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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戰文學系指半個世紀前活躍于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時期中國大地上的文學。對于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文學現象，５０年后的今天，我們應當怎么論定它的歷史地位，使之回到應該回到的位置上去，應當說也是一個有裨于現今社會發展與文學事業進步的值得研究的問題。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我以為應把握住三個不可或缺的文學空間所構成的交匯點。透過這個交匯點，作歷史的縱向考察，看它與中國傳統文學和五四文學革命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的“承上”關系；透過這一交匯點，作另一歷史縱向考察，看它與中國當代文學的“啟下”關系；透過這一交匯點，放眼世界，作橫向考察，看它與其時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共時性關系。通過這么一種全景式與立體化的考察，由此所得的抗戰文學的歷史地位的認識，應當較為科學一些，應當具有較深沉一些的歷史感與較強一些的當代性。
　　　　一
　　抗戰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嶄新階段。但是，它與五四文學、左翼文學有著根深蒂固的聯系。就其文學基本意識而言，它既有中國現代文學一以貫之的文學基本意識的延續性，而又有其文學基本意識的相對獨立性。
　　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意識，我以為可作如是觀：啟蒙，救亡，與時代和民眾結合。這一文學基本意識，在中國現代文學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只有強弱與表現形態的不同，而無有無之別。
　　五四文學的這一基本意識，表現為民主與科學。在當時，“民主”被界定為“人權”，被界定為“自由平等”、“個性解放”；“科學”主要指科學精神，與封建迷信相對立。先驅者們，不惜“斷頭流血”張揚這一文學基本意識。浸潤著這一文學基本意識的文學主張、批評理論與文學作品，確實起到了喚醒民眾，掙脫封建枷鎖而作真人的反封建的巨大作用。從陳獨秀、周作人到文研會，從魯迅到鄭伯奇、聞一多乃至李金發，或傳達了覺醒者與反叛者的吶喊，或抒寫了覺醒后不知去向的人們的彷徨，或強或弱或直接或間接地密切了文學與時代與民眾的關系，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一個主要傳統即現實主義與功利性的結合。
　　左翼文學的這一文學基本意識，表現為社會主義思想即階級解放意識。文學與時代與民眾結合，在這里，往往直接化為文學為無產階級革命斗爭服務。這自然取決于當時中國革命對文學的要求以及文學的回應與自覺追隨。從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倡導到“左聯”理論綱領及多次決議，從茅盾、丁玲到葉紫、洪深，都反映了當時社會尖銳激烈的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贊頌覺醒了的工農大眾。這較之于五四文學的基本意識，應該說是一種超越、一種突破，乃至刷新。
　　抗戰文學的這一基本意識，主要表現為民族解放意識。民族解放意識成為抗戰文學的思想特質、價值取向原則與審美意識的靈魂。這自然取決于民族解放戰爭這一社會生活基本內容以及文學向這一生活內容的大傾斜。民族解放意識成為一切不愿作亡國奴的中國人的凝聚力與向心力的支撐點。抗戰文學的文學觀念與思維方式不能不與當時政治觀念與思維方式取得認同。文學家們把自己的民族解放意識浸潤于文學作品所描寫的“第二自然”中，決定著抗戰文學創作的主題意蘊。抗戰文學創作，就其主流而言，或抒寫高昂如長江大河的民族解放熱情，或抒寫英雄壯舉，或批判揭露剝蝕民族解放力量的陰暗面與社會弊端，或反思歷史發掘傳統、埋葬糟粕，其主題與品位之中，都只有民族解放意識的亢奮與沉思之分、高下之別，而無有無之異。也因此，抗戰文學作品才能引起普遍的乃至轟動性的時效應，獲得廣泛的共鳴。