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古江河》中國文化歷史長河 中國文化發展的復雜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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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出中國文化的自然地理

    中國文化發展的復雜面貌 

    當我們談文化史上的中國地理時,指涉的不是一個有清楚邊界的行政版圖,而是那個孕育出中國核心文化的自然地理空間,因為文化系統的范圍和行政單位的版圖是不同的,后者有明確的邊界以表示主權的所屬,而前者不可能有顯然可見的界限。 

    中國核心文化地區,位于歐亞大陸的東南部,北邊是沙漠和草原,西邊是高及天際的高山與高原,東邊和南邊面對大海。整體看來,中國對外有高山峻嶺、沙漠、海洋為界限,尤其是北邊的沙漠和西邊的高山、高原這兩大屏障,使得中國的世界是望向東南的。傳說中,女媧造天,天塌后地傾東南。然而,中國文化史上的地理,并不只是看向一個方向,而是四方八面各個地區都自成格局,各有創新,也有交流。這一情形,造成中國文化發展的復雜面貌:既能始終呈現各個地區的地方性特色,同時又能在小異之上頗見大同。 

    這些地區從北算起有:1.以沙漠、草原為主的蒙古地區;2.以森林、山地為主的東北地區;3.以黃土高原、黃土平原為主的黃河中下游;4.湖泊、河流眾多的長江中下游;5.自北到南的沿海地區和島嶼;6.有高山、盆地和縱行谷地的西南地區;7.遍布高山和高原的西北地區。 

    以沙漠草原為主的草原文化 

    先從北邊說起:蒙古地區橫跨中國的北方,草原上的牧人逐水草而居;而東北地區,有大河和密集的大樹林,那里的居民靠漁獵維生。草原牧人與東北森林居民是最早接觸和交流的族群,他們的生活習慣有不同處,也有相同處,不同處是森林居民比較定居,相同處是他們都靠牧、獵維生,都能跨馬作戰馳騁千里,攻伐其他地區的居民。中國歷史上重要事件之一,就是北邊的牧人和獵人,會時時因糧食不足而南向侵犯農業地帶。農牧的分界線,即是長城所經之處。自古以來,牧人、獵人與農夫之間,沿著長城線往來拉鋸,貿易與戰爭都在此進行。 

    兩條大河,兩個文化區 

    中國的農業地帶應劃分成兩個地區:一是黃河流經的黃土高原和黃土平原;一是長江流經的長江中下游。黃河、長江都源自青海的巴顏喀喇山,起源地相差不過幾十里,但兩條河流在中游地段,一向南一向北,跨度極大。它們的跨度,象征了中國本部歷史的多元發展。最后,黃河、長江分別流入黃海、東海。這兩條大河,一是黃色,一是綠色,正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態環境。 

    黃土平原上的居民,背向青天臉向地,艱苦求生,每一份糧食都是靠自己的汗水換來的。土地要經過耕耘成為熟地,雙手上的厚繭縫里充滿了黃土,因此他們堅定地固守在家鄉,不愿遷移。他們吃苦耐勞、安土重遷,心態比較保守。但他們在南方長江流域的鄰居就不一樣了。長江經過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過四川的峽谷,奔向有著湖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丘陵山林里有足夠的糧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許多肥沃的土地,所以這個地區居民的生活是快樂的,心態是活潑的,他們愿意變動,也不在乎變動。他們的歌唱有如樹林里的清風和溪谷里的流水。 

    北方的黃河文化孕育了循規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現的卻是多思辨,甚至是辯證式的老子和莊子,對宇宙充滿了問題。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圓圓的曲線一直都是南中國最常見的藝術表現形式。相對而言,黃河流域的藝術表現形式卻是正方、正圓、正三角,極為厚重。 

