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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敲下題目，就有點不自在起來。為什么會這樣？沒有在媒體干過的人有所不知，領導一再耳提面命，最好不要涉及美國，即使避不開，也千萬不要拿中國和美國去對比，這是大忌。久而久之，形成條件反射，一準備拿中國和美國對比，心里就忐忑。想想，真想一頭撞死：什么世道！

閑話少說。

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長魯昕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我國即將出臺方案，實現兩類人才、兩種模式高考。第一種模式是技術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試內容為技能加文化知識；第二種模式就是現在的高考，即學術型人才的高考。

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有海外華人（好像是生活在德國的一位頗有身份的女士）在北京與鄧小平會談時談到過這個話題，即一個國家的青年人沒必要都去讀大學，而況有一部分青年人也沒有讀書的興趣，讓這一部分人學技術，同樣會有不錯的發展。印象中那談話就發表在當年的人民日報上，只因年代實在太久，已記不起那女士尊姓大名了。

然而轉眼又是三十余年過去，我們到現在也不過是“即將出臺方案”。可見中國的舊制度包括教育體制是多么頑固。

前不久米歇爾·奧巴馬訪問中國，據說不談政治等容易引起敏感的話題，只談教育等都愿意接受的話題，于是聯想到自己作過的幾則短文，這里把它們拼湊一起，表達一點意思。

美國從娃娃開始解放思想，中國從娃娃開始禁錮意識

從今年1月14日新浪博客中讀到一篇以家長身份寫的博文，題目叫《讀美國小學五年級作文有感》，而這位家長顯然是華人，只是其家庭生活在美國。

從這篇博文中可以看到，美國五年級的小學生從接受老師要求作文開始，就與中國同齡孩子不同：中國是一個班級幾十人做同一個話題同一個題目，而美國則是要每個孩子自己找題目，他們稱之為找課題（project）。我敢說，現在哪個老師在中國小學五年級的教室中忽然宣布：每個學生要自己找一個課題去做，絕大多數中國小學生都會嚇傻，至少也會感覺莫名其妙。因為在中國，“找課題”，往往只有對在讀研究生以上的人，才有這種要求。僅就這一點而言，中國教育就比美國要求國民獨立晚了十幾年。

更重要的是，這種不同，暴露的是美國從娃娃開始就要求解放思想，中國卻從娃娃開始就禁錮意識，而這樣做的結果，現在大家都看到了：中國人的獨立性差，獨立性差的結果是創造性差。美國有一大堆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國到今天有幾人？即使我們所見到的中國那些有創造性的人也都不是中國教育的結果，除了某些我們一時還不了解的因素外，只能說是上帝要他們有創造性。如果有誰說中國的這種教育也能讓孩子成為一個有創造性的人，那真是活見鬼了。

其實，中美孩子在思想解放上的差距至少在近百年前中國有識者就意識到了。胡適先生原本有一女兒，名叫素斐，五歲時因骨結核病夭亡。一年半后，胡適在夢中竟夢到了女兒，夢醒后起來即以《素斐》為題還作了一首詩，并且是“一面寫，一面哭”。這大約就是人們常說的“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說明胡適思念女兒太甚。

胡適在給妻子江冬秀的信中敘述這件事時，還提到一件小事：在美國哥倫比亞，一個舊同學請他吃飯。這個同學有一兒一女。女兒幼小時有病，后來雖然好了，身體也還不是很強壯。胡適去時，她在睡覺，后來醒了，聽說胡適來了，“女孩子在床上喊媽媽去，說‘要看看胡適’。我去見她，她不過八歲，坐起來喊我。我心里很感動。”

若是在中國，一個八歲大的“丫頭片子”，對像胡適這樣的尊貴客人去了，大約只能稱“胡伯伯”，而直呼其名，要算大忌，一定會被大人當面呵斥。然而，我們從胡適信中不僅看不出孩子的父母認為有什么不該，胡適先生竟然也還是“很感動”。這大約就是不同文化傳統、不同人格教育的結果吧。然而，看看當今一些不遺余力宣揚推崇儒家思想的人，巴不得中國所有第一天入學的孩童都身著漢服，都給孔子下跪。這種人真是要禍害中國！有位自稱與秋風（即姚中秋教授）很熟的新儒生慕朵生在一家網站的跟帖中直接說：“總言之，不論是誰，只有徹底復古更化，徹底尊孔崇儒，才能實現中國政治合法性之重建。”其“口號：儒家：不主流，毋寧死！”給人的感覺：這人像是瘋了。

