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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他以后的理學大儒們在限制權力方面做過許多努力，卻不成功。這只說明，限制權力的問題一直是個被探究欲以解決的問題，或許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對此問題的局限性實不足為怪。

我的一位發小對共產極權的認識與我一致，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與我不同，他每次電話的話題都離不開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話題。我的兩個中國鄰居女友與我的發小的觀點相同，不同的是，發小認為，中國只要民主制度就足夠了，而兩個鄰居女友則認為，要用基督教來代替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她們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我感到，海內外全盤否定儒學和傳統文化的中國人不少，思維和判斷趨于簡單，且是人云亦云，以訛傳訛的大同小異的大眾觀點，這些簡單的判斷直到現在仍無休無止地在大眾中擴散。

我電話中告訴發小，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一定要讀書，要讀原著，而且要讀一流的學者的著述，如陳寅恪、錢穆，現今的余英時。既便要批判孔子，也要讀讀孔子的《論語》，真正了解他都說了什么，他說這些話時的歷史背景是什么。

其實，以前我也對傳統文化和儒學有過同樣的錯誤認識，我們這幾代人，有誰能擺脫中共媒體和電影《河殤》的誤導?但經過讀書和思考后，我才知道自己以前的那些認識大錯特錯。這種思想的轉變與從相信共產黨到徹底否定共產黨的思想轉變的過程一樣，是個不斷提出問題、辨析問題、自我否定的反思過程。這種思想轉變除了需要讀書和思考外，另一個關鍵因素就是看自己是否具備自我否定能力，即，重新審視和改變自己固有的思維方法和思想基礎的能力。現在的我已經不大相信大眾觀點，它們多來自共產黨的誤導，我更相信自己的閱讀和思考。正如孔子所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只讀書而不思考，就會陷入迷惑而無所收獲;只憑固有的想法繼續想而不讀書，那是危險的。)

我愿意把我和朋友曾討論過的話題以及我七年來對孔子和傳統文化的一些閱讀體會擺出來供讀者思考和討論。

我的發小認為，中國在歷史上常被外族侵略，被欺負挨打是因為文化和制度的落后。

我認為，那些打敗中國的游牧族的文化更落后，中國是敗在當朝皇帝太昏聵，并非敗在中國傳統文化上。至于制度，打敗中國的國家也不一定制度就先進，當時先進的民主制度在世界上普遍沒有出現。其實，生產力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是國家強大的關鍵，而強大又并不意味著制度先進。生產與技術的發展方法有多樣，并不必然地和制度相連。

制度與人類的生存關系，我們又如何判斷?歷史已經證明，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和共產極權制度是人類社會的災難和毒瘤外，皇權和君權專制制度都是人類歷史不得已要走的自然之路，人們受制于歷史局限，不能一蹴而就到民主制度，況且民主制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一個較好的但并非完善的制度。雖然希臘在兩千年前就對民主方法有了認識，但還是從盼明君、怨暴君而漸漸地走到權力制衡的民主制度這一步，竟然走過如此漫長的路，黑暗歐洲一千多年的宗教迫害史最終逼迫歐洲民主制度的到來。縱觀歷史，顯而易見，中國傳統文化和多神信仰不會自身產生共產極權制度，當今中國的共產極權制度及其文化是西來的，它對中國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破壞是極為巨大和前所未有的，共產極權制度及其文化才是我們當前要徹底批判和否定的。

我的發小說，中國古時刑法殘酷無比，說明中國傳統文化是殘忍和邪惡的。我的讀書體會是，那些殘酷的刑法，如五馬分尸等刑法，都是法家的東西。法家在中國歷史上不是主流，連法家傳人商鞅的變法也為時不久最終以失敗告終。

發小還說，中國從來就沒有產生過“自由”這個概念，所以儒家文化是奴性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全都是奴性文化。