    這兩個文化區之間,只有一些像秦嶺和伏牛山不算很高的山,并且有許多通道相通,所以黃土的中國和長江的中國,雖似隔離,卻能持續不斷地交流、沖突,相互刺激,終于并合成為中國文化的主要地區。黃土中國和長江中國,一硬一軟、一方一圓、一絕對一相對,這兩條路線的交織,使得中國思想既能謹守原則,又能應付時代的變化。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來發展的水墨畫,既有具體的寫實,也有抽象的寫意,相互交織成既復雜又豐富的藝術傳統。 

    東南沿海的海洋文化 

    中國核心文化區的東邊和東南邊,從北到南是一條沿著黃海、東海、南海的沿海地區。海洋外有日本列島、朝鮮半島、琉球列島,以及從臺灣島開始往下的一串島嶼。這串島嶼和大陸沿海的陸地,封起了一條內海。內海的兩岸,不論是沿海陸地居民還是島嶼居民,實際上是不斷地在移動,不知哪里是起點,哪里是終點。沿海陸地上的居民,無數次移向海島;海島上的居民,則借著洋流和季風,不斷地南來北往。內海兩岸的居民,同樣的跟著洋流追逐魚群,同樣的在沿海的小丘陵、小河沿岸過著一區一區的農村生活。 

    沿海地區的農村,因丘陵而隔絕,卻又因為流水,不論是海洋還是河流,重新遇合,構成東南沿海特有的海洋文化雛形。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所謂“海洋型蒙古種”和“陸型蒙古種”的差別。海洋文化,是以芋頭、水產為主要糧食來源,這和大陸以稻米、小米維生的生活方式,確實是很不一樣。 

    這里要特別提出,中國東南沿海的海洋文化,發展出了中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玉石文化。玉石文化的痕跡,在太平洋西岸處處可見,甚至可遠到白令海峽。玉石和中亞的黃金最終成為中國人最愛好的兩種藝術品和有價飾物,這一現象正象征了海洋文化和內陸文化在中國的融合。 

    還有,東南沿海地區,從長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水道成網,也多巖岸的港汊,于是自中古以來,城鎮密布,人口眾多,生活富足,成為中國經濟重心,是中國的海道出入口。中古的揚州、杭州、明州、泉州、廣州,16世紀以后的澳門,以至19世紀以后的港澳與那些近代的通商口岸,萬里波濤、順風相送,送出去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藥材,也迎進來由南洋運來的寶貨及近世以來的西洋舶來品。中國從這些東南出入口,長期汲取了亞太地區的財富;近百余年來,從同一個出入口進入的歐美工業產品卻榨干了中國的經濟。近代西潮,將中國文化帶入現代的世界,徹底改變了中國文化,其影響巨大而又深刻。中國走向世界,這一地區是歷史上空前重要的楔入點。若與西北的出入口(絲道)相比,東南沿海地區毋寧是中國走向近代世界的聯接界面。

    西南的高山文化 

    再看西南的高山地區。云南有50多種習俗各異的不同族群,往往高山頂住一種人,山腰的海子(高山湖泊)附近住一種人,而谷地里又居住著另一種人。這三種居民因地形不同,而有不同的生活形態。山頂上的居民,用羊和青稞交換谷地出產的蕈類和小米。他們翻山越嶺,不避辛苦,靠著蘆笙高音和對面山谷的鄰居彼此唱和。各處山腰沿著海子的交通要道上,不斷有馬幫和鹽客來往,將各地的特產和訊息帶來帶去。中原的居民,也可經過谷地的狹道或河流,將中原的文化和訊息帶到此地,再將此地的物產帶回中原。 

    西北的絲路文化 

    從天山到西藏的西北地區,雪山高聳,高原干寒,平坦處是一片片草原和沙漠。沙漠中,有孤島似的綠洲。這些綠洲本身即是一個個小城市,里面的居民則過著豐足的農業生活。值得一提的是,這里的牧人有兩種不同的放牧方式:一是藏區的垂直放牧,牧人夏天上山,冬天下山;另一是新疆和青海大草原上的平面放牧,牧人驅趕牛羊,逐水草而居。 

