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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受到外國侵略者和本國封建勢力的聯合壓迫，實現國家的獨立、統一、民主、富強，一直是近代中國人民奮斗的主要目標。
　　為了實現國家的獨立、統一、民主、富強，有兩個根本性的問題必須加以解決。這就是：
　　第一，中國社會應當走什么道路？是維護封建主義的舊秩序；還是建設一個西方式的資產階級國家，獨立地發展資本主義；或者通過建立一個人民共和國，走向社會主義？
　　第二，中國應當采取什么方法來推動社會的進步？是漸進的改良，還是激烈的革命？
　　為了找到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中國人民曾經進行過長時間的摸索，付出過高昂的代價。
　　　　先說第一個問題：中國社會應當走什么道路？
　　應當承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前，中國只有兩種可能的選擇，即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中國封建王朝對于外國侵略者的屈服，宣告了中國封建主義的破產，宣告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不可能成為中國人民團結御侮的有效武器。這樣，要救國，就必須維新，要維新，就只有學習西方，走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雖然從世界范圍來看，科學社會主義思潮在１８世紀４０年代已經開始興起，但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由于中國“產業未興，兼并未盛行”，實行社會主義的問題，一時還不可能被提上議事日程。
　　還在１９世紀上半葉，封建階級的開明派林則徐就開始睜開眼晴看世界、注意了解西方的真實情形了。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當時他們提倡的學習西方，主要地是著眼于科學技術的領域。到了太平天國時期，洪仁ｇāｎ＠①在《資政新篇》中就不僅主張辦工廠、開礦藏、興銀行，而且主張發展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的生產關系了。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康有為則把向西方的學習，從經濟領域推進到了政治領域，主張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更主張系統地學習西方的思想、理論。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則第一次在中國提出了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他提出三民主義，是直接參照了歐美的經驗的。這些事實表明，中國人學習西方，不僅十分熱烈和十分虔誠，而且是逐步深入和相當全面的。他們也不只是學習，還付諸行動。他們建立過團體，組織過政黨，進行過長時期的前仆后繼的英勇斗爭。毫無疑問，所有這些努力，都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所有這些努力，從根本上說，都是以失敗而告結束的。因為中國并沒有由此變成一個獨立、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成了一個貧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四卷第１４７１頁）事實上，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列強來到中國的目的，不是為了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為了掠奪中國來發展他們自己的資本主義。對于它們來說，一個政治上不獨立、經濟上受它們控制的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半殖民地中國，乃是一個極其廣大的傾銷商品的市場，一個理想的資本輸出的對象，一個廉價原料和廉價勞動力的供應地。如果中國成為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它們在中國的殖民主義利益將會隨之喪失，而且它們還將在國際市場上遇到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這是它們所不容許的。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才說：“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這就是中國近代史。”（同上書第二卷第６７９頁）這個論斷，在根本上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正因為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在實踐中一再地被證明為行不通，中國的先進分子才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后把目光從西方轉向東方，從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轉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由于發生在情況與中國相同（封建壓迫嚴重）和近似（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而對中國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中國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確實是中華民族的真正精英。他們主要由以下三部分人組成，即：原先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李大釗、陳獨秀；五四愛國運動的左翼骨干如鄧中夏、毛澤東、蔡和森、周恩來；老同盟會會員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稍后，孫中山本人也講“中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并且成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朋友。他的忠實追隨者宋慶齡、何香凝等更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成了杰出的共產主義者。這些歷史事實清楚不過地告訴人們：從愛國的立場出發，經過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是近代中國先進分子所走過的歷史道路，是他們經過長期的摸索之后所作出的鄭重選擇。
　　這當然不是說，從此以后，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就沒有人再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也還是面臨著三種可能的選擇。第一種方案，是先由北洋軍閥、后由國民黨統治集團代表的，他們主張實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使中國繼續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種方案，是由某些中間黨派的領袖人物或中間人士代表的，他們主張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使中國走上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第三種方案是由共產黨代表的，即主張建立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使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三種建國方案在中國人民的長時期的政治實踐中受到了反復的檢驗。