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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香港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史學界至今沒有進行系統全面地研究。本文從分析史實入手，認為香港在民主革命的歷史進程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表現在：（一）是中國內地與海外聯系的橋頭堡，一個重要的國際通道。（二）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前沿陣地。（三）是革命志士反抗國內反動統治的后方基地和活動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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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作為一個特殊的地區，在中國新舊民主革命的各個歷史階段，都發揮過特殊而又重要的歷史作用。但史學界對此沒有進行過系統全面的研究。本文試羅列一些重要史實，論述香港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
　　 一 史事要覽
　　 １．香港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發源地之一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是從孫中山開始的，而香港則成為這個巨人邁向世界的門戶和踏進社會的舞臺，也成為他所領導的革命團體和政治力量的活動基地。
　　１８９４年，孫中山在故鄉損毀廟堂土偶，釀成軒然大波，被迫前往香港求學，在拔萃書院和中央書院讀書。期間，適逢中法戰爭，他目睹了香港工人拒修法艦和停止裝卸法貨的正義行動，依靠民眾的力量和否定現有政權的思想潛滋暗長，他向摯友表示，學有所成后，“就要準備推翻滿清”，“余自己酉中法戰后，始有志于革命。”［①］１８８７——１８９２年，他再次來到香港，入著名維新人士何啟創辦的西醫書屋，在這里，他倡導革命，驚世駭俗，成為“四大寇”之首。１８９５年，孫中山又回香港，和當地進步社團輔仁文社合作，成立興中會總部，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綱領，并以此為基地，積極聯絡內地會黨、綠林和防營，籌備廣州起義，雖然起義流產，卻為孫中山“戰爭事業”的發端。之后，孫中山經香港逃亡日本，開始職業革命家的生涯。
　　１９０５年同盟會成立后，香港興中會會員全體轉入同盟會，從１９０７年５月到１９０８年４月，孫中山、黃興等以香港為指揮中心，同盟會在粵南沿海和沿邊地區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此時的孫中山，被日本禁止入境，只好在新加坡建立同盟會南洋支部。１９０９年１０月在香港設立南方支部，全力經營華南的革命發動，使香港成為革命軍事的大本營。
　　１９１２年，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担任全國鐵路督辦，曾在香港宣傳過“社會革命”。但１９１３年“宋案”的發生，使他舉起了“非去袁不可”的旗幟，又來到了香港。在這里，他調解了胡漢民與陳炯明的矛盾，領導了南方數省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被迅速鎮壓后，孫中山和戰友們在艱難頓挫中繼續探索。１９２０年孫中山在廣東重組軍政府，但１９２２年６月陳炯明發動叛亂，孫中山避登軍艦，轉戰香港、上海，并于１９２３年在廣州重建大元帥府，改組國民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國民革命運動高潮呼之欲出。
　　 ２．香港成為中國國民大革命的風暴中心之一
　　中國共產黨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而香港海員大罷工，則是中國工人第一次直接同帝國主義勢力進行的有組織的較量。它開始于香港，波及長江流域，前后經歷四個月。１９２２年１月，香港海員為要求增加工資舉行罷工，他們在蘇兆征、林偉民、鄧發等領導下，得到了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支持，克服港英當局的種種阻撓和破壞，將罷工堅持了５６天，使香港的海上航運、市內交通和生產事業全部陷于癱瘓，“七十年來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國主義終于在中國海員的威力之下屈服了”［②］。
　　１９２５年５月，中國工人階級再次掀起了全國范圍的大革命高潮，多少年來深埋在中國人民心頭的對帝國主義的怒火一下子噴發出來。在此期間發生的省港大罷工，更是中國革命史和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６月１９日，當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香港，鄧中夏、蘇兆征等領導的香港海員、電車、印務等工會工人首先罷工，其他工會隨即響應，并成立全港工團聯合會，罷工工人達２５萬之多。沙基慘案發生后，香港和沙面工人在廣州舉行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由共產黨員蘇兆征担任委員長，對香港實行封鎖，香港一時成了“臭港”、“餓港”，英國女王“王冠上的明珠”黯然失色。迫于中國工人的強力，號稱“鐵血派”人物的英國駐香港總督史塔士也被撤職。直到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國民革命的北伐戰爭已深入到長江流域，前后堅持了１６個月之久的罷工封鎖斗爭才被省港罷工委員會宣布完成了歷史使命。
