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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讀《半生為人》，感慨萬端。這是一個當年的幸存者，講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他們“從不懷疑中產生了懷疑”的初航。不是重新結集的號角，只是歷史潮流的漲落之中，沉淀下來的一些個體經驗。只是一個瘦小，纖弱，坐過牢的女人，在一個接一個地給親人和朋友們送葬以后，帶著一個孩子，在絕境中掙扎過來的苦難歷程。

沒有凄厲的絕叫，沒有劇烈的抗議，沒有深長的悲嘆。萬千心事，凝成了這么一本，如此憂傷又如此美麗的意義之書。如同天問，如同長歌當哭。

我用“憂傷”一詞，作者未必認同。我所謂的憂傷，是指人對于失去了的幸福的憧憬。在那荒誕殘酷的年代，還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嗎？有的，那就是叛逆——意義的追尋。荒誕殘酷中的意義，就是對荒誕殘酷的抗爭。那些不能安于無意義狀態的意義的追尋者們，原本分散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互不知道對方的存在。由于共同的追尋，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這種人際關系，在商業時代已經不可想象。

這所謂憧憬，可以說是一種思念的情感。直接地是對那些初航時分曾與并肩的水手們的思念；間接地是對一種被理想主義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際關系的思念。這個，實際上也就是，對于一種更高人生價值的思念。由于那種照亮生活的理想主義，以及與之相應的人際關系現在已經杳不可尋，所以這個思念，或者說憧憬，就成了我所謂的憂傷。

以憂傷為基調，也就是以情感為主導，只聽從心靈的呼聲。這樣的書寫，只能是個體書寫。不服務于任何共同主題，也不受制于外來指令或需要。因此個體書寫，才呈現出無限豐富的差異和多樣性，各有特點。

徐曉此書，就不同于，例如“孤島張愛玲”那種。張愛玲面對的是無數細小蚤子（“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徐曉面對的是一頭巨大怪物——霍布斯所說的利維坦。不僅面對，她還要抗爭。以致她的個體書寫，只能是一種群體意識籠罩下的個體書寫。意識領域群體和個體之間的歷史性碰撞，使全書整體上形成了一個矛盾沖突的張力結構。情感主導的張力結構，作為符號，更像是詩，而不是戲劇。這是本書的特點。

我讀《半生為人》，像是讀一首長詩。幸福或者意義，都只能在追求它的過程中得之。人在無過程狀態中對于過程（幸福或意義）的憧憬，具有逃避現實的成分。對于已經逝去的“意義”的思念，首先是一種對當前強權橫行無忌人們惟利是圖的現實的逃避。真要回到從前，那份殘酷慘烈，沒人愿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換得，那種不幸中的幸福（或者說意義）也罷。

所以我說，這是一首憂傷的長詩。說來矛盾，正因為如此，我讀此書的感覺，一方面是切膚之痛歷久長存，一方面又得到一種審美的快樂，一種慰藉，甚至鼓舞。為那些不能安于無意義狀態的意義的追尋者們，即使在今天的人們已經無法想象的殘酷慘烈之中，也能創造出如此美麗、如此有意義的人生。難免要想一想，他們能，為什么我們不能？

二

這本書，比之于龍應臺的《大江大海》，沒有那么波瀾壯闊。比之于齊邦媛的《巨流河》，沒有那么源遠流長。但書中的人們，各有其心靈的而不是履歷的自我，獨一無二，不可重復。他們在共同的宏觀背景下展現出來的微觀心理，另有其多維的廣闊和縱深，標志著“個體”的存在。特別是在那個，智力在暴力面前、群體在惟一個體面前雙重失能的時代，要透過無數被工具化、數據化、符號化了的公共面貌，發現個體的存在更難。

在無數沒有面孔的“人們”中，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

“久久不能平靜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識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她曾經抗拒過這種疏離的意識，為了不能堅持“為信仰而獻身的理想主義”，甚至說“無可爭議地劃分了人格的高下”。甚至多年后回憶起來，仍然有失落之感：“如今，當年輕時的伙伴聚會散場之后，不管你是從怎樣豪華的酒店或怎樣寒酸的飯館走出來，走在喧囂或者沉寂的夜色中，你為什么會陡然生出一點兒向往……而當你咔嚓一聲打開房門，走進你那仍然簡陋或者不再簡陋的家時，又為什么會陡然地生出一絲失落，為你日復一日面臨著的瑣碎而煩惱？”