同時，民族解放意識也是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歷史大潮與文學大潮的核心與基調。正如中國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戰場一樣，中國抗戰文學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有力一翼。具有民族解放意識的抗戰文學，契合著中國抗日戰爭社會生活與世界歷史潮流，凸現出中國抗戰文學與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所具有的共時性特征，符合著中國抗戰文學的實際即“一”與“多”，民族解放旗幟下文學的多樣性與豐富性。這一切，就形成了抗戰文學一些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特點。這些特點，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內容。
　　第一，從抗戰文學創作的主體即作家的心理機制而言，民族解放意識構成了他們的主導心理機制。他們同處一種生存環境與心態環境即燒焦的土地、血染的山河、悲苦的呻吟、反抗的怒火，逃亡又逃亡，流浪又流浪；他們共有一種身份即逃亡者、流浪者、戰士。這種處境與身份給他們心理與精神上的震動及撞擊，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任何別的歷史階段里的文學家們所不曾有過的。因此，他們具有的民族解放意識，不僅極其強烈與厚實，而且就個人而言超越了自我，就階級而言超越了階級，就民族而言超越了民族乃至種族而與全世界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人民的民族解放意識相通。這就決定了抗戰文學民族解放意識的開放性特征。
　　第二，從抗戰文學創作客體即作品的主題意蘊而言，民族解放意識構成了基本主題意蘊。作家們超越自我、階級、民族乃至種族的心理能量與藝術激情，自然會煽起一種特殊的創作欲望與創作沖動，決定著創作題材與主題選擇的價值取向。這樣的主題意蘊，融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民族解放與人類解放、反侵略戰爭與反專制獨裁于一體，使之具有特殊歷史時期“現代意識”的鮮明色彩。這就大大強化與深化了五四文學革命以來中國現代文學反帝反封建的雙重宏觀主題。
　　第三，從抗戰文學作品的審美風格而言，悲壯美是其基本格調。作家們的主導心理機制與藝術激情、作品描寫的“客觀真實”——“主觀真實”滲透過的“客觀真實”以及讀者的接受心理與期待視界，都制約著甚至決定著抗戰文學作品應具有的巨大力度，并由此形成一種特殊歷史階段里文學審美品位即“力”的美，悲壯美。
　　其實，抗戰文學這一基本意識的“承上”與刷新，更可以追溯到中國傳統文學那里去。一以貫之的要素，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與不朽的人民性。人民性，主要指作品所反映的人民生活、要求、愿望及反抗斗爭；現實主義精神，主要指文學與政治與時代與民眾結合過程中所傳達出的憂國憂民意識。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相輔相成的整體。這樣的現實主義精神與人民性，是中華民族自強、自尊、奮進、生生不息的民族傳統精神的一種體現。兩千余年來，不因時代不同、階級各別、政見紛爭、文學觀不一的文學家們，一代又一代地傳遞與發展著這一現實主義精神與人民性。但是，不應諱言，這一現實主義精神與人民性也包含了一些“非現代化”的質素，主要是“忠君”一面。“忠君”與“愛國”連在一起，典型的“國本位”意識。鴉片戰爭后，隨著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加劇，反帝意識、情緒與行為進入文學創作領域，給中國傳統文學中的現實主義精神與人民性注入了新質即民族解放意識。五四文學革命以后，民主科學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促使這一傳統的現實主義精神與人民性向“現代化”轉換即救國救民靠民族與民眾覺醒，靠民眾自身。抗戰文學的基本意識，批判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學基本意識的“舊”傳統而使之發生裂變；繼承與發展了五四文學革命以來中國現代文學基本意識的“新”傳統而使之進到一個新的境界。