　　 ３．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香港成為國內革命者臨時的棲息地
　　１９２７年，國共合作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了，國內政治局勢陡然逆轉，工農革命運動走向低沉。和內地革命息息相連的香港，也由革命的前沿陣地變為后方，成為革命者臨時的棲息地，成為南北革命家通往的跳板。
　　“八一”南昌起義余部在潮汕失敗后，周恩來、葉挺、聶榮臻、賀龍、劉伯承、林伯渠、李立三、惲代英、郭沫若、吳玉章、彭湃等許多領導人，都先后分批乘船或繞道到達香港，在這里重新組織革命斗爭，或回上海黨中央機關。１１月，海陸豐第三次武裝起義舉行，彭湃離開香港，趕回海陸豐建立了蘇維埃政權。１２月，葉挺等從香港返回廣州，發動了廣州起義，失敗后，他們又再度藏身香港。在這一歷史階段，由于北洋舊軍閥和國民黨新軍閥在北方和中原實行白色恐怖，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與蘇聯的聯系，上海黨中央和南方西南方革命力量的聯系，都只有取道香港，象廣州起義時的共產國際代表諾伊曼的進出廣州、中共部分代表前往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等。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鄧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從上海去廣西主持黨的工作，發動百色、龍江起義，創建紅七、八軍期間，就曾經四度旅港（加上１９２０年他１６歲赴法勤工儉學，他五次滯港時間累計近３個月）。香港本地，由于大革命的基礎，革命的火種猶存，他們在中共廣東省委的領導下，不畏嚴重的白色恐怖，從事黨的地下工作。１９２８年鄧發到香港后，先后建立了太古船塢支部，恢復了香港市委的領導工作，營救、組織和保存了革命力量。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于蔣介石的內戰、賣國、獨裁“三位一體”，香港同時也成為國民黨左派進步勢力和國民黨反對派的活動中心和落腳點。１９３３年，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黃琪翔等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反蔣。１９３４年１月失敗后，其頭面人物都流亡香港，１９３５年蔣光鼐等在香港聯合十九路軍將領發表通電，主張反蔣、聯共、抗日；１１月，原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彭澤民、章伯鈞等和黃琪翔發起在香港成立“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要求民主、團結、抗日；１９３６年，陳銘樞、蔡廷鍇、馮玉祥、徐謙、方振武等在香港組織成立“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主張各黨派聯合一致，抗日反蔣。香港一時成為了一塊政治的“特區”。
　　 ４．抗日戰爭前期，香港成為中國抗日救國的一個重要而又特殊的
　　 陣地
　　從抗戰開始到１９４１年香港淪陷于日本，香港成為抗日救國的一個重要而又特殊的陣地：成為華東、華北重要戰略物質、工業設備、軍政人員向西南后方遷徙轉移的重要中轉站；成為反法西斯盟國加強對中國戰場聯系、了解與支援的窗口；成為海外僑胞和國際友人支援、幫助中國抗戰的一個通道；成為中國共產黨南方工作委員會的一個重要活動基地。１９３７年冬，黨中央派廖承志到香港主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他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為新四軍和八路軍籌集資金和物質，組織僑胞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國抗戰，做了大量的工作。１９３８年６月，宋慶齡聯絡中外知名人士在香港組織了保衛中國同盟，出版《保衛中國同盟簡訊》，向全世界控訴了日本法西斯暴行，報道了中國軍人英勇抗戰的事跡。同盟還募集了大批款項、醫療器械和藥物到抗日戰場，介紹了白求恩等著名國際友人到抗日前線工作。皖南事變發生后，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等聯名通電，斥責國民黨的反共內戰罪行。此間，鄒韜奮、楊東純、范長江、張友漁等在香港組織救國會海外工作委員會，進行了抗日救國的宣傳工作。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軍對香港發動進攻，英軍只是進行了一些裝點門面的抵抗，圣誕節過后，就向日軍豎起了白旗，香港的“米”字旗換成了“膏藥”旗。本來，在１２月初，日軍在距深圳河邊境僅４公里的地方集結重兵，準備向香港發動進攻，當時活躍在廣東一帶的共產黨東江抗日游擊隊，立即通知了港英當局，并提出由中方出人，英方出武器，裝備一個團，與英方合作保衛香港的建議，但被港督楊慕琦拒絕了。香港從英國人手里再淪陷到日本人手里后，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工委的一件頭等大事，就是緊急援救流亡香港的進步文化人士。在國民黨反共高潮中，這批憂國憂民，仗義執言，同情和參加中國革命的作家、藝術家和進步學者們，無法在國統區立腳，紛紛從重慶、桂林、上海等地流亡到香港，其中有鄒韜奮、茅盾、夏衍、喬冠華、胡繩、千家駒、柳亞子、戈寶權、于伶、胡風、丁聰、田漢及何香凝等。從１９４２年１月初到２月底，在香港開展工作的中共南方工委廖承志、張文彬，粵南省委的梁廣、連貫及滯留九龍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政委尹林平等，組織領導了這場虎口逃脫斗爭，３００多人順利偷渡成功，先被護送到東江游擊區，再轉移到大后方。
