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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懷宏

總是不敢奢望，總是有一種憂傷。這還不僅是對一種“文化所化之人”或者文化“托命之人”的人物的憂傷，而且是一種文化的憂傷……

年初，搬到了圓明園東門外，與清華荷清苑只隔一條馬路，于是常去清華園走走：走過了以朱自清“荷塘月色”一文著稱的荷塘及自清亭，記得第一次讀其名篇時，我還是一個“文革”時期的中學生，那時還不知道平淡的好處而竟對此文大失所望；也走過了早期寫詩并埋于故紙堆、后期則以激烈著稱、與政治發生關涉而竟遭暗殺的聞一多的紀念碑亭，還有同樣早年埋于故紙堆、后來也和政治發生關涉，始則高位，后卻自殺的吳晗的紀念碑亭。

這些紀念碑亭多是新修的、相當醒目，也標注在了清華校園的地圖上。但我知道我的躑躅其實是暗暗地想尋找一塊樸素的舊碑。這塊舊碑以前雖然也拜訪過，現在卻一時不易找到，又不想問人，只在內心默默地希望著碰上。

終于在一個薄暮時分，就在一塊熱鬧地段后面的僻靜處，又發現了它——清華于1928年6月初在王國維自沉一周年忌日（一說1929）所立的《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文由陳寅恪撰寫，林志鈞書丹，馬衡纂額，梁思成設計。

結尾斑駁的幾句是：“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悼念追思王國維的詩文不止一篇，而是寫過三次。

他先在1927年6月寫有七律挽詩一首，開頭兩句是“敢講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繼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寫道：“一死從容殉大倫，千秋悵望悲遺志。”

并在“挽詞序”中言：“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

又書挽聯云：“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馀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簽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而在之后的1934年的《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陳寅恪又寫道：“寅恪以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

陳寅恪這三次所寫的數篇悼念追思王國維的文字既可以說是惺惺相惜，又可說是夫子自道。而在這些文字中，都透出一種深深的憂傷。

在陳寅恪那里，其實很早就已經有了一種憂思，還在他年輕風華正茂的時候，在他于歐美訪學的時候，他就談到過今后士人將無去處，不如盡早覓一職業謀生，甚至不妨經商。

然而，他回國還是趕上了最后一段優待士人的平和時光，盡管他在西方多年，并不在意拿回一個“博士”學位，但還是被清華聘請為國學研究院導師、教授。

當時的清華國學院不僅有一種深厚的研學風氣，也還有一種精神。據其時在讀的藍孟博回憶：“院中都以學問道義相期，故師弟之間，恩若骨肉，同門之誼，親如手足”，又“皆酷愛中國歷史文化，視同性命”。然而，在這精神的深處，的確又總還有一種隱隱的、排遣不掉的憂傷，尤其在幾位導師那里。

清華國學院其實僅持續了五六年，其盛期更短，卻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留下了影響深遠的感人一幕。那感人的絕不止是精湛的學識，而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一種燃燒的東西，哪怕只是深處一點精神的爝焰，卻構成了一種文化的精魂。而這爝焰又有深厚的文化學術的包裹，不會是很快燃盡的“一腔熱情”。

在給《王國維遺書》所寫的“序”中，陳寅恪既認為王氏所憂傷悴死的超越精神“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又對未來的二三讀者寄予了希望：“其間儻亦有能讀先生之書者乎？如果有之，則其人于先生之書，鉆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見先生之人，想見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遺恨于一時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歟？”

是的，總是不敢奢望，總是有一種憂傷。這還不僅是對一種“文化所化之人”或者文化“托命之人”的人物的憂傷，而且是一種文化的憂傷；這又還不僅是對一種即將衰落的文化的憂傷，而是對整個文化精神的憂傷。

更有進者，我們在耶穌被釘十字架前夜在橄欖園的情景，可以感到一種信仰精神的憂傷；在康德所說“有思想的人感到憂傷”中，可以看到一種理性精神的憂傷。

一千六百多年之后，帕斯卡爾深切地感受到了耶穌在橄欖園中的憂傷，他似乎聽見耶穌在對他說話：“我在自己的憂傷中思念著你。”他于此寫道：“耶穌將會憂傷，一直到世界的終了。”

問題還在于：他們為什么憂傷？

觀察中國 2015-08-23 08:5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