不過，坦白說，盡管自己也認為那孩子沒什么不該，也還是想知道美國的孩子為什么就沒有中國這些所謂的“家教”？直到這兩天，才算是看到了“答案”。3月11日上海《東方早報》上有篇文章，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因到美國訪學一年，把孩子也帶到美國去上一年學。作者在文章中告訴我們：“有一次，我去參加家長會，驚訝地發現孩子直呼其歷史老師的名字，還和他來了一個熊抱，好像是老朋友見面的樣子。這種平等、融洽的師生關系，著實令從教30年的我感慨不已。”

這一下子解開了自己心中的疑惑。原來，在美國，老師從不高高在上，更沒有中國的“師道尊嚴”一說，而是親密如朋友。中國的學校、中國的老師為什么就做不到這一點呢？

說到這里，又聯想到前不久宋彬彬們的道歉。道歉當然是應該的。文革時宋彬彬們的“瘋狂”確實值得反思甚至懺悔——而本人當年只有10歲的年紀，居然也貼了班主任凡素潔老師一張“大字報”（約二十年前本人即在信陽當地的報紙上發表過小文章表達對不起凡素潔老師，今天在這里再一次向凡老師懺悔），今天想來簡直莫名其妙。

可真的就莫名其妙嗎？好像也還是能尋到一點蛛絲馬跡。我不知道別的班級別的老師如何，只知道在讀小學時，特別是讀一二三年級，老師只要認為學生的作業做得不好（“不好”包括兩點：一是做錯了，這往往是算術題；二是寫得太難看，這往往指字跡），就常常是一臉怒氣地將孩子剛做的作業從作業本上一下子撕掉，而且還往往出現同一個學生一斯再撕的情形。最極端的，有時一堂課，老師居然能將一個學生的一個作業本撕完，然后讓那學生回家找家長買作業本去（記憶中凡素潔老師倒不是這樣，而是指其他個別老師）。這種情形如果出在美國，我估計不僅家長會要求這老師向他們的孩子道歉，還極有可能會被學校立即辭退。至于老師摔學生鉛筆、文具盒更是家常便飯。如果學生被點名叫上去“驗板”，或是默寫生字，或是做算術題，如果生字沒寫出來或是把算術題做錯了，那就只能站在黑板一邊看著重新喊上來的學生如何做，算作處罚。時至今日，五十年過去，自己閉著眼睛還能記起當年上課時教室里常常站著許多學生，甚至站滿過道。

我當然知道，就像中國親娘熱老子說的，孩子不打不成材，老師對學生的這種嚴厲確實也是為了孩子們“好”。可是，當我們跟美國的教育一比較，中國的老師、中國的學校，尤其是中國的教育難道不應該感到慚愧甚至羞恥嗎？說到這里，有人可能認為我這個作者當年一定是一個學習成績不好的“壞學生”，半個世紀后跑來泄私憤。錯了。本人記得，小學二年級時本人還做過班上的“學習委員”。

講出上面這些，絕非要過分責怪老師，只是想中國為什么是這樣一種教育方式？這種教育方式有沒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數年前自己還曾讀到過一則短文，說中國孩子畫完畫，經常問老師“像不像？”而美國孩子則是問“好不好？”別小瞧了這點差別，這些孩子的將來從這差別中似乎就能“注定”他們很大的人生走向，甚至簡直就可以說：“兩國孩子將來人生的不同走向，或許已隱約地體現在這不一樣的‘問’中了。”那么，中國的孩子為何是這樣問，而美國的孩子又為何是那樣問呢？這就與他們各自接受的傳統文化教育不同有關了。

