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要想能夠有效、持久，就必須是理性化的，而不是無法無天的。吳鉤先生卻相信，凡是不讓皇帝及其臣僚越權違制的種種制度約束，不是“虛君”，就是“中國式的分權與制衡”、“立法民主”、“法制的意識”和“司法獨立”精神。他把他的這種誤解，賦予他所精心挑選的那幾個宋朝故事，從而發現了一個他理想中的并不專制的宋朝。
吳鉤先生在他最近的文章中，一口氣給我們講了四個故事，以說明宋朝不是一個專制王朝（《宋朝是一個專制王朝嗎？》，《同舟共進》2014.3）。文中的四個故事，講的都是“皇帝無法由著性子‘做快意事’”。講完了這四個故事，吳先生又以“中國式的分權與制衡”，討論了宋朝理學家所希望建立的“虛君制度”和“宰相治理”，以及“執政（宰相）與臺諫”“相制”而不能“相勝”的政體結構。而吳先生更進一步的創見，則是提出了宋代具有“史上獨一無二的‘立法民主’機制”，而且有了明顯“法治的意識”和“司法獨立”的見解，甚至也已經建立了“獨立審判”的制度。吳先生因此認為，所有關于“宋代君主專制得到強化”的論斷，都是不能被認同的。
為了不至于誤會吳先生的意思，筆者再三讀了吳先生的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好處，是有論有據；但不足的地方，是對論據的誤讀；而誤讀的根源，則在于對“專制”一詞的誤解。
被誤讀的宋朝“故事”
以下是吳先生所講的四則宋朝故事。
第一個故事。宋初，范質等三位宰相同日辭職，太祖于是任命趙普為相。但詔書沒有宰相簽名副署，不具備法律效力。太祖說可以由他來代為副署。趙普認為，這是宰相的事，不該皇帝來做。最后，由同平章事（宰相官銜）、開封府尹趙匡義簽名副署，太祖才簽發了任命詔書。
按宋朝的規矩，皇帝的命令，凡是由中書（相府）執行的，概由中書按皇帝指示起草詔書。其程序是：宰相從皇帝那里接受指示（“取旨”）；命中書舍人（相府屬官）按皇帝的指示依式起草詔書；再由宰相在詔書上簽名副署；然后呈交皇帝簽名生效。可見，吳先生所謂宋代“詔書表達的通常就是政府的意見，皇帝只是照例批準”；“詔書沒有宰相副署，不具備法律效力”的講法，無非是把相府的工作程序當成決策程序，完全是由于誤讀所致。
第二個故事。神宗因為陜西用兵不力，下令將一名轉運使處斬。宰相蔡確認為，這會壞了宋朝不殺士人的規矩，不同意殺。而門下侍郎章惇，則以“士可殺，不可辱”為據，連神宗要將此人刺面流放的旨意也堅決反對。他還告訴神宗：“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蔡確堅持的是“祖宗家法”，章惇強調的是士大夫尊嚴。二者都是以宋朝的“文治”理念為依據的。忠臣諫諍，明君納諫，是中國人歷來強調的政治傳統。做臣子的維護祖宗家法和文治理念，諫止皇帝的任意胡為，顯然與宋朝是否專制無關。將這樣的故事，作為宋朝不是專制王朝的證據，又不知是出于怎樣的一種誤讀。
第三個故事。陪孝宗下棋的趙鄂向孝宗要官。孝宗憚于“外廷”的阻撓，就讓趙鄂自己找外廷官推薦。趙鄂找到“恩公”中書舍人葛邲，要他推薦，但遭拒絕，說哪怕是皇帝降旨，也照樣要駁回。
宋朝封官，虛銜虛職泛濫。官員只有受皇命“差遣”，才真正有職有權。趙鄂因為陪孝宗下棋，獲得了“武功大夫”這一中級武銜，和“浙東路鈐（即鈐轄）”這一地方警備官虛職。對于一個棋手來說，待遇已經不低。憑技藝得官，屬“伎術官”一類，按規矩也只能得到武職。太祖、太宗時，以一技之長行走于宮廷的伎術官，近水樓臺先得月，由武職遷任文職的事很多。后來，真宗曾下令禁止伎術官像京官那樣考核升遷，仁宗也曾下令禁止伎術官請托輔臣和宗室薦舉為行政官。這兩條，估計都與伎術官由武職轉文職有關。