余英時教授指出，中國歷史上，民間社會的自由空間一直都很大。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黑暗歐洲那種一千多年連續不斷的宗教迫害。哪里迫害最殘酷和長久，哪里才會產生“自由”的概念。中國沒有產生“自由”的概念，并不說明中國文化是奴性文化，也不說明中國傳統不重視生命。

實際上，中國的傳統觀念非常重視生命，在中國傳統社會，殺頭是要上奏皇帝御批的，“人命關天”是典型的中國傳統觀念。中國唯一一次群體迫害幾百個讀書人的“焚書坑儒”事件被說了兩千多年，一直被認為是不得了的大迫害事情，可見中國人對人命看得有多重。中國傳統觀念與那種以信仰和種族來評判人的觀念有著根本的區別，只有西來的中共極權制度才把人命當草芥。孔子“仁”的理念的提出也是出于尊重生命，有其歷史意義和普世意義。

孔子在世的年代是正當周天子勢力衰落，權力內部矛盾重重，諸侯競起，戰爭不斷的時期。這一時期，“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數不勝數”。百姓因此對農業生產失去興趣，四處逃亡。同時，鐵器開始應用于農業生產，生產力發展了，緊跟而來的就是私田擴大了。因此就產生新問題：如何吸引老百姓對生產有積極性以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如孔子當時說的，要使老百姓能夠“近者悅、遠者來”(使近處的老百姓感到喜悅，使遠處的人們也聞訊而來。《論語》第十三篇《子路》)

正是在這樣一個社會狀態下，孔子提出了“仁”的理念。獨立史家認為，當時孔子提出“仁”并不是為了幫助統治者易于統治，而是為了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也是為了探究和理解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探究宇宙中天地人之間的關系。正是在當時亂世的生活狀態下，為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需求，孔子才致力于恢復“禮樂制度”，以便使社會平穩地過渡到一個新的“天下有道”的社會。

判斷孔子的學說是不是為了統治階級服務的奴性文化，還要從孔子的眾多相關言論來判斷。

孔子對待統治者的態度并不是毫無原則的奴性。《論語》憲問第十四中記載，學生子路問孔子怎樣事奉君主，孔子答：“不要欺騙他，但是，為了進諫，可以觸犯他。”(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子自己為了實現“仁政”理念而在選擇做官上并沒有一定之規，他說“無可無不可”，那是他為人處世已經無所困惑，游刃有余的緣故，但他教育學生做官要有基本條件:“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危險的國家不去，禍亂的國家不居，有道的地方才出來做官，無道的地方則隱居。)

孔子曾經說過“苛政猛于虎”。孔子還說：“一個人應該普遍地關懷老百姓，并且親近有仁德的人(子曰：泛愛眾而親仁)。”孔子認為統治者只有這樣才可以達到“寬以得眾”。孔子還主張“無為而治”。孔子的“仁治”和“無為而治”的主張與現代國家的“低稅收、小政府”的主張堪有一比，都是反對苛政的主張。孔子反對高稅收，他的一個學生冉求當官后幫助君王制定高稅收的田賦政策，孔子氣憤地說“冉求不是我的學生”，并告訴其他學生“鳴鼓而攻之”。

孔子提出來，應該把人當“人”看，統治者應當把勞動者當“人”來愛護。而調整統治者的內部關系則要“克己復禮”。他的學生問“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說：“愛人。”這兩個簡單的字包含的意義非常重大，與基督教的“博愛”有同等意義。孔子在“仁愛”理念下建立了一整套對社會有正面意義的如何完善個人道德修養、如何事君愛民、如何處人處世的學說和哲理，這就是為什么孔子被世界學者評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緣故。孔子比古希臘教育家和思想家蘇格拉底早生八十二年，他和蘇格拉底同樣認為，只有個人道德完善才能成為真正完整和智慧的人。