作者講了自己移民到美國的所見所聞。先是他5歲的兒子進了當地一所美術學校，上繪畫班。可沒想到，這孩子去了不到5次，就開始叫喚，說不想去了。孩子說：“老師根本不教畫畫，一點都不教！每次都是給一個題目，就叫我們自己畫，想怎么畫就怎么畫，愛怎么畫就怎么畫，老師一點不管。畫完了老師就知道說‘好哇！好哇！’好什么好？！那些美國小孩的畫，根本就是一塌糊涂！”后來，這位移民通過親臨孩子班里觀察，發現“天哪，那些美國孩子有站著畫的，有跪著畫的，也有趴著畫的，說‘八仙過海’一點不為過。‘八仙’們的筆下所繪，更是不敢恭維：不成比例、不講布局、不管結構、無方圓沒規矩，甚至連基本的筆法都沒有”。然而，這位移民由此似乎也明白了，“教”美國孩子學畫畫，老師往往不設樣本、不規定模式，讓孩子自由地去“構圖”，這樣，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范本”，孩子畫的畫也完全是一種“創作”。正因是這樣，這些美國孩子自然也就不會問“像不像”了。而如此培養出的孩子，思維充滿創造性和活力，日后才可能是開創性的人才。而中國的孩子，從小就把“像”作為自己最高追求，中國的老師對他們所教的孩子往往也是這樣要求。

18世紀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康德在他去世前由他的學生經手出版的《論教育》中說：“在人類的種種發明創造中，有兩項可以看作是最困難的：管理的技巧和教育的技巧”，因為“人只有通過教育才能成為一個人。人是教育的產物。”然而，“父母和執政者害了孩子。前者只關心使他們的生活能夠過得舒服，執政者則把他們當成統治的工具。二者都是從事物的現存秩序出發來教育兒童的。但是真正的教育應當以培養能夠適應整個人類美好未來狀況的人為目的。這樣他們才能創造出這種狀況來。”（均轉引自【蘇聯】阿爾森·古留加著，賈澤林、侯鴻勛、王炳文譯《康德傳》第86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那么通過什么方法才能創造出這種狀況呢？康德認為，學校根本不應由國家來掌管，因為一切文明都是從個人積極性開始的，而教育的主要目的只在于教會人們思考。而李大釗當年在接受訪問時的談話中說：“教育只是偏重知識，而忽于使用知識之人格，知識也不過是作惡的材料，這是一定的。所以至少于每小時授課之余，當授以三五分鐘的人格教育。”（引自《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2卷第186頁，中國人民大學1996年版）而中國缺的恰恰就是這一點。中國的老師們如果懂得人格教育，也就不會出現上面我回憶中的那些情形。

美國從幼兒開始搞公民教育，中國幼兒老師向家長要“表示”

幾年前的歲末年初，一家網站一共給我寄贈了兩本書，主要是對本人對這家網站不斷發去文章“支持”表示一種感謝。寄來的兩本書中一本是周有光先生的《朝聞道集》（自己喜歡得不行），還有一本是《從理念到程序——我親歷的美國大選》，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自己也很喜歡。書中文章大都是國家派到美國考察或叫觀摩總統大選的地方官員或學者回來后發表的“觀后感”。原本想，這些官員或學者在國內這種體制下熏陶久了，即使出去觀摩，回來的“觀后感”又能寫出個什么“好調子”來呢。然而自己錯了。書中不少文章不僅都寫得有聲有色，甚至可以說對像我這種沒有機會走出國門以及國內其他官員簡直堪稱有啟蒙意義。不過，這里還是只講從書中提到的一件小事看人家社會的公民教育是如何從娃娃抓起的。

要舉的這個事例，出自《我眼中的美國選舉與民主——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觀察報告》這篇文章，作者系上海人大常委會研究室研究員。作者文章寫了幾大部分，而第三大部分第6節的小標題是《細微之處的公民教育》：作者在劍橋投票站觀察選舉的過程中，發現門口有八九個大約三四歲的幼兒在東張西望，并沒有走入投票站，這引起了作者的好奇。經觀察，原來這些小孩子是在幼兒園老師帶領下來參觀投票站的。只見老師為孩子們輕聲地講解著這是什么地方，大人們在做什么。

這很令作者感嘆：“看著幼兒們清澈的眼神和似懂非懂的神情，我既非常喜歡這些可愛的孩子，又為美國無處不在的公民教育而感慨萬千，這大概就是美國孩子為什么從小就知道選舉的原因吧。”接下來就更有意思了。當老師告訴孩子們這些人是從中國來的客人后，小家伙們立即七嘴八舌說開了，而且提到他們中間就有一個叫鮑勃的孩子“也是中國娃娃”，可以想象當時孩子們覺得“這是多么好玩的一件事”。再接下來，當作者一行提出要和孩子合影時，只見“老師俯下身去輕聲地詢問孩子們，是否愿意和中國客人一起照張相？”這時，孩子們開心地大叫OK，但也有個孩子輕輕地說了聲No，“于是老師就將他擋在自己的身后與我們合影。”