不論信仰的是什么，這種對信仰或意義的需要（或者說缺乏感），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執著也罷，懷疑也罷，沒有信仰也罷，這份嚴肅認真，都是對信仰負責的態度。“珍重不從今日始，出山時節千徘徊。”難道不是更加“無可爭議地劃分了人格的高下”嗎？

在那個強迫信仰的時代，不信仰就是犯罪，何況懷疑！她因此禍從口出，可謂性格就是命運。1975年，不到20歲的她，在一個嚴寒冬夜被電話叫醒，下樓接電話時，突然被一只骯臟發臭的帽子罩住眼睛，連襪子都來不及穿，光著腳板就被帶進了陰冷潮濕的監獄。獄中無信息，甚至外面發生了震撼世界的“四五”事件，甚至“四五”事件的一些被捕者關到了她所在的監獄，她都不知道。

那時的她，只不過是一個能夠獨立思考，跟著感覺走的好奇女孩。作為政治犯被捕，在當時十分平常。在四壁大墻里孤絕，任性地亂想。兩年多后出獄，又任性地亂走，結果走進了當年的《今天》編輯部。不管自不自覺，總是處在歷史的前線。不管有意無意，總是投身于不可知的命運。這，就很不平常了。

感覺，有時候，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

她出獄時，正碰上歷史的轉折。滿街大小字報，民刊如雨后春筍。對于非人處境的共同厭惡和對于別樣生活的共同渴望，使“個人”們（工人，市民，大學生，待業知青，復員軍人……）走到一起，形成許多松散的團體。自動的，志愿的，業余的，義務的。無機可投，無利可圖，只有奉獻，只有風險。但是都很樂意，帶著冒險的興奮。

《今天》編輯部，同樣不例外。她寫道：“條件雖然艱苦，做自己喜歡的事大家都覺得很神圣。”那份有所追求的快樂，那份非功利、無目的因而是審美的人生境界，現在到哪里找去？在《半生為人》之中，那些陋室補丁粗茶淡飯、一掃瑣碎凡俗宿昔晦氣走向別樣生活的人們，一個一個各不相同，又都審美地統一在一個意義的追尋之中。帶著朝露的清氣，帶著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那些當年投身于《今天》、各有才華個性而不為人知的人們，周郿英、趙一凡、史鐵生、鄂復明、李南、崔德英、王捷、劉羽、田曉青這些名字在書中的出現，讓我真有一種，“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感覺。

老版《半生為人》書影。

三

趙一凡。一個殘疾人，英年早逝。“文革”時不辭酷暑嚴寒，奔走于北京各個院校，選錄大字報，收集小報、傳單和當時難得一見的地下文學作品，還有禁書。細心地分類編號，抄寫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我不知道，”作者寫道，“一凡當年收集這些資料時有什么打算，但像他這樣當時就懂得這些資料的價值，并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絕無僅有。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一凡拄雙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屬支撐著，一條腿在地上拖著幾乎抬不起來，可以想象……（他做這些事）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誰能有這樣的執著和細心？”

這成噸的珍貴資料，在一凡被捕時沒有失去，是一個偶然；他死前立遺囑要把它交給作者處理，作者因為坐月子未能及時知道，是一個偶然；知道時已經被一凡的保姆賣給了廢品收購站，無處追尋，更是一個偶然。這些偶然因素的隨機遇合，驚濤駭浪攝魄揪心的程度，不亞于宏觀歷史的突發事變，更不是任何一個雨果或者任何一個狄更斯虛構得出來的。我們在痛心疾首之余，甚至已經沒有力氣為它偶然地得以留下些少劫火余燼，而額手慶幸。

余燼之一是，“文革”以后《光明日報》發表遇羅克的《出身論》，原文就是一凡提供的。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處，埋葬著多少遇羅克這樣的人杰和《出身論》這樣的好文。我感激由于一凡，我們得以見其萬一。但是書中一凡，仍然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個人。他那面對陌生人時的靦腆失措，白床單下顯得有些怪異的畸形，以及雖坐牢也沒有改變的、不同于“正統”的共產主義信仰，協同地組成一個整體——他這個人。我們的信仰可以和他不同，我們可以奇怪他為什么如此執著，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因此減少，對于他的愛和尊敬。

