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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數學教授約翰•納什是當今最著名的幾個瘋子之一，他瘋狂離奇的經歷被改編成電影《美麗心靈》后，在世界各地廣為傳誦。約翰•納什共入過兩次精神病院，1959年在波士頓附近的麥克林醫院（McLean Hospital），1961年在普林斯頓附近的特倫頓精神病院（Trenton Psychiatric Hospital）。兩次入院之間他異想天開地從麻省理工辭了職，提取了所有養老金，宣布他要去歐洲旅行。

1959年七月，納什的航班在巴黎著陸，他看到整座城市充斥著抗議核軍備競賽的游行、罷工、爆炸。直到他終于被遣送回美國前，有九個月的時間，納什在歐洲各大城市游蕩，到處都像巴黎那樣滿是冷戰意識下的喧囂與騷動，北約與華約的黑影不分伯仲地徘徊在歐洲大陸。這九個月極富隱喻的游蕩不禁讓人聯想起虛構世界里流浪四方的英雄們：杜拉斯念念不忘的恒河邊上的女乞丐，喬伊斯筆下用一天游歷都柏林的布魯姆先生，當然還有荷馬歌詠的花十年時間返家的奧德修斯。這些虛構的英雄和納什一樣，用漫無終點的肢體的游蕩企圖達到某種精神目標。納什在歐洲目睹的種種瘋狂世景讓我好奇：一個剛出精神病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如何去面對一個比精神病院更加瘋狂的的宏觀世界，尤其是這個宏觀世界言之鑿鑿地標榜自己是正常的、理性的。這個問題也可以反過來問：措手不及的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究竟讓人類變得更理性冷酷還是更激烈狂熱？現代人究竟還有沒有資格將一部分同類隔離起來，宣判道：“你瘋了，你不要靠近我們”，即使瘋與不瘋的界限已經成為了強權的體現？約翰•納什的一生或許能作為這個問題的答案。　　　　

我必須寫寫我所認識的約翰•納什，可我難以下筆。一個開頭就是一個定義、一個基調，而約翰•納什恰恰是難以定義的。在普林斯頓的四年我有多次機緣認識他，“認識”，卻不“了解”，每一次認識總是推翻前次剛形成的定見。事到如今，這些復雜的事實和感觸，層層重疊在一起，我只能指著他嘆息：“看啊，這人……”所有的贊美、憐憫、嘲諷，看啊。　　　　

一　　

那就看吧，看看這人。不過他老了，我入學那年他已經八十歲了，不常在校園里走動了。我是在大一的尾聲才第一次見到了約翰•納什，在那之前倒是經常見到他的兒子。大一時我在工科圖書館找了個閑職，清晨和半夜在圖書館里坐上兩三小時，掃掃借書者的條形碼。這種時段的圖書館總是很冷清，同學們要么還未起床要么已經休息，倒是幾個住在附近的瘋子和傻子，雷打不動，圖書館一開門就來，搗鼓些瘋瘋癲癲的事情，直到半夜你在他耳邊三請五請才走。我記得其中一個總穿著寬松的毛衣、一臉絡腮胡子的胖子，在電腦前一坐就是七八個小時，他大概得了某種極嚴重的癲癇，每過幾十分鐘會突然克制不住地呻吟起來，鼻子翕動著，腳扭動著，這么大聲發作約半分鐘，他又像沒事人似的全好了。他的體內養著一頭難以控制的野獸，隔段時間就得大聲嚷嚷自己的存在。我開始覺得很恐怖，直到某天，同在圖書館工作的學長告訴我，那個瘋胖子是維基百科的正式編輯，每天在電腦前審訂無數詞條，我才對他肅然起敬起來。時間一長，對經常光顧圖書館的瘋子的種種狂狀熟視無睹，漸漸少了害怕，多了親近，在深夜聽見癲癇病人夢囈般的呻吟，恍惚像母親口中的搖籃曲。　

這些圖書館瘋子中有一個，四五十歲了，頭發胡子又長又臟，坑坑洼洼。他總是穿一件普林斯頓的套頭衫，兩腿大開地躺倒在椅子上，手里一本厚厚的書，經常是不打開的，就放在手上，醒著的時候眼睛直直地看著前方，睡著的時候就仰著頭像死去了一樣。其他的瘋子我還常常看見他們清醒時正常的表情，只有這個瘋子，他雖然很安靜，但總是陷在極端迷茫煩擾的狀態。他經常呆若木雞地坐上好久，然后驀然劇烈地擺動脖子和臂膀，眉毛鼻子緊緊擰在一起，嘴里大口大口喘氣，像是正在經歷極大的苦痛。某一天，他正如此發作著，學長指著他說，“喏，這是約翰•納什的兒子。”“什么！”我大吃一驚，“他兒子不是哈佛畢業生么？”“那是《美麗心靈》編出來的。精神病是遺傳病。”學長冷笑著說。　　