　　　　二
　　抗戰文學的重要歷史地位，不僅在與中國文學基本意識演進比照中顯示了出來，同時也在同世界反法西斯文學交往進程中得到展現。
　　中國現代文學是吸收世界文學影響發生的，又是在與世界文學交往過程中發展的。如果說，二三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對外交往只是“來而少往”的話，那么抗戰時期抗戰文學對外交往便是名符其實的“交”而“往”了。這種交往是通過多渠道、多層次進行的，形成全方位與全景式交往新格局，最大限度地實現了中國抗戰文學與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匯合與認同，加速了中國現代文學“現代化”與“民族化”相結合的歷史進程。
　　中國抗戰文學與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大交往大匯合，呈現出寬泛性的特點。其寬泛性主要涵蓋兩個大的向度：一是從“急功近利”出發，同世界各文學團體與個人頻繁接觸與往來，大量譯介世界反法西斯文學作品；二是從民族精神與民族文學建設和發展出發，譯介世界文學名著和現代主義文學作品。
　　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間，美、蘇、英、法等國家眾多文學家不約而同地撲向了西班牙反法西斯戰場。其中一些作家在戰斗過程中或戰斗結束后創作了蜚聲世界的長篇巨制。自此，世界文壇出現反法西斯文學大潮。中國抗戰文學界一面掀起抗戰文學運動的實際行動，一面致函西班牙人民與文學界，聲援其正義戰爭。中國抗戰文學一開始形成，就匯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潮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后，中國抗戰文學對外交往有序化進行，制訂出“增多激勵與廣為宣傳”的對外交往原則。“文協”多次致函世界筆會和美英等國文學團體，向世界人民與文學家們，揭露日寇侵華暴行，表達中國人民的抗戰決心和“求其友聲”。同時，掀起抗戰文學作品“出國”熱潮，讓世界人民感知中國躍動的脈搏。也就在這一過程中，歐美一些主要國家的文學界，除在本國開展援華抗日活動外，還派作家來華。其中，蘇聯、美國、英國來華的作家較多。他們在前線、后方和敵后，一面采訪，一面作抗日宣傳鼓動工作，創作出了一批有份量有影響的作品。他們把正義與同情灑向中國人民，把仇恨射向侵略者。這些規模宏大、范圍寬廣的交往活動，雖屬表層的，然而卻及時地交流了信息，溝通了認識與情感，對于中國躋身世界，提高國際地位，重新樹立中國形象，無疑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為著較深層次地交流情感，為著獲取異域文學的營養，中國抗戰文學家，也大量譯介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學作品。
　　首先，注重于蘇聯反法西斯文學作品的譯介。蘇德戰爭爆發以后，蘇聯１０００余名作家上了前線，握筆從戎。他們先后創作了一批品種齊全、內容豐富的作品，獻給衛國戰爭。中國抗戰文學界譯介蘇聯反法西斯文學作品，以小說與劇本成就最為顯著。《不朽的人民》、《虹》、《寧死不屈》、《日日夜夜》、《青年近衛軍》、《保衛察里津》等中長篇小說，以及《前線》、《侵略》、《俄羅斯人》等劇作，在中國影響尤大。中國讀者從這些作品中，感受到的如Ａ·托爾斯泰所說的蘇聯人“初看起來，是普普通通的人，然而一旦大禍臨頭，無論老少都會升起一種偉大的力量——人類美”。中國抗戰文學翻譯家與批評家戈寶權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的蘇聯文學》中，系統地評介了蘇聯反法西斯文學的“非凡成就”。與此同時，中國抗戰文學界繼續譯介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理論。３０年代中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匆匆進入中國左翼文苑，其間雖有周揚與胡風關于這一理論中典型問題的討論，但尚未來得及深入一步，蘆溝橋炮聲響了，論爭中止。