鑒于漢唐之失，宋朝對外戚和宦官限制得很嚴。此類對伎術官的限制，用意也無非如此。趙鄂估計也是想遷任文職，以便有機會得到“差遣”。但孝宗讓趙鄂找外廷官推薦，更像是一種婉拒。記載此事的張端義，就稱贊孝宗：“非特處君子有道，雖處小人亦有道也。”而葛邲堅持“祖宗家法”，固然是為官的本分；但從他稱趙鄂為“我家里人”，也不難看出還有避嫌的意思。總之，以這樣的例子來說明皇帝“不敢私自封官”，也還是出于誤讀。
第四個故事。給事中謝深甫，每每敢于繳駁光宗提拔近臣的私旨；中書舍人樓鑰，對光宗不合法度的私旨同樣“繳奏無所回避”。
吳先生講這個故事，還是要說明宋代皇帝不能任意提拔官員，而且皇帝必須尊重臣下繳駁的權力。虞云國在其所著《光宗傳》中指出，韓侂胄因為是嘉王（后來的寧宗）夫人的曾叔祖，“短短四年竟升遷了27年磨勘（即歷練與政績考察）才能達到的官階，光宗還準備超授他四階，又相當于20年的磨勘轉遷，后因給事中尤袤繳駁才作罷”；而品行為人所不堪的耶律適嘿，光宗任命他為承宣使，“給事中尤袤一再繳駁，光宗以御筆宣諭他書行（即簽字同意）”，尤袤只好照辦了。尤袤是光宗做太子時候的舊僚，曾因諷諫光宗不要任用私人而被逐出京城，他的上奏也曾被光宗撕碎泄憤。尤袤后來積憂成疾，上表光宗，請求致仕，光宗也不予理睬。可見，在皇帝能否任意提拔官員，是否尊重臣下封駁之權的問題上，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制約。這兩個例子，正好可以用來反駁吳先生的誤讀。
宋朝專制的制度化水平高于漢唐
我們所說的中國古代的中央集權制度，其集權的最顯著特點，就是皇帝的專制。由秦到清，兩千年間，中央集權制度的不斷強化，就是以強化皇權專制為核心的。其特點之一，就是越來越理性化。這個“理性化”，從制度設計來說，就是使集權、制衡與監督機制不斷完善；從對皇帝的政治品格的要求來說，就是使他納諫而不是拒諫，以及近君子而遠小人；而對于大大小小的官僚來說，就是從制度約束和教育入手，使他們不忘忠君愛民。
在這個理性化的過程中，以漢唐與宋相比，前者專制的制度化水平較低，皇權受到的制度約束較少；而后者專制的制度化水平較高，皇權受到的制度約束較多。由漢至唐，因為皇帝所受到的制度約束較少，所以就出現了諸如皇帝與外戚、母后、宦官、膏粱子弟（如西晉司馬氏諸王）“共天下”的問題。這些都是由于皇帝可以任意將權力賦予他人，卻收不回來而造成的。
宋朝是非常重視皇權專制的理性化的。如上面所講的第一個故事，其中有過這么一個細節。當時有人建議效法唐朝甘露事變之后，因宰相缺席，而讓尚書仆射（尚書省的副長官）“奉行制書”的“故事”。但反對的人說，這種事情發生于“非承平之時，不足為據”，因此提議由“同平章事”的趙匡義來“副署”，以完成正常的工作程序。這樣的細節說明，宋朝士大夫非常重視程序和原則；對于決策和行政上的“權宜之計”對制度的破壞性，抱有高度的警惕。這正是專制集權制度愈趨理性化的現實反映。而上面講的另外三個故事中所強調的“祖宗家法”，也都包含著強烈的按制度辦事的理性化特征。
從具體的制度設置而言，宋朝的專制集權有這樣幾個主要方面：一是把軍、政、財權都收歸中央；二是將內、外廷行政系統分權制衡與監督制度進一步完善；三是科舉選官制度的普遍實行；四是對恩蔭的嚴格限制。對于這樣的理性化，宋朝君臣自有種種不同的表達方式。如宋太祖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北宋宰相文彥博所說，是皇帝“與士大夫治天下”；南宋高宗則謂，宋朝“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