那次殘酷的邂逅是我第一次得以把《美麗心靈》與真實的約翰•納什區分開。后來我還有幾次從數學系的同學那兒聽說約翰•納什兒子的瘋狂事跡。據說，他兒子常常呆在數學樓的公共休息室，在黑板上寫滿離奇瘋癲的公式，其中一個廣為流傳的公式是這樣的：　　

1 = 水星

1+1 = 金星

1+1+1 = 木星　　

如此種種，直到他把自己所知的星星都寫完，甚至連“英仙座”、“大熊座”都有。　　

得知他兒子真實情況不久，我終于見到了約翰•納什本人。大一末的某天偶爾在路上走，迎面走過來兩個老人，男的高大而干枯，女的矮胖而臃腫，他們穿著正裝，大約要參加什么儀式。我認出了男人是納什，很興奮地推推邊上同行的朋友。他說，“早看到啦。”我又問邊上的女人是誰，“還有誰？當然是他老婆。”我心里又吃了一驚，這形象與詹妮弗•康納利飾演的美麗妻子實在相差太大。朋友看我怔怔的，便半是勸慰半是嘲諷，“年輕的時候大約挺漂亮的，現在老了嘛。說起來，《美麗心靈》里講得他們如何神仙眷侶，其實他瘋了不久后她就要要求離婚，這么多年他們住在一幢房子里，只是同住人的關系，直到2001年拍了電影，他們才又復婚。”兩位老人從我們身邊走過，步履蹣跚，一聲不吭，他們間是那么疏離，既像是陌生人的疏離，又像是熟識無睹太多年的疏離。《美麗心靈》在我心中營造的那個關于愛的奇跡的泡沫就這么被戳破了，我只是看到一個尋常老人的卑瑣晚境。　　　　

二　

所幸大部分普通人還是被電影的泡沫鼓舞著，一提起納什總想到《美麗心靈》；就像許多學者被博弈論的泡沫鼓舞著，想方設法在自己的研究里加點博弈論趕時髦。這些年博弈論在各類學科前沿炙手可熱，我在普林斯頓的許多課堂上聽到納什的名字，越是那些像是離博弈論差之千里的領域，譬如生物、比較文學、歷史，越是有學者絞盡腦汁想和博弈論攀上些親戚。在那些講座里，納什的名字總是和“納什均衡”等同起來。只有一次，我在截然不同的語境中聽教授說起納什。那是一節異常心理學講座，“今天我想跟大家談一個有趣的精神分裂癥病例，病例的主人公是著名的納什教授。”心理學教授搬出一座龐大的老式錄像帶播放器，在投影儀上給我們放了一段訪談，我還清楚地記得訪談中旁白的第一句話：“約翰•納什曾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癥，可他堅稱他的疾病是全靠意志力治愈的。”　

約翰•納什曾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癥，可他堅稱他的疾病是全靠意志力治愈的，他痛恨精神病院、痛恨藥物，至今說起他妻子將他強行送入精神病院的情形，他都一臉心悸。他共有兩次入院經歷，第一次入院在專治上層階級的麥克林醫院，那里的醫生把精神分裂癥當作心理疾病，成天做心理咨詢，詢問童年經歷。他的同事唐納德•紐曼（Donald Newman）去看他，納什說：“唐納德，如果我不變得正常，他們是不會讓我出去的。可是，我從來沒有正常過啊……”第二次入院在特倫頓精神病院。訪談人和他故地重訪，納什站在草坪上，凝視著巍巍聳立的暗淡的建筑，拒絕再靠近半步。“他們給你打針，讓你變得像動物一樣，好讓他們像動物一樣待你。”在這里，他被迫接受了如今已被西方醫學界停用的胰島素昏迷治療：大劑量注射胰島素，讓精神病人陷入昏迷狀態。而病人清醒時，也狀如行尸走肉。他開始只吃素食，以此抗議醫院的治療，當然沒人把這當回事情。在長時間胰島素昏迷治療后，他終于“變正常”了，他生平從沒有如此謙遜有禮。同事妻子回憶說：“他看起來乖得就像剛被人打了一頓。”　

