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陌生人——黑道鄉村

簡體傳統

“以前我一直想找份8小時的工作，但沒找到。沒想到在監獄里，卻實現了我的‘理想’。每天只要改造8小時，余下的時間就可以看書、打球，并且還可以持續十幾年。”

夢碎的鄉村

阿星的家鄉到底是一個怎樣的鄉村？
溫江村所在的上映鄉位于天等縣西部，南通大新縣，西通靖西縣，北通德保縣，全鄉有10個行政村，122個自然屯，總人口約3.7萬人。現在，從上映鄉到溫江村開車20分鐘可到，五年前則山路崎嶇，從鄉到村需花一小時左右坐“三輪蹦蹦車”。溫江村是個遠離縣城中心的偏遠山村，它離縣城40公里，離中越邊境卻只有30公里。在歷史上治安就差，在縣志上就記錄過大規模的群架。
走進溫江村，它和中國大多數內地農村并無太大差別，16歲－40歲之間的壯勞力差不多都在外面打工。至2010年，溫江村有678戶3299人，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外打工或在鄰縣挖礦。村莊寥落冷清，不少新造的磚房無人居住。在溫江村，大約有一半左右的人家蓋了磚房，主要是靠打工與挖礦賺來的錢。在村口，可以看到老太太孤獨地坐在角落，乏人料的兒童在巷子里滾得一身是土。向田間望去，除了幾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在緩緩干活，再也找不到動人的生機了。
像阿星家的三層樓房，長年只有年逾八十的老奶奶居住。
溫江村坐落于狹長的山谷中，這些山都是廣西特有的石灰巖質石山，樹木稀少矮小，但拔地而起的石山雄奇險峻，是天等縣“大石山區”的一部分。在巖石間勉強挖出來的土地，地薄肥貧。村里也缺乏引水渠等水利，靠天吃飯，稻谷畝產一般只有四五百斤。村里的老人常說：“一年從年頭忙到年尾，做到累死也沒有多少收入。”
溫江村支書趙佩榮介紹，村里的人均年收入約1600元左右，人均月入也就是60元左右。
在村委旁的溫江小學，也是后來在深圳搶劫的諸多悍匪的母校。與五年前相比，學校有了新樓，但仍有學前班的兒童在破爛的水泥磚屋里上課。在南方周末記者掌握的50名溫江村搶劫者名單中，80％以上是小學學歷，像趙民顯、許國定、黃海清的學歷都在小學四年級以下。原因是讀不起書。剩下的基本是初中學歷，也有少數不會寫自已的名字。整個村出去打工的人也相仿。在2000年春節時，這所小學的老師們曾為外出廣東的溫江青年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應這些打工青年的主動要求，教他們寫自己的名字和“天等縣上映鄉溫江村”這個地名。這些識字有限的青年，也常常只能在深圳最差的工廠打工，或者失業。現在雖然實行了免費義務教育，但學校仍然要向每名學生收三百多元，一些家長仍然稱供孩子讀書有困難。