其結果是：第一種方案由于維護外國侵略者和本國封建勢力的聯合統治，反對掃除中國實現獨立、民主、統一、富強的根本障礙，而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它的代表者的統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種方案具有兩重性，在一定時期內，它由于反對外國的侵略和本國的獨裁統治而對歷史發展起積極作用，又由于妨礙中間群眾的革命覺醒而對歷史發展起消極作用。它也沒有得到中國人民的贊同。由于在實踐中遭到了破產，原本持有這種主張的人，除極少數走向反動外，多數在實際斗爭中同共產黨站在了一條戰線，并且最終承認了共產黨主張的正確。只有第三種方案，即共產黨的方案，逐步地贏得了全國人民，首先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群眾，同時也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的真誠擁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得中國的仁人志士和廣大人民群眾一百多年來所追求的目標，即中國的獨立、統一、民主、富強，得到了實現或者有了實現的可能。因為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特權被取消了，半獨立的中國成了獨立的中國，中華民族得以一洗百年來蒙受的屈辱而光榮地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雖然為了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仍然需要進行不懈的斗爭；妨礙統一的因素從根本上被消除了，中國形成了從來不曾有過的真正統一的局面，中國人民由此可以安居樂業了，雖然實現完全的統一還有若干有待于完成的歷史任務；幾千年的剝削階級的統治從此結束了，中國人民第一次成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開始享有從來不曾享有過的民主權利，雖然人民民主政治的建設還有很長的路程要走；中國人民也有可能來改變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反動、落后的生產關系，為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開辟寬廣的道路，雖然比起推翻舊中國來說，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這個任務要更加艱巨、復雜得多。事實正如鄧小平所說的那樣，“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使我們這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在世界上站起來，而且站住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２９９頁）
　　在中國人民革命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的時候，毛澤東曾經明確地指出，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在對美國白皮書的評論中，他更深刻地論證過“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必然性。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是對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斗爭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它揭示了中國人民經過長期摸索之后所共同確認的一個偉大的歷史性的真理。
　　以歷史的事實為依據，科學地闡明這個歷史經驗，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的一個主題、一項根本性的任務。離開了這個主題和任務，就是無視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就無法揭示近現代中國歷史的本質和主流。
　　　　再說第二個問題：中國應當采取什么方法來推動社會的進步？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為了爭取實現獨立和富強這個基本的目標，人們曾經嘗試過各種方法。開始時人們只是要求實行本來意義上的改良，即在維護封建主義的社會制度和正統思想的前提下學一點西方的船堅炮利之類的東西。某些洋務派人士所提倡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正是屬于這種主張。由于腐朽的社會制度不改變，中國經濟技術落后的狀況是無法改變的，這種主張在實踐中破產了。于是就有維新派提倡的變法運動。這個運動不僅要求發展民族工商業，而且要求實行君主立憲制度。它企圖通過自上而下的、漸進的、改良的方法，來對已經陳腐的社會制度實行某種改革。由于占支配地位的封建階級統治集團不允許這樣做，這個運動也失敗了。這樣，才有了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在這個不徹底的革命流產之后，又有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改良到改革到革命的這種演進，一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矛盾的一步步的激化；另一方面也表現了一代又一代的愛國者對近代中國問題在認識上的一步步的深入。
　　孫中山曾上書李鴻章，主張實行變法以籌自強；只是當他認識到改良的道路走不通時，他才走向了革命。李大釗甚至一度主張過對北洋軍閥統治下的“民國”采取補臺政策；只是在后來認識到這樣做純屬幻想時才倡言革命。毛澤東在五四時期鼓吹過“呼聲革命”即主張非暴力，他后來說，他所以贊成俄國式的革命，是因為在他看來，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奈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種變計，不是有更好的方法不采，單要用這恐怖的方法。
　　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究竟應當發動革命還是實行改良的爭論，幾乎沒有停止過。如果說，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資產階級民主派雖然沒有進行廣泛的人民動員，還是舉起了武裝革命的旗幟，那么，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們連這點勇氣也消失了。他們中的一些人公開聲明，“改良道路是今天中產階級要走的道路。”他們把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反動統治階級將會對他們提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主張作出原則性讓步的前提上。但事實上，中國的反動派既然要靠帝國主義者的支持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也就必然要為帝國主義勢力深入中國敞開大門；既然要以地主階級作為自己的社會支柱，當然也就不可能進行反封建的土地制度改革。由于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極其狹隘，他們在政治上更是十分虛弱的。他們既不能容忍、更經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他們認為，不僅人民民主制度，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國的。因此，他們根本不可能對中間派的主張作出原則性的讓步。比如，按照１９４６年的政協協議，中國的中央政權將實行一種類似英國或法國的議會制、內閣制的政治制度；同時，在地方自治的名義下，解放區可能繼續實行人民民主制度。采取這種辦法，本來是有可能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一個機會的。但是，國民黨統治集團很快就把這個協議撕毀，這個機會也就喪失了。他們并且用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來對付那些主張走和平的改良道路的人們，甚至誣蔑他們是“中共暴亂的工具”。
