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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毛一度昏厥時，聞訊趕來的周氏心情緊張到了極點，以至當場大小便失禁，許久下不了車。直到毛澤東被搶救過來以后，周恩來才大大松了一口氣，但他知道還有一件事情必須馬上要做的，那就是趕緊表態推掉毛向他交權一事，這里除了周確實認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還是在于他實在太了解毛嗜權如命的為人了，如果不立即對這件事作個斬釘截鐵的表態的話，今后恐怕就要大禍臨頭了。

周恩來與毛澤東等人在天安門

毛對病中交權的反悔

在林彪事件的重創下，毛澤東大病一場。自認為已經沉疴難起的毛曾向周恩來交權，隨后又對此感到后悔，急于安排后事的毛非常担心自己活不過周，為此在大病初愈后就開始用心思，設法給周抹黑，并在周治病的問題上做手腳，有意延誤治療，把周往死路上推。

就在周恩來處處小心謹慎，盡量表現對毛澤東的忠心之際，一向相對穩定的毛、周關系突然橫生變故，亮起了紅燈。疑心極重的毛對周的猜忌日深，在政治上處心積慮地整治他。這不僅給周扭轉文革時局的努力帶來格外的紛擾，而且使他在政治上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事情是由毛澤東在參加陳毅追悼會后一度病危引起的。

毛澤東向周恩來交權的舉動究竟有多少誠意，不得而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以往毛在考慮他的接班人時從來就沒有把周算在內，開始是劉少奇，在劉下面，毛考慮的是林彪和鄧小平，一直在他們兩人之間搞平衡，先是在黨內不斷放風，讓鄧當總書記總攬全局，在反右運動中扮演要角。后來對鄧跟著劉少奇跑大為失望，表示黨內無論誰當家，都離下開總理。對此，周恩來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認為自己不具備帥才，只能作助手而不能掌舵，并多次在黨內表示過。為此，周一向在政治上守分，對毛恪守為臣之道，絕沒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

這次毛澤東在病中突然交權，讓周恩來一點精神準備也沒有，深感責任重大，誠惶誠恐而難以從命。他本人一向認為中國革命不能沒有毛澤東，而眼下文革大亂剛過，國步艱難，正是解鈴還需系鈴人的時候，黨和國家更是離不開毛的領導。雖說毛無意從根本上改弦更張，但多年來為臣之道的心態，卻令周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諭跗而代之了。

所以當毛澤東病重期間，周恩來的精神壓力比任何人都大，也更槽。因此后來當毛一度昏厥時，聞訊趕來的周氏心情緊張到了極點，以至當場大小便失禁，許久下不了車。直到毛澤東被搶救過來以后，周恩來才大大松了一口氣，但他知道還有一件事情必須馬上要做的，那就是趕緊表態推掉毛向他交權一事，這里除了周確實認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還是在于他實在太了解毛嗜權如命的為人了，如果不立即對這件事作個斬釘截鐵的表態的話，今后恐怕就要大禍臨頭了。

實際上，江青已經為這件事在政治局會議上反咬了周恩來一口，責問為什么要逼毛澤東交權，弄得他有口難辯。為此，周在毛的病情轉危為安后，特別鄭重其事地讓負責警衛毛的張耀嗣帶話給毛，說：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時，請你向主席報告，我們還是在主席領導下工作。

盡管周恩來行事如此小心謹慎，不敢有絲毫的疏忽大意，到頭來還是在劫難逃，遭到毛澤東越來越大的猜忌。本來，以毛喜歡獨攬大權的個性而言，是絕不會輕易讓權的，特別是在眼下被林彪事件弄得灰頭土臉，急于挽回文革敗局之際。因此，毛這次在病中向周恩來交權，如果不是因為確實感到大限已到，閻王爺在向他招手的話，那么便是在有意虛晃一槍，在試探周的態度的同時，在政治上玩弄以退為進的把戲。

事實上，正是在這段纏綿病榻的日子里，毛澤東為自己陷入的困境找到了解救之道，那就是決計利用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的機會，在外交上打一個大勝仗來掩蓋文革的破產。這正是毛本人后來回心轉意同意接受治療的原因所在。

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后，毛澤東的病情大為好轉，身體逐漸康復。這當然是和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心病還須心藥醫的緣故因為通過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一舉改變了中國以往在國際戰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使毛盤算已久的聯美整蘇的構想如愿以償，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外交上打了一個大勝仗，迫使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登門求和，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可以借此轉移國內的視線，為文革的敗局挽回了一點面子。這樣一來，毛澤東總算從林彪事件的重創上緩過一點勁來。