顯而易見，這是一種基于“文治”理念的理性化，一方面針對的是五代“國擅于將，將擅于兵”的局面；另一方面針對的是皇帝與外戚、母后、宦官、膏粱子弟“共天下”的問題。在這一理性化的制度創建過程中，宋朝的行政、軍事、財政和監察等中樞權力，都分別集中于皇帝。所謂“權在人主，下無專政之嫌”；“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
君權主導下的分權制衡
強化皇帝的專制集權，這是根本前提。至于理學家的“虛君”共識，即便有，也不過是一廂情愿。富弼反對神宗事事親批，說哪怕每件事批得都對，也不符合為君之道；何況總也會有批錯的，日積月累就是一大堆。他特別提醒神宗，正當變法之時，皇帝應該洞燭小人趁機生事的本性。他這里講的是“為君之道”，是人君南面之術，而不是什么“虛君”。即凡事讓臣下去做，錯了當然都是臣下的錯，皇帝心里想什么，臣下并猜不透。如果事事親力而為，皇帝心里想什么，臣下都了如指掌，夤緣作奸的小人就有機可乘。皇帝如果出錯多了，不僅會喪失“神圣”的權威，也等于是授人以柄。
而陸九淵所謂“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無非是說君王不要暴露自己的好惡，也不要被小人所蒙蔽，講的也是人君南面之術。只不過他認為這樣反而可以使臣下做起事來不受束縛，盡心盡責。中國的古人，講人君南面之術，總是講“垂拱”，講“無為”，其實都是講君王不要把自家的心思暴露在臣子面前。講得更甚的，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說人君裝糊涂，放手讓臣子們去說去做，才能洞燭臣子內心的想法。諸如此類的問題，張舜徽先生的《周秦道論發微》，早已講得清清清楚。看到要君王“垂拱”、“無為”這些詞兒，就以為是“虛君”，實在是太不切實際了。
關于宋代的相權，吳鉤先生引用了《宋史·職官志》“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以及《宋會要·職官》“掌邦國之政令，弼庶務，和萬邦，佐天子，執大政”的說法，以說明相權雖然被多個機構分割，但宰相所統率的政府，權力并不亞于漢唐，只不過相權本身是被分散了。我們權且不討論這樣的表述在邏輯上是否有欠通處。問題的關鍵在于，宋朝僅僅是宰相對皇帝負責，還是宰相、樞密使、三司使（掌鹽鐵、度支、戶部）分別對皇帝負責？
事實上，北宋大部分時期，宰相、樞密使和三司使，互不統屬，各自獨立對皇帝負責。那時，中書省與樞密院稱“二府”，對掌文武；而三司稱“計省”，獨掌財政。元豐改制之后，三司撤銷，財權統歸戶部，置于宰相的控制之下。但宰相的權限雖然擴大了，同時也加強了副相（參知政事）與宰相的分權。到了南宋，宰相或兼樞密使，又獲得了處理部分軍政的權力，但也使副相與樞密院副使互兼。這種做法，固然是出于宋金戰事的需要，也是為了限制和防范各軍事將領勢力的膨脹。
所以，表面上是宰相權力的擴大，實際上是新形勢下保證皇帝繼續專制集權的舉措。由此看來，說宋朝宰相“事無不統”、“執大政”之類的話，其實都有些說過了頭。只有“佐天子”三個字，是說得準確的。總之，在宋代，皇帝控制政府的方式與漢唐有很大不同，宰相的權力范圍與漢唐也不一樣。
