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作平:晚明基層的潰爛

>>>  晚明變革與中國近代化  >>> 簡體     傳統

朱元璋出身底層,是真正意義上的草根。草根帝王的最大優點或者說特點,就是對民間疾苦有著切膚之痛。朱元璋深知基層對帝國來說,如同大廈之根本,要是根本出了問題,大廈無論看上去有多么輝煌多么巍峨,最終也免不了轟然倒塌的敗局。于是,他對基層的重視便超乎尋常。
今天我們所說的基層,一般是指鄉鎮甚至社區和村組一級,但在明朝——嚴格地講,應該是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朝代——國家政權的控制力只能到達縣一級,縣以下里甲的治理,乃通過村民的自治、鄉規民約以及家族勢力的影響來完成。也就是說,在明朝,最低級別的官員就是縣官和散州(級別等同于縣)的州官了,他們負責直接與民眾打交道,因而被稱為“牧民之官”或“父母官”。
朱元璋在位時,奉行的干部任用政策之一就是特別注重州縣級地方官員的品行,比如洪武二十年,他就曾兩次談及此事。一次是郊祀禮成時對內侍說:“國家任命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一次是因青州遭遇蝗災,地方官對上瞞報,朱元璋告誡戶部官員道:“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養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言青州民饑,而守臣不以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對失職的基層官員,朱元璋的處理是將其逮捕治罪;對犯過小錯誤,但任職期間尚能較好履行職責的知縣,朱元璋往往網開一面,法外施仁。如諸城知縣陳允恭因犯錯誤被流放云南,朱元璋偶然聽說他“治縣時能愛民”,認為他雖有過,但亦“可用也”,遂召復其官。
正是看到縣官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幾乎等同于朝廷、等同于皇上,因而,朱元璋對縣官的要求幾乎到了苛刻的地步。比如頒布的《大誥》中就規定,老百姓可就父母官是否“害民取財”、“有司不才”、“清廉直干”、“撫民有方”直接向朝廷反映。如此看來,明朝時老百姓要上訪,是件非常容易的事,絕不會有地方官膽敢派人到北京去截訪。更有甚者,朱元璋還進一步規定,百姓有權按他在《大誥》中提出的標準對照基層官員,如果官員屬于奸惡官吏,老百姓有權把他直接扭送到京城,這不但不是妨礙公務,以下犯上,反而是值得獎勵的義舉。
朱元璋的設計雖有矯枉過正之嫌,但在他統治期間,大明帝國處于上升期卻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無論多么好的制度,一旦執行者陽奉陰違,制度就等同一張廢紙。到了明朝中晚期,當整個帝國腐敗成風,政以賄成,基層的潰爛就成為必然。
按朱元璋制定的政策,明朝官員俸祿極低,起初,這種苛刻的制度和嚴密的糾察考核對地方官是一種強有力的約束。隨著明朝享國日久,盡管地方官的灰色收入早就成為充實宦囊的最大入項,但制度性的陽光收入仍微乎其微。作為直接與民眾打交道,事務性工作繁多且極易出問題的縣官,如果不挖空心思去撈取灰色收入的話,只拿朝廷發給他們的工資,恐怕就真的只夠買柴和水了。而一旦去撈取灰色收入,賢者自然不屑為之——比如海瑞當地方官時,就以耿直和清貧出名;而不肖者一門心思撲到撈好處上,與朱元璋所期望的“清廉直干”“撫民有方”無疑南轅北轍了。
除了不得不常常找辦法貪墨外,縣官的升遷與京官相比,也顯得很緩慢。明朝中后期的慣例是,科舉是官員的正途出身,而出任縣官者,從進士到舉人、監生、貢生都有。但縣官的清貧和海量的事務性工作,以及整個官場對京官的重視和對地方官的輕看,都使進士們把外派出任縣官視為畏途。沈德符就在《萬歷野獲編》里講,當時的知識分子一旦中了進士,第一是希望入翰林,第二是希望做給事中,第三是希望做御史,第四是希望當主事——這四個職位都是京官,不僅可以得享繁華舒適,更重要的是人在天子眼皮下,容易有升遷的機會。一旦被任命為州官或縣官,竟然“魂耗魄喪,對妻子失色”,乃至向主管官員求情,希望能免去這一任命。
進士們不愿意當縣官,舉人也把當縣官視作雞肋。因此,晚明時期,縣官一般都是年邁學荒的舉人或是更低一級的監生、貢生之流充任。這樣,朱元璋寄托了無限希望的基層,其主事者便出現了這樣兩種情況:其一,少數由進士充任的縣官,必然為自己沒能留在京城入翰林當御史而深感煩憂,哪怕曾有報國之志,但眼看同年們由于分配在中央機關而迅速升遷,自己卻沉淪下僚,不免生出怨艾之心。這種情況下,他們對待工作的態度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拖過幾年后通過關系升職或是調到京城。凡事以拖延、掩飾、敷衍為要訣,保持表面上的穩定即可對上面交差,至于這種穩定之下是否潛流著極大的不穩定,不在他們考慮之中。其二,多數由科場不得意的舉人和監生貢生充任的縣官,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有多大的進步,千里做官只為財,“于是受賄營私,不復以承流宣化為事,巧需酷算,一毛不遺。上司至則厚奉迎以寬指摘,飾玩好以市姑息”。這樣的官員,不過是把做官當成了一門生意。
晚明時期,陜西和山西一帶蝗旱相繼,饑民遍野,隨后相繼演變為民變。究其初始,如果這些地方的縣官們能夠真正像朱元璋要求的那樣撫民有方,完全可以將民變扼殺于萌芽之際。但當走投無路的饑民與政府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對立仇視時,守土有責的縣官們不是去疏導和安撫,而是繼續多年來在他們看來是最有效的高壓,勢必導致惡果。陜西澄城事件就是其中最為顯著的一個例子。
崇禎元年,陜西大旱,澄城是全省受災最嚴重的地方。縣令張斗耀不僅不賑濟災民,反而催科甚酷——他之所以敢這樣干,一方面,他知道國家對官員的制度性要求早已是一紙空文;另一方面,他固執地相信,只要施以冷酷彈壓,無論多大膽的刁民都只得像溫馴的羔羊一樣任政府宰割。然而,當張知縣派出兵丁四處抓人索賦時,終于導致了“民不堪其毒”——原本就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老百姓,在張知縣的逼迫下,一個叫王二的人糾集了數百位農民。王二高呼:誰敢殺張知縣?眾人齊喊:我敢殺。如是者三,這群人沖進縣城,殺死了張知縣,從此嘯聚山林,成為陜北民變之始。官逼民反,歷史確乎千百次地驗證了它的真實性。
這個故事說明:第一,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再嚴密的制度,再美好的愿景,隨著時光的流逝與世道的沒落,最終都會成為鏡花水月。第二,基層的潰爛一開始都是不引人注目的,都是統治者自以為不會威脅整體的星星之火。但量變引起質變,當越來越多的基層都陷入了潰爛的怪圈,無論多么體面堂皇的大帝國,也逃不脫垮臺的下場。
愛思想網(http://www.aisixiang.com ), 本文轉自《同舟共進》2011年第4期


聶作平 2011-06-26 16:45:50

[新一篇] 從曹操與劉備看王與霸

[舊一篇] 三國傳統典故古今文對談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