作者的另一位朋友史鐵生，也是殘疾人，也是英年早逝。我讀此篇，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作者的相逢：荒涼的1974年，在荒涼的地壇公園，各自讀書的兩個陌生人，偶然交談起來，她有些在當時看來的反動言論。他說，“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嗎？不怕我告發你？”她說，“這里沒證人，如果你告發，我就全推到你頭上”。“我們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作者寫道，“這樣的一種友誼，在那個親友間也只能用手握得緊一點兒來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幾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著蒼涼傷感的自然氣息的地壇公園才是可能的。”

在那個用假話套話交往是生存條件的時代，說真話是心靈的呼吸。心靈，只要是自己的，就是活的，就需要呼吸。對于擁有自己的心靈、即擁有個體自我的人們來說，只要有機會在某處單獨相對，那個某處就有可能成為地壇公園。就在這同一年，作者遇到東海艦隊的海軍軍人郭海、安曉峰、楊建新……才知道軍人也是人，也有大于安全需要的說真話的需要。她把他們作為體面的朋友介紹給了一凡，直到被一網打盡。

四

作者和她的丈夫周郿英，是在《今天》編輯部認識和相愛的。結婚不久，周重病住院，多年輾轉病榻，終于痛苦死去。

她是無神論者，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除了求神拜佛，想盡辦法，什么手段（包括賄賂醫生）都用上了：爭取到最好的醫院、最好的醫生、最好最昂貴的藥品……無法上班，還要照顧好兒子。奔走于家和醫院之間，身心俱疲，以致“一直像個瘸子一樣地走路”。

這一切都是白費，她為此深深地自責：“我一直以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結果，我愿意承受那結果。可我卻從來沒有想過，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結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承受那結果。”事實上，他的痛苦也就是她的痛苦。如果早知道是白受的，誰都愿早些結束。首先是為對方，其次是為自己。在無窮的思念中，她給他的在天之靈寫道：

“……也許，只有你知道，我講述的這些，都是事實。但并不是事實的全部。全部的真相是，我為你活著而拼盡全力，同時我也祈禱別的。那‘別的’我不能告訴你，也不能告訴任何人。不知你是否記得，就在我們等待了五個多月的手術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蹤了一個上午。我回到醫院時，你剛剛用剃須刀在小腹部做完備皮。你虛弱得連說話都困難，我卻把你一個人丟下。我去哪里了？你問我，我說，去辦點事兒。但眼睛不肯看著你……現在我告訴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寺廟白云觀，我在每一尊神像前放上幾炷香，放下一些錢，然后虔誠地下跪，磕頭，乞求神保佑你手術成功。同時，我還乞求，如果手術不成功，保佑你盡快解脫……我發誓，你少受點兒罪是我希望你盡早解脫的惟一理由！但是，你相信嗎？其他人相信嗎？我自己相信嗎？事實是，你病著，我有無窮無盡的麻煩。時間、金錢、兒子的成長、我自身的向往……那時候，我們并不知道那煎熬會延續三年五年，還是十年八年……”

筆力千鈞，使人靈腑為撼。

無神論者燒香磕頭，慌不擇路驚心動魄。她這樣做的理由，即使不是惟一的，也沒有任何人有資格指責她。那樣的指責是以理殺人。她對以理殺人的文化的恐懼，是顯現在深層心理學中的深層歷史學，并不是毫無根據。在以理殺人的文化中，個人的孤獨無助、絕望掙扎都不在話下。一種能夠把這種不在話下的殘酷性充分表達出來，使人感同身受的文字，不管多么平淡，都是奇文。

奇文自然天成，文字全無藻飾。汗腥氣、淚腥氣、血腥氣、監獄里陰冷的濕氣，醫院里陳舊的藥水氣，昏暗燈光下印刷民辦刊物的油墨氣，小街上的燒餅的香氣和糧票的濁氣、老舊四合院里隨著沙啞歌聲唱出來的酒氣……匯成一股真氣，兼具了（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英國美學家鮑桑葵所說的“艱難的美”、“廣闊的美”和“錯雜的美”。我想這就是所謂“粗服亂頭，不掩國色”吧？