１９３９年后，中國抗戰文學界在蘇聯文學界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繼續研討影響下，開展了幾次現實主義討論。其中，斯大林的文學“真實觀”和盧卡契的文學“真實觀”，被譯介入中國抗戰文學界，深深影響著中國抗戰文學理論建設。當時，中國抗戰文學界提出的革命現實主義、革命浪漫主義等口號及其闡釋文章，明顯地吸收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真實觀”；胡風的“主觀論”則更多地吸收了盧卡契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真實觀”。特別是以延安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抗戰文學界，１９４２年后開始了向蘇聯反法西斯文學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一邊倒”。
　　其次，譯介美國反法西斯文學作品。這里，包含兩個方面的譯介。一方面是美國作家來華后創作的反映中國抗戰的文學，如約翰·根塞的《亞洲內幕》、格蘭姆·貝克的《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溫臺爾·威爾基的《天下一家》、賽珍珠的《中國的插話》、史沫特萊的《打回老家去》和《中國的戰歌》等等。這些作品在中國與世界都引起了巨大反響，也給作家本人帶來殊榮。另一方面是譯介美國作家寫的反映歐、亞、非反法西斯戰爭及美國社會生活的作品。珍珠港事變后，美國一批作家隨美國百萬之師開赴歐、亞、非戰場。他們創作的小說、劇本、報告文學，多為直接反映戰斗生活，近距離透視反法西斯戰爭。其中，海明威和斯坦貝克在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的中國翻譯界“是最出風頭的”。海明威寫西班牙反法西斯內戰的小說《戰地鐘聲》和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小說《戰地春夢》、斯坦貝克的《月亮下去了》和《攻歐登陸戰紀實》兩部歐戰紀實性作品以及寫美國社會生活的《人鼠之間》和《憤怒的葡萄》，都譯入中國。馬爾茲的《向東京前進》、海爾曼的《守望萊茵河》、阿樂貝特·威廉的《俄羅斯人、國家、人民，為何而戰》等等，也都一時成為中國的暢銷書。中國抗戰文學界譯介英國的反法西斯文學作品，大抵也分這么兩個層次。來華英國作家詹姆斯·羅芒·貝特蘭寫的《華北前線》、《戰爭陰云》、《回到中國》，弗雷達·阿麗特寫的《揚子前線》、《日本在中國的賭博》，奧登寫的《到戰爭中去的行程》，等等，不僅在英美等國出版發行，也先后譯成中文見諸中國報刊。當希特勒把戰火燒到英國領土后，英國文學界一面在國內與民眾一道奮起反擊，一面派出作家隨軍到歐亞非前線，從事新聞報導與文學創作。其中，譯入中國而又產生較大影響的要數格林伍德的長篇小說《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的朋丁先生》以及普里斯特萊的長篇小說《格雷特里的燈火管制》。
　　再次，譯介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的反法西斯文學作品。法西斯國家的眾多作家，遠走異國他鄉，從事反法西斯活動與創作，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文學大潮的一部分。中國抗戰文學界先后譯介了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亙寫的《和平村記》、《我們七個人》、《寄自火線上的信》等三部長篇報告文學作品和劇本《三兄弟》，還搶譯了在客觀上暴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石川達三寫的《未死的兵》。希特勒上臺后，德國有２００余位作家逃離家鄉到美國、蘇聯等國家定居。他們把上百部作品送進世界反法西斯文壇。譯介入中國抗戰文壇的有列普曼《地下火》和謨德嘉·李登夫人的《誰無兒女》，尤其是托馬斯·曼、享利希·曼、凱塞、布萊希特、貝歇爾及其作品，倍受中國翻譯界、評論界、讀者界所歡迎。意大利資深反戰作家西龍尼及其作品《意大利的脈搏》也在中國抗戰文學界引起共鳴。中國抗戰文學界對法西斯國家的法西斯文學作品如日本的火野葦平的《士兵三部曲》和意大利的“黑衫文學”則是猛烈排擊。