    自古以來,西北地區是許多不同民族進進出出的地方,千里駝鈴,渡過沙磧,翻過山隘。自從漢代開通西域的絲道,中國經由這個西北的出入口,與中亞、中東及歐洲接觸,兩千年來從未停止。中國的絲帛西運,西方的宗教東來,佛教、祆教……都從這一條通道傳入中國地區,也再轉輸到東亞其他地區。中國獲得了貿易的利潤,然而西方思想的刺激,更為深切地改變了中國文化的思維方式。 

    中國文化是多元文化 

    實際上,中國各地區間確有自然地理上的障礙,但也總是有相通的通道:內部從東到西有三四條平行的道路,從南到北有許多隘口,以及沿海靠著季風和洋流帶動的南北交通。這個現象,可和中東地區做一比較:兩河流域和埃及之間的距離其實相當近,中間有海東地區作為過渡地帶,但由于兩河和埃及地理上的隔絕,終于孕育出兩個非常不同的文化。反觀中國的地理條件,是無比的多元,有沙漠、有草原、有黃土、有丘陵、有湖泊、有河流、有高山,每一個地區都孕育出它自己獨特的文化,吸引了不同的人群在各地落地生根。可是,細看中國的歷史,沒有一個地方的人群是真正的安土重遷,一波又一波大小移民潮,從東到西、從北到南,不斷地彼此混合與彼此影響,終于融合成一個大同小異的中華文化。 

    但是,不要低估各地區那些小異的文化,那些文化特色是適應當地的需求孕育而成。在北方,穹廬的居民駿馬平川,引長弓射大雕;樹林里的獵人,養育巨大的海東青(一種獵鷹),射鹿刺魚,獵取他們的食物。在黃土地區,居民以高亢的歌聲唱著西北風花兒,秦腔、燕歌永遠是激昂慷慨。相對而言,東南一帶的水磨腔昆曲,表達的則是曲折的柔情,和北方的慷慨北歌相比,呈現出陽剛與陰柔兩種不同的格調。 

    總而言之,中國的世界既封閉又開放,各地區之間似乎分隔,實際上卻又聯合。正好像在中國這個巨大的舞臺上,各個角落的演員們以各自的聲音唱出多變的旋律,有牧人的胡笳,獵夫的號角,高地的蘆笙,船夫競渡的鼓聲,田間低沉的中音,山上高亢的唱腔,有時夾著狂風暴雨與浪濤,有時則伴隨著江南的和風細雨或山地的松濤瀑布,諸音雜陳,但最后卻交織成為一個最復雜、最豐富的交響樂。這個交響樂是這個地區“人類喜劇”的一幕,這一臺戲在這個舞臺上已演出一萬年了。 

    接下來,談的是這個舞臺上的演員,以及他們最早的活動。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活動 

    中國地區幅員廣袤,等于是個次大陸,內部情形非常復雜。在這里活動的人類,究竟是誰?是不是和今天生活在同一地區的人完全一樣?仍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中國古代人類的傳承 

    中國考古學家一般認為,中國地區的古代人類,從體質特征而言,有其相當一貫的傳承譜系;同時,石器的制作方法,也有其一貫的傳統。這種看法,符合所謂“多區進化論”,亦即該地區的現代人類是由當地早期智人演化而來。 

    但是,近來有學者提出現代人“源于非洲說”(OutofAfricaTheory),主張現代人唯一的起源地在非洲,這是一種“單一起源論”。依據分子生物學的研究,以為今日全球的現代人,都是20萬年前由非洲同一種族擴散,而取代了各地原有的早期智人。如果這一說法成立,則中國考古學上,當地人類特征的延續及自成傳統的石器工藝之說,即面臨極嚴重的挑戰。至今,考古學的數據還不足以有力地證實或推翻以上兩種理論。不過,中國舊石器文化的遺存不少,而且有一套獨立發展的研究方案,或許當中國地區有更多的發現時,這兩種理論之間的對錯,可有澄清之日。 