　　一個很有價值的歷史事實在于：當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要求和平民主竟也遭到反動當局的暴力鎮壓時，他們就認識到：“在此事存在之時，有武力政黨何敢放下武器。”他們中有的公開鼓吹過走改良道路的人后來甚至這樣說：“自由主義者雖多半希望采取漸進的改良的方法，但當他發現了統治者頑固反動，絕無改良希望的時候，他也會毅然決然走上革命道路。”“革命雖然要流血，為自由主義者所不歡迎；但它可能產生進步，也就不應為自由主義者所反對。”（《施復亮：《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事實上，許多抱有改良幻想的人們也正是這樣在實踐中受到教育，通過進行自我反省，終于走到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一邊來的。
　　由此可見，對于一切真誠希望中國社會進步的人們，革命和改良乃是他們達到推動中國社會進步這個目的的手段。手段應當服從于目的。如果改良的方法行不通，那就只有采取革命的方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仍然反對革命，他就是在阻礙中國社會的進步，就是在開歷史的倒車了。
　　“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近代中國的歷史經驗也證明了馬克思的這個論斷的正確性。辛亥革命雖然是失敗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所起的推動作用仍然是不容抹煞的。“這次革命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國大地上樹起民主共和的旗幟，有力地促進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和民主要求。這次革命改變中國的國號為中華民國，改用代表漢滿蒙回藏的五色國旗，改用陽歷，男子開始剪辮，女子逐步放足，下級對上級政府官員不再行跪拜禮，近代產業和近代的教育事業、新聞出版事業、醫療事業等也比晚清有了較快的發展。”這次革命盡管沒有改變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但“民主共和的思想從此流傳廣遠，人們對革命的繼續追求也綿延不絕。許多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人后來陸續參加共產黨，支持共產黨，或成為堅定的國民黨左派，這不是偶然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５頁，其中大部分文字出自胡喬木手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成果是創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正是由于有了這個共和國，中國人民所追求的獨立、統一、民主、富強的目標才得以實現或者有了實現的可能。一些曾經抱有“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等善良愿望的愛國者，對此是深有體會的。比如，榮毅仁在回顧自己的實業救國的幻想如何在實踐中遭到破滅的經歷時就說過：“在那樣的年代里，縱然有一顆愛國心，也勢必一籌莫展、一事無成。政通才能人和，人和才能事興，現實給我們深刻的教益。”（《光明日報》１９８７年５月８日）事實上，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動統治、建立人民政權，改變腐朽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之后，“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等才不再僅僅是一種善良愿望，才可能真正成為指導我們行動的方針，才具備了使這種愿望轉化為現實的條件。
　　不久前讀到一篇訪談錄，其中記載了某人的高論。他說，“直到現在，‘革命’還是一個好名詞、褒詞，而改良則成為一個貶詞，現在應該把這個觀念倒過來：‘革命’在中國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他認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此后的“二次革命”、大革命乃至１９４９年的革命，都免不了一個糟字；社會主義革命的糟，更不待說了。即使提倡改良，也不要像譚嗣同一樣有那么多的激進的思想。看來，當一個立憲保皇黨人是最好不過的了，因為據說雖然清王朝“的確已經腐朽”，“但是這個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義”，取消帝制是大錯特錯的。
　　我無意在這里同這種高論進行爭辯。我并不認為，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為中國的獨立、統一、民主、富強所進行的英勇斗爭，會因為某個人的武斷宣傳就失去自己的固有的光輝的。不過，這個例子還是應當引起我們思考一點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奇談怪論是在“更新觀念”、“創新”的名義下提出來的。毫無疑問，科學研究是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勞動，離開了創新也無所謂科學研究了。但是，是不是所有以往的觀念都需要更新？是不是觀念的要新就好，凡是舊的都要不得？觀念中新與舊是不是成了判別它的是與非的標準？日前讀黨的歷史文獻，發現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對東北局〈建黨工作發言大綱〉的修改意見》對這個問題有很精確的議論。中央的這個文件強調，“應明確指出要以正確與不正確、適合情況與不適合情況為標準，來區別過去的思想作風”，“不要拿新舊來作標準”。“要防止拿新舊的范疇來混淆或代替正確與錯誤的范疇”。“對舊思想舊作風”要“加以正確的分析”。“其中有過去是對的，今天還是對的，應加以保存和發揚”；“另有一部分則過去是對的，但今天則需加以改變”；“還有一些則過去就是不對的，今天也是不對的”。總之，“必須有這種分析，必須具體地指出那些想法和作法，今天必須加以改變，而不要籠統地說舊思想舊作風不好，以免否定過去的一切”。中央的這些論斷是針對如何看待舊思想舊作風而發的，但對我們正確看待以往學術研究的成果也具有啟發性的意義。近現代史研究中以往的觀念，哪些應當堅持，哪些應當發展，哪些應當改變，都需要在充分掌握歷史材料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進行具體分析，不應當認為觀念只要新就好，不應當以新舊作為判別是非的標準，不應當以新舊的范疇來混淆或代替正確與錯誤的范疇。
　　誠然，歷史是需要不斷地加以認識的。為了把歷史科學推向前進，我們應當解放思想，而不應當實行思想上的自我禁錮。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關于中國近現代史的許多見解，正是在對以往的許多不符合或不盡符合歷史實際的見解進行批判性的分析之后提出來的。可以說這些見解的提出在當時是真正的創新。而今天某些人的所謂“創新”，并不是在前人的這種創造性工作的基礎上，把對有關問題的認識繼續向前推進，而是在實行貨真價實的倒退，退到被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所否定的一些陳腐觀念那里去了。否定革命派，歌頌保皇黨，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一個極端的例子。可見，對某些人來說，所謂的“創新”，其實不過是復舊，這個事實，確是發人深思的。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王加干
　　
　　
　　
高校理論戰線京047-051K3中國近代史沙健孫19951995 作者：高校理論戰線京047-051K3中國近代史沙健孫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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