這是一件“小事”嗎？也許要算，可也可以說不是。請看作者緊接著寫了什么：“所有這一切都在震撼我的心靈，我相信，剛才老師的言行舉止必會在孩子們幼小的心靈里留下深刻印象，尊重個人權利與自由的觀念就在這些看似不經意的細節之中。”

那么，這種“細節”也存在我們對幼兒的教育中了嗎？好像沒有。不僅沒有，說出來還真有點“丟人”，最近每年教師節前，一些幼兒的家長都會在互聯網上議論，而議論的“主題”竟是那些做家長的該如何對幼兒園老師進行“表示”……我的天哪！

一說起來，我們有五千年文明史，而且自古“尊師重教”，甚至有“天地君親師”一說。老師為學生“授業解惑”，學生打內心感激老師，這好像都是天經地義、太正常不過的事了。然而，當我們看到人家幼兒園的老師是那樣地進行公民教育，而我們這里卻還在向孩子的家長要“表示”，這哪里有一點“公民教育”的影子呢？一想到此，就不難明白：中國的公民社會離我們還有多么地遙遠。

中國媒體罵教養是作秀，美國大人以教養對孩子

那還是前年即2012年，當時從魯迅青少年文學獎網轉載的一篇網絡比賽的網文在眾多網站瘋傳，作者是上海市江蘇路第五小學三（七）班楊芷湄小朋友。

這篇作文的題目叫《爸爸，請你“跪”下來跟我說話》，讀后感覺很形象，很豐富，既不失童真，又值得我們大人學習。總之，一個三年級小學生能寫出約1200字的長文章，又寫得這么有意思，很了不起。自己在讀小學三年級時，無論如何寫不出來。

文中至少有兩個地方寫得很吸引我。一處是當楊芷湄小朋友聽說在一百多年前的上海，改變市民提著活雞活鴨上公交車的習慣大約用了二十年，于是得出一個結論，這就是：“我覺得大人想改變自己，比小孩都難。”

在我看來，這個結論至今仍顛撲不破，并且由小芷湄文章中另一處給了佐證。

這一處因寫得特別動人，忍不住，容我轉述一下：

2011年10月，小芷湄參加“美國皮克斯動畫展”。

當時一個阿姨問她：“小朋友，你想問駱大使一個問題嗎？”此時駱大使正在跟其他人說話；又因為他是美國大使，是此時此刻最大的人物，很多記者圍著他拍照。

小芷湄說她怯怯地走到駱大使身后，說：“大使先生，你小學時候功課怎么樣？”

駱大使驚訝地回過頭，用英語說：“為什么問這個問題？”

小芷湄回答道：“我這次英語考了82分，媽媽罵了我。”

沒想到，只見駱大使和翻譯單膝“跪”在小芷湄面前。

這讓小芷湄驚呆了。

駱大使講了十幾分鐘（為了簡潔，容我這個轉述者省略駱大使所講內容），而我們的小芷湄也被他的動作和周圍照相機的閃光嚇壞了。

事后，小芷湄說她沒有記住多少駱大使的話，腦海只有他和翻譯在她面前跪下來的畫面。

小芷湄還說她清晰地看到駱大使關愛她的眼神，還有耳邊的白頭發。

當時小芷湄就想，什么時候她的爸爸，也能像駱大使這樣可以跪下來跟她說話就好了。

后來這個照片上了報紙。大人們討論很多。有些人贊賞，可也有些人說駱大使“在作秀”。可小芷湄的爸爸一個在美國留學回來的朋友卻說：美國大人都這樣，這是教養。

自己沒有出過國，看到這里，不由得聯想起先前有那么一段時間北京有幾家媒體像是喊了“一二三”似地一齊罵至少令小芷湄這個中國小女孩很熱愛的駱家輝大使“作秀”。駱大使來中國后所干的一切，只要是受到人們的贊揚，特別是受到中國普通人贊揚的事，在有些人眼里，統統都是“作秀”。