    目前我們大概可以認為:在舊石器時代如此漫長的幾十萬年,古人類有足夠的時間來往遷徙,其間即使有族群的移入遷出,他們的基因是否傳了下去?如果新來的人類和原住人類的基因交配而得以傳流,那么這些古人類和現代人類應還是同一類,同屬一種“人”。非洲新人群進來后,和原有人群混合,構成一種新的混合種族,但并不是以一個人種全盤取代了原有的另一人種。 

    中國舊石器的傳統特色 

    再從中國地區舊石器時代的遺物來看,相對于西北大高原和喜馬拉雅山的以西、以南地區,中國的舊石器雖有長時間的演變,卻仍呈現自己的特色,有著自己一定的傳統。20世紀的40年代,美國考古學家莫維斯(HallamMovius,1907-1987)曾以為舊石器文化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使用兩面打制的手斧,而東亞的舊石器則始終是砍砸器為主,缺乏像手斧一樣的兩面加工的石器。雖然最近中國考古學家提出一些在中國發現的手斧,挑戰莫氏理論,但考古學家于手斧的定義尚多爭議,這一挑戰至今猶未為大多數學者接受。大致言之,因東方與西方的舊石器,其間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中國的舊石器傳統仍呈現相當一致的東亞特色。 

    “舊石器”一詞,涵蓋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人類在生產食物以前,曾經加工作為工具的諸種石器,其時代從出現猿人的100多萬年前,至出現“新人”或“現代人”的數萬年前。 

    舊石器時代早期最著名的“北京人”遺址 

    舊石器時代早期,在中國地區發現的古代人類遺跡,最著名的是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北京人”。“北京人”的遺址,曾出土古代猿人的骨骸化石及其生活遺跡。在這一遺址,有多層堆積,依據活動遺存的判斷,北京人當是從50多萬年前開始生活于此,前后經歷30多萬年。 

    北京人的平均腦容量達1059毫升,知道用火自衛,也許已知道燒烤熟食。石器的制作方式是直接錘砸,制作石片石器,基本類型有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雕刻器及石錘。從不同文化層的石器看來,工藝技術有漸變和提高的過程。以周口店的遺址言,這些猿人曾屢次居住在這一石灰巖的天然洞穴,用這些石器與動物角骨加工的工具,采集、狩獵鄰近的動植物,維持相當程度的群居生活。 

    元謀人和藍田人 

    北京人不是中國僅有的古代人類。云南的元謀人,活動的時代也在距今五六十萬年前。遺址有火燒灼的動物骨,也有炭屑,但以目前證據,還不易判斷是天火,抑是人工用火的遺跡。 

    河北陽原的泥河灣遺址,有由早更新世延續到晚更新世的石器遺存;這些遺址可能是古代人類在湖邊高地的露營地點。陜西藍田出土的藍田人,時代為距今70萬年至50萬年的中更新世,也有一些數據認為其年代可以早到將近110萬至115萬年之間。藍田人的體質特征,與北京人基本一致。 

    湖北的鄖縣、石龍頭,貴州黔西縣的觀音洞,及遼寧營口縣的金牛山,都有相當于北京人早期文化的舊石器文化遺存──這些古代人類的工具制作水平、體質特征及其時代,基本上都相當一致,也常出現用火的痕跡。 

    舊石器中期的遺存 

    舊石器時代中期的古代人類及其遺存,著名的發現有:陜西大荔的大荔人、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山西陽高的許家窯人、廣東曲江的馬壩人、貴州桐梓的桐梓人、湖北長陽的長陽人。如以許家窯人化石的年代言,其時代為距今約10萬年前,地層仍在晚更新世時代。北京周口店的新洞,也有人類牙齒、石器灰燼層和動物燒骨。凡此遺存,工藝水平均比較進步,而且石器用途漸有專門化趨向。 