偉大的蘇格拉底曾在雅典法庭受審時對同胞大聲疾呼：“雅典人啊!我尊敬你們，熱愛你們。我要教誨和勸勉我遇到的每一個人，你們不能只注意金錢和地位，而不注意智慧和真理。你們不要老想著人身和財產，而首先要改善的是你們的心靈。金錢不能買到美德，美德卻能產生一切美好的東西。這就是我的教義。無論你們怎樣處罚我，我決不改變自己的信仰。”

此時的孔子已經壽終正寢，他早就擁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早就把他的“仁德”的道德觀念傳播開來并延續下去。孔子是打破官辦學堂而開創私辦學堂的第一人，在世時就因為開辦私學成功而受到尊重。

有人說儒家是為統治階級服務，是為維護君臣等級制度，是為政權提供合法性與正當性的權益之道和妥協之道。這些說法是片面和不確實的，是誤讀儒學。

君權、皇權、等級制度都是人類受歷史局限不得已而走的自然之路，孔子不可能改變它，只能試圖限制它。中國歷史自孔子起才有了限制皇權的思想和言論，在兩千五百年前，孔子就對政治專權和腐敗有所批判，也曾試圖監督和限制皇權專制統治。

孔子認為，應當行“仁”的時候，對老師也不必謙讓(當仁不讓師)。而面對皇帝，志士仁人不可茍全生命而損害仁義，寧可犧牲生命成全仁義(《論語》衛靈公第十五：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同為傳統文化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言與孔子的“殺身成仁”之言一樣，都是不服從皇權的言論。《論語》中也記述了孔子自己的這種犯上行為：齊國送給魯國許多唱歌跳舞的美女，魯國國君季桓子接受了，多日不上朝理事，孔子便離開了魯國。(《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余英時教授二00三年出版的《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對宋代的理學大儒們如何努力去限制君主的專斷濫權做了細致精彩的描述和分析。根據許多史實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在儒學傳統的價值位階上，“權變”或“權力”是不能超越“義理”原則的。儒學并不是以忠于國家、忠于統治集團乃至個人為最高追求的，儒家的追求與現代社會的政黨、黑社會，以及西方的所謂領袖現象完全不同。儒家提倡君子群而不黨，黨字是尚黑，被儒家所不齒。

西漢思想家董仲舒對如何限制皇權也是苦思冥想，甚至想到利用天人感應、災異之說來限制皇帝的為所欲為，這表明中國古代思想家與西方思想家同樣地都想到要限制權力。

后來，明末清初的三大儒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也都看到專權的問題，試圖限制皇帝的權力，特別是黃宗羲的重要著作《明夷待訪錄》，被稱為東方的“人權宣言”，比盧梭還早一百年。正如余英時教授所說：“中國沒有‘人權’這樣的特定觀念，但思想里確實有人權的實質內涵。”

孔子和他以后的理學大儒們在限制權力方面做過許多努力，卻不成功。這只說明，限制權力的問題一直是個被探究欲以解決的問題，或許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對此問題的局限性實不足為怪。

孔子的《論語》共二十篇兩萬余字。在《論語》中，孔子講“仁”的地方共109次，講“禮”的地方共75次。“仁”的概念是孔子全部思想的核心，是“禮”的根本內涵，是倫理道德的基本依據，是做人的基本道理，是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根據現存史料，在孔子以前還沒有人把“仁”作為一最高哲學概念提出來過。

《論語》中孔子的教導絕大多數是人生課題，其中有大量關于如何做君子，如何避小人的教導。君子三戒、三畏、三變，君子九思，益者三樂和損者三樂等等。對小人也有頗多描述，例如：“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要禁絕鄭國的樂曲，遠離小人。鄭國的樂曲淫蕩，小人危險)。

孔子所有言論中，除了“仁德”以外，最偉大的言論是“有教無類”和“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有教無類”表現了孔子的平等思想，“四海之內皆兄弟”雖然出自孔子學生子夏之口，但它正是孔子博大胸懷的教育結果，要知道這些言論可都是在兩千五百年前啊，這些見解都是超越時代和文化傳統的。

