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殘忍教育 - 民初思韻

簡體傳統

一
    殘忍，對人而言，究竟是作為動物的天性，還是家族血統的遺傳？是某個特殊社會的迫使，抑或是個人教育的缺欠。我們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殘忍卻各自不同。
    許多年前，我還在禁中時，母親來信說－－我的女兒（當時不到六歲，也不識生父）性格變得有點乖戾。比如，她會用一壺開水慢慢倒進小魚缸，看那些魚絕望掙扎又無路可逃，最后被燙死。母親對此充滿憂慮，老人在這一純粹的孩提游戲事件里，看見了殘忍。這使我忽然驚觫，我隱約意識到，幾乎人類所有的殘忍都具有一種游戲的表象，而多數的游戲中，都埋藏著一種殘忍的本質。
    當然，我不能不原諒我的女兒。一方面可以推諉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獲得文明社會某些宗教式的護生教育，她只是在重復早期人類的原始野蠻。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個邊區小鎮所度過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這個國家所經受的全部殘忍教育。當成人猶在主持或者默許各種變態的殘忍游戲時，我實在羞于去譴責一個孩子。
    我從四歲開始進入那個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個野孩子－－沒有幼兒院的正規學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娛樂。鄉村大孩子帶我學會的第一種游戲，就是去田野抓癩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個小窯，里面鋪一層生石灰，將癩蛤蟆關進去用稀泥封閉，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則發散，產生極高的溫度，蒸汽裊裊中，一陣陣“呱呱”的受刑慘號由強變弱。汽散聲絕，扒開泥窯，但見癩蛤蟆的丑惡皮膚完全剝離，露出初生嬰兒般的晶瑩胴體，在死亡中顯出一種純凈的美麗。
    如此殘忍的游戲，最初又是誰來發明的呢？游戲源于摹仿，孩子們到底在摹仿什么？
    二
    若干年來，我幾乎不斷重復的一個夢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藍天下，赤身裸體，搶著收集陽光過冬－－那時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見殘陽越過高墻，把我的影子夸張地貼在對面墻上，而電網的投影恰好橫過我的頸項，使我的頭顱在墻的畫面上，像懸掛在枯藤中的一只搖搖欲墜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開始知道，殘酷的現實往往需要殘忍的心靈去適應。這一曾經真實的場景，因其起點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往后的平淡生活中，被復制成了經久輪回的夢影。我在對往事地轉顧中，力圖去找到我對殘忍竟能熟視無睹的源頭－－我們從何時開始，把惡行和暴力視為情有可原且法無可懲的正常生活？
    六歲，對，六歲時我是一年級的學生。1968年的初秋。放學集合，一個血氣方剛的教師拆散大掃帚，給每個孩子發一根竹條。然后排隊，去打強盜。當小街上走來我們這支武裝童子軍時，圍著那個小偷的鎮民們開始喝彩歡笑。小偷被罚站在一個水泥圓管上，衣衫襤褸，褲腳挽在膝蓋上，似乎剛剛下田歸來，腳下是一雙草鞋。我深刻記得這些細節，是因為我們的高度只能夠到他的踝骨。大人們不斷吆喝“打，打”，于是小鎮的狂歡節開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從六歲到十六歲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勵第一次可以打大人，無不心花怒放。那個中年小偷被無數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動，在水泥管上來回穿梭仿佛一場沒有盡頭的舞蹈。事實上他無處可逃，所到之處帶動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囂。我清晰地記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還帶著泥巴的皮膚，慢慢由紅變紫，漸漸腫大發白一如半透明的蘿卜。他不停地哀號，絕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雙眼現出死亡的寒光。我揮了幾下便因恐懼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還沉浸在自己編織的絕妙游戲中。最后，我看見他喉嚨嘶啞只剩魚唇般的無聲張合，身體搖晃如失去平衡的風箏，在極限地一擊下砰然栽倒……