然而，毛澤東剛剛在政治上渡過難關，隨即就對他在病中向周恩來交權一事感到后悔。雖說周本人馬上就推掉了，但此舉畢竟在實際上承認了周作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且與林彪不同的是，周本人握有實權，掌控著黨，政、軍日常工作的運轉。在這種情況下，萬一周在政治上存有異心，將會比林彪更加難以對付。

平心而論，毛澤東很清楚周恩來的為人，不至于有什么非分之想，但經過林彪事件的重創后，原本就生性猜忌的毛變本加厲，處處疑神疑鬼，總是担心別人懷有二心。這種心情，隨著毛發現周在林彪事件后黨內外的威望大增而他自己一落千丈時，愈發強烈起來，成為毛的一大塊心病。

當然，毛澤東并不準備將周恩來一腳踢開，因為他畢竟一貫忠順，況且又剛剛幫他在政治上渡過難關。這樣做，未免讓人感到有過河拆橋之嫌，再說以后整個國家內政外交的工作還是要依靠他來做。因此，必須找出一個兩全的辦法：既要設法抹掉曾向周交權這件事，又要盡量做的不露痕跡，以免讓人認為他翻覆無常，出爾反爾。為此，毛澤東在大病初愈后就開始用心思，尋找機會，設法了結這塊心病。

這年五、六月間，中央召開了有各地黨、政、軍負責人參加的批林整風匯報會。毛澤東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做文章，在黨內高層中當眾抹掉曾向周恩來交權這件事。為此，他以總結黨內路線斗爭的歷史教訓為名，點名讓周在大會上現身說法，自揭歷史上曾幾次犯過路線錯誤的老底。

本來，會議的原定議程并沒有這個內容，況且周恩來本人又是粉碎林彪未遂政變的有功之臣，即便不能論功行賞，也實在不必再重算歷史老賬，讓他當眾難堪。但是，毛澤東為了達到在政治上給周臉上抹黑的目的，以堵死他在自己生前身后接班的可能，卻執意要這樣做，全然不顧周的臉面。

在會議中間，毛澤東單獨找周恩來談話，專門談了一通黨內路線斗爭的教訓，拐彎抹角地示意周在大會上圍繞建國前黨內六次路線斗爭的問題作一發言。江青隨后在政治局會議上干脆把話挑明，指明要周聯系個人實際，多講點歷史事實。

大概是連毛澤東自己都覺得這樣做有些過份，于是不得不軟硬椎施，對周恩來進行籠絡。他知道文革中一度鬧得滿城風雨的伍豪啟事問題一直是周的心病，便主動提議周在會議上也對此作一專題報告，澄清事實，以此來換取周恩來的合作。

周恩來是個聰明人，當然明白毛澤東突然讓他在黨內高層會議上重翻幾十年前陳年老賬的用心，是在古為今用。實際上，深知伴毛如伴虎的周在林彪事件后，就已經預感到今后他們毛的關系會變得更加微妙難處，因而有一種如臨深淵，如屨薄冰的心情。他很清楚，毛澤東從來沒有在政治上真正信任過他，想整他也不是一朝一夕了。雖然幾十年下來總算大體上相安無事，但那是因為他長期以來只是黨內第三號人物的緣故，從來沒有在政治上對毛構成過真正的威脅。

然而，林彪事件后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周恩來在無形之中成為黨內的第二號人物，取代了以往劉少奇、林彪的地位。對于眼下政治上的險境，周本人非常清楚。他太了解毛的為人了，劉、林二人分別曾是毛澤東長期以來政治上堅定的盟友，最后尚且遭致殺身之禍，更何況曾在歷史上幾次反過毛的他了。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后，暗中為自己的處境提心吊膽，變得疑心很重，處處小心戒備，以至于竟鬧出在陪同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前往上海訪問途中飛越長江時，不相信專機機長的解釋，懷疑自己所乘的飛機正在飛往海外的事情來。

在和毛澤東單獨談話后，周恩來知道他的預感已經成真，毛的猜忌日深，正在用心思來對付他，如果不趁風起于青萍之末之際，盡早打消毛的這個念頭，事情就會越鬧越大，到頭來非但個人在政治上的晚節難保，而且還勢必把整個國家拖入另一場政治動蕩之中。

應該說，前者是周恩來始終看得很重的問題，后者則是他有心避免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向把相忍為黨、顧全大局作為信條的周氏決定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一發言，重點放在個人歷史上所把嚴重路線錯誤的自我批判上，隨后并在政治局會議上宣布了這件事。

