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的動作

 

　　周恩來扶植江渭清復出以穩定江蘇局勢的努力，很快便因中央領導層的內部沖突而擱淺。2月16日，著名的“懷仁堂事件”發生——這個事件是隨后反擊“二月逆流”運動的前奏。在當天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譚震林、陳毅和徐向前因不滿“中央文革”成員攻擊老干部，與之發生激烈對抗。[70]毛認定這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攻擊，于19日在他的住所召集政治局會議，責令譚、陳、徐三人停職反省。[71]譚震林拒絕反省自己的錯誤，還在激憤之下致信林彪，表示要與“中央文革”那幫激進分子斗爭到底，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72]毛澤東更加震怒，指示周恩來召集一系列政治局會議批判譚震林。這些會議始于2月25日，導致周恩來穩定江蘇努力的失敗。[73]

 

　　譚震林協助周恩來處理江蘇問題，積極支持江渭清復出。在革命戰爭年代和1950年代初期，江渭清曾在譚震林領導下工作。[74]譚震林遭到貶斥后，“中央文革”不但否決了江渭清復出的方案，而且試圖借助這個事件扳倒周恩來。2月25日，江青和康生將江蘇省委第二書記陳光召到釣魚臺。他們告訴陳光，他們正在調查江渭清復出的幕后主使。陳光為了保護周恩來，把責任全部推到譚震林頭上。據說康生很生氣。他指著陳光的鼻子大聲呵斥道：“你陳光，不光明磊落！”[75]高嘯平告訴其他“控告團”成員，譚震林犯了嚴重錯誤，“控告團”應該將譚在北京談判期間的所作所為寫個材料，上報“中央文革”。[76]3月2日，“中央文革”成員接見原“江蘇代表團”成員，透露了一個新的決定。他們說江渭清已經被打倒，希望代表團在原省委領導干部中推薦一位“革命干部”担任新的“三結合”權力機構一把手。王力暗示代表團提名他們的對手高嘯平，但是沒有得到積極回應。[77]

 

　　僵局：江蘇軍管

 

　　當兩派代表在北京談判期間，南京的局勢逐漸失控。造反派組織之間的武力沖突不斷加劇，雙方都想通過武斗削弱對方實力，從而對北京談判施加影響。[78]許多其他省份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周恩來迫于形勢，自2月26日起連續召集軍隊高級干部會議。這些會議提出了處理各省奪權問題的新辦法。在3月份出臺的一份文件中，中央高度贊揚了各地的群眾造反運動，同時對造反派之間的分裂和對抗提出嚴厲批評——指出“走資派”利用造反派的分裂對抗搞“假奪權”，挑起武斗事件，使得各地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遭受嚴重破壞。因而，中央決定派出軍隊“支左”，并在一些地方實施軍管。今后各地奪權要采取“三步走”的辦法，即首先將權力全部集中到軍隊手里；其后由軍隊將權力移交給由群眾組織代表、軍隊干部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組成的“三結合”過渡權力機構；最后通過巴黎公社式的選舉產生永久性的革命權力機構。[79]

 

　　江蘇于3月5日被置于軍管之下。當天，周恩來和康生聯袂接見江蘇代表團和江蘇控告團全體成員，宣布中央將與南京軍區進一步商討新的權力機構組成辦法。[80]兩派代表除了表示支持中央決定之外沒有其他選擇。歷時近一個月的談判到此結束。3月10日，“江蘇省軍管會”宣告成立，南京軍區政委杜平被任命為“省軍管會”主任。“奪權委員會”被勒令解散。[81]當地公安機關和報紙電臺被軍隊接管。工廠、車站、碼頭、郵局等單位也派駐了軍代表。造反派頭頭們被組織起來辦學習班，批判檢討自己的錯誤。[82]

 

　　結論

 

　　南京奪權的失敗，有助于大大深化我們對各省派性政治的認知。需要首先指出的是，在周恩來介入之前，南京的造反派們并未想到過奪權。大量訪談資料顯示，造反派們覺得一旦他們從先前打擊迫害他們的地方當局那里獲得平反和道歉，摘掉了對他們不利的政治標簽，他們的主要目標便實現了。他們努力尋求的，是證明其先前反抗行為的正當性，而非對現行政治體制進行激進變革。奪權是北京的主意。

 