吳先生還以宋代臺諫對皇權和相權的制約為例，來說明宋朝政體的“二權分立”，即君權與相權的分立，以及政府與臺諫的分立。這顯然也是錯誤的。關于君權與相權的分立，吳先生的證據，一條是講“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一條是講君臣“各有職業，不可相侵”（朱熹語）。可是這兩條材料，無非是說要分清權力的性質，使君相各司其職。尤須指出的是，所謂“政出中書”，其合法性，就來自“權歸人主”的制度設計。既然如此，皇權與相權，就不是“分立”的，而是從屬關系，主從關系；是行政權從屬于而不是獨立于決策權的關系。
而吳先生所謂“政府與臺諫的分立”，程度也非常有限。關于宋朝宰相有權任免臺諫官，史書有清楚記載。惟其如此，宋代臺諫官迎合宰相的事情，十分嚴重。如南宋宰相韓侂胄專權，而“言路皆侂胄黨”，于是“臺諫迎合侂胄意”，糾舉“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臺諫官迎合韓侂胄，說到底，就因為他是寧宗皇帝的寵臣。虞云國在《宋代臺諫制度研究》中，論證了宋代臺諫制度的設立，雖有監察君主失誤的用意，但“臺諫監控機制中君權的獨尊，與分權制衡的立法精神是根本沖突的”；“君權的失誤便為相權染指并進而控制臺諫系統開啟了方便之門”。
虞先生認為，宋代君主、宰相和臺諫的分權制衡系統，仍是以君權的獨尊和主宰為前提的。對于這樣的事實，吳先生一概不予注意，津津樂道于宋代的“分權制衡”，感嘆其“精妙”和“優良”，說是“君主不要專制，是作為宋朝的一項憲則慣例傳承下來的”。這樣的一廂情愿，是非常讓人遺憾的。
“防弊之政”意在專制
為了說明宋朝不是一個專制王朝，吳鉤先生又大談所謂宋朝的“‘立法民主’機制”，說宋朝記錄帝王言行的《寶訓》、《圣訓》，均為“士大夫的集體塑造”。寫得興起，他又結合宋朝立法有向朝野征求“眾人”、“諸色人等”意見的程序和方法，有根據“官吏民庶”意見修改已頒布法令的規定，強調宋朝“已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的‘立法民主’機制”。吳先生又講宋朝有“法治的意識”和“司法獨立”。他引述宋朝人“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的話頭，認為這就能證明“宋朝已出現了‘法治的意識’”。
宋人好講大道理，這樣的話自然講得不少。我們的古人，也從來都是這么講的。中國歷朝歷代，皇帝沒有不立法的。立法的初衷，也是要人遵守。若說是這樣的“法治的意識”，不要說宋人，從來也都是有的。吳鉤先生的獨特之處，就在于通過漢朝廷尉張釋之輕判驚動御駕的鄉下人的故事，以及宋人對這一故事的法治意義的討論，一方面要讀者“深入理解這一傳統”；另一方還要讀者認識宋人在這一問題上的“非凡見解”。
張釋之的這個故事很簡單。文帝坐馬車經過一座橋的時候，有個鄉下人唯恐“犯蹕”，就躲到橋下。等了許久，他以為皇帝的馬車已經過去了，就從橋下跑出來，卻正好驚到了文帝的馬，險些傷著了文帝。文帝一怒之下，把這個鄉下人交張釋之處理。但張釋之的判決，是建議罚金。文帝說自己差一點就被摔著了，這樣的判罚太輕。張釋之說，如果皇帝當時把這個鄉下人殺了，自己這個做廷尉的也管不了；但既然交廷尉審判，就只能依法定罪。然后，張釋之跟文帝講了一番法律是“天子所與天下公共”的大道理，文帝聽了口服心服。