可當你讀了這個名叫楊芷湄小朋友不足1200字的比賽網文，就不難判斷，到底是駱家輝大使作秀，還是我們有些人有些媒體無恥。至于那些幕后策劃者，似乎比無恥還要等而下之，這里不說也罷。

說到這里，有人可能要指責我這是在借題發揮，特別是那些被我戳到痛處的東西。

我承認：就是想借題發揮。可有些東西一個勁兒地在那無恥地指責駱家輝“作秀”，又算什么呢？總覺得那些指責駱家輝“作秀”的人比我這種“借題發揮”者也不知要賤多少倍。

我有這個自信。

中國學校要“聽上面”的，美國總統妄想影響教育

在人們的印象中，有關中國的教育問題，在每年的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們都要拿出來“說事”。那還是2010年，人大代表、浙江省省長呂祖善在與本省代表討論時直言不諱：“現在我們招生只要成績好的就錄進來，這樣只惟分數，培養不出創新型人才的，這樣的標準已經誤了我們幾代人了。”還說，“用一個標準衡量過的人，就像機器生產出來的零件，一模一樣，但這樣一把尺子就把偏才、怪才都給弄掉了，所以現在產生不了錢鐘書這樣的人。”甚至面對浙江教育廳廳長：“教育要發展，必須要改革。我現在就問你你想不想改？你們有沒有緊迫性？若有我就去請示。”

可以說，這些話雖不敢說耳熟能詳，但不少人大約都聽到過，然而，人微言輕，一些普通人“說”了多年，并不起什么作用。現在身為走在改革開放之前省份的省長，又是在全國兩會上這樣討論，而且還被媒體刊登了出來，估計應該起些作用。

那么這種“國情”又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同樣是全國人大代表的浙江紹興文理學院黨委書記王建華是這樣跟他們省長說的：“我們現在什么都動不了啊，什么都聽上面的，高校不是辦學主體，活力不足，沒有積極性。”

這話很可能正說到了中國教育的“痛處”。中國的教育改革怎么改？我看就先從這位大學的官員提到的弊端改起。先前不少人總是在每年國家對教育應該投入多少銀子上兜圈子。其實，盡管國家對教育的投資不可或缺，甚至是越多越好，但更重要的是要尊重教育規律。

如何辦學、如何治校、如何培養人才，其實與“上面”無關。“校長治校”，“教授治校”，早已被國外認為是行之有效的辦學理念，然而，我們所有的學校卻都只能“聽上面的”。這大概就是中國教育改革的最大“瓶頸”，如果不能有效突破，中國的教育改革也只會成為一句空話。

筆者知道，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一時半會兒還沒有更好的選拔錄取人才的方式來代替眼下的高考制度，但這不等于現在的高考制度就沒有弊端。事實上，不論是教師、學生還是高考評卷者甚至專家都不諱言我們的教學方式和這種僅僅看重分數的高考制度弊端多多。然而，一年是這樣，兩年是這樣，多年來一直是這樣。為什么就不能改變呢？是真的改變不了嗎？是真的就找不到更好的選拔錄取人才的方式來代替現在的高考制度，還是我們就沒有下功夫去找？素質教育喊了多少年了，特別是在小學，喊得最響。可一到中學，尤其是一到高中，一遭遇高考，什么“素質教育”都會敗下陣來。一個個學生，還有他們的家長，為了高考，為了分數，就什么也不要了。

可全國一代代的青年學生都被這種高考制度壓得喘不過氣來，這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不能引起國家的重視嗎？這些年，不少有識之士介紹了多少外國有關在素質教育方面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難道就沒有適合我國的？那些高考試卷的出題者，那些教科書的編纂者，那些從小學到高中乃至到大學的“教育大綱”的制訂者，就不想著革除我們教育制度以及高考制度中一個又一個的弊端？就不想著如何提高學生們的素質。比如早就有學者呼吁，我們現在更應該強調的是“人”的教育，是“公民”的教育，否則，我們培養出來的一批又一批都是沒有“公民意識”的人才，而依靠這樣的“人才”又如何去建和諧社會？又如何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就算全國十幾億人中的成年人都是經過這樣高考而讀了大學的大學生，也還是不能說我們的社會就成了現代化的社會，我們的國民就真的有了高素質，有了“公民意識”。