　　其次，是導致1967年造反派分裂的因素。奪權問題上的公開對抗源自1966年下半年兩大造反派聯盟之間的微妙競爭。當“八·二七”因反對其競爭對手的主導地位而宣布退出奪權行動時，他們突然面臨被邊緣化的處境。他們其實并不反對奪權，他們所反對的是其在奪權行動中被賦予的從屬地位。在他們因否定奪權而被視為“反革命”遭受打壓時，他們全力以赴進行抵抗，正如他們先前抵抗南京地方當局強加給他們的罪名一樣。他們顯然不愿意在獲得當局的平反和道歉之后，再被昔日的盟友貼上同樣的標簽、施以同樣的壓迫。造反派陣營內部的分裂與他們1966年12月間同捍衛省市委的“保守派”組織的斗爭存在根本性的差異。我們無法將這種新的派性分野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界定為“激進派”或“溫和派”。這些標簽在南京語境中變得毫無意義。由周恩來策動的奪權行動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造反派們是否知道周恩來打算讓江渭清復出？反對奪權的造反派們是應該被歸類于“激進派”——因為他們反對重建秩序？還是應該被歸類于“溫和派”——因為他們贊成周恩來扶植江渭清復出的計劃？處于對立狀態的造反派組織出于策略考慮而頻繁地變換各自的立場，使得我們無法給其中任何一方貼上那些政治標簽。然而他們之間的分野卻是真實的和易于感知的。

 

　　第三，是關于南京奪權失敗的原因。南京的奪權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北京高層無法在選擇哪一位高級領導干部出任新政權“一把手”的問題上達成共識。周恩來和“中央文革”都無意讓一位造反派頭頭領導新的地方權力機構——這無疑反映了毛澤東的個人看法。周恩來希望江渭清復出，而“中央文革”則屬意于高嘯平。周恩來顯然十分討厭高，并且認為他的行政級別不夠，而實施奪權的造反派們則將高看作自己的對手。反過來，“中央文革”無法容忍江渭清的復職，利用譚震林的落馬挫敗了周恩來的努力。然而他們卻無法讓代表團——或者，顯而易見的，讓毛澤東——認同高嘯平。在這樣的僵持中，南京的暴力沖突不斷升級。唯一的權宜之計是將江蘇置于軍管之下——實際上是將新政權的組建無限期地擱置起來。此舉雖然暫時遏制了派性武斗，卻無法實現長治久安——當軍方的權威在1967年的一系列事件中遭受破壞之后，當地的派性武斗死灰復燃。[83]

 

　　最后，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1967和1968年困擾中國的群眾派性沖突是否可以被準確無誤地界定為“保守派”和“激進派”之間的斗爭？至少南京的情況不是這樣。造反派陣營內部兩股勢力的分歧直到奪權前夕才公開爆發出來。而且2月中旬的北京談判似乎正朝著解決分歧的目標邁進。歸根結底，他們之間的分歧在于如何擺平兩派在新的權力架構中的相互關系，而不是對中國政治和社會制度的不同主張。兩派都同意江渭清出任革命委員會一把手，盡管其中一方并非心甘情愿。而且雙方都不反對軍管。只有省委干部高嘯平竭力反對周恩來的計劃，并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他們將周恩來的努力視為一種赤裸裸的資本主義復辟企圖。當周恩來的計劃因譚震林的清洗而遭受挫敗之后，毛和周轉而采取一種牽制策略——即實施軍管。然而讓軍隊置身于懸而未決的派性斗爭之中，后果是十分嚴重的。

 

　　本文譯自英文，原標題為Nanjingian’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刊載于英國劍橋大學主辦之The China Quarterly，Vol. 203, September 2010, pp.675-692。第二作者Andrew G. Walder是美國斯坦福大學資深教授、國際知名“文革”研究專家。

 

　　[1] 有關這種解釋的經典表述，參見Hong Yung Lee，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esp. pp. 5-6。后來發表的許多論著都對此加以引述。

 

　　[2] 詳見Babara Barnouin and Yu Changgen，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Harry Harding，“The Chinese State in Crisis”, in Roderic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2-166; 以及Maurice Meisner，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3rd ed.)(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3] 詳見Hua Linshan, Les Années Rouges, trans. Henri Leuwen et Isabelle Thireau.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7; 華林山：《文革期間群眾性對立派系成因》，刊載于劉青峰主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劉國凱：《廣州紅旗派的興亡》，香港：博大出版社，2006。