　　１９４５年８月３０日，英國太平洋艦隊搶先從日軍手中接收香港，蔣介石在民族利益上的妥協退讓，鑄成了不可饒恕的大錯，香港又回復到戰前的狀態。
　　 ５．解放戰爭時期，中國民主力量在香港大匯合，并最終納入到中
　　 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洪流中
　　抗戰勝利后，由于蔣介石繼續堅持內戰獨裁的反動方針，對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充滿敵意，要“嚴加取締”這些“非法團體”，甚至以暴力手段對他們施行迫害，在血的教訓和嚴酷的現實面前，民主人士和中間階級中有過影響的“中間路線”（或稱第三條道路）的政治主張迅速走向破產，在這一特殊背景下，香港成為國內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的避難所和政治活動中心。正是在香港，國民黨的民主派開始實行革命的聯合，國民黨反動統治從政治上陷入更徹底的孤立；也正是在香港，各民主革命力量從此轉向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走上與中國共產黨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從實際上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請看具體的史實：１９４６年秋，何香凝等從廣州遷居香港；１９４７年春，章乃器到達香港，建立港九地產公司，７月，他和孫起孟等人在港成立民主建國會港九分會，繼續從事民主運動；８月，郭沫若轉移香港；１０月，柳亞子由上海遷居香港；年底，楊杰派人到香港同蔡廷鍇聯系，商討在云南組織武裝反蔣的問題，后親自赴香港；年底，國民黨強行解散民盟后，沈鈞儒等秘密從上海來到香港；在這之前，蔣介石撕毀政協決議，發動全面內戰后，李濟深等早已來到了香港；馮玉祥，譚平山等已經在香港；臺灣二二八起義失敗后，一些領導人如謝雪紅、楊克煌等也到了香港，他們在陳嘉庚的資助下，創辦了揭露批判美蔣反動派的“新臺灣出版社”，并于１１月在香港成立了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這之后，龍云在陳納德的幫助下，逃離南京，于１９４８年抵達香港，黃琪翔從廣州轉赴香港……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知名人士，在這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不約而同，來到了香港這個特殊的地區，中國民主力量的重新組合和發生質的變化就順理成章了。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國民黨民主人士，在香港舉行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１９４８年１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李濟深、何香凝、馮玉祥、譚平山、蔡廷鍇、陳銘樞、李章達、柳亞子等為發起組織人，推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宣布“民革”“當前之革命任務為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實現中國之獨立、民主與和平”。幾乎與此同時，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開了民盟三中全會，表示民盟必須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場，與共產黨“攜手合作”，這次會議，標志著民盟轉向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以民盟歷史上的政治轉折點而載入史冊。”［③］
　　１９４８年４月３０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號召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建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號召，得到了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５月，民盟和在港的其他民主人士紛紛致電毛澤東，毅然北上，陸續進入解放區。從香港到東北到北京，愛國民主人士和中國人民一道，終于迎來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最終勝利。
　　 二 史事述評
