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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維鈞是20世紀上半葉為中國外交作出獨特貢獻的中國著名外交家。他自1915年7月就任中國駐墨西哥公使始，在以后30余年的外交生涯中，歷經華盛頓會議、出任王寵惠內閣外交總長、出使歐陸、駐節英倫、重返華盛頓等。一個又一個的外交崗位，無不表現出他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外交干才，舉世聞名的國際政治家。對這位公認的“民國第一外交家”，學術界有不少論述，據不完全統計，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國內（含港臺地區）報章上共刊載研究他的文章30余篇，專著5本，回憶錄13冊，另有外交文牘選存一本。
　　本文著重對已發表的研究成果、學術界較關注的問題，進行綜合分析。
　　一、顧維鈞與巴黎和會
　　有關顧維鈞與巴黎和會，目前僅見到3篇專文。一是臺灣學者袁道豐的《顧維鈞與巴黎和會》，另兩篇是大陸學者鄧野和周建超撰寫的，篇名也是《顧維鈞與巴黎和會》（注：前者參見《綜合月刊》（臺灣），1981年第153-154期；后者參見《人物》，1985年第6期，《民國檔案》1997年第1期。）。除此之外，顧氏本人亦曾寫過一篇題為《巴黎和會的回憶》的文章（注：參見《傳記文學》（臺灣），1965年第7卷第6期。）。幾乎所有已出版的有關顧氏的專著，均涉及這一專題。
　　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面對和會準備將戰前德國在山東省的一切權益讓與日本這一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問題，于1月28日上午代表中國向和會表示了中國的立場。他說：“我自感責任重大，因為我是代表四億人口的發言人，即全世界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發言人。”接著，他義正詞嚴地發表了“中國代表團要求和會將德國戰前在山東的租借地、鐵路和其他一切權益歸還中國”的聲明。他的這篇“無片紙只字之準備”的不卑不亢的侃侃陳詞（注：參見《傳記文學》（臺灣），1965年第7卷第6期。），贏得一片熱烈掌聲。在舉世矚目的巴黎和會上，這位時年31歲的年輕中國外交官臨危受命，敢于直面列強，威武不屈，據理雄辯的表現與才智開始在國際舞臺上顯露頭角。因此，當時甚至有國外人士感嘆中國的國力與外交官的辯才差距太大。學術界認為，在他從事外交工作的半個世紀中，這件事最令他難忘，也最引以為傲。
　　中國代表團在和會上要求將戰前德國在山東省的一切權益直接交還中國，反對讓與日本。這本是理所當然的事，卻沒有獲得與會諸國的支持，終于導致中國拒簽和約，國內掀起了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讓全世界第一次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對外求平等的意愿與決心。同時表明顧維鈞等人的拒簽對德和約不是孤立的，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支持，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方向。
　　在顧維鈞拿出一個又一個保留山東問題的方案失敗后，中國代表團“公同決定，不往簽字”（注：參見《陸專使等參與歐會報告》，轉引《人物》1985年第6期。）。正如顧維鈞預料的那樣，拒約之舉非但沒有導致嚴重后果，反而贏得國際輿論的廣泛同情，這就為以后在華盛頓會議上重新提出、重新解決山東問題，奠定了基礎。拒簽對德和約，是近代中國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勝利。五四運動中各階層人民群眾的英勇的反帝斗爭，是贏得這一勝利的根本保證。顧維鈞作為中國代表團全權代表和后期實際負責人，在拒約過程中，發揮過一些具體、直接的作用，對此，歷史應予以積極的肯定。
　　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拒簽對德和約，使日本通過和約獲享的權力不能合法繼承，這是我國沖破帝國主義列強的控制，在國際事務中決定自己命運的范例，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具有重大意義。”（注：參見《上海研究論叢》第二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21頁。）也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拒簽對德和約是近代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塊界石。”（注：參見《從〈顧維鈞回憶錄〉看顧氏其人》，《歷史研究》1996年第6期。）