　　這些既有重點而又寬泛的“急功近利”的譯介活動，增進了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尤其是為中國人民了解世界、認識世界創制了一個窗口，輸送了大量生動形象的信息。
　　在與世界反法西斯文學頻頻交往的同時，中國抗戰文學界也重視世界文學名著與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的譯介。戰時的中國翻譯家們，有鑒于二三十年代多從日文譯本轉譯世界文學名著而留下的諸多缺失，從充實與健全中國民族精神與民族文學發展出發，在戰火硝煙中直接以英文、德文、俄文原作為范本，較系統地譯介沒有這次戰火硝煙味的世界文學名著，諸如喬叟、莎士比亞、但丁、歌德、拜倫等人的作品。僅大后方《時與潮文藝》一家雜志，就連載過《神曲》、《浮士德》、《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譯文及評論文章。中國抗戰文學的中后期，歐美現代主義文學紛紛進入中國抗戰文壇，特別是其中的大后方文壇。這一方面可以歸結為現代主義作家們大都投入了反法西斯戰爭洪流，中國作家與批評家對現代主義的認識有了變化；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抗戰文學家需要吸取多種文學營養，以提高抗戰文學創作水準。因此，喬易士、卡夫卡、勞倫斯、伍爾芙及其作品的譯介，一時形成熱潮。以介紹西洋文學為己任的《西洋文學》雜志，出版過“喬易士特輯”，譯載喬易士的小說、詩歌和喬易士研究論文，而且大加評介，表示對喬易士的勇于創新的毅力“肅然起敬”，稱贊喬易士運用象征主義與自然主義相交織寫成的作品把讀者直接帶到人物的意識中去，是以前任何一位作家也沒有想到這樣去做過。以譯介世界為主要對象的《時與潮文藝》，就連載了卡夫卡的作品及評介文章。如果說，對喬易士與卡夫卡的譯介偏重于“揚”的話，那么對勞倫斯與伍爾芙的譯介就側重于“抑”了。勞倫斯及其小說《虹》、《兒子與情人》、《戀愛中的女人》、《恰特萊夫人的情人》在東西方評論界都是有爭議的。中國抗戰文學翻譯界在譯介其《虹》時，著重批評小說流露出的不良思想傾向。伍爾芙于１９４１年３月２８日不堪忍受希特勒的飛機轟炸英國城鎮造成的恐怖而投泰晤士河自盡。中國抗戰文學界于１９４３年發表文章譯介其人其文，批評其絕望的人生態度與作品中流露出的悲觀頹喪情緒。奧登和里爾克的詩歌譯介入中國抗戰文壇后，也深深影響了一批年輕的中國詩人。
　　總之，中國抗戰文學界緊緊抓住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提供的機遇，以民族解放意識為文學靈魂，與世界文學進行對話，開展交往。這種交往的規模之大、范圍之廣、目的性之明確、眼光之深邃，都是３０年中外文學交往史上任何一個階段不可比擬的。尤其是對現代主義的“揚”或“抑”，更不是五四文學與左翼文學對現代主義所持態度與眼光能相比擬的，而深入到了現代主義文學本體里，把握其精髓，發現其真正異質與藝術價值的所在了。３０年中外文學交往，于此開始走向成熟。
　　　　　　三
　　抗戰文學雖然隨抗日戰爭的結束而成為歷史，然而，它對后世文學卻有巨大啟示意義。
　　抗戰文學對于中國當代文學來說，不管是“流”還是“源”，其諸多文學現象似乎或明或暗地仍在晃動。歸納起來，我以為主要是抗戰文學形成的“民族化”與“現代化”結合探討中的得與失。
　　抗戰文學的民族解放意識，促進了中國現代文學到此時趨向于民族文學傳統的復歸和“現代化”的反思。當然，這也是五四文學革命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必然走勢。五四文學革命及其成功，標志著中國文學從此走上現代化發展道路。但是，在這其后的２０年間“現代化”與“民族化”的問題，縈繞其間，左右顛簸，傾斜無度。只有到了抗戰文學階段，“現代化”與“民族化”結合的問題，才引起中國現代文學界一致的關注與熱烈的討論，并試圖加以解決。這，集中體現在“民族形式”討論與延安文藝整風兩件重大文學事件上。