五

“有朋友曾說，”作者寫道，“我的寫作美化了生活。為此，我曾想給這本書命名為‘美化，直至死’。與其說是想回應這善意的批評，不如說是無可奈何的孤絕。作為人，作為女人，作為母親，當你在任何角色中都面臨困境的時候，你怎樣論證活著的正當性？作為歷史的參與者，作為悲劇的見證者，你怎樣能夠保持內心的高傲和寧靜？然而我們終于還是活著。所以我寫作——正如史鐵生所說，寫作是為活著尋找理由。”

這個回答中的虛無主義情緒，雖很模糊，但是滲透全書。這是我的主觀感受，很可能作者不會同意。

理想主義者也可能有虛無主義情緒嗎？有的。我們在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理論之中看到過，在章太炎的“五無”言說里看到過，在魯迅的許多作品、特別是《野草》諸什中看到過……并不陌生。凡理想，都有個現實的前提。奴隸理想自由；屈辱者理想尊嚴……都是歷史中的自然。無前提“主義”，不過是一個空筐。誰都可以裝進任何他所希望的、可能的和不可能（如烏托邦）的東西。什么也不裝，讓它空著（如佛陀老莊），也可以，不一定就不好。

變可能（或不可能）為現實，這就是意義的追尋。追尋就是意義，過程是意義的現實。過程的終結如果不能成為新的追尋的起點，那就會歸于虛無。所以理想主義和虛無主義這兩個貌似相反的東西，實際上走得最近。個體逃避虛無，往往逃入群體（宗教、國族、組織等等）。群體無路可逃，往往陷入混沌（犬儒生態、叢林法則等等）。在這里，理想主義的徐曉，也還是“出山時節千徘徊”。用她自己的話說，是“常常在寫作中躊躇”。

躊躇的結果，是刪除了不好的東西，留下了好的東西。“最終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細節刪除了，也把荒誕和滑稽的故事刪除了。惟獨沒有刪除的是從那個故事中走出來的人。因為那其中雖然凄婉，卻飄散著絲絲縷縷的溫情。我愿意把這傳達給我的兒子，傳達給所有的朋友。因為我深深地懂得，這對人多么重要。”

躊躇，是為他人著想。

為后來的人們——因為愛。

為需要被刪節的人們——因為悲憫。

因為對別人重要，所以對自己重要。

別人比自己重要，這就是群體意識。

徐曉的愛和悲憫，植根于天性，本來屬于個體。但同時，這樣的天性，又使她的群體意識壓倒了已經覺醒的個體意識。她力求用理想主義的精神價值，去照亮歷史無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類文明的一切痕跡之前，把沒有爬滿蚤子的袍，留存給后來的人們。

這使我想起杰克·倫敦的《女人的剛毅》：在酷寒的克朗戴克，一對男女在無邊無際、不見人煙的冰天雪地里艱難跋涉。干糧有限，每天平分少量，終于還是吃完。帕蘇卡餓死前，把一袋干糧給了理查。那是她每天從自己的一份中偷偷地省下、偷偷地藏著的。

這樣的愛，當然偉大。這樣的意志，當然超強。但這偉大和超強，卻是以超弱——死亡來標志的。形而下的事實屬于個體，形而上的價值屬于群體。據說群體和個體應當統一，我也這么想過。但是我不知道，這矛盾該怎么解決。

不能解決。任何解決方案，其程序設計都必須通向可以操作的政治-社會利益的強制性分配。如所周知，政治人物的行為及其后果，常常和所持的或者所宣稱的價值原則背道而馳。一個非政治的（至多只是一個“不夠資格的政治犯”）獨立個體，一個但知有道不知有術的純粹理想主義者，只在精神領域、只在價值觀的層面上尋找，是找不到出路的。面對歷史中的自然——這個現代叢林，難免和虛無主義相遇：

“誰愛得最多，誰就注定了是個弱者。”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價值何在。”“充滿著神秘與眼淚的理想主義……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那或許是一抹殘陽，或許是一縷陰影，但對于今后的年輕人來說，那是一種無法想象的存在。在他們身上，構成遺傳的染色體已經變異了。無法理解不是他們的錯。”