　　由此可見，學術界對于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為維護中國的基本權益，即政治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權益，力謀世界和平的熱忱，以及參與拒簽和約的舉措，都從國家利益，民族尊嚴的角度給予以很高的評價。包括那些已出版的幾本專著，亦不例外。
　　二、顧維鈞與華盛頓會議
　　華盛頓會議是巴黎和會的繼續。如何把握這次會議的機遇，將懸而未決的山東問題，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繼續提交大會討論，成了顧維鈞這一時期外交活動的中心，并為此作了不懈努力。但遺憾的是學術界對這專題的研究文章甚少。目前僅發表過一篇專文，即金光耀的《顧維鈞與華盛頓會議》（注：見《歷史研究》1997年第5期。）。文章雖僅此一篇，但作者對顧氏與華會的關系，作了非常詳細的闡述，而對其在華會中的作用，作了有說服力的評價。其所引資料亦極為豐富，是一篇高學術水準的論文。作者針對當時輿論對顧氏在華會上“迫于英美脅威”、“讓步過多”的非議和指責，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分析，指出“這實際上涉及到如何看待外交活動中的妥協問題”。“在國際社會奉行赤裸裸的強權政治，而國內南北分立、政局動蕩的情況下，中國當時并不具備不妥協地立即爭回所有喪失的國家主權的條件。”作者認為，顧維鈞在華會上能做到“盡最大可能爭取最大有利于中國的結局”已經是很不易的了。我們認為，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切忌離開當時的大環境去苛求前人。
　　鄧野亦曾對顧維鈞在華會上的作用作過這樣的評價：“華盛頓會議的意義在于，世界列強第一次全面、具體地討論了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未重復巴黎和會一紙駁回的局面。”“華盛頓會議表明，中國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問題上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外交政策必須具有連續性才能逐見成效。就此而言，顧氏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注：參見《從〈顧維鈞回憶錄〉看顧氏其人》，《歷史研究》1996年第6期。）。
　　由于顧維鈞等人的努力，華盛頓會議結果是帝國主義列強被迫同意裁撤在中國的外國郵局，同意對領事裁判權等問題進一步調查，同意提高關稅稅率，關稅自主問題則以中國不統一為由，而“暫時寢議”。盡管在此次會議上中國所獲實際成果十分有限，然而重要的是堅冰自此打破。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三、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
　　學術界有關這一問題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目前已出版了三本著作：第一本是臺灣學者董霖譯著的《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第二本是高克著的《外交與戰爭——顧維鈞外交官生涯片段》，第三本是岳謙厚著的《顧維鈞與抗日外交》（注：前者由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后兩本書一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另一本由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對于顧維鈞1931年到1933年的三年期間，參加國聯李頓調查團，以及不承認‘滿洲國’而維護國家統一的史實，《生涯片段》的作者認為這是“顧維鈞一生最光輝的階段”。對此，我們認為是可以商榷的。“九一八”事變后，他盡心盡力利用外交手段維護國家利益，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參與國聯李頓調查團赴東三省調查。他為了國家主權，積極訴諸國聯，策動外交，爭取外援。說他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還是比較合乎實際的。
