一席之地。[49]
　　六 關于孫中山“讓位”
　　史學界普遍認為，袁世凱竊取臨時大總統之職是辛亥革命失敗的標志。作為袁世凱當上大總統一職直接誘導因素的孫中山“讓位”這一問題自然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學者們對此進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形成好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將孫中山讓位袁世凱的原因歸結于經濟方面的因素。黎澍認為，由于經濟來源枯竭，得不到任何力量的支持，孫中山不得不把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50]楊天石贊同黎澍的觀點，他發表文章指出，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固然反映出革命黨人對袁的本質認識不足，但主要原因則在于他們無力籌集為爭取勝利所必需的經費。[51]
　　第二種觀點傾向于認為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是各種客觀因素作用的結果。何紹波認為，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是由革命政權方面、革命黨人、立憲派、帝國主義共同作用的結果，孫中山是否讓出臨時大總統的職位不是能由他自己決定的。[52]駱寶善則認為，孫中山最終讓位袁世凱，辛亥革命不能得到預期的勝利的社會和思想原因是整個社會當時對孫中山及其的制定的革命綱領的認識與了解過于浮淺，接受層面過于狹窄。[53]
　　持第三種觀點者多是從孫中山自身的主觀因素去探討這個問題。黃偉認為，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的思想動因是，他出于破除帝王思想，杜絕革命黨人爭權奪利，避免重蹈太平天國內哄失敗之覆轍的考慮；出于消除南北對峙各據一方的局面，早日推翻清廷建成共和的思考。[54]汲廣運認為，孫中山獨特的博愛觀念、民本思想和經國濟民意識在近代中國內亂險象環生、列強虎視眈眈以及信袁、畏袁、議和、贊同共和的呼聲充斥全國的歷史條件下，不斷相互作用，終成合力，導致孫中山讓位。孫中山讓位乃歷史必然，是孫中山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不能簡單地說，孫中山讓位是被迫的或自愿的。[55]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是主客觀共同作用的結果。黃良元所持的就是這種觀點，他指出，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是他和革命派難以自覺和克服的時代和階級局限所造成的，革命迅速勝利和經濟、政治條件的不夠成熟所形成的錯綜復雜的局面使孫中山把新政權讓給面目尚未充分暴露而且還在繼續變化的袁世凱。[56]楊波也認為，由于客觀形勢的召喚和主觀準備的不足，在歷史合力的作用下，最終釀成了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這一憾事。[57]
　　七 辛亥革命的結局和影響
　　（一）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
　　大多數學者是從資產階級本身的弱點、革命的失誤以及外界的政治經濟等社會因素對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加以論述的。
　　黎澍撰文指出，辛亥革命中革命黨人喪失政權，革命失敗的必然性就在于，資產階級自身的弱小和缺乏獨立性，封建統治特別嚴密，未能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個統一的獨立的政治力量。[50]肖季文認為，同盟會的綱領“三民主義”作為辛亥革命理論基礎，并沒有完成隨著中國階級關系、社會矛盾的變化而變化以指導它所屬的階級完成革命的歷史使命。這是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源之所在。他還認為，同盟會只是一個松散的政治聯合體，始終沒有也不可能充分地實現其對革命的領導作用，是辛亥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58]陳紅民，凌航撰文指出，資產階級的發育不完全，沒有在革命勝利后統率各階級領導社會建立新的權威的力量，從而導致民國之后諸多革命的策動者所未曾想到的“后遺癥”，乃是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之所在。[59]王貴忠認為，革命派喪失政權并遭到慘敗，就是其統一戰線工作嚴重失誤造成的，統一戰線的成敗決定了革命黨政治斗爭的成敗。[9]
　　以劉曼容為代表的學者認為，辛亥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不能正確處理農民問題。辛亥革命沒有大的農村變動，所以注定要失敗。[5]以胡繩武、戴鞍鋼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導致辛亥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就是，嚴重的財政危機困擾著革命黨人，而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又找不到一條正確解決的途徑。[60]丁孝智，張根福撰文指出，會黨在辛亥革命中的阻力作用阻止了辛亥革命的深入發展，并成了導致其失敗的重要原因。[21]胡維革認為，半殖民地意識是辛亥革命失敗的一個深層原因。[61]
　　李越對傳統的將辛亥革命失敗歸咎于資產階級的軟弱和袁世凱的陰謀欺騙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辛亥革命的失敗是由辛亥革命的早產性和武昌起義后的客觀歷史條件所決定的。[62]
　　（二）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
　　關于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問題，史學界的意見比較一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的走狗清政府統治，為綿延了兩千一百多年的皇朝制打下了一個血與鐵鑄成的句號；[63]辛亥革命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使中國的資本主義得以繼續發展，[64]是當時推動中國革命發展的動力。[65]
　　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是研究其歷史意義的一個重要方面，20年來，史學界對此頗有論述。佘意明認為，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有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在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史上的地位一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的分界線。[66]孔凡嶺認為，從社會形態上講，辛亥革命推翻了三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不僅從內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宣告了封建社會在中國的結束；從階級劃分的角度上看，辛亥革命后，以資產階級為中心的時代已經代替了以地主階級為中心的時代的主要內容和時代發展的重要方向；從世界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具有劃時代意義，所以辛亥革命應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67]達威指出，辛亥革命客觀上為“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以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勝利鋪平了道路，準備了力量。辛亥革命是中國由封建專制開始走向民主自由的起點。[68]胡繩武認為，辛亥革命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和他們中的積極分子繼續發揮首創精神，學習先進思想，不斷地為探索中國的革命道路而英勇奮斗，辛亥革命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69]