然而，重翻幾十年前的陳年老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對周恩來這樣一個早已年過古稀的人來說，更是對身心的一大折磨。況且在此之前，他剛剛被確診為膀胱癌，急需做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不過，為了打消毛澤東對他的疑忌，周還是把手頭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邊，專心準備人會上的發言。

開始，周恩來只寫了一個提綱大要，但是江青不依不饒，一定要他清理思想，具體聯系實際，為此，周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翻箱倒柜，查找資料，整整花了十天的時間，準備發言稿，再一次對當年的歷史老賬上綱上線，進行自我批判。

據周身邊的人說，周恩來寫得很苦，整日伏在案頭，很少起來活動。這期間，他的精神壓力很大，既要清算批判自己，又要揣摩上意，憂心勞神，每天連胡子也不刮了，飯也吃的很少，最后寫得臉都浮腫了，兩腿腫到膝蓋以上，連鞋子部穿不下了。

提綱寫完之后，周恩來心里仍然不踏實，不知這樣寫法是否符合毛澤東的意思。于是，在把發書提綱送毛過目的同時，他又專門附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愿意像當年延安整風那樣，清算自己歷史上所犯的路線錯誤，周在信中這樣寫道：

現在既然大家愿意聽，而我也有讓大家知道的歷史責任。兩次在主席處聽到片言只字關于路線的教訓，我更急于要寫出初稿，不管行不行，總算是個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臟病發，我就無法還賬，同志們也將失望，那時成為終身之憾!不管對下對，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總(算)寫出初稿，請主席勉強翻一下，這樣長的稿子(30多頁)，我實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講，講后再改。實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后再改。我現在認為，把我過去犯的路線錯誤和重大錯誤告訴三百多位老中青黨政軍和各地負責同志有好處，使他們可以批評我，監督我，對我還可以改造，對他們也可引以為訓。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樣一個黨員，主席又是怎樣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毛澤東的意圖就是讓周恩來當眾自揭歷史老底，并不大在乎具體寫的如何。在得到毛的同意后，周連續用了三個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了題為《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斗爭的個人認識》的長篇發言，在回顧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同時，重點放在檢討自己在王明左、右傾兩次路線斗爭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上，用大陸官方的說法是他對自己作了嚴厲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過份的檢討。周在發言中這樣說道：

這兩次路線錯誤，要沒有毛主席憋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長期挽救我，教育我，給我以補過贖罪的機會，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歷史教訓，常感旦補過之日無多。

當然，周恩來非常清楚光是檢討歷史老賬是過不了關的，還必須說出毛澤東真正想聽的話來，那就是他不配作為毛的接班人。為此，周專門在發言末尾當眾申明：我覺得由我來談談前六次路線斗爭，更著重說說對我自己犯過的路線錯誤的個人認識，確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性，我一直而且永遠自認為，不能掌舵，只能當助手。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表示：你們了解我的歷史上的錯誤后，就會破除迷信你們有權力要求我改好，如果還改不好而錯誤犯的又大，你們有權力要求中央討論，輕則警告，重則撤職，這是毛主席建立起來的黨的正常生活。

周恩來這種低首下心的姿態，反而弄得毛澤東一時不好再繼續往下做文章了。不過在毛看來，這件事已經初步達到了目的，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領導干部都知道了周在歷史上反對他的老底，是個路線錯誤的屢犯。而且周本人眼下也已經得了癌癥，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動干戈了，只須在他治病的問題上做點文章就可以了。

在年初大病一場以后，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澤東非常担心自己活不過周恩來，而一向在政治上態度曖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后帶頭翻文革案的話，以周在黨內外的聲望和手段，一呼百應，失去了庇護的黨內文革派根本不是對手。這就是毛隨后在周治病問題上的態度，讓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機的緣故。

周恩來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規檢查時，偶然發現尿樣中有幾個紅血球和形態異常的細胞。周的保健醫生不敢掉以輕心，馬上又做了第二次檢查，請北京各大醫院最著名的細胞病理學、泌尿腫瘤專家對檢查結果進行會診鑒定，確診周恩來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因為事關重大，醫療專家們爭分奪秒，隨即派人聽取天津、上海兩地專家的意見，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與此同時，專家們又翻閱了國內外大量的參考資料，開會進行討論，認為周恩來本人目前沒有任何癥狀，病變尚在早期，如及早進行治療，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錯過時機，發展成晚期膀胱癌，后果是嚴重的。