　　有關1937-1945年期間顧氏外交生涯的研究，學術界起步較早。董霖的《戰時外交》一書，根據英文《顧維鈞先生口述自傳》提供的第一手資料，對顧氏這一段外交活動的研究是比較深入的。我們認為，這一時期正值抗戰期間，顧氏先后駐節法、英，且以中國首席代表資格，出席國際聯盟大會與理事會，以及布魯塞爾會議，申訴日本侵略，要求集體制裁。巴黎、日內瓦又為歐洲冠蓋云集之所，如何折沖樽俎，爭取友邦，責無旁貸。顧氏高瞻遠矚，除不斷與英、法兩國談判外，并與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及美國駐法大使薄立德、財長廖根索等保持聯系，而美對于華借款之初步洽商，實出諸顧氏。大戰后期，彼復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敦巴頓橡園會議，討論將來國際組織問題，嗣又參加舊金山聯合國成立會議以及其籌備會議。迄第一屆大會開會時，顧氏仍為中國首席代表，與各國政要共商維護世界安全良策。八年間，經常往來于中、美、英、法、瑞等各國，仆仆風塵，《戰時外交》的作者對他的評價是“厥功至偉”，是不過分的。正如《抗日外交》的作者指出的那樣，其“畢生效力于國際和平，維護國家主權，其為時之久，功業之隆，近代罕有其匹”。
　　至于學術界有人質疑顧氏對于中國外交政策之決定，究竟發生多大實際作用？據有關資料記載，民國政府時代之外交官通常依訓令行事，主動之機會較少。當然亦有例外，顧氏即為其中之一。因為，彼對于世界任何地區發生之任何問題，經常向政府有所建議。因其聲望崇高，經驗豐富，加以足智多謀，政府常在研究外交問題過程中，征詢顧氏意見，而顧氏見解每為當局所重視（注：參見董霖譯：《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傳記文學》（臺灣）1978年第31卷第2期。）。
　　《生涯片段》、《戰時外交》和《抗日外交》三書對于顧維鈞在上述兩個時期的作為，總的評價是“重要貢獻”、“厥功至偉”和“功業之隆”，我們認為還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四、顧維鈞與他的《回憶錄》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成中文，并由中華書局出版的《顧維鈞回憶錄》（1-13冊），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據我們所知，目前已發表對《回憶錄》評價的文章有：臺灣學者袁道豐的《一部中國近代史巨著——顧維鈞先生口述自傳經過》（注：見《傳記文學》（臺灣），1977年第30卷2期。），臺灣學者劉紹唐的《關于顧維鈞先生和他的回憶錄》（注：見《傳記文學》（臺灣），1984年第44卷4期。），以及前面提到的鄧野的《從〈顧維鈞回憶錄〉看顧氏其人》。該三篇文章從各自的角度對《回憶錄》進行了不同的評價。
　　袁道豐的文章在敘述《回憶錄》寫作全過程后，認為“這部自傳，在作者看來，很可以顯示顧先生的性格：有耐心、仔細、有恒心、堅定、沉著、冷靜、勤謹、明晰。缺一便不易完成這一巨著。”
　　我們以為，鄧野的《從〈顧維鈞回憶錄〉看顧氏其人》一文，對《回憶錄》的評價較為合乎情理，即：“顧氏早年有保存資料和寫日記的習慣，晚年據此寫下一部約600萬字的回憶錄，除第一冊因資料散失‘回憶’性質外，其余各冊均根據各類資料編撰而成。”鄧文認為“該回憶錄顯然未作精心整理，敘事瑣碎，編排松散，相當部分的內容事無巨細、羅列無遺，如同流水帳。但正因為如此，也是一部可信度較高的，具有一定的資料長編性質的回憶錄”。
　　由此可見其評價恰如其分，合乎情理，具有較強說服力。他既指出《回憶錄》中相當部分的內容事無巨細，羅列無遺，如同流水帳；同時又肯定它不失為“一部可信度較高的，具有一定資料長編性質的回憶錄”。
　　除此之外，唐德剛先生在其《關于顧維鈞和他的回憶錄》一文中，對1984年至199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譯本《顧維鈞回憶錄》給予很高評價后，同時提出了幾點質疑。對于唐先生的質疑，顧維鈞的女兒顧菊珍女士于1984年2月24日寫給唐德剛的信中已作了部分的答復。如“臺端在大函中曾詢及家父在第一卷中，曾謂‘欣然同意’北京近代史研究所從事此項翻譯工作，系何所指。我深信，那便是家父前附短簡之含意。該短簡在第一卷中亦以‘附言’印出：那可了解為他的欣喜與同意的表示。”（注：袁道豐：《顧維鈞其人其事》，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62頁。）至于中譯本中的錯譯、誤譯和漏譯等缺失，有待今后再版時加以匡正。
　　不少閱讀過《回憶錄》的學者，亦曾紛紛發表他們對這部傳世巨著的評價。有的說：“閱讀他的回憶錄，但覺千頭萬緒，勝義紛陣，恰似重溫一部中國近代外交史。”（注：參見董霖譯：《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傳記文學》（臺灣）1978年第31卷第2期。）有的認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特請其口述回憶錄，計口述五百余小時，歷時十載，史克完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為中國學者政要所做‘口述歷史’最久、最長、最有價值之一部。”（注：鄧野：《從〈顧維鈞回憶錄〉看顧氏其人》，《歷史研究》1996年第6期。）