半年后，謙遜有禮的約翰•納什終于從特倫敦精神病院出院。他換下骯臟的病患服，交出自己的號碼（半年來他沒有名字，只有這個數字標識），他踉蹌地走出醫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童年好友，“和我講講我們一起玩的事情吧。那個治療把我的童年記憶給抹掉了。”　　

如果回歸理性僅意味著對社會標準的馴服、意味著喪失記憶，治愈還有多少價值？尤其是對于納什這樣一個把數學視作“唯一重要的事情”的天才。納什教授心中最純粹的數學不是理智，而是靈感。理智不過是溝通這種靈感的手段，而若重獲理智也意味著靈感喪失，他情愿放棄理智。一個朋友在他住院時去看望他：“你發瘋的時候聲稱外星人和你說話。可是你這樣一個理性的數學家，怎么可能相信外星人這種無稽之談？”納什回答說，“數學的創見同外星人一樣進到我的腦子里，我相信外星人存在，就像我相信數學。”他在筆記本上寫道：“理性的思維阻隔了人與宇宙的親近。( Rational thoughts impose a limit on a person’s relation to the cosmos.) ”　　

從特倫敦精神病院出院不久，納什拒絕接受任何藥物治療，因為治療讓他感覺遲鈍，不能想數學。他過去的同事在普林斯頓大學給他安排了一個研究員的閑職。于是學生們常常看到一個穿著紅跑鞋的中年人形容枯槁地在校園里游蕩，在整塊黑板上寫下不合邏輯的公式，拿著幾百張前夜剛演算好的數學公式出現在某教授的辦公室，他有了個綽號，“數學樓幽靈”，很少人知道這個瘋子到底是誰。　　

而在七八十年代，他周圍的親友開始注意到，納什漸漸不瘋了。他的眼神變清澈了，他的行為有了邏輯。“那么，不靠治療，你是如何康復的呢？”訪談人問他。“只要我想。有一天，我開始想變得理性起來。”從那天起，他和他幻聽到的聲音開始辯論，駁倒那些聲音，“以理性分辨非理性，以常識分辨錯覺。(I reasoned myself out of the unreasonable; I became disillusioned of my illusions.)”　　

“只要我想。”在納什這個個案里，瘋狂與理智似乎變成了一個自由意志的選擇。我甚至不再相信他真正瘋過；或許，他理性地選擇了瘋癲，又瘋癲地回歸了理性。如此看來，《美麗心靈》是A Beautiful Mind的嚴重誤譯，應作《美麗的頭腦》或《美麗的智性》更符合真實。Mind固然有頭腦和心靈的兩重釋義，而在納什從瘋癲重獲理智的歷程，我們看到的是過人的意志和理性壓制著瘋狂的心靈。或者，說得更準確一些：從七八十年代的某一天起，他有意識地選擇將一部分的瘋狂運用在數學的靈感上，而將剩余的瘋狂用理性囚禁起來。　　

訪談的錄像帶放完了，異常心理學的教授說：“納什不借助藥物治療而康復的案例引起了許多精神病學家的興趣。他們研究他的生活起居和周邊環境，希望他的病例有推廣價值。不過在我看來，真正治好納什的也許不是他過人的智力和意志力，而是榮譽。七八十年代，博弈論在經濟學上飛速發展，納什聲名漸隆。1994年他奪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后，一夜間開朗了許多，簡直變了一個人。領獎后他在街上散步，常常有陌生人向他致敬，‘納什教授，祝賀你。’”　　

心理學教授的這番評論并非無稽之談。納什發瘋之時，自恃甚高的他正苦苦追求數學界最高的菲爾茲獎而不得。倘若他能及時得到菲爾茲獎，也許就不會在失落和壓力下發狂了。更進一步講：榮譽降低了社會標準的尺度，在榮譽的光環下什么都變美了、變正義了。狂亂的行為在正常人身上被貶斥為“發瘋”，在諾貝爾獎得主身上便被贊美成“特立獨行”。那么，有沒有可能納什教授的瘋癲并沒有被治愈，倒是普羅大眾治愈了他們審定瘋癲的標準呢？　　　　