根據討論的意見，醫療專家們隨即向中央寫了書面報告，詳航周恩來的病況，力陳爭取及早治療的好處和疾病發展的不良預后(這是專家們的委婉說法。實際上，膀胱癌一旦錯失早期治療，結果只有等死作者注)，并制訂了切實可行的治療方案，等待中央批準。因為按照中共黨內保健制度的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治病方案，必須經由毛澤東批準后才能實施。然而，毛澤東的表態卻令人感到十分蹊蹺，他通過汪東興向負責周恩來保健的醫療專家們傳達了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

醫療專家們深知時機對于治療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對中央作出這樣的決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寫信向毛澤東陳情，卻遭到了顯然是深知內情的汪東興的嚇阻。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們談話，讓他們先穩住，強調中央這樣的決定是保總理的，說：你們要聽上帝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慮全面的問題，可過一段時候再行。

這樣一來，對周恩來的治療工作便拖延下來，失去了早期發現后及時治療的先機，等到后來一切都已經晚了。這讓醫療組的專家們后悔莫及，覺得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不過，由于這件事涉及到毛為人品質中最惡的一面，明擺著把周推上死路，時至今日仍然三臧其口。大陸官方更是諱莫如深，唯恐這種殺人不見血的事情揭露出來，損及毛的偉大形象。這已經是后話了。

周恩來是個非常精細敏感的人，盡管醫生們奉命對他的尿樣檢查的結果避而不談，卻無法瞞過他本人。頻繁的查尿，自然讓周意識到來者不善。既然醫生們不愿意談這個問題，他也不去為難他們，而是自己動手去查尿細胞學一類的醫書，了解有關醫學常識。醫生們也知道這一點，只不過雙方都沒有捅破這層窗戶紙罷了。

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

周恩來深知文革是毛澤東的命根子，任何企圖正本清源的做法都是不智之舉。在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絕不從正面去觸動、清理文革的錯誤，而把它完全歸咎于林彪煽動起來的極左思潮，然后在具體工作中補偏救弊，進行有限度的撥亂反正。

在罹患癌癥以后，周恩來知道自己已經來日無多，因而有了一種緊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點事情，為自己補過還賬。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后，他暗中加緊了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周心里很清楚文革搞到這種地步，毛澤東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難辭其咎，在不少問題上是欠了賬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補救，將無法向歷史交代。

實際上，周恩來在林彪事件過后就已經開始這樣做了。比如，他對自己當年屈服于林彪的壓力而沒有對賀龍盡到保護的責任，致使他冤死一事一直心里有愧，林彪出事后，他隨即派專人把賀龍的遺孀薛明從貴州的荒僻山溝中接回北京治病。又如楊、余、傅事件，周恩來非常清楚這是林彪一手搞出來的冤案，但當年并沒有出來替楊成武講什么話，反而參與其中，扮演了執行者的角色，講了不少違心的話。更讓周感到不好交待的是，當年被株連關押起來的楊成武的大女兒在林彪事件之后，因向中央寫揭發林彪、吳法憲的材料，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林彪的余黨整死。周得知這件事后，為時已晚，只好采取補救措施，對楊成武全家實行了保護性轉移。

在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中，深為勢單力薄所苦的周恩來把解放干部當作首要的事情來抓，很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有考慮的。周知道文革運動傷害大量無辜，而黨內各級干部首當其沖，被拆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從全局上推動解放干部的工作，不僅有利于緩解黨內的矛盾，而且還能以此為突破口，帶動其他各項政策的落實，療治文革給整個社會造成的創傷。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一個重新整合干部隊伍的機會，從中央到地方為數眾多的老干部一旦重返工作崗位，就會在政治上成為一股與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這樣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在扭轉文革困局中發揮作用。

當然，周恩來在做這件事時并沒有貿然造次，而是處處注意打著毛澤東的旗號行事。他盡量擴大毛參加陳毅追悼會這件事的影響，為解放干部營造政治氣氛。這年四月間，陳正人、曾山這兩位靠邊站的國務院老部長因無處投醫，救治不力而在不到半個月內相繼死去，其中曾山是因為文革中受迫害多年，在與老戰友重聚時，因一吐心中郁積的憤懣，過于激動導致心臟病發作而死。

由于陳、曾二人當年曾參加過井岡山時期的斗爭而為毛所熟識，這就使得周恩來抓這件事情更加師出有名。他指示衛生部一定要盡快解決老干部的醫療問題，并提出要對疏散到各地的中央黨、政機關副部長(含副軍級)以上領導干部普遍進行身體檢杳，改善他們的醫療條件。

綜合 2022-01-09 20: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