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都是這時代的產兒

簡體傳統

曾幾何時，年齡與學生相仿。有的同學齒德稍長，社會閱歷更多。在師生分際的有限禮儀之下，彼此實際分享的是兄弟情誼，張口喊飯，一笑出門。皆貧，身無分文；都天真，心懷天下。多少個時辰，議酣血熱，推杯換盞，稱兄道弟，風斜河漢天香夜，精神如畫。它們構成了我青春記憶中的一抹彩色，說的是那一種叫做“八十年代”的故事，山遠水長。存在長存，萬物皆流，流水般的師生來來去去。一轉眼，不覺不曉，成了他們的父輩。突然，有些不適應，悵然若失，欣慰而又張惶。“做人”，這個艱辛而莊敬的字眼，老話，大白話，原來意味著需要以畢生長旅為代價，一步一步往前跋涉，如夫子所言，始能徐徐知之也。
熬到父輩，未必收獲到了更多的尊敬，但因代際距離，卻有了遠遠審視的便利。他們還是那般可愛，一如我們曾經在自己的老師眼里的模樣，也就如我們的老師在他們的老師心中的記憶。然而，隱隱的，痛痛地，覺得下面要說的這類學生漸漸多起來了，名校尤然。
這是些什么樣的學生呢？略去枝節，概莫如此這般。
首先，他們聰明，但無才華。會考試，什么樣的答案能得高分，就造出什么樣的答案來，一點就通。答案之外，多讀無用，懶得溜一眼。細數下來，高分學生，“三好生”，多半讀書甚少，好像也基本不讀與分數無關的書籍，蔚為學府新景象。會參賽，這個“杯”那個“杯”的賽事啦，培訓復加演練，按照要求做就是了，至于有理沒理，有趣無趣，何必想那么多，不就是要一個免試入讀研究生的資格而已。——也許，有用就是有趣，有用等于有理。需要什么證書嗎？行呀，考一個，至于自己喜歡不喜歡，有意思沒意思，另當別論。瞧，“七一”、“十一”的歌臺上，就數他與她的聲音嘹亮呢，那聲音可是完全符合標準的喲！十多年的應試教育和威權主義生活氛圍早已教會他們，按照標準答案行事，不僅可以免去面對未知世界的迷茫，而且，一定引導向成功。執著于面對迷茫的，可能反而遭到淘汰。——我們這些父輩，該當何罪？
其次，他們應變，卻不見性情。小小年紀，就人情練達，識時務，似乎從稚童一步進入成熟的中年，將那個充盈千萬種奇思妙想、熱血沸騰、叫做青春期的生命時段壓根兒刪去。世事洞明，懂得結交“担任行政職務”的教授，精于計算哪門課、哪件事有助于“成功”。黨團活動，講一口字正腔圓的；社團活動，來一段熱情洋溢的；碰上教授，或許發表點憤憤的；領導面前，即刻大方而嬌羞，單純無辜卻又知情達理。可他或者她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呢？似乎永遠躲在多彩多姿卻又不動聲色的面龐之后。如今電視中天天出演新聞的那些面孔，不少就是這副德行。
再次，他們有志向，可理想貧乏。志向就是“成功”，直截了當。或者，換一個表述，“卓越”。再直白而淺顯的，叫做“做大做強”。就當今之世的情形來看，多數時候其實不外權錢二字，以及其他可得藉此一般等價物置換的浮世物件。但是，個人志向無涉公共關懷，亦無家國之思，終究蒼白。我們讀何秉棣先生的回憶錄，翻來覆去的不過就是“出國留學”、“爭當第一”這類嗚嗚呀呀，感覺上甚至不如讀楊振寧先生的回憶來得親切感人，難以生出同情來，原因就在于志向與理想的層階不同。其志固大，而精神境界渺矣！其業不凡，而人格氣象隳矣！
最后，他們敢想敢干，實際上并無血性。萬物皆役于我，這是最敢想的，也是想當然的。似乎屢考屢中的少年得志，更加使得此一虛矯云山霧罩。由此，自私，極度的自私，不是多吃多占式的自私，而是惟我獨尊、為了成功不惜一切的虛矯，竟會成為他們的顯著人格特征和行為方式。會動手，善執行；從來不曾、永遠不會熱血沸騰。看看今日中國問題成堆，而獨缺政治決斷，表象為溫吞，囿于既得利益，實則不敢担當，了無血性，早不復見鄧公當年之氣吞山河，便可見共和國教育有病，遷延發作罷了。
畢業后，約摸十幾、二十來年，他們就會出頭，一些人甚至光艷艷，亮燦燦。如今現成的兩個詞，好像是專為他們打造的。在一種場合，籠而統之社會學意義上的，叫“成功人士”；在另一些場合，直指要害政治學上的定位，稱為“技術官僚”，或者，馬克斯•韋伯的用語：“專家”。
他們是正常人，太正常了，連自己都容不得自己有一些兒出格。他們明白時代風氣的需要、自己的實用價值和努力方向，也太過明白了，太早就明白了。他們奉守成功哲學，孜孜于此，一切圍繞于此，也多半會走向夢寐以求的成功。