就這么一個故事，卻引得喜歡講大道理的宋朝人拿張釋之開涮，說怎么可以說皇帝把人殺了廷尉也管不了呢。吳先生抓住這個問題，引宋人洪邁的話，說張釋之這是“啟人主徑殺人之端”。他還介紹了陸九淵根據《尚書》所謂偶犯，但不是故意的，犯了大罪也不可殺的施法原則，認為張釋之的錯誤就在于沒有跟文帝把這個道理講清楚。他認為，陸九淵在這里闡發的，是“司法獨立”的非凡見解；皇帝應當接受這些古老而永恒的法理；所制定的法條也應符合這樣的法理，司法才能獨立，并避免法家的“任法之弊”。
但是，在我看來，張釋之作為為天子執法者，明確告訴漢文帝廷尉的責任就是依法判決，是很有道理的。他哪里想得到，他的一句加強語氣的話，竟成了喜歡講大道理的宋代士大夫吹毛求疵的口實。他當然更想不到，這樣的吹毛求疵，到了吳先生這里，就成了“司法獨立”的佳話。他為什么不能想一想，陸九淵所講的《尚書》上的那條“古老永恒的原則”，若真的實行起來，較之法家的“任法之弊”，必有過之而無不及。西漢的張湯，判案子就總喜歡引經據典，使之符合儒學的教義，卻逃不脫“酷吏”的惡名，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嗎！
宋朝對內對外，都不是一個進取的王朝，惟于“防弊”上深有心得。此所謂“防弊”，防的就是臣下夤緣為奸，而皇帝不能專制之弊。而吳鉤所謂“民主立法”，其實也是宋朝皇帝“防弊”的一種措施，是為皇權專制服務的。所以，不能一看到征求“諸色人等”的意見，就以為是民主立法。征求意見，屬于“兼聽”，與“民主”風馬牛不相及。
這里不妨請教一下吳鉤先生，宋太祖篡位之后實行強化專制集權的種種措施，究竟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思，還是出于宋朝的“士大夫集體塑造”？這個問題，想來吳先生在心里應是問過自己許多遍的。然而吳先生王顧左右而言他，以宋朝政府“權力與漢唐宰相機構并無不同，只不過宰相個人的權力沒那么集中”這樣的表述，來否認宋初有專制集權措施，以避免與他的宋朝權力運行機制并不專制的論點撞車，不僅文不對題，且失之于掩耳盜鈴。鄧小南教授在其所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書中指出：宋代立法原則，就是太祖所謂“以防弊之政，為立國之法”。對于這一立法原則，鄧小南引太宗皇帝“事為之防，曲為之制”之語加以解釋，道出了有宋一代專制制度的本質和意義。
宋朝官僚張詠的“故事”
好在吳先生對于宋人已有“司法獨立”的見解不過點到為止。他筆鋒一轉，就泛泛而談宋朝的“獨立審判”制度。從字面上看，這些審判制度的設立，其“防弊”的功夫雖然做得很細致，也很“獨立”，無非是防止官員越權和舞弊，為的就是保證皇權專制。而筆者由這種“獨立審判”，自然而然想起一個叫張詠的人。此人在太宗和真宗時期做官，政績和政聲都很不錯。這里，卻不妨舉幾件他做得不堪的事。
張詠任崇陽縣令時，遇一村民居然從市場上買菜吃，而不是自己種菜，就斷定人家是“惰農”，對人家動用了鞭刑。張詠總是喜歡憑推論審案。在崇陽，有一次他檢查倉庫，發現某庫吏左鬢頭巾下夾著一文錢，而且態度很不老實，還蠻橫，遂以“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的判詞，親自將此人斬于階下。
張詠知杭州時，一個做弟弟的，與姐姐打財產官司。原告的姐夫告訴張詠，岳丈去世時，這個小舅子才三歲。丈人遺命他掌管家產，將來十分之三的家產歸這個小舅子，十分之七歸他們夫婦。張詠聽了，即斷言他岳丈深知如果不這樣分，這小舅子就會死在他這個做姐夫的人手里，命令他馬上將十分之七的財產分給小舅子。