三　

那就講講我所經歷的一則納什和普羅大眾間的故事，講講學術聲譽在這座慢條斯理的大學城里扮演著什么角色。大二春天我陰差陽錯地當選了普林斯頓數學俱樂部的主席，從此和一幫超級古怪的數學天才成了朋友。這個俱樂部除了定期請教授講話、周末玩玩需要耗費過多智力的桌面游戲，一年也就搞三次大活動：夏天派隊去參加國際大學生數學奧林匹克、秋天組織面向高中生的普林斯頓數學競賽、春天組織數學教授和本科學生同樂的正式聚餐。我新官上任沒幾天，就要搞正式聚餐，怕來的人少場面不好看，就向前任主席請教。他說：“請教授是很容易的，你電子郵件群發所有數學教授，便完事了。至于請學生，你就在海報上寫，‘想見見約翰•納什的真身嗎？來參加數學俱樂部的聚餐吧！’保準無數人跑過來看熱鬧。”我照辦了，果然很快就有許多同學報名，也有不少教授表示會參加，只是從未收到約翰•納什的回復。　　

聚餐那天是五月的第二個周末，我們包下了數學樓最高層的大廳，放上十幾個圓桌。赴宴的學生還一個未到，我們正在擺放器皿和食物，就看到電梯門一開，出來三個人，正是約翰•納什還有他的妻兒。我慌慌張張地去迎接他，“納什教授，你來大家會很高興的，聚餐還沒正式開始，你不如先坐這桌。”　　

“你是發郵件的沈小姐？”他這么問道。　

“是，是我發的郵件，我叫Lily。”我這么答道。　　

“沈小姐，你好。”他仿佛沒聽見我的答話，“約翰•康威會來嗎？我聽說他會來。”　

“康威教授的確回復說會來，他還說他要為聚餐致辭呢。”　　

聚餐不久就開始了，康威教授沒有到，我打電話去他家，他妻子說，“太不好意思了，他徹底把這事忘了。”于是康威教授不會來了，更別指望他致辭。那些回復說一定會來的教授，也有一大半沒有出席。“沈小姐，約翰•康威會來嗎？聚餐已經開始半小時了。”納什教授又問我。我說，不會了，他忘記了這事。“是嗎。”納什有些失落，于是我也有些失落，不過同學們倒都不怎么在乎，個個歡欣萬分，“不是有納什在嘛！”大家的眼睛都向著納什坐的那桌張望，有不少人在去拿吃食時故意走遠路，從納什身邊經過，靦腆地打個招呼：“納什教授好。”高年級的學生向一年級新生介紹，“那是納什，那是他老婆，那是他兒子。”炫耀著自己見多識廣。只是沒有一個人，敢在納什一家坐的一桌坐下來。相比之下，其他教授身邊圍著學生和同事，大家言笑晏晏。我動員我認識的朋友，“你們情愿這么多人擠在這桌，去納什那桌不是更好么？想想看，以后可以跟人吹，我和納什吃過飯……”朋友們有些躍躍欲試，卻都開玩笑似地互相抬杠，你推我我推你，誰都沒有換位子。這么拖拉了幾次，聚餐快結束了，納什那桌仍然只坐著他和他的家人，剩下七個位子孤零零地空著。他的兒子趴在桌子上，機械地捶著自己的腦袋，他的妻子一言不發地板著臉，叉著手端坐在那里，而納什默默地極緩慢的吃著一片肉。我看著這番孤獨凄涼的景象，自責卻無計可施。　　

正在這時候，一個大一的女孩子走到納什面前，結結巴巴地說：“納什教授，我能和你合影嗎？我真的——我覺得——你真偉大！”納什愣了愣，點點頭。她站在約翰•納什身后，甜甜地合了影，然后拿著相機，奔向自己的朋友，又是笑呀又是嚷呀，像是剛做了件頂了不起的事情。大家受了感召，紛紛站起來，走向約翰•納什，自覺排起了隊，有的手里拿著相機，“教授，能和您合影嗎？”有的手上什么都沒有，那是真正對數學有激情的孩子，想聽納什講講博弈論和納什嵌入定理。突然，和我同桌的大四數學系畢業生也站了起來，他平日里總一副憤世嫉俗、據傲不羈的姿態，這時他手里竟然也有個照相機，他自嘲似地為自己辯解，“他媽的我在數學系混了四年，天天被惡心證明題虐，到頭來連張他媽的納什合影都沒有，說出去不要他媽的笑死人了？”　