　　虞和平、石波認為，辛亥革命促進了經濟團體的興起，并由此對中國經濟近代化起到了較大的社會動員作用，為辛亥革命后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的出現造就了一個比較大而穩固的社會基礎；[70]辛亥革命是導致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出現“黃金時代”的決定性原因。[71]
　　（三）辛亥革命的總體評價
　　以胡繩為代表的學者認為，辛亥革命不僅推翻了清皇朝，而且使幾千年來的君主專制制度從此結束，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深入人心，從而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中國人民的思想解放，從這個意義上講，辛亥革命取得了勝利。辛亥革命沒有能提出一個明確而完整的反對外國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封建社會制度的政治綱領，沒有能比較廣泛地發動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下層廣大群眾，沒有形成一個能夠勝利地領導這場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并且，辛亥革命以同舊勢力妥協告終，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并沒有受到削弱，在農村中也沒有出現一次社會大變動，革命果實落到了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的手里，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依然處在極端貧窮落后的狀態，辛亥革命并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又是失敗了。[72]
　　有學者對上述觀點提出了異議，認為在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史上，辛亥革命與英法資產階級革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英法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比辛亥革命復雜得多，我們仍然肯定其取得了勝利，對其出現的反復和挫折，并不認為是革命的失敗。同樣，我們應當肯定是辛亥革命取得了勝利，辛亥革命以后出現的反復和挫折，也不應當是革命的失敗。[73]郭世佑撰文指出，如果不從孫中山的“畢其功于一役”的理想角度而言，辛亥革命不能被簡單地冠之以“失敗”來評析，歷史展示給人們的顯然不是辛亥革命的失敗，而恰恰是這場革命的不朽功績。[74]徐梁伯認為，辛亥革命已經成功地完成了它應該完成的歷史使命，沒有失敗。所謂辛亥革命的失敗，其實只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一派在取得革命勝利后，在新的政治角逐中遭到失敗。[75]
　　20世紀90年代中期，學術界出現一種觀點，認為辛亥革命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其一下子痛快地把清王朝搞掉，導致了軍閥混戰，從而延緩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龔書鐸、吳效馬撰文批駁了這種觀點。他們認為，辛亥革命并非某種主觀意愿和人為因素的結果，而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危機嚴重和社會矛盾極其尖銳的產物，是清政府十分腐朽，不愿意或沒有能力抵御外國侵略和領導國內變革的結果，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76]安靜波也對認為辛亥革命時機不成熟、是過激主義的觀點進行了批判，她指出，辛亥革命是面對資產階級改良道路走不通的嚴酷現實，各個階級、階層所選擇的唯一途徑。[77]
　　八 辛亥革命的比較研究
　　對辛亥革命進行比較研究有利于將辛亥革命的研究推入一個新的領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研究價值。近20年來，學者們從國外資產階級革命的橫向角度和中國革命歷程的縱向角度這兩個方面對辛亥革命作了相當程度的比較研究。
　　（一）橫向的比較研究
　　艾周昌撰文對亞洲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與辛亥革命進行了比較，他認為，辛亥革命是亞洲革命風暴的一部分，對亞洲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起過一定的鼓舞和推動作用。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也積極支持過亞洲各國的革命斗爭；辛亥革命對于破壞歐洲在亞洲的統治起到了一定作用。[78]章開沅將法國大革命與辛亥革命作了比較研究，認為，辛亥革命在思想方面、綱領方面和策略方面均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促進了辛亥革命的爆發。[79]盧旭東比較了辛亥革命與基馬爾領導的土耳其革命的異同，認為二者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范圍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兩者革命性質雖然相同，但共和國建立以后的前程卻大相徑庭。[80]
　　（二）縱向的比較研究
　　龔書鐸認為，太平天國、辛亥革命、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人民為了挽救民族危亡，英勇反抗斗爭的組成部分，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件事。[81]陳錫祺、桑兵對太平天國與辛亥革命作了比較研究，認為，辛亥革命與太平天國之間有著承繼關系，辛亥革命如果沒有太平天國革命的掃蕩予以清政府的沉重打擊，就不可能取得推翻清王朝、結束延續二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的巨大成就。[82]黎仁凱則著重分析了辛亥革命與太平天國之間的重要區別，認為，孫中山發揮知識分子的優勢，重視輿論宣傳，利用知識分子指揮會黨、策反新軍是辛亥革命與太平天國的重要區別。[83]周興梁認為，辛亥革命不僅與義和團運動在時間上存在著承接關系，而且還存在著某些歷史的內在因素。[84]張連起指出，沒有清末新政的實行，就不會有中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隊伍的迅速壯大，就不會有民主革命活動的順利展開，因此也就不會有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發。[29]劉德軍撰文對辛亥、北伐、抗戰這三次大的革命斗爭進行了綜合比較，指出，這三次偉大革命斗爭的共同點是：都高舉三民主義的旗幟；都體現了革命統一戰線的重要作用，并積累了經驗教訓；都是堅持走武裝斗爭道路；都鑄造了中華民族的革命精神；都具有深遠的意義和重大影響。三次革命斗爭的不同點是：各自發生背景不同；斗爭的性質不同；所揭示的歷史規律不同。[85]
　　《史學月刊》開封139～144K3中國近代史張艷華/章慕榮20012001張艷華（1977年— ），女，河南省汝州市人，南京政治學院歷史系碩士研究生；南京政治學院 歷史系，江蘇 南京 210003 章慕榮（1980年— ），男，安徽省天長市人，南京政治學院軍事歷史專業碩士研究生。南京政治學院 歷史系，江蘇 南京 210003 作者：《史學月刊》開封139～144K3中國近代史張艷華/章慕榮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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