村民們普遍相信“讀書無用論”。他們這幾個屯連少數幾名大學畢業的青年，都沒有找到好工作。如末屯的許國勝，在龍州師范讀了四年本科，家里欠了一屁股債，最后找不到工作去深圳打工。
這樣的示范效應，甚至也影響到了許多農村兒童的觀念。一名小學生的童言無忌甚至還把上映小學的校長甘紹新噎住了：“校長，你讀了那么多年書，也就兩千塊左右的工資。我爸小學都沒讀完，在汕頭做了個技工，一個月可以賺三四千元。我覺得讀書真沒用啊。”輟學，甚至常常是不少孩子自愿的選擇。
在溫江村氣屯，溫江村搶劫犯罪最多的屯之一，不少曾經的留守兒童又像走上了前一輩的打工與漂泊之路。
1994年出生的馬文清，瘦小，長得像個兒童。他12歲小學還沒畢業，就到深圳的一家五金廠去打工，至今已打工四年了，每天工作12小時。1995年出生的許建章，也是個黃毛少年，他讀到初二就輟學，現在深圳的一家工廠打工，每天也工作12小時。1996年出生的黃克贊，初一沒讀完，就去汕頭的電子廠打工，每天工作常超過12小時。因為他年紀太小了，無法在規定的時間內做完電子元件，只得自己加班補做。
他們都曾經像打工父輩們那樣有過簡單的夢想。許建章的夢想是掙錢買摩托車，黃克贊的夢想是為了掙錢給家里蓋房子。黃克贊還對汕頭產生了依戀：“我都把那里當做家了，就算那里的人不把我當家人。”
但這只是玻璃般容易破碎的夢想。
首先橫在他們面前的是地域歧視。由于天等人有了“砍手黨”的惡名，深圳許多工廠在招聘時規定“不招天等人”、“天等人免談”。不要說是童工，就是許多成年的溫江村人也因為這一招工歧視，而找不到工作，結果，溫江村人黃海清，就是受到這樣的招工歧視，而去做了“砍手黨”。
并且，由于他們是童工，正規工廠都不可能接收。他們就只能借一張身份證，去那些最爛、最黑的工廠謀生，承受他們的年齡本不應承受的超時超強勞動。在我調查的七名氣屯童工中，他們都曾被開除、曾挨餓、曾在街頭流浪。他們差不多每個人每年都會有五個月時間沒有工作。馬文清沒有工作時，就睡網吧、睡公園，有時一天只吃一個饅頭。他們中另有一個孩子還在失去工作的那幾個月去搶奪過項鏈。我問他：“你那么瘦小，你跑得快嗎，你有膽嗎，你沒有道德負疚感嗎？”他答：“等你肚子像我一樣餓時，就不會這樣想這么多問題了。”
在這樣的鄉村，自身貧困但又被城市的富裕所誘惑，錢就成了他們的宗教，搶劫不再是“見不得人的勾當”。我與一名在深圳的上映鄉籍打工者就此展開了一番對話。
問：你生活中最大的壓力是什么？
答：錢。
問：為什么？
答：如果沒有錢，回到村里就會被鄙視。而如果有了錢，所有的人都看得起你。
問：那如果你告訴村里人，這錢不是靠打工而靠搶劫得來的，他們還會尊重你嗎？答：當然尊重。因為我們那里的人會說，這是他用命去換來的錢！