　　我們認為，《顧維鈞回憶錄》的出版，為學術界進一步研究顧氏的一生，乃至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提供了有價值的第一手史料。當今凡涉及顧維鈞及民國外交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無不開始重視這一史料的開發與利用。但遺憾的是這部600萬字的珍貴資料，至今尚未得到有系統有計劃的專門研究。遺憾之余，我們注意到學術界有學者已意識到這一點，并著手“清理出兩條基本線索”，“從中選擇幾處相關的側面，加以歸納和評論，但愿能為自己為顧氏勾勒出一個貼近他真實形象的簡潔輪廓。”有了這個開端，即為以后進一步系統的研究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但愿今后會有更多的人從不同角度系統地利用這部巨著提供的史實，對中國近代外交史，進行一個專題一個專題的研究。
　　五、顧維鈞的晚年
　　1949年8月5日，杜魯門政府為了從越陷越深的中國內戰中脫身，發表了《美中關系白皮書》。顧維鈞對此的反應是：“美國已經一筆勾銷了國民黨中國。”（注：金光耀：《顧維鈞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頁。）盡管如此，顧氏表示，他仍要繼續為國民黨政權工作，“在美國政府頗不友善的態度下為國家盡心竭力。”（注：《顧維鈞回憶錄》，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七分冊，第71頁；第八分冊，第85頁。）對顧維鈞晚年這段歷史，學術界至今雖沒有發表過一篇專文予以研究，但從已發表的傳記研究成果中都有所涉及。歸納起來，他的晚年為使風雨飄搖中的蔣介石政權能在臺灣繼續存在下去，主要做了以下幾項工作。
　　第一，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顧維鈞就杜魯門發表的朝鮮戰爭的聲明中有關“臺灣地位未定論”向臺灣當局提出對應建議，即“在目前特殊情況下，應與美國謀求建立一種堅定、實際和可靠的合作基礎，要比美國人更實際些，致力于當務之急，這比什么都重要。”（注：《顧維鈞回憶錄》，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七分冊，第71頁；第八分冊，第85頁。）不久，美國政府即恢復了臺灣當局期待已久的軍事援助。
　　第二，1953年，顧維鈞向美國政府提出締結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的要求，并于次年與葉公超一起參與該“條約”的談判。顧氏參加了全部九輪談判，為1954年12月最終簽署這一“條約”竭盡全力。“臺美協定”簽署后，中國政府對此作出強烈反應。《人民日報》在1955年元旦社論中表示，要粉碎由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集團簽訂的這個戰爭條約。同年1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向浙江沿海的大陳島發起新一年的攻擊。
　　第三，1956年2月，顧維鈞向蔣介石遞交辭呈，被免駐美“大使”職務，同時被聘為“總統府”資政。但不久即接受臺北有關參加聯合國進行的國際法官競選的提意。并于次年獲選。遂辭去“總統府”資政。直至1966年10月，決定退出國際法院法官競選。次年定居紐約，開始退休生活。迄至1985年11月14日，在紐約寓所逝世，終年98歲。
　　從學術界已發表的研究成果分析，顧維鈞晚年用了前后10年時間，為我們留下了一部600萬字的回憶錄。這是一部彌足珍貴的第一手有價值的原始資料。1972年9月，毛澤東主席出于對顧維鈞外交才華和為人的敬佩之情，以及統戰工作的需要，委托出席第三十七屆聯合國大會的章含之以他個人名義去顧的美國寓所拜訪。“他極為興趣地問了大陸的許多情況。但回避了訪問大陸的邀請。”（注：章含之：《風雨情》，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112頁。）這是可以理解的。1971年我們剛取代臺灣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在此時計劃訪問大陸的時機尚不成熟。遺憾的是直到他逝世，他都未曾有機會回到故土親眼看一看家鄉的變化。
　　六、顧維鈞的生年及其他
　　由于顧維鈞在外交界的才華以及特殊的歷史地位，于是有關他的軼聞逸事就比一般人多得多。學術界同樣十分注意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已發表這類的研究成果有：袁道豐的專著《顧維鈞其人其事》，文章有鄧野的《從〈顧維鈞回憶錄〉看顧氏其人》、楊玉清的《我所知道的顧維鈞》和徐景燦的《和姨夫顧維鈞在美國相處的日子》等。上述專著及文章，包括與顧維鈞相關的其他研究成果涉及其主要軼聞逸事，歸納起來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生年問題 學術界有關這個問題共有三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生于1885年（注：參見蔡開松等主編：《中國當代名人辭典》，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頁。）