幾周前，兩位鄰居女友到我家做客，一坐下來就說：“曉東，傳統文化就是奴性文化，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奴性的東西。……”我說：“這句話的意思是，君要有君的樣子，臣要有臣的樣子，父要有父的樣子，子要有子的樣子。孔子主張‘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就是說，君像君，臣才有義務效忠;君若不君，臣則可以自行解除效忠的義務。這種‘從道不從君’的儒家思想，跟西人的‘國王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的觀念，同樣具有憲政品質和意義。”女友馬上反駁說：“可是孔子還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問：“那是孔子說的嗎?”她不敢肯定。

我說：“其實，一些所謂的傳統文化的糟粕，有很多是統治集團有意制造的，那些外族統治者更是在這方面絞盡腦汁。清政府想出的絕招最登峰造極，它規定男人要留辮子，女人要纏腳。這些強加給中國國民的丑惡的生活方式徹底毀了中國人的形象，再加上那些諂媚權力的文人墨客從上至下地制造奴性言論，潛移默化地奴化國民，全面地扭曲了中國人的思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清朝時的御用文人寫的戲文。”

清朝是對中國婦女以致男人扭曲得最厲害的朝代。留著長辮的男人們成了廢物，抽鴉片，逛妓院，三妻六妾。在如此扭曲的男人的壓迫下，女人的心態隨之嚴重扭曲。清朝離我們最近，那些丑惡的生活方式對我們的感官也最具放大和震撼作用。魯迅就是被清末民初的“吃人”社會一葉障目的，很容易不假思索地把男人留辮子和女人纏腳看作是中國的“落后傳統文化”的全部。其實，它們與中國傳統文化完全是兩碼事。元朝蒙古族統治者也制定了摧殘中國婦女的規定，要婦女守“貞潔”，不許改嫁，而此前的中國婦女離婚改嫁是自由的。所以，我們需要辨別哪些是統治階級的奴化術，哪些是值得傳承的傳統文化。例如當今的中國社會，中共政府的極度腐敗全面地滲透和蔓延至民間社會，人性被嚴重扭曲，男人衣冠禽獸，女人二奶三奶，這種極為丑陋的社會狀態是應歸罪于中共極權政府的統治呢，還是應歸罪于中國傳統文化?

實際上，任何國家的傳統文化都有局限和悖謬，經歷幾千年的積累，傳統文化有大量糟粕也是自然而然。由于人的天性的糟糕一面，各朝代統治階級的腐敗昏聵和爭權奪利的廝殺，統治者對傳統文化的曲解和利用，大眾的愚昧，加上御用文人諂媚權力的胡言亂語，都會導致傳統文化的蛻變和滌化。例如，漢代大儒董仲舒創立的三綱五常，其本意是對君權和男權的一種正向要求，因為他們對社會和家庭的作用無論是正的還是負的都是最大的。“三綱”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其中“綱”含有“表率”的意思，即，君為臣之表率，父為子之表率，夫為妻之表率。表率做好了，臣子妻才能心悅誠服。這對中國現代社會也是適用的，現今中國社會中壞官壞老師壞父親壞丈夫太多了。“綱”都壞了，國和家還指望什么呢?“三綱五常”(五常是“仁義禮智信”)就其倫理價值中的積極一面對歷史有著進步意義。但經過歷史長年的滌化，三綱已經完全被君權統治和男權統治的社會變異為臣子妻絕對服從的鐵律，它違背了儒家的君可犯之，當仁不讓師，從道不從君的根本精神。外加上，婦女社會地位低是世界性問題，儒家也不能擺脫這個歷史局限。