每天都是末日

流行在上映鄉的這套搶劫“理論”，聽起來理直氣壯。但也只有當奉行者身受其罚時，才會明白這其實是條不歸路。獄中的楊成康感嘆：“搶劫像吸毒一樣讓人上癮，回不了頭。”
楊成康在車站爭奪中被砍殘后，并沒有離開“黑社會”，反而在2004年后加入由溫江村人與天等縣老鄉組成的搶劫團伙。這個團伙中有溫江村人農學波、農學善兄弟，有新的“大哥”上映鄉連加村的“大傻”許樹錦、寧干鄉的“福運”陸明業等十幾人。
楊成康由于腿已殘疾，就不掄槍上前，主要是為他們開車、望風、出謀劃策。他們在深圳、東莞等馬路、商店、餐館、茶館、珠寶行、車行等處持槍搶劫。后來僅判決書上能查到的2005年1月－6月間，就搶了近二十單，涉及數百萬元財物。
那時，他們一般喜歡戴著鴨舌帽搶劫。
這是一次被司法文書完整記錄的搶劫。在一輛墨綠色的豐田佳美小轎車里，農學波戴上了鴨舌帽，從黑色的旅行袋里掏出了左輪單管雷鳴登長槍，把子彈推上膛。
坐在旁邊的黎學興也從旅行袋里掏出了一把黑色左輪手槍，農學善和陸明業分別掏出了一把紅柄白刃的砍刀。他們都統一戴上了鴨舌帽。
車窗外，是廣東東莞市常平鎮振華十街的夜市。這是2005年4月30日的凌晨三點，在南方人的習慣里，這還正是宵夜的好時候，街上的夜店仍然霓虹閃爍。“肥婆燒鵝”店人聲喧嘩，坐在店門口圓桌邊的三男三女，衣著時尚、戴著金鏈、談笑風生。“嘎！”一輛墨綠色豐田佳美在店門口一個急剎，四名拿著刀和槍的年輕人從車里閃了出來。汽車的引擎并沒熄火，駕駛室還坐著一人。
坐在門口的三男三女還未及反應，這幾個人已沖入店內。拿長槍的站在門口，端著槍叫所有人別動。拿手槍的對著這張圓桌旁的男女，叫著：“打劫，拿錢出來！”其他兩個拿刀的人上去搜身，扯下了兩名男子的金項鏈和金戒指，搜走了他們六個人的手機、人民幣、港元。店里安靜極了，剛才喧嘩的人聲好像一下子被按了暫停鍵。
暫停，只有兩分鐘。
這四名男子搶畢那六人，又快速沖進那輛豐田佳美，然后以180公里的時速，朝深圳市公明鎮方向絕塵而去。
農學波這幾人，在這單劫案中共搶得人民幣、港幣共7000元，手機4部，另有金項鏈、金戒指等。當天下午，銷贓完畢，他們在公明鎮合水口村的一個賭檔分贓，各得4000元。這是后來的判決書里確認的。
他們這十幾個人，搶劫并沒有嚴密的計劃，常常是臨時起興。晚上一般就在公明鎮的合水口村或者馬田村賭檔玩筒子，“有時候你今天還有錢，你就不去了，有時候你錢用完了，你就去了”。“開工”，只要在賭檔里相互遞個眼色就行。
他們喜歡搶有車一族。在他們看來，有車的一般都算富人：“搶富人，原因之一是痛恨富人，搶后心里好受一些。更重要的是，搶窮人一塊錢都會和你拼命，搶富人一萬塊錢都會乖乖給你。”在獄中的溫江村搶劫者黃海清坦言。在搶劫者中，很少會有懼怕與負罪感。黃海清在獄中憶起他搶到錢的那刻，都會抬起頭看著天空笑。
到了2005年1月，同伙許樹錦在槍戰中被警方擊斃。楊成康回到溫江村躲風頭。恰在那時，楊成康碰上了從東莞打工回來過年的阿星。
阿星曾和他促膝夜談，羨慕楊成康他們的“風光”，有加入之意。也是在那時，我在溫江村調查砍手黨時碰上了阿星，他在我面前為“砍手黨”作了一番直率的辯解。阿星在辯解中認為他很了解這些搶劫者，他們沒文化，在城市里找不到好工作，又受歧視，所以就仇恨城里人，就會去搶劫。他甚至說：“如果有一天老板拖欠我的工資，并且我連回家的車費也沒有，我也會去搶。”我勸他，搶劫是條不歸路，有困難可以聯系我幫助，但千萬別走那條不歸路。而獄中受訪的楊成康回憶，其實那時他在溫江村暗處看著我，一舉一動盡在眼底。
一向謹慎的楊成康最后還是馬失前蹄。2004年12月30日，他與同伙居然“一不小心”，就把東莞市公安局大嶺山分局一名身著便服的刑警全家給搶了，還持槍逼那名刑警交出了凌志車。他終因此案在2005年2月被捕，后獲刑12年半。
溫江村的又一名“教父”落網，阿星感到了懼怕。他離開深圳去汕頭，想老老實實打工，“逃離老鄉這張網”。
楊成康的落網，使農學波等人更加有不祥之感。他們搶劫與揮霍更趨于瘋狂。農學波在短短幾個月內，就搶劫了8次，所獲財物逾20萬元。并全部揮霍在賭檔與夜總會上。
農學波他們最喜歡去“嗨”的夜總會是東莞的東泰娛樂城，在那里喝酒、吸毒、玩女人，一晚上花幾萬元是常事。獄中的農學波回憶，每次搶后，心里其實都有種說不清的空虛感和“末日感”，所以每次都會“嗨”得很瘋狂，“我們干的活，等于說生命一分錢都不值。大家根本都不管明天”。
農學波記憶中玩得最“嗨”的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2005年6月2日凌晨三時，他們叫了四十多男女在東泰娛樂城“嗨”毒，被警察一鍋端。