 

　　[4]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第18-21頁和第81-109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5] 詳見Andrew G. Walder，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此前的許多論著往往認定“天派”為“保守派”，“地派”為“激進派”。參見Le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216-229。

 

　　[6] 詳見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第383-428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7] 詳見Andrew G. Walder，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8), 以及Harding，“The Chinese State in Crisis,” pp. 152-166。

 

　　[8] 北京、天津、內蒙、福建和湖南五地沒有發生以“上海模式”為藍本的奪權。詳見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383-428頁。

 

　　[9] 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因模仿毛澤東公開支持造反派，在該省的“奪權”事件中幸存下來。其他幾位幸運兒則在關鍵時刻向其頂頭上司造反：他們是山西省副省長劉格平；山東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貴州省軍區副政委李再晗。詳見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304-308頁和383-392頁。另見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71-173。

 

　　[10] 在北京，造反派組織在1966年底打敗其“保守派”對手后立即發生分裂，無法聯合起來實施奪權。作為替代，毛澤東指令公安部和北京衛戍區于4月間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組建了一個革命委員會。詳見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ch. 8. 另見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392-399頁。

 

　　[11] 詳見毛澤東關于各地奪權問題的多次指示，載于《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12] 董國強：《江蘇“一·二六奪權”前后的權力角逐》，《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7年6月號。

 

　　[13] 南京市檔案館編：《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22、24和27頁。

 

　　[14]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第540-542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15] 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就“文匯報”、“解放日報”奪權事件的談話》，1967年1月8日，刊載于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另見《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35頁。

 

　　[16] 當時南京長江大橋尚未建成，火車必須通過輪渡橫渡長江。南京的武斗阻斷了這條動脈，使得工業重鎮上海與華北各地的交通運輸徹底中斷。這令人信服地解釋了周恩來為何如此關注南京的局勢。關于當時的武斗情況，詳見《南京大學八·二七革命串聯會緊急聲明》，《八·二七戰報》，1967年1月5日，第一版；《南京十多萬革命造反派舉行“一·三血案”聲討大會》，《八·二七戰報》，1967年1月11日，第一版；《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34頁；《中共江蘇省委關于南京“一·三事件”的平反決定》，1978年12月30日，刊載于中共江蘇省委黨史辦公室編：《撥亂反正：江蘇卷》，第401-403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1-543頁。

 

　　[17] 《江渭清給中共中央的特急電報》，1967年1月22日，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18]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4-545頁；另見《自絕于人民的江渭清絕沒有好下場》，《農奴戟》，1967年3月8日，第四版。

 

　　[19] 耿昌賢訪談，揚州，2007年2月1日。“文革”爆發時，耿是南大外文系法語專科班二年級學生。他參與發起“南大紅色造反隊”，后來又參與發起“省紅總”，并成為這兩個組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20] 他是一名退伍轉業軍人、共產黨員，當時30多歲。

 

　　[21] 他是數學系團總支副書記、系學生會主席。他和葛忠龍都是“紅色造反隊”的早期成員。“紅色造反隊”因自身吸收組織成員的標準較高，于是決定派張建立一個外圍組織——“八·二七革命串聯會”——以吸引許多希望加入造反運動的群眾。后者的組織規模很快便超過了“紅色造反隊”，并進而與之競爭群眾運動領導權。

 

　　[22] 關于北京造反派的情況，詳見Walder，Fractured Rebellion, ch. 6。

 

　　[23] 本段敘述基于葛忠龍訪談，阜寧，2007年4月14、15日。葛是南大數學系高年級學生。1966年12月，他率領一個南大造反派代表團前往北京控告南京地方當局。1967年南京“一·三事件”發生后，他在1月6日、7日和8日連續三次受到周恩來接見。參見《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0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24] 高嘯平“文革”爆發時是江蘇省委統戰部長。他在1960年代初受到過省委的處理，個人仕途因而大受影響。他的妻子是南大中文系調干生、“南大八·二七”成員。

 

　　[25] 梁輯卿是江蘇省軍區副政委，少將軍銜；杜方平是南京軍區國防工業部部長，大校軍銜；吳大勝是南京軍區后勤部副部長，大校軍銜。

 

　　[26] 這些以《解放軍報》記者身份被派往各地的“中央文革”代表在當地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參見Walder，Fractured Rebellion, ch. 6.