　　通過以上重要史事的概述，可見，香港在中國新舊民主革命的歷史進程中，確曾發揮過巨大的作用，概括起來說有三個方面：第一是香港成為中國內地與海外聯系的橋頭堡，一個重要的國際通道。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的聯系，以及海外僑胞和國際友人對中國革命的支援，都曾經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程度上利用過這個通道。第二是香港一直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前沿陣地。前期，香港人民和大陸人民對英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了頑強的反抗，１８９９年，港英第四任總督包令曾發出哀嘆：“我們現在正吃著戰爭的惡果”。到本世紀２０年代，“打倒英帝國主義”的口號響徹港島，港英當局在香港的統治受到嚴重的沖擊與威脅。在日本帝國主義侵占香港期間，中國人民又以香港為前沿，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不屈的斗爭，直至中國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第三，香港在中國民主革命長期復雜的斗爭過程中，成為革命志士反抗國內反動統治的后方基地和活動據點，成為國內各重要政治力量進行政治斗爭的一個舞臺。經過這個落腳點、避風港和中轉站，孫中山多次往返廣州、上海、南洋、東京與歐美，即是一例。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中發生的中國革命，艱辛異常，危險性極大，革命志士們很好地利用了香港這個特殊的區域來與敵人周旋，保存自己，堅持和開展革命斗爭。據筆者不完全檢索，解放軍政治學院的王永吉等學者編寫的《中國現代史人物傳》中，總共介紹了中國現代史各界名人２４０位，其中一次或數次出入過香港的至少有１３１位，占傳主總數的５４％強，這個數字很能說明問題。
　　對于這種作用，香港本地學者曾有過一些很好的結論，但可惜未曾展開討論：“中國近代史上不少的正面人物以及推動歷史向積極面發展的史跡，都曾在港澳活動，在港澳發生。因此港澳的歷史和經驗，有其正反兩面，并不純是代表了外國策略可悲痛的一面的”［④］。這就是一個很有見解的結論，是和上述史實相吻合的。
　　同時，我們可以發現，香港在中國新舊民主革命歷史進程中發揮的這種作用，發生的種種關系，和國內外其他與中國民主革命密切相關的城市與地區相比，它帶有自己的特征：第一，香港和中國新舊民主革命關系持久，貫穿始終。從中國第一個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第一個民主革命政黨同盟會的活動開始，一直到民主力量匯聚香港，北上解放區，迎接中國民主革命的最后勝利，香港與中國民主革命的關系構成了中國民主革命的一個完整側面，如果說中國民主革命是一支雄渾的交響曲，那么香港與中國民主革命的關系則是這支交響曲中的一種悅耳的伴音。第二，香港與中國民主革命的關系，高潮迭起，而又集中凸現于幾個重要的歷史時期，關系最為密切的有同盟會和南方武裝起義時期、國民大革命和工人運動高潮時期、大革命失敗后至抗日戰爭的前期、國民黨挑起全面內戰的解放戰爭后期。第三，關系獨特。這表現為，香港沒有成為過中國新舊民主革命的根據地，香港本地區的革命發動是很不充分的，香港本土的職業革命家幾乎沒有產生過，香港是作為客體與中國民主革命發生關系的。
　　香港能對中國民主革命發生這種巨大而又特殊的歷史作用，推究起來，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有關香港的三個條約是英國武裝侵略的產物，中國人民從來不承認這些不平等條約，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香港仍然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香港同胞是炎黃子孫的一部分，同文同種，有共同的救國救民責任，所以，中國內地的革命志士能很自然地利用香港，從事革命活動，而香港的愛國同胞也能積極地參與和支援內地的革命。第二，由于香港所具有的獨特而重要的地理位置，拱衛在珠江口東側的香港，成為南部中國極具戰略價值的進出據點，是南中國的門戶。香港北面的新界以深圳河與大陸接壤，西北距廣州只有１５０公里，有水陸路相通，西面隔珠江口分別是佛山、中山、珠海和澳門，水路不到４０海里，往來進出香港十分便利。同時，香港也處于亞洲航運和國際貿易的有利中心位置，是往來東南亞、南亞次大陸、美洲、歐洲的一個樞紐。第三，也由于香港獨特的政治環境。與屈辱的過程相伴生，香港在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港口和中西文化交匯點之一的同時，也迅速轉化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成為一個兼有殖民主義之“短”與資本主義之“長”的雙重特性“自由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三權分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等等，相對于內地的封建法西斯高壓和嚴重的白色恐怖，無疑要寬松，便利于政治家的活動。所以，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民主革命都能始終和香港有密切而又獨特的關系。
　　注釋：
　　①《國父全集》，第２冊，第２８１頁。
　　②《鄧中夏文集》，第４８５頁。
　　③史良：《在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④彭琪瑞等編：《香港與澳門》，商務印書館（港），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９３頁。
　　 責任編輯：章育良
　　
　　
　　
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64-67K4中國現代史姚曙光19971997 作者：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64-67K4中國現代史姚曙光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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