    在圍毆時我們已經從大人的咒罵中知道，他只是在試圖偷裁縫鋪的三尺布時被抓的，他是鄉下來趕集的一個農民。在我成長的歲月里，我一直為此深深內疚。我總在想，他和我一樣要面對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還衣不蔽體，他實在沒錢去給那個和我一樣大的兒女增添一縷溫暖，這時，他看見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這一畫面時，內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筆至此，我忽然淚流滿面，我依稀可以確認，這，正是殘忍教育的起點。
    三
    殘忍，許多時候是難以分清其善惡性質的。我們在一個充滿蚊蟲的房間，緊閉門窗，點燃毒氣，徹底消滅害蟲，沒有人會質疑這樣的行為。那么老鼠呢？它傳播疾病，盜竊糧食，當然也應該滅絕。至于滅絕的手段，一般不會被追究。
    我十歲左右時被母親送到了煤礦，那時父親正經受被打倒后的各種體罚。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殺，母親担心他的絕望而將我送去作陪，于是我開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階級之間。那時的煤礦老鼠很多，每天經歷死亡的井下工人沒有娛樂，滅鼠則成了他們的閑情逸致。
    他們用各種智慧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后將生黃豆塞進其直腸，再將其肛門縫住。黃豆在體內發脹，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后開始瘋狂亂竄，闖進它們熟悉的家撕咬同類，一場大模的自相殘殺壯觀而刺激，比任何毒藥更慘絕鼠寰。或者將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點燃后放手，再欣然觀看那團狂奔的火球。我每每為此觸目驚心的場景油然而生一種徹骨的恐懼，因為厭惡和仇恨，他們如此折磨鼠類－－是代表人類的正義嗎？
    那么人類自身的相互殘殺呢？納粹對于猶太人的厭惡以及導演的屠殺，與此無異自不用舉例。我們曾經對所謂剝削階級的仇恨，似乎也不亞于此。我的故鄉有個大地主叫李蓋武，在土改時被憤怒的農民裝在籠中，架在火上烤死。我們可曾分担那種灼痛，那是怎樣一種漫長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們的刑罚史，了解凌遲和幽閉等等的含義，我怎能相信族類的理性。
    四
    我們從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對敵人的溫情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這種政治倫理觀一直主導著我們的社會生活。被黨人奉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們－－對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對敵人則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我們知道，情，是構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謂之有情眾生。無情，則意味著我們只需要服從政治立場，摒除人之為人的底線思考和本能惻隱，對一切異己者（敵人）可以采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懲處方式。
    當自然界的益蟲和害蟲我們都難以真正分清時，那么我們如何又能正確區別同為人類的敵我呢？于是，最終的抉擇和解釋都只能歸屬于強權。最高當局宣稱麻雀是害蟲時，這些無辜的生靈就要被全體人民所驅逐。小鳥的天空驟然縮小，橫遭屠殺，成群地累死于逃亡之路。鳥猶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顧一下整個20世紀，所有曾經被我們命名為敵人和害蟲的，其中究有多少是十惡不赦的壞蛋。這些可憐的師尊、戰友、親人或鄰居，隨高深難問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誰不曾體會過人世的殘忍。