既然如此，既然我們的精神財富到后人手里必然貶值，我們創造它的努力豈不是無效勞動？血腥暴力荒誕滑稽等等，是我們的（不是抽象的）理想主義的前提，把它留給后人作為歷史判斷的參照系，讓他們自己去尋找溫暖打造平安，比之于刪除，豈不更好？還有，刪除了故事，還有“從故事中走出來的人”嗎？

虛無主義這個怪物，原本與徐曉無緣。我想象，還沒有完全走出群體意識的她，在個體性寫作中與之狹路相逢，一定有些錯愕，有些失措（也不完全是想象，因為她已經說了，她在寫作中躊躇）。

為逃避這個怪物，她稍稍進入了童話——我覺得。

六

血腥和荒誕是那個時代的基調，書中提到的部分，已經殘酷到讓我們有切膚之痛，已經殘酷到哪怕只刪除掉一個小小的細節，都會減輕我們的沉重。這些都沒有刪除，不知刪除了什么？荒誕感是一種至為難得的天賦，它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也造就了海子和殘雪。有感于荒誕而又刪除，不知是怎樣的荒誕？我不敢要求別人把自己不忍看不敢看的東西攤出來晾，那種要求本身就是殘酷。但是那杯苦酒，一個人咽得下去嗎？

咽不下去，所以刪除。從這刪除，我看到了一種人性中的神性——愛和悲憫；也看到了一種人性的軟弱——無力感和恐懼。

這樣的所謂的美化，帶有逃避現實的性質。逃避，是弱者的天賦本能。正如狼有尖牙鷹有利爪，羚羊和兔子有跑得飛快的腿。托爾斯泰說他讀安徒生，讀了幾遍才發現安徒生的孤獨和軟弱。安徒生以為大人都沒有同情心，所以他只向小孩子說話。小孩子更沒有，但他假定有，這是弱者的任性。我讀到那些話時，也是個小孩子，坐著想了想，沒想出個什么來。今讀徐曉書，想起那段話，忽然懂了。對于一個陷于“無可奈何的孤絕”的弱女子來說，還有比童話更好的避難所嗎？

遺憾的是，她終于沒有逃脫。出獄20年后，她從北京到太原探望曾經同案的朋友，企圖重溫當年的舊夢。舞臺換了布景，角色各已轉型。“沒有期待中的徹夜長談，沒有想象中的無邊暢想，”她寫道，“不知道是我們老了還是社會變了，我常懷疑，以后是否還存在當年那樣的人際關系？”已經不再存在，還要懷疑一陣，這種精神領域的克朗戴克，是另一種形式的“幸存者的不幸”。安徒生純粹的個體寫作，讓他逃跑得像飛。徐曉帶著群體意識的個體寫作，只能一如當初，“像個瘸子一樣地走路”，逃不脫鐵鑄的現實。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是她的幸運。在那個無數人沒有任何交流空間，只能默默地忍受窒息的時代，她已經享受過了真正的人際關系。冥冥中似乎還是有一種公平，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話到滄桑句便工”。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了這么一本，憂傷而美麗的、震撼人心的意義之書。

這里所說的意義，是個體存在的意義。在意義這東西已經被解構得片瓦無存的今天，更有其特殊的價值。這里所說的價值，是個體精神的價值。作為這個意義與價值的自我賦予者，徐曉已經無愧于她苦難的“半生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他只怕配不上他所受的苦難。徐曉可以免于這種恐懼了，因為她已經有了這么一本，永遠的《半生為人》。

“永遠”二字，我不是隨便說的。特別是，在前面提了那么多問題之后。在文學中，一種信念，一種情緒，一種自我賦予的意義，只要是真誠的，美的，就是絕對的、永遠的。不要問正不正確，那是科學的問題。科學在證偽中進步，“正確”也不會永遠。牛頓、托勒密早已過時，但是古神話和安徒生們還生氣勃勃，并且不存在被現在和將來的天才超越的危險。

魯迅無礙于韓愈，海子無礙于李白。文學的領域是孤峰的森林，里面沒有巨人的肩膀，只有或大或小永遠并存的孤峰。哪怕只是一首詩，一則寓言，一篇散文，作者佚名。只要真好，且與眾不同，都可不朽，成為永遠的孤峰。

《半生為人》也是，這是弱者的勝利。

在這里讀懂中國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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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15-08-23 08:4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