。另一種意見認為“生于民元前二十五年，公元1887年”（注：參見傅東華主編：《中國當代名人傳》，世界文化服務社1948年版，第309頁。），1996年9月出版的《中華民國外交史辭典》也沿襲此說。第三種意見認為，“顧維鈞，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出生于上海。”（注：金光耀：《顧維鈞傳》，第1頁。）也有的文章認為“1888年2月21日（清光緒十三年丁亥正月二十九日）出生。”（注：石源華等：《著名外交家顧維鈞》，《上海研究論叢》第2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綜合上述意見，我們認為，顧維鈞出生于1888年1月29日之說較為正確，最有說服力的莫過于顧維鈞自己的回憶錄，即“我于1888年1月29日出生”。
　　第二，留學美國 幾乎所有的研究顧維鈞的文章都認為，“由1904年留學美國，至1912的返國進入仕途，整整七年期間，奠定了顧先生政治外交生涯青云直上的基礎。”但大多數學者對顧維鈞接受西方思想文化教育后，其對祖國的態度有何變化，卻很少涉及。最近我們從金光耀先生著的《顧維鈞傳》中披露的新資料尋找到對這一問題的答案。在美學習期間，顧維鈞在回答一個美國人關于中國學生來美后對祖國的態度有何變化的問題時，顧維鈞寫道：
　　“我注意到，每一個中國學生在旅居國外一年后，他對中國的態度或多或少地發生了變化，但總是向好的方面變化。通過比較和對照，他開始拋棄原先的傲慢與偏見，而更真實地觀察中國。在痛苦絕望之際，他常常會放縱自己的情感，在他較為持重的同胞面前毫無約束地對處于困境中的祖國貿然作出評判，還可能激烈地指責中國的每一件事情。但是，他心中對中國的愛一點也不亞于他的同胞，而經深思熟慮后他總能對中國有一個更為清醒的認識，并因而激發他以更堅定的決心更積極地投身于服務祖國的事業中。”（注：金光耀：《顧維鈞傳》，第9頁。）顧維鈞所描述的是當時留美學生的一般心態，實際上也是他自己心聲的流露。盡管在美所受的教育對其影響很深，但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沒有忘記學成后一定要回國報效祖國。同時，他又看到，留學期間在思想觀念上發生的變化，與中國傳統觀念存在很大的反差，不易得到國內同胞的認同。這表明，顧維鈞對今后回國服務將要面臨的困難已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由此我們認為，金著《顧傳》所提供的這一新資料是對顧氏留學美國研究所做出的新貢獻。
　　第三，光怪陸離的人際世界 由于顧維鈞所從事的外交職業，決定他生前曾與許多國家的元首以及國內的軍政要人交往甚密。有關他的人際世界不少專著和文章中都有所涉及。但對其進行一件件個案研究的成果卻太少。目前已發表的文章有：葉之珍的《顧少川先生與王亮老》、楊玉清的《我所知道的顧維鈞》、徐景燦的《和姨夫顧維鈞在美國相處的日子》，以及《介紹新發現的胡適顧維鈞通信》等（注：參見《傳記文學》（臺灣）1985年47卷第6期，《全國文史資料選輯》第17輯，《嘉定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檔案與史學》1998年第1期。）。這些文章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軼聞軼事，如曾担任過顧維鈞幕僚的楊玉清回憶說，顧維鈞曾親口對楊說，他與蔣介石本不認識，原無交誼，只是1928年顧氏遭國民黨通緝時，蔣介石曾使張群、方本仁等向顧表示說，這是胡漢民干的，不必以此介意，實不足輕重，倘他在南京，必不至此。從此以后，他才與蔣有聯系（注：楊玉清：《我所知道的顧維鈞》，《全國文史資料選輯》第17輯，第197頁。）。類似這樣的事例還有許多。
　　綜觀上述對顧維鈞研究取得的成果，我們認為，學術界重點圍繞顧維鈞與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與中國戰時外交，對他撰寫的《回憶錄》的評價，以及他的晚年生活等進行了一個又一個個案研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但這僅僅剛開了個頭，尤其對他與中國外交的研究還不夠深入，諸如他所處的時代對他的外交活動起了什么作用，他的外交活動又對歷史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他的外交生涯中還有不少“空白時期”以及“令人沮喪”的人和事，有待我們很好地去研究。所有這些都說明，開展對顧維鈞研究的任務還很重，要研究的課題還很多，涉及的領域還很廣，需要挖掘的資料還很豐富。
《學術月刊》滬88～93D6中國外交傅德華/傅駿20012001 作者：《學術月刊》滬88～93D6中國外交傅德華/傅駿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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