    1976年我是小城初中的學生。那一年這個國家充滿了各種內涵的哭與笑，史學家后來視此為一個可以斷代的年份。那個冬天，我們被組織起來去參加一個公審公判大會－－要槍斃一個叫楊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詞中，我們隱約聽出，這個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人，其罪行原來是在上面抓了那四個人后，他依據傳統演義小說的推理和經驗，堅持認為這是一次宮廷政變。他不斷到處演講和張貼大字報，反對華的中央，號召人們要繼續捍衛毛，堅決反對走資派的復辟。在此之前，他還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當然，也肯定迫害過一些基層干部。
    那時的死囚還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綁，讀完判詞即被插上寫有罪名的尖銳木標。我看見那削尖的木片從他后領中猛插進去時，他呲牙咧嘴顯得很痛苦，但喊不出聲音來。我們一些膽大的孩子騎著自行車狂追囚車，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來，踢跪在凍土上。行刑者熟練地在一米之內對其后背開槍，他猛然仆倒，卷曲的身體掙扎了幾下，便永遠地安靜了，槍聲似乎還在山谷里泛出回響。無數男女老少都在圍觀，殺人實在是像這個無聊社會的一場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為大眾調味的鹽。有個成人去把尸體翻過來，并解開了他的衣服，我們驚奇地看見了左胸上的彈孔還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熱裊裊飄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一個生命就這樣打發了。在此之前，北方還有個叫著張自新的女人，死得更慘。這兩個人的罪名完全一樣，但罪行的內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們可以稱張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楊卻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執而死。問題是他們都是那個時代，敢于堅持自己思想和表達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評價其思想的正誤。他們除了思考和表達之外，并未去組織造反殺人放火。是的，他們是以言獲罪的人。而言論自由，是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要寫進憲法的公民權利。但同樣為了這點可憐的權利，張成了悲劇英雄，楊則永遠還是小丑。
    五
    人在這個世界偶然地經過，因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暫快樂，多數時候難免貪生。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與別的物種爭奪生命的機會和空間，這種惡基于本能，我們常常無法去苛責－－畢竟舍身飼虎那種宗教精神是圣徒英雄的情懷。但如果輪到人與人、族與族、國與國之間的生存競爭時，必然要遭逢彼此的算計、廝殺和戰爭，那么此中的人性底線是什么？在個人主義、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我們是否可以不擇手段地放縱暴力而無須去顧慮末日審判。
    我拿這樣的問題來衡諸個人經歷、親友往事和所謂的民族史詩時，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倫理標高應該設在哪個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學會敬畏。君子遠庖廚，是要心懷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為培養愛。如果凡人皆知怕和愛，也許無須宗教，我們也可能超凡入圣了。問題是身處一個無神論國度，當科學原教旨主義被宣揚成某種普世價值時，當革命造反起義暴動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為英雄傳奇后，我們到底還怕什么？一切世間法何能扼制本來潛在又被反復提倡的惡性。
    1949年，身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為了亂世逃生而投身于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慘遭滅頂之災，他卻成為了另一個縣的剿匪英雄。父親回避往事就像一個暮年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鐘情的戀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從一些幸存者的回憶中打撈出來。在那個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須更加殘酷，這樣才不被懷疑其忠誠。我相信在他設計誘殺那些山野悍民，和經手簽令處決和他父親一樣勤勞致富的地主時，絕非出于他本意的選擇。他并不愚蠢，他不會相信他那一刻的殘忍是代表正義，但他清醒地知道，他哪怕偶爾流露一點溫情，一定會成為別人對他殘忍的充足借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幫的小弟，要先去殺人表示堅定和忠誠一樣－－他別無選擇。