　　全國范圍內的長達３年之久的“民族形式”討論，歸根結底，我以為是探討中國現代文學的民族文學傳統“復歸”問題，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問題。討論中，意見分歧較大，偏頗性亦大，但是有一種重要理論極富建設性，即郭沫若、茅盾、胡風及周揚等人提出的民族形式的建立應立足于現實生活，吸收西方文學營養，繼承與發展民族文學精華和五四文學革命以來既成的文學形式，以及賦予民族形式的內在含義即指主題題材、文體、語言、情感、表現手法與敘述方式、等等。這便是他們為中國現代文學——抗戰文學建構的“現代化”與“民族化”結合的理論框架。這種理論框架，具有開放性與世界意識、多元化與寬泛性的特征。１９４２年５月的延安文藝整風，是從戰爭與革命事業的全局背景上來審視中國現代文學——抗戰文學的發展，規范其發展方向。其中核心問題是文藝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這一核心問題的實現仍然有待于“現代化”與“民族化”結合的解決。不過，在理論導向上，更向“民族化”一邊傾斜。這兩件文學大事，特別是延安文藝整風，影響與規定著中國現代文學的未來。這兩件文學大事，不容諱言，未能取得完全的共識，留下一些缺失。共識差距與缺失，必然影響“現代化”與“民族化”結合，而且在當時的大后方文學與解放區文學出現了一種反差現象即前者向“現代化”傾斜，后者向“民族化”傾斜。這種跛腳的共時性文學創作現象，一直延續到當代文學歷時性發展過程之中。
　　五六十年代中國當代文學，基本上沿著解放區文學軌道前行。趙樹理及其文學創作為中國現代文學——抗戰文學“民族化”作出了重要貢獻，這是應當肯定的。然而，他的“民族化”帶有封閉或半封閉的文化氛圍特征，缺乏“現代化”的文本意識與文體模式，自然不可能解決好“民族化”與“現代化”的結合。這也是不應諱言的。這不應諱言的問題，在五六十年代當代文學中成了主流。當然，抗戰文學中的大后方文學“現代化”傾向，也并未在五六十年代文學中絕滅。五十年代初，胡風的理論及路翎的《洼地上的戰役》等作品，六十年代初邵荃麟的“中間人物論”，便是這一方面的代表。這一承傳性的“現代化”因素，由于是在一個大封閉環境里出現的，自然不免大減先前的銳氣與光彩。歷史車輪轉到七十年代末及其以后，隨著改革開放大潮洶涌澎湃之勢，文學亦出現了“現代化”熱潮。這自然也可以視為對五六十年代、特別是“文革十年”封閉型文學符合邏輯的反撥。然而，這種“現代化”趨勢中又出現了“洋化”現象，于是前幾年又呼喚民族文學復歸。由上考察，不難看出，抗戰文學為中國當代文學發展鋪墊的不全是可供任意選擇造成文學康莊大道的寶石，其中卻也留下了沉重的歷史包袱。這一歷史包袱在相應的土壤里發展乃至惡性膨脹，促使當代文學走著日趨狹窄的道路，在封閉型的文化圈內徘徊、掙扎。這在抗戰文學那里，似乎始未料及，而似乎又在意料之中。
　　中國文學如何“現代化”與“民族化”，依然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任何一種民族文學，都必須有自己的藝術個性與藝術特征。不過，這種藝術個性與藝術特征不是在封閉的文化狀態下形成的，而是立足于民族現實生活土壤，吸收民族傳統文化精華，在與世界文學交流和碰撞中自然形成的。這種民族文學，既排除了民族狹隘性，又排除了民族虛無主義，而以自己耀眼的光輝，進入世界文學之林，成為世界文學大家族中的一員。這種文學，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這也許就是抗戰文學“民族化”與“現代化”結合的探討與嘗試，留給后世必須研究的課題。
　　以民族解放意識為靈魂的中國抗戰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巔峰期，為中外文學交往史上的成熟期，它給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鋪墊的是一個并非堅實的基礎。這便是我的抗戰文學歷史地位觀。
　　　　　　　　　　　　　　　　　　　　　　　　責任編輯　韓云波
　　
　　
　　
西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重慶029-03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蘇光文19951995 作者：西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重慶029-03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蘇光文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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