 

　　[27] 《一·二六奪權前后》，《革命造反報》，1967年2月17日，第二版。

 

　　[28] 葛忠龍訪談。

 

　　[29] 本段敘述基于曾邦元訪談，南京，2007年11月28日。曾1964年從南大數學系畢業后，留校担任政治輔導員。他在上學期間入黨，“文革”爆發時是數學系團總支書記。

 

　　[30] 《訪問梁輯卿同志記錄》，《革命造反報》，1967年2月18日，第四版。

 

　　[31] 詳見《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一切權力歸革命造反派》、《造反就是要奪權！》，刊載于《人民日報》，1967年1月22日，第一版。

 

　　[32] 《周恩來同志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對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大奪權問題做重要指示》，1967年1月22日，刊載于《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第三輯）》，第194-195頁，未標明編輯出版者，1967年1月印發。

 

　　[33] 《一·二六奪權前后》。另見《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38頁。

 

　　[34] 《奪權記》，《紅衛兵報》，1967年2月15日，第一版。

 

　　[35] 《一·二六奪權前后》。另見《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40頁。

 

　　[36] 葛忠龍訪談。耿昌賢訪談。邢文舉在回憶錄中否認他事先得到造反派方面的通知，不過他暗示南京軍區和北京中央確實在事先批準了奪權方案。詳見邢文舉口述、楊民青整理：《為“中央文革”做記者的日子（上）》，刊載于《老照片》，第59輯，第6-7頁，2008。

 

　　[37] 《“文記”奪權委員會罪惡種種》，刊載于《革命造反報》、《東方紅戰報》、《八·二七戰報》、《紅衛兵報》聯合專刊，1967年2月23日。

 

　　[38] 《“文記”奪權委員會罪惡種種》。

 

　　[39] 《驚呼省委書記處》，《東方紅戰報》，1967年2月9日，第四版。

 

　　[40] 《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奪權聲明》，《新華日報》，1967年1月28日，第一版。另見《一·二六奪權前后》。

 

　　[41]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42頁。此前不久，毛澤東曾指示南京軍區派部隊出席安徽合肥的群眾大會，以表明軍方的“支左”立場。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卷，第197-198頁。

 

　　[42]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42-43頁。

 

　　[43] 李世英長期在康生手下工作，1960年代初調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政法工作。包厚昌曾任無錫市委書記，“文革”前不久調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分管經濟工作。

 

　　[44] 周恩來還指示在名單中增加葛忠龍，作為反對奪權的造反派代表。周顯然不知道，葛事先已經加入“奪權委員會”并成為其核心成員。葛忠龍訪談。《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42-43頁。《“文記搶印代表團”究竟是什么貨色》，《東方紅戰報》，1967年3月5日，第三版。

 

　　[45] 葛忠龍訪談。

 

　　[46] 參見《紅旗》雜志1967年第3期和《人民日報》，1967年2月4日，第一版。

 

　　[47] 《周恩來譚震林與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座談紀要》，1967年2月8日，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48] 《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24頁。另見《譚震林陳毅給周恩來的兩封信》，1967年2月6日，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49] 江渭清在其回憶錄中非常肯定地說，他從造反派手中獲得解救的日期是2月8日。然而這個說法與當時遺留下來的一份史料相互抵觸。詳見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6-548頁。另見《“地下省委”復辟記》，《革命造反報》，1968年1月21日，第二至第四版。

 

　　[50] 以下資料記載了2月10日、16日、21日、22日、23日、24日和25日的會議情況：《觸目驚心的資本主義復辟》，《星火燎原》，1968年4月25日，第一版；《新華日報究竟是誰家的報紙》，《六·一三戰報》，1968年1月23日，第二至第六版；《“地下省委”復辟記》。

 

　　[51] 《觸目驚心的資本主義復辟》。

 

　　[52] 參見《必須正確對待干部》，《紅旗》雜志1967年第4期。該社論還提前發表于《人民日報》，1967年2月23日，第一版。

 

　　[53] 這篇社論最終發表于1967年3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志，但是周在2月18日審閱了校樣。詳見《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29頁。

 

　　[54] 葛忠龍訪談。

 

　　[55] 《譚震林是破壞江蘇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井岡山》，1967年6月23日，第三版。

 