    他領導的剿匪隊在平定了“文沙長暴動”后，某日活捉了十幾個俘虜。縣里命令押解進城，他只帶了兩個部屬。匪徒被捆綁串聯在一起行動，磨蹭到夜晚他們走進了荒無人煙的險境，極有可能被匪幫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議殺俘，向上級報告說匪俘逃跑被他們處決。他是頭，他得承担責任，但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許－－部屬先去解開繩索，要匪俘各憑天命逃生，他們三人在月光下點殺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僥幸逃出他們神槍的大抵所剩無幾。
    這就是革命需要的殘忍－－我們的領袖早就用一串排比句，給我們詮釋過革命的準確含義－－“暴烈的行動”。我們早在孩童時代，這段怵目驚心的語錄就被譜成了流行歌曲，整個國家都響徹著它恐怖的回聲。在野蠻的旋律中，孩子們優雅地揮動皮帶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學，逼迫老師吃屎，打家劫舍，虐殺著無數無辜的人們。我這一代，估計很少有暈血的人，因為在我們的少年階段，眼中早就充斥著淋漓的鮮血，對許多人生慘酷，早已見慣不驚。
    六
    我常常想不清楚殘忍究竟是基于愚昧還是源于仇恨——此中暫且排除被迫的殘忍行為。除開這兩種之外，還有沒有其它的發生原因呢？讀了母親的信后，我想起了我女兒在更小年齡階段時的故事－－那時我曾短暫地與之相處過一些片段時間。
    大約在她一歲多時，還是一個與不熟悉的人難以和平共處的孩子。我這個過客似的父親面對她的哭鬧完全無技可施時，只好抱她到魚缸前。果然，她很快就被那些妖冶扭擺著的魚所吸引而停止了哭聲。她先是睜大淚眼隨著無聲舞蹈的魚轉動瞳仁，當魚們累了小憩不動時，她開始伸出小手拍打魚缸興風作浪，魚們受驚又重新四處奔逃撞壁，一會才復歸寧靜。女兒又去拍，魚再度狂奔，女兒終于破涕為笑，她可能意識到她竟能捉弄這些貌似天仙的小精靈而為此得意快樂。
    當這種游戲反復多次失去新奇時，她開始表示進一步的要求，指揮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她竟然伸手到魚缸去直接捕捉那些窮途末路的魚。她似乎充分相信這些弱小的動物不會使之受傷，她有些肆無忌憚。假設是蝎子蜈蚣呢－－是什么經驗使得一個孩子本能地區別這種捉弄的安全和危險呢？人的天賦中是否具備從形體的美丑來鑒別安危和喜惡的能力？魚的反抗掙扎是徒勞的，她如愿逮到了一條小魚，魚驚恐的扭動又使她略感害怕地把魚扔到了地上，魚像一個機器玩具般蹦達了幾下就躺著不動了，她開始咯咯大笑。
    從這一連串的動作中，我看出女兒如我一樣是喜歡魚的——一種毫無根由的喜愛。但這種愛的體現方式則是折磨對方——一種小小的殘忍的開始。我們在成年人的戀情里，司空見慣了這樣一類因愛而起的折磨，以及發展到極致后的殘忍。正如米蘭昆德拉小說中所說－－他們相愛，但他們彼此置對方于地獄。這種因喜歡或者愛而誕生的殘忍確實難以思議，然而卻遍布于我們生活周圍，我姑且稱之為“抒情式的殘忍”。
    七
    “整風”這個詞語的誕生和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的消亡，大約也只有半個世紀的歷史。但是，這個看上去似乎并不嚴酷的語詞，確曾經久地肆虐過我們民族的心靈，以致于在今天還能依稀窺見那些殘留的陰影。
    我們這一代人幾乎是從小學開始，就被這個詞語恐嚇和綁架了。那時我還并不清楚它的來歷，不知道它產自延安，曾經令我們的老一輩革命者聞之色變甚至肝腦涂地。但當它又頻繁地侵入我們的童年領空時，我至今依然想起就心有余悸。
    我不清楚這個國家的教育設計者，為何要把這種成年人的政黨斗爭殘忍方式，引入到少不更事的孩子中去。我只知道童年的我，每個學期必將要提心吊膽面對的一次運動就是整風。而所謂對學生的整風，不過就是采取同樣威嚇利誘的手段，讓一群天性純良的兒童，學會怎樣背靠背互相揭發。雖然今天看來那些檢舉的內容都十分荒唐可笑，但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卻播下了人性惡的種子。當你看見一個你曾經信任的孩子，突然翻臉站出來大義滅親似的舉報你們一起所做過的頑皮之事時，你無法不覺得世事和人心的險惡。隨背叛和揭發一起接踵而至的還有批判和哄笑，每一個孩子都要在這樣的互相撕咬和報復之中顏面丟盡，人的最初的尊嚴和誠信轟然崩潰，代之以成人般的狡詐和以鄰為壑。