一個教育制度落后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

一個教育制度不公的社會是一個沒有希望的社會。

一個不尊重教育規律、不尊重人思想自由的國家也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

再來看美國。

即使貴為總統，也不能干涉教育，也妄想影響孩子。只有孩子的家長只有懂得教育的人才有資格去談教育孩子，才有資格去影響孩子。一位總統，只要把自己份內的工作做好了，就是一位好總統。如果動不動就去“考察”他不懂的這行業那行業，考察后還要講一些自以為“在宏觀上作指導”的話，都是不明智的。

總統也是人。一個人所知畢竟有限。一個人在他懂得的事情之外，就只是一個“無知者”，這與身份無關。德國哲學家康德在《回答一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這篇文章中就曾引用過這樣一句話：“愷撒并不比語言學家更高明”（引自《康德書信百封·附錄》第26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在對人的教育這一方面，可以說美國人民是成熟的國民。而在成熟的國民面前，即使貴為總統，在某些時候也會感到自己的渺小。因此，在我看來，如果人類真有“桃花源”、“天堂”甚至是我們理想的“共產主義”般的生活，也一定是美國人民率先得以享受到。

在美國，人民并不認為總統就有資格談教育，這在有些國度簡直不可思議。自己半個多世紀前第一次坐進教室，正前方黑板上面雪白的墻壁上就有“偉大領袖”的八個大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教室后面的墻上還有他的八個大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十六個字當然并不是說錯了，只是由此說明，領袖的影響無處不在，甚至在中國的娃娃身上就已經開始影響了。那就讓我們來看看美國人民是如何遏止總統影響孩子的吧。

美國在任總統無疑就是奧巴馬了。別看他貴為總統，在我們有些人看來，有時寒磣得很。我們從一位在美國賓州州立大學任教老師的文章中看到說，2009年9月8日中午，美國總統奧巴馬對全美公立學校在校生發表電視講話，內容是勉勵學生“好好學習，不要輟學”。然而，雖然是總統，還只是電視講話，但各電視公司不直播，這個講話只能通過白宮網站向全國公立學校直播。

這如果是在我們這種國度又會是怎樣一種情形呢？不用說，這是一種莫大的榮幸，我們的全體師生很可能都會歡呼雀躍。總統給師生講話，那是享受多么高規格的待遇呀。如果有哪個電視公司膽敢不直播，那可就是犯了大忌，等于犯了重大的政治錯誤，那責任人看來也是不想“混”了。當然嘍，我完全相信，如果在中國，我們不僅絕沒有一個電視公司會傻到這種地步，而且絕對都是爭先恐后地把直播系統調到最佳狀態。

據這位老師在文章中說，數十年來，美國總統居然都面對一個難題，這就是不能主動到公立學校發表演說，尤其不能貿然向全國的公立學校發表講話，即使是要告誡那些學生們“好好學習”，也還是不行。這在我們中國，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國家的一把手，居然有這樣的“難題”，簡直就是笑話。

可在美國政壇，常見到這樣現象，即國家領導人還沒有來得及發表公開演講，這個活動就已經受到社會各方面的詬病了。比如，還是這位奧巴馬，后來在白宮接受一名11歲小學生的采訪時，興之所至，告訴他，自己還會對全美公立學校的孩子發表電視講話，完全忘記了國家領導人不可擅自向全國學生發表演講的禁忌。結果如何，當這個消息見諸媒體后，不僅立刻受到一些人的質疑，而且從馬里蘭州到德克薩斯州，到處都有不滿的家長表示反對奧巴馬對他們的孩子發表講話。據說德克薩斯州一些持保守派觀點的家長更是按捺不住憤怒。怒什么呢？原來他們最担心總統的講話中含有不適合孩子的政治內容。這些人強調，總統的講話未經州教育理事會和各地學校的校董事會審核，不能擅自加入教學內容，否則在他們這個州屬于非法。盡管白宮一再聲明，總統的講話不包含政治內容，只是勉勵學生好好學習，可很多老師和家長仍堅持認為，教育是家長和工作者的事，不容外人干涉。據悉，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曾有兩位共和黨籍總統到公立學校向全美學生發表講話，無一例外都受到了廣泛批評和無情嘲弄。

這真是“國情”不同，或叫“文明的多樣性”。我們總是強調政治第一，一切服從政治。再說，作為一國之總統，對學生們講些政治又有什么呢？可人家認為就是不行。不能讓孩子受到政治影響，即使這影響來自總統，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