張詠后來到益州做知州。在益州任上，據說張詠有一個小簿子，記的都是誰誰誰有怎樣的“陰事”、“細過”。張詠每次辦案前，都要翻開這小簿子“默記”。之后，不是殺人，就是動刑，“不皆究實”。這樣的判案，想來也是推論的居多。他甚至還因為私憤殺人。如他手下的一名吏員，因為言語冒犯，他就給人家上了枷。那吏員不服，說“有種你就殺了我，否則就讓我永遠戴著這枷”。張詠一怒之下，就把這吏員給殺了。
還有一則故事，聽來更令人發指。說張詠在官衙，見一軍卒與小兒在廊下戲耍。不知怎的，那小兒被惹惱了，忽然怒扯其父。張詠大怒，叫來眾人，說益州人好犯上作亂，都是習俗使然；幼兒已如此，等長大了怎么會不造反呢？然后，竟把這個小孩兒殺了。
按宋朝的法律，知縣有權對人用刑，卻無權殺人。張詠在崇陽擅殺庫吏，曾上書“自劾”。“自劾”的結果雖不得而知，但料想他不至于認為自己觸犯了重法。而他后來到益州去做知州，因為得到“便宜從事”的授權，就敢于憑推論斷案，大開殺戒，甚至因私憤而殺人，亦不惜以殘殺幼童來震懾大亂（王小波、李順）之后的蜀地民心，卻實實在在地反映了皇帝授權之下的“專制”性質，以及這種“專制”所可能達到的暴烈程度。關于張詠的這些聽來讓人不堪的“故事”，可都是在吳先生所謂的“獨立審判”之下發生的。
專制不是無法無天
中國歷史上的專制主義，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形成的。而在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這種專制主義逐漸地擺脫自身的非理性化傾向，而趨于深入地轉向理性化。可以認為，理性化是歷史上君主專制主義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而君主專制必然以其自身的理性化為目標。總之，專制要想能夠有效、持久，就必須是理性化的，而不是無法無天的。一位法國的歷史學家，對于歐洲近代新專制主義的興起，曾這樣寫道：“王權是神圣的，它是仁慈的。它是專制的，它是合乎理性的。”這與中國專制主義制度下君王的追求并無二致。
而吳鉤先生心目中的專制，即皇帝完全不受約束的“專制”。很難想象，完全不受約束的皇帝專制窮竟是怎樣的。我們在中國宋以前的歷史上看到，當皇帝所受到的制度約束越來越少，則來自于諸如外戚、母后、宦官或膏粱子弟專權亂政的事情就越多。這些問題的發生，都是由于皇帝將權力賦予私人，卻不能收回而造成的。宋朝的太祖、太宗對此看得很透，“以防弊之政，為立國之法”，“事為之防，曲為之制”，在整個國家制度的設置上強調“使臣下無專制之私”，以保證專制之權收放自如，始終不脫皇帝之手。
虞云國指出：“前代治亂的經驗教訓，漸趨圓熟的統治思想，再加上政治制度的自身演進，促使宋代統治者邁出了分權制衡的重要一步”；但它的前提必須是“以君主為主導”的。然而，因為“與士大夫共天下”，宋朝出現過許多“與奸臣共天下”的局面。其實，這種情況在之前的朝代，又何嘗少見。
宋代“分權制衡”的結果，無非是諸害取其輕。所以，關于宋代的“分權制衡”，或許應該更加注重的，是皇權的主導和專制與這種“分權制衡”之間的關系。但是，吳鉤先生卻相信，凡是不讓皇帝及其臣僚越權違制的種種制度約束，不是“虛君”的，就是“中國式的分權與制衡”、“立法民主”、“法制的意識”和“司法獨立”精神。就這樣，他把他的這種誤解，賦予他所精心挑選的那幾個宋朝故事，從而發現了一個他理想中的并不專制的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