    我迄今依舊記得我初中的一位女同學，美麗溫婉，有著一根粗黑的麻花辮。也許僅僅因為父母來自于省城，而比我們在心靈和情感上早熟了幾天。在一次整風運動中，她被她的閨中密友――我們另一個女同學告發，說她親口說過她喜歡看某個男生的水汪汪的眼睛，還時常夢見那個男生。
    那個女生大義凜然的檢舉，換來了我們所有同學的哄堂大笑。我看見這位清純的女同學在瞬間的驚愕之后，突然恍若雷擊般面色蒼白，又瞬間血脈賁張面紅耳赤，埋首于桌子下嚎啕大哭起來。她的哭聲仿佛一個被捉奸的嫠婦般蒼涼絕望，令也在開始懵懂暗戀的我輩少年寒徹骨肉。一個十三歲的少女就這樣在心靈刻下了恥辱的紅字，她再也無法在這個學校生存下去，她的家人只好讓她退學，寄養到武漢的親戚家去，以后早早地結婚，成了一個賣早點的主婦。美麗紅顏和單純青春皆過早褪去，誰敢再寄望于童真的友誼？
    背叛、告發、出賣甚至故意互設陷阱，這是我從童年開始就要防不勝防的世道。是怎樣的祖國才要她的孩子，在本該稚嫩的年代，便要學習如此殘忍的生存。我在今日之社會猶能時時處處感到的不安和危機，其實多數都是早在孩提時就被教育形成的陰謀和險惡。
    八
    我的記憶在穿越1976年之前的時光隧道時，總是彌漫著揮之不去的血腥。
    記得八歲左右的我，在經過汪營區公所的黃昏庭院時，突然看見幾個鎮民將一個農民反剪雙手，背吊在一棵梨樹上。那時梨花初放，空氣香軟，而這個農民的慘叫卻響徹云霄。捆綁他的繩索越過樹枝牽扯在另一個男人的手上，那些人每吼一聲“你還不說”，就把繩子拉一次，農民的腳離地便高一分，反吊的手臂的撕裂之痛便要加劇一分。
    那個農民完全懸掛在花叢之中，他汗如雨下，面色慘白如梨花，他痛苦掙扎的顫抖哀求搖落了一地芳馨……我怔怔地呆望著這一畫面，至今也無法理喻那需要怎樣殘忍的力量，才能夠將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反綁著拉向高空。
    當我成為一個警察之后，一個老警察津津樂道地告誡我――這樣的反綁懸吊審訊，一般不能超過半個小時，否則嫌犯的手臂就會終身殘廢。我面對他善意的預告毛骨悚然，我再次想起我童年的記憶，想起若干年來人類總結得來的這些經驗，內心暗自寒戰不已。
    但是這樣的刑訊真的結束了嗎？1988年在特區的某個派出所，我再次因為協助辦案而不得不面對又一類似場景。那個很有經驗的所長，用一副生鐵打就的“土拷”，將一個嫌犯以“蘇秦背劍”的方式掛了起來——一只手從肩向下，另一只自腰背向上，強行串聯在一起。嫌犯被罚跪在地上，所長讓我監視。初入道的我難以干預，只能眼看著那個嫌犯即將暈厥，再去喊所長來松拷，然后再將他雙手換一個方位繼續掛上。
    我并非一個天性殘忍的人，我何以也能面對這樣的事件，雖然心有惻隱，但卻熟視無睹呢？在以后我也淪為囚徒之時，我常常對此反省，我發現了我們打小所接受的殘酷訓練，已經將心靈磨出了一層老繭。這種無情的厚繭，正在逐日蒙蔽我們的天良，使我們對人類的痛楚漸趨麻木。
    另一方面，我們內心的怯懦大于殘存的悲憫，我們沒有勇氣和能力去改變那些習以為常的制度。在面對刑訊的哀號之時，我不敢去制止，是對其時我身上的制服的屈服。一件衣服約定俗成地遮蔽了我的良知，它短暫地使我認同了它的法力。于是，當某天另一個穿著同樣制服的曾經的同行，將電警棍擊向我的腦門時，我自然無話可說――我和他同樣沒有私仇，只是類似的教育驅使他以我為寇仇。
    那個隱身在無數殘忍背后的教主又是誰呢？是紀傳體史書中那些代代相傳的酷吏嗎？還是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之中天生包含這樣一種殘忍的毒素？
    九
    我們這一代人所接受的啟蒙教育，基本是從恨開始的。師長們給我們虛構了一個“萬惡”的舊社會，讓大家天天悲憤地控訴著歌唱――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能淚淋淋。然后現在我們要奪過鞭子抽敵人，于是少年的暴烈和殘忍就這樣被引燃，最后必將蔓延到整個社會，以致于污染世道人心直至今天。
    當收容站的管理者可以唆使那些被強擄而來的平民互虐致死，當街頭城管人員可以肆意追打小販甚至打死拍照的路人，當士兵可以毫不顧慮地開槍射殺學生而沒有罪惡感……這樣無視人的天良的種種惡行，難道不是整個社會的教育方向所致嗎？
    今天，當我還能在網上大量地看見那些仇日和攻臺的憤青，天天嚷著要奸殺和核武摧毀他們心中的所謂敵人和漢奸時，我的內心充滿悲涼。這些孩子早已不知道文革，甚至不知道1989，他們似乎并未受過我們當初那種野蠻教育，可是他們這樣的殘忍心態，又是從何而來的呢？假設一代惡的政府真的從他們之中產生和擁戴出來，那這個國家真不知道還要給這個世界和人類，增添多少匪夷所思的罪孽。
    很顯然，某種殘忍教育的體系，還一直在我們這個社會暗中流傳。酷吏和暴民愈演愈烈，人性在根上衍生出惡的花朵。人與人之間學會恨和殘忍是如此容易，而傳播愛竟然是這樣艱難。每每想到這樣一些恐怖的前景之時，我就感到此夜的寧靜竟是危如累卵；在我所看不透的夜幕之下，這整個都市的片刻貪歡，竟是那樣令我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