原來，人在所謂的智商和情商之外，尚有義商、儀商和靈商，如果“商”在此能夠作為一種衡量單位的話。有的人，天性厚道，具有較高的良知感和道義精神。即便經磨歷劫，老江湖，心底的良善不泯。有時，它表現為一種拍案而起、見義勇為的犧牲精神，困勉以赴、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悲憫。而這一切跟所謂的教育無關，通常為心性使然，人之初也。相較而言，也有人天生就是壞坯子，教育不管用，懲戒可能反會促其變本加厲。想一想史鐵生筆下的K吧，十一二歲的少年，“他那惡毒的能力是從哪兒來的？”還有的人，更多的人，在此兩端游移。或者，由好人變成壞人，自壞人轉為好人。于此一事，良善油然不能自已；在彼一端，不掩性惡昭彰。其間的差別，不在智力，亦不在情商，而在良知感和道義精神之高低有別，姑謂“義商”。
一些人，天性溫良，敦厚有禮，相與情厚。可能，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也有些人，天性粗陋，哪怕身居院士，卻終究不脫戾氣，甚至一身匪氣。那叫做“新工人”及其后繼者之“新新工人”的，將無禮當作犀利，以無聊為幽默，更是不堪。曾有年輕人問：某某在西方那么多年，怎么坐沒個坐相，站沒個站相，吃起來更是一臉齷齪？西人并非天性人人溫文，自不待言，所謂的禮儀更是需要三代磨練，可他或者她雖歷芝蘭之室，卻了無馨香，這便說明教養有憾，缺了“儀商”。
我們心性中還有一種情愫，表現為對于莊嚴的敬意，關于神圣的憧憬，凸顯著人類用思想來思想，以生命印證生命的偉大稟賦。它們提澌著我們對于生命之為一種存在的思考，并可能導向信仰之境。無以名之，姑謂“靈商”。這種情愫，在有的人心中較為充沛，將終極關懷縈念于懷。在有的人心中則為各種業障所蔽，湮沒不彰。智商雖高，而情商有限，靈商湮滅，是這個世俗化時代的人類特征，更顯得此種情愫之難能可貴。
凡此五商，智商、情商、義商、儀商和靈商，久經修煉，積存心性，出諸舉止，即所謂的理性、良知與教養。它們合共于一身，構成了一種君子人格與超越心性，是謂讀書人所當修煉的功夫，必須臻達的境界。我們看看梁漱溟先生，布衣素衫，而氣度自在，就在于梁先生修煉出此種人格、心性、功夫與境界。否則，可能“成功”，卻難言卓越。——卓越，一定意味著人格的完滿和心性的豐盈，否則，只能說是“成功”，甚至于麥道夫式的成功。看看如今的世界，不分東西，從華爾街、陸家嘴到清華園，橫行霸道的是“無靈魂的成功”與“無教養的成功”，可見不僅人類未必真的一直是在進步，即便確乎持續進步，也未必就能致達至善之境，更非完滿之境。
不，照此路子走下去，絕對無法通達此境。
也許，所謂至善和完滿，都是不可實現的夢，道德理想主義的上帝之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難題和困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考與應對，而無不為此所苦惱，正說明其路漫漫，知無涯，思無涯。
其實，當年茨威格環顧詩壇，就曾感喟，回想起曾如星漢照耀過自己青年時代的那些可親可敬的名字時，心中不禁疑惑：“在我們今天這樣的時代，在我們今天這樣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之中，難道還會有那樣一群全心全意獻身于抒情詩藝的人嗎？”那么，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時代，又是一種什么樣的新型生活方式呢？茨威格說，在這個時代，常年充斥耳膜的不是宣傳機器的聒噪就是戰爭的隆隆炮聲；“這種新的生活方式扼殺了人的各種內在的專心致志，就像一場森林大火把動物驅趕出自己最隱蔽的窩一樣。”可能，這一生活方式終于在神州登場了，而且，來勢兇猛，變本加厲。
每念至此，無地彷徨，去找自己的老師，訴說流水帳，絮叨茶杯里的風波。老人家點頭又搖頭，搖頭復點頭，一陣忙亂，幾場咳嗽。末了，終于平靜下來，轉過頭來，緩緩道來：
“你覺著奇怪嗎？”
是呀，看官，你難道覺著有什么奇怪的嗎！
可是，我這個教書匠，真的覺著有什么事情不對勁兒了。莫非，時移世易，我已成了九斤老太？而身役教書匠，最為惆悵的，莫過于和自己的學生之間有了隔閡。或者，與這個當下時代風氣不和。于是，不進則退，自作多情？
又或，“老境何所似，只與少年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