我想告訴你，那個晚春的傍晚所有男生都穿著襯衫和西褲，所有女生都穿著花裙子。我想告訴你，數學樓是全校最高的建筑，數學樓最高層的大廳360度都是沒有間隔的觀景玻璃。透過玻璃看出校園美如畫：卡耐基湖畔蕩獨木舟的游人正在悠悠地往回劃，研究生院的塔樓下幾只大肥鵝笨頭笨腦地在聊天，教堂和美術館前還有很多人在拍照，而布萊爾拱門下曬日光浴的孩子們恐怕已經覺得涼了，收起毯子準備回家，那些遍布校園角角落落的幾千只灰色和黑色的松鼠們呢，他們恐怕又在忙活著籌備寒冬的一場盛宴，或許能從這個食堂偷一只甜甜圈，從那個寢室偷一塊巧克力……我們排著隊等著和納什拍照，順便透過觀景玻璃張望著校園的一草一木，而夕陽也張望著我們，大家的臉上身上都覆蓋著玫瑰色的光暈。我想告訴你，《美麗心靈》里那讓人動容的授筆儀式完全是導演的杜撰，可是，那個傍晚，在數學樓頂層排著隊等著和納什教授合影或談話的年輕人們，他們的結結巴巴、推三搡四，難道不比那個子虛烏有的授筆儀式更讓人感慨？“納什教授，我真的——我覺得——你真偉大！”　　

納什教授已經從瘋癲康復了；或者說，自諾貝爾獎和《美麗心靈》后，不再有人覺得他的不正常是件非糾正不可的事情。而他還是孤獨的，學生們不敢和他講話，更別提和他一桌吃飯。但是，那個晚春時間為納什排起的長長隊伍，還有諸多類似于這樣的溫暖的軼事，大概就足夠支撐著他保持淡泊平和，度過自己的晚境。　　

四　

最后，我還想講講納什教授瘋癲的起源。納什生來便是個古怪傲慢的人，數學天才多如此，這本不足為奇。那么，一個本性古怪的人如何突然被親友認為“在發瘋”呢？三十歲的某天起，他突然聲稱共產主義者和反共主義者是一伙的，他們全是“陰謀家”；他稱艾森豪威爾和梵蒂岡教皇對他沒有絲毫同情；中東的動亂讓他深感不安，他打匿名電話給親友，說世界末日到了。“這些想法在表面上不是理性的，但它們有可能發生。(These thoughts on the surface are not rational, but there could be a situation.)” 1959年在歐洲游蕩的九個月里，他數次去當地政府求助，希望放棄美國國籍；他到了日內瓦，因為這座城市以對難民友好著稱，他向瑞士人說，“美國的體制是根本上錯誤的”，沒人相信他。他被送上飛機遣返回國，事后他自稱：他被送上了一艘船，像奴隸一樣被鏈條鎖著。　　

冷戰的鐵幕終于落下了，納什被親友們認定的瘋言亂語如今看來幾乎是先知的預言。納什的恐懼不單單是個體的體驗，而是那個時代集體潛意識里的恐懼。而納什被斥責為瘋癲，被強行打胰島素進入昏迷狀態，難道不是那個時代的極權主義對于個人良知的迫害嗎？我注視著納什像奴隸一樣被鎖鏈束縛著的船只。當這艘愚人船在汪洋上恣意漂泊，米歇爾•福柯正在自己的畢業論文《瘋癲與文明》中為它賦予深刻的哲學意義。如果瘋子不僅僅是瘋子，而是那些揭露了這個社會根本弊病的智者，他們只能被送上愚人船，順水漂向不可知的遠方。古老的河流賦予了愚人船神秘性，瘋子被神圣化地隔離起來，作為社會制度的祭品殺一儆百。我想我恐怕已經扯得太遠了，雖然我不得不說，1962年起至今，約翰•納什教授定居在普林斯頓附近，每天到學校上班。如果普林斯頓這所大學對納什教授的康復有何功勞，那就是它固有的包容和自由拒絕把瘋子送進愚人船。瘋子們像鬼魂一樣地游蕩在校園里，而人們仍然尊重體諒。他們自由進出公共圖書館，發病時喊出駭人的響聲，卻還有人告訴你：“別打擾他，這個瘋子是維基百科的編輯……”　　

上周二，約翰•納什教授在我所選的博弈論課上做客座演講。“我想講講納什均衡的歷史。”四十分鐘里，他一直在講他所寫的幾篇論文，太深奧了，恐怕學生中沒一個能聽懂。可是這不妨礙整個教室坐滿了聽眾，不但有選這門課的學生，還有聞訊而來的旁聽者。

（本文選自《自由的老虎》一書，作者沈誕琦，上海人，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公共管理（國際發展方向）在讀碩士。自普林斯頓大學本科畢業后，曾在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波士頓分行担任宏觀經濟的政策研究工作。這本小書是工作之余的一百多個周末，旅行、采訪、閱讀、寫作的結果。）

原載于《上海文化》2013年第一期

燕南園愛思想 沈誕琦 2015-08-23 08:5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