老鄉犯罪網

這又一次讓在汕頭打工的阿星震驚，他曾在2005年6月，數次惶恐不安地給我打電話，說“我表弟也因為搶劫被抓了。前些天村里來了不少廣東警察，又抓了三四十個在廣東搶劫的。半年以來，已經抓走了一百來人”，他覺得“村里的年輕人都要被抓光了”。其時，在老支書馮成金家里，已經有厚厚一疊緝查通知書。“都是跟風，我不想在通知單上留下我的名字。”阿星在獄中描述當時的心情。
阿星已經難以忍受在汕頭的工作，每天至少工作12小時，且沒有休息天。他希望找一份一天只要工作8小時的工作。熱心的法官衛彥虎曾經承諾幫他找。但這位法官恰在那時工作變動，與阿星聯系少了。阿星很焦急，給衛彥虎的QQ發送信息：“衛叔叔，你不要我了嗎？”殺人事件后，衛法官想起阿星的這句話就很傷心：“那段時間比較忙，就沒有很在意，沒想到阿星會把希望都寄托在這上面。”
那時，阿星想辭工，獨自去找“8小時的工作”。但他身上幾無現金，他962元的工資，被汕頭的織帶廠扣押著。在當地，這被認為是行規。
2005年7月5日，阿星在堂叔趙民貞家喝滿月酒時，積壓的情緒終于爆發，他醉醺醺地問同村的鄰居馮春毫，他試探性地問馮：“我們去開工（搶劫）。”馮春毫說，“開就開吧。”此后阿星醉倒，被抬了回去。
馮春毫那時很缺錢。馮春毫是溫江村老支書馮成金的侄子，馮成金恰在那時中風病倒。馮成金的兒子馮森壯致電馮春毫，“你無論如何要搞幾千塊錢回來給我爸治病”。但馮春毫沒有錢，他一開始想的辦法是賣自已的手機。2005年7月6日，阿星陪著他一起去二手市場賣手機。“那一天我們在街上轉了好幾個鐘頭，到處都賣不掉。”后來這部手機賣了200元。“但兩百塊錢，怎么好意思寄回去呢？”阿星在回憶中苦笑。阿星一家和馮成金老支書也關系不錯。他們兩家，是隔壁鄰居，“以前在村里，誰家殺雞喝酒，都會叫上另一家”，阿星決定要幫馮春毫“籌錢”。
2005年7月8日傍晚，馮春毫下班，阿星和他一起去買刀。阿星后來在獄中認為，如果那天晚上順利辭職，又沒有找到滿意的工作，他和馮春毫也許就會帶上刀去別處搶劫。他一直不承認劫殺管工鄭炳榮是有預謀的，“就是一瞬間的事，一轉念就搞成這樣”。
但在判決書中，阿星承認是有預謀的，他們想去搶工廠的老板。事實上，阿星在辭職后去拿行李時，他和馮春毫都帶了刀。當天晚上工廠老板不在，在拿行李時，阿星因為拿不到被扣押的身份與工資，和管工鄭炳榮發生爭吵。阿星和馮春毫隨即拿刀捅殺管工。馮春毫至今在逃，阿星在逃到了深圳公明鎮后，打電話問我到底該怎么辦。我勸服了他去自首。自首之前，阿星深感受老鄉們的影響太深，他感嘆：“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下輩子不要生活在我們那里。我們那里都是刀光。”
在抽樣的溫江村45名搶劫罪犯中，可看到他們一張牽一發動全身的血親網絡。以趙民顯作為一個點，就可以牽起整張網絡。在這張網中，差不多任意三個人都可以組成三角的親緣關系，所以，這是一張非常穩定與嚴密的人際網絡。
并且，這張犯罪者的親緣網絡，并非是在城市里孤立存在的，而是依托老鄉聚居區這張更大的人際網絡中。老鄉聚居區，在城中村仿若“山村飛地”。但這是被本地人歧視與排斥的“故鄉”。作為本地人的新興橡根廠長麥沛明說，本地80％以上的人不愿和外地人發生直接關系，而在馬田村住了十幾年的閉偉寶也說，他從來沒有一個本地人朋友。外地人覺得本地人看不起他們，本地人覺得外地人素質太差。
在這樣的一道墻前，老鄉之間就非得以抱團自保。這種抱團常常不論是非，只論是非有利于同族。同鄉間的犯罪網絡，和日常社區網絡，并沒有嚴格界線。這就像阿星，是在潛移默化中被表哥帶著走入了黑色社會。“例如，你雖然是個打工仔，但在外面玩的幾個老鄉叫你去喝酒，你能不去嗎？”
于是，這類新生代農民工的犯罪。又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這一籍貫的群體流行搶劫，那一籍貫的群體也許就流行銷贓。這類具有地域與血緣特征的犯罪，被北京市公安局研究人員任九光稱為“地域性犯罪”。據他的統計，這類犯罪已占所有刑事犯罪的30%－40％。
所以，“溫江村砍手黨現象”已非孤例。長期研究農民工問題的劉開明博士認為，要化解這類犯罪，根本上需靠城市拆除對農民工的戶籍、就業指導、失業養老社保、子女教育等一整套“社會排斥系統”，讓農民工融入城市。否則，這類聚居區里，隨著積怨的郁積，可能會在城市內部發生城市與鄉村的劇激沖突。刑事犯罪，常常只是最初級的表現形式。