到了現代，物質越豐富，人就離真實和自然越遠。如今辨別真假傳統文化對于中國人來說已經是個極為困難的事情了，更不要說搞通和發揚傳統文化了。中共政府六十年來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扭曲，使絕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的傳統文化完全變形和凝固。加上中國知識精英站在道德高點對中國傳統文化大加鞭笞和討伐，例如魯迅，當他把男人的辮子當作中國傳統文化諷刺時，還不知道“辮子”的壞根源在哪里，他對中醫的討伐就更是以一概全。

順便舉一個魯迅誤讀孔子的例子。魯迅說：“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為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這就是‘禮不下庶人’。”

魯迅這里所提的“刑不上于大夫，禮不下于庶人”的話在《孔子家語》中可以找到孔子的解釋。弟子冉有問孔子：“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禮不下于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禮乎?”孔子解釋說：“不是的。大夫犯下罪行，也要受刑罚，只不過是令其‘自請罪’以照顧貴族階級的尊嚴，若所犯罪大，則令其‘跪而自裁’;而所謂‘禮不下庶人’，乃是說庶民勞碌辛苦，不應責之以備禮。”

換句話說，繁雜的禮數和儀式對于國家、政府和貴族是必不可少的，是實的東西;而對于貧民百姓則過于高大沉重，多屬可有可無，無可無不可，是虛的東西。當生活不堪重負時，小小百姓難道還要再被那些“虛套”的儀式進一步壓垮?

按照周禮，貴族如犯了“五刑之域”的大罪，“則白冠厘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這個對貴族治罪的場景有很強的儀式感。“白冠厘纓”是罪人所戴的帽子，象征有罪;盤水，即盤中盛水，象征公平;加劍，象征禮法和制裁，制裁通常就是自殺。這種儀式表明，作為貴族，應當視榮譽重于生命。可見，“刑不上大夫”強調的是貴族對尊嚴與榮譽的自覺;而“禮不下庶人”則表達了對庶民的寬容，也體現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中國傳統平等觀念。在中國古代，儒家發起并崇尚士大夫精神，就像西方崇尚貴族騎士精神一樣。在現今男人中，已經很難找到這種貴族精神了。

共產黨對孔子的曲解更離譜。我清楚地記得文革后期轟轟烈烈的“批孔”運動，說孔子為了求得官職每天惶惶不可終日如喪家之犬，而事實并非如此。從《論語》和其它歷史記載中的論述可以看到，孔子在世時已經頗有名望，受到世人尊重。當時就有人奉孔子為圣人，孔子說：“圣和人，那我是不敢當的。不過在實踐圣和仁方面我確是不知厭的，教導別人也從不知倦，只是這樣罷了。”(子曰：“若圣與人，則吾豈敢?抑或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兒已矣。”)

史家稱，孔子的許多學生都在魯國皇家和大貴族家中担任職務，所以孔子在魯國的勢力不小。他的學生子夏在魏國做官并主導政治變法。他的兩個學生冉求和仲由都已經做到了魯國的大臣，孔子說：“仲由和冉求這兩個人，只能算是充數的大臣罷了。”他的另一個學生冉雍在魯國掌權人季氏家做主管。

在孔子的時代，通過讀書來做官并不難，難的是通過做官來推行自己的主張和理念。孔子周游列國想推行自己“仁治”的理念終未能成功。那些諸侯一心只想吃掉對方，擴大自己的地盤和勢力，哪里聽得進孔子的什么“仁治”。“道不同，不相為謀”，孔子只好一心辦學和編輯修訂“五經”來推廣和延續自己的主張和理念了。

孔子的“道不同，不相為謀”的人格堅守在《論語》中也有表述。在見衛靈公時因為衛靈公問及如何用兵布陣，孔子便在第二天離開了衛國。走到陳國之地時斷了糧，他和跟隨他的學生以鹽水度日，餓得都爬不起來，那是孔子最艱難時期。當時他的學生子路不高興地問：“君子也有貧困的時候嗎?”孔子回答說“君子能安守窮困，小人在窮困時就會胡作非為。”(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貧餓至此，還口出君子豪言，實屬士大夫矣。