　　[56] 杜方平訪談，南京，2007年10月8日。另見《杜方平在京學習會上檢討摘錄》，1967年11月12日，刊載于《江蘇工人》，1968年3月15日，第一至四版。

 

　　[57] 杜方平訪談。

 

　　[58] 戴國強訪談，南京，2007年7月8日。戴作為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北京談判。他是新華社江蘇分社記者，“文革”初期卷入造反運動，后來成為當地支持奪權的造反派頭頭。

 

　　[59] 《一·二六奪權就是好》，《新華日報》，1967年2月8日，第一版。另見《新華日報究竟是誰家的報紙》；《一·二六奪權前后》；《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45頁。

 

　　[60] 參見《中央首長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0月6日）和《周恩來六六至六八年有關江蘇省文化革命的部分講話》，均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61] 耿昌賢訪談。另見《中央首長接見江蘇省赴京代表團講話的紀要》，1967年3月5日，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另見《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人民日報》，1966年8月19日，第七版。

 

　　[62] 葛忠龍訪談。另見《一·二六奪權前后》。

 

　　[63] 曾邦元訪談。葛忠龍訪談。

 

　　[64] 曾邦元訪談。

 

　　[65] 邢文舉：《為“中央文革”做記者的日子》（上）。按照邢文舉的回憶，高嘯平在受到接見時，向“中央文革”領導人轉交了南京造反派從省公安廳檔案中發現的兩封匿名信。據稱這兩封匿名信的內容顯示，江渭清“文革”前曾與劉少奇和周恩來暗中勾結，企圖謀害林彪。“中央文革”隨即指派高嘯平組織一個專案組秘密調查此事。

 

　　[66] 曾邦元訪談。另見《回憶周總理對八·二七的支持和鼓舞》，《八·二七戰報》，1968年1月14日，第一版。

 

　　[67] 曾邦元訪談。另見《“地下省委”復辟記》。

 

　　[68] 《譚震林是破壞江蘇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

 

　　[69] 曾邦元訪談。周恩來可能已經知道高嘯平與“中央文革”的幕后活動。據一份史料記載，周曾在2月22日的會議上說：“高嘯平歷史很復雜”，“這個人不好”，“對我的話添油加醋”。他還說：“我不主張第二次奪權，照高嘯平的主張，很想再奪一次！”詳見葛忠龍：《高嘯平是怎樣在江蘇復辟資本主義的？——在南大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斗爭反革命兩面派高嘯平大會上的發言》，《江蘇紅衛兵》，1968年6月25日，第四版。

 

　　[70] 詳見《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26-127頁。另見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 pp. 191-194。

 

　　[71] 詳見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 pp. 194-197；《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29頁；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第31-32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72] 《譚震林給林彪的一封信及林彪和毛澤東的批語》，1967年2月17日，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另見《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28頁。

 

　　[73] 《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29頁。圍繞“二月逆流”的斗爭，顯然影響到毛澤東對江渭清復出一事的態度。毛對江一直十分信任，在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還曾親自向他面授機宜。“二月逆流”發生后，毛同意公開批判江渭清，但他多次拒絕江蘇造反派把江揪回南京批斗的請求。參見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26-528頁和第548-549頁。

 

　　[74] 譚震林和江渭清都是湖南人，都在1920年代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新四軍時期，譚成為江的頂頭上司。1950年代初譚任中共華東局書記處書記時，江任江蘇省委書記。

 

　　[75] 葛忠龍訪談。

 

　　[76] 曾邦元訪談。“控告團”后來確實上報了一份材料。詳見《給中央文革的一封信——江蘇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團控告譚震林》，《東方紅戰報》，1967年6月21日，第一版。

 

　　[77] 《中央文革小組接見江蘇代表團的談話》，1967年3月2日，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78]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45-49頁記載了2月8日至3月1日間的八次暴力沖突事件。

 

　　[79] 《軍級以上干部會議精神傳達》，1967年3月，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80] 《中央首長接見江蘇赴京代表團的講話》，1967年3月5日，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81]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51頁。

 

　　[82]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49-50頁。另見《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34頁。

 

　　[83] 詳見董國強：《1967年夏天南京“倒許”風潮的臺前幕后》，《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6年10月號。另見Michael Schoenhals, “’Why don’t We Arm the Left?’ Mao’s Culpability in the ‘Great Chaos’ of 1967”,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2(2005), pp. 277-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