被離棄的人

新生代農民的刑事犯罪，對于城市，還是農村，都是悲劇。
走在溫江村，隨便問一個村民，都可能發現他的某個近親因為搶劫被關在獄中服刑。最不堪的是溫江村的老支書馮成金，五年多前，他還帶著我一家一戶走訪過那些搶劫犯的家庭。2010年，他的兒子馮森壯也在深圳搶劫時被抓了。他的侄子馮春明也因搶劫被捕。而和阿星一起在汕頭搶劫殺人的侄子馮春毫，至今在逃，其作案的理由居然是為了給當時中風癱瘓的伯父馮成金籌錢治病。
家族悲劇就這樣落在了老人馮成金身上，這位曾經在對越戰爭中立下過三等功的英雄，現在只剩下一副殘疾的身軀長吁短嘆。
但溫江村人的犯罪似又有回升之虞。2010年，在深圳的溫江村人經過血腥的幫派戰斗，又奪回了已失手多時的“廣西長途車站”。而控制這個車站的頭目，就是當年趙民顯的跟班、阿星的表哥言明顯。他在幾年前刑滿釋放后，又走回了老路。
沒有人清楚，這個車站，會不會再像當年趙民顯和楊成康控制的那樣，培養出又一輪“砍手黨”。
到底怎樣才能中斷犯罪的輪回？
監獄里的楊成康作了一番沉思默想，發現他和趙民顯，以及大多數的溫江搶劫者，在城市里胡作非為，卻對家鄉人很好。事實上，搶劫者對家鄉的感情令人驚奇，有次楊成康把老家的賭場給砸了，理由是不能把家鄉的年輕人帶壞。更有一次，楊成康在老家看到有人在半路搶劫，他上去阻止說：“你們不要在家里搞，想搞你到外面去搞。”他認為他身上的這種兩面性，是城市對他的態度造成的：“誰對我好，我就對誰好；誰對我不好，我也不對他好。”
而監獄里的趙民顯，覺得他和家鄉人的犯罪，就是教育落后和找不到工作、遭受歧視造成的，“請你們不要離棄他們。”他把這句文縐縐的話生念了好幾次，直念到眼里含了淚水。
他們的說法暗合了中國社科院法治藍皮書上的闡述：城市對農民入城的心理歧視和排斥、就業與受教育的困境、經濟政治待遇上的不平等、社會保障和救濟制度的欠缺、文化沖突等原因才導致了新生代農民工犯罪高發。報告認為，只有加強城鄉統籌發展，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性措施。
去享有一個城里人那樣的尊嚴，包括最基本的8小時工作制，曾是阿星這樣的新生代打工者渴望多年，而始終沒有實現的夢想。在我與他在獄中告別時，還要服刑十幾年的阿星自嘲：“以前我一直想找份8小時的工作，沒找到，最后殺了人。沒想到在監獄里，卻實現了我的‘理想’。每天只要改造8小時，余下的時間就可以看書、打球，并且還可以持續十幾年。想想真是好笑。”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傅劍鋒南方周末實習生范承剛
（實習生陳鐵梅、向婷婷、王媛媛、馮飛、錢文迪對此文有貢獻。）
（特別致謝廣東省監獄管理局、廣東省司法廳、廣東省高級法院、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天等縣公安局對采訪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