    舊石器晚期的山頂洞人 

    舊石器時代的晚期,在晚更新世的晚期,大約距今五六萬年前,人類體質已是晚期智人階段,與現代人相當接近。以周口店的山頂洞人為例,其體質特色已與今日的蒙古人種相近,應代表原始蒙古人種,是中國人、愛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的共同祖先。晚更新世的晚期,今日三大人類種屬已呈現個別的特色,但尚未分化為今日可見的支系,是以山頂洞人的體質,既與今日諸支系有相同之處,也有其個別特征之處。 

    廣西柳江的柳江人,已有現代人的特征,但同時也有相當程度的原始性。柳江人體型,似與現代華南與東南亞人相近,比較矮小,應為蒙古人種中較早的一型。四川資陽的資陽人,基本特征已同現代人相近,雖有若干可見的原始性,如眉脊顯著,顳骨鱗部較為低矮平整,但基本上應屬晚期智人的蒙古人種。 

    晚期智人的遺骸及文化遺存,在中國南北各處,均有發現,例如:內蒙古薩拉烏蘇的河套人、吉林明月鎮的安圖人、山東烏珠臺的新泰人、云南的麗江人、江蘇泗洪的下草灣人、貴州普定的穿洞人、臺灣臺南的左鎮人……所在都是。 

    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諸遺址的年代,可舉例如次:河套南部薩拉烏蘇河沿岸遺址上層不超過3萬年,下層為3萬至5萬年左右,所以河套人的年代應是距今3.7萬至5萬年左右。河南安陽小南海北樓頂山洞穴的遺址第六層木炭碳-14測定的年代是距今24100±500年,第二、三層木炭骨頭的年代是11000±500年,前后延續1萬余年。山西沁水下川遺址三層,上層以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23900±1000年至16400±900年;中層是距今36200+3500年及-2500年。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的年代,用同層獸骨的碳-14測定,是10770±360年,是以應在距今1萬年至2萬年之間。山頂洞人的年代,已接近新石器時代的早期了。 

    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工藝水平 

    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掌握的工藝水平,除了直接打擊法精確純熟外,也已能使用間接打擊法,最后終于能制作細石器。此時,人類能刮制磨光骨角工具,也知道磨制與鉆孔。細石器中,已有箭頭,顯示已發明弓箭,這使人類第一次具備手拋以外的遠射能力。更堪注意的,則是工具的多樣化,工具種類有大小石器及骨角器,包括刀、鏟、錐、針、魚叉,制作過程有鋸、切、削、磨、鉆。凡此,都為新石器時代的工藝發展了必要的基礎。 

    人類開拓了精神生活的領域 

    另一令人注意的,則是人類開拓了精神生活的領域。許多裝飾性的物品,例如穿孔的石珠、獸牙、蚌殼;加工的魚骨、鳥骨管,甚至在物品上劃刻花紋,涂色加彩。這些裝飾品大多放置在人骨化石旁邊,足知人類不僅有了愛美的觀念,也有了死后靈魂觀念。山頂洞人住在上洞,而下洞則是“墓地”,墓地里有著意放置的骨骸,似已有放置遺體的觀念。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遺址,數量多,分布廣,種類也有多樣性,似乎反映人類的人口多了,能去的地廣了,生活的方式也因地制宜,而有不同的抉擇。

農業與聚落 

    從采集食物到生產食物 

    人類在茹毛飲血的時候,沒有固定的食物來源,生活不安定,也不能組織聚落,因此不能用“文化”兩個字來形容人類的活動。人類活動第一次可以被稱為“文化”,是在人類有能力生產食物之際──不論是農耕還是畜牧。有了固定的食物來源,人類聚集在一起,逐漸構成小區和社群,這才是人類從合作中邁出了超越一般動物生活的一大步。我界定的文明,是人類在聚居和固定食物來源的文化基礎上,再邁進一步,能做抽象思考的時候。本節敘述的,則是文明未開展,尚停留在新石器文化的階段。 


許倬云 2014-07-14 07: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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