孔子后來自己也意識到通過做官來推行自己的主張行不通，他的學生子路也說到這點，子路說：“君子出來做官是為了推行他的主張。至于我們的主張行不通，則是早已知道的。”(子路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就連守護魯國城門的門衛都說孔子“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這種情況與中共宣傳所說的“孔子為求官職惶惶不可終日如喪家之犬”完全不是一回事。

《論語》中一段故事描述了孔子被勸說做官的經過，也說明孔子那段時間是有意躲避做官的。

故事是這樣的：掌握魯國幾代朝政的季氏有個家臣叫陽貨，陽貨很有權勢，因為他掌握著季氏的家政，對魯國朝政也有影響力。陽貨想請孔子作他的助手，要孔子來拜見自己，孔子不去，陽貨就送給孔子一只蒸熟的乳豬。古時的禮儀規定，凡大夫贈東西給士，士如果沒有在家當面接受，就必須親往大夫家拜謝。陽貨故意趁孔子不在家時送去乳豬。孔子不愿見陽貨又不能違背禮儀，便故意選在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拜訪。沒想到孔子卻在回家的半路上遇到陽貨，陽貨對孔子叫道：“過來!我有話跟你說。”孔子走了過去，陽貨問：“自己有本事，卻聽任國家迷亂，這可以叫做‘仁’嗎?”孔子說：“不可。”陽貨又問：“有能力做官卻多次放過機會，這可以叫做智慧嗎?”孔子說：“不可。”陽貨又說：“時光去而不復返，歲月是不等人的。”

《論語》中還提到，有人問孔子：“你為什么不出來做官參與政治啊?”孔子說：“《尚書》上說，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把這種精神推廣到政治上去，這也就是參與政治。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參與政治呢?”(《論語》為政第二。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論語》中對孔子的棲棲惶惶也有描述，那是為了傳播他的理念。魯國人微生畝問孔子：“孔丘，你為什么總這樣棲棲惶惶四處奔波游說呢?是不是要顯示自己的口才和花言巧語呢?”孔子說：“我不敢花言巧語，只是痛恨那些頑固不化的人。”(《論語》憲問第十四。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至于孔子誅少正卯的傳說就更是疑點重重。疑點一，春秋時代誅殺士大夫絕非易事，也從未有過任何殺士記錄，這表明一種可能，當時沒有殺過士大夫。且殺人之舉背離孔子推行的“仁政”理念。疑點二，孔子在世和去世二百五十年中，沒有任何書籍和史料記錄孔子殺人這么重大的事件，它卻在二百五十年后突然出現在《荀子》一書中，并有非常詳盡的描述。疑點三，古代帛冊異常珍稀，因此信息極不通暢，這個毫無記錄的事件又是如何流傳至二百五十年后突然出現的?即便是信息通暢的今日，想了解二百五十年前的一件事情的詳情也不可能清楚到一五一十，可是《荀子》一書卻是言之鑿鑿，有如親見二百五十年前孔子一五一十地對少正卯定罪的細節，這到底有多少可信度?疑點四，荀子是向法家過渡式的人物，法家名人韓非、李斯皆為其門生。荀子對儒學進行了系統化、實用化的改造和增添，增添了法家的思想，此舉雖增強了儒學的可行性，但也給專制政權提供了理論依據，加強了皇權的統治，荀子改造和增添的內容在孔孟的原著述中是沒有的，后人自然會懷疑孔子殺人的事情也是韓非、李斯等人編著《荀子》時增添的虛構故事。所以有研究者說，這是法家給孔子造的謠言。

《論語》說到孔子的為人，說他已杜絕四點：不憑空猜想，不事先下肯定判斷，不固執，不自以為是。(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有人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解釋成是維護等級制度，任何等級都不可冒犯，不可逾越，這種解釋是不知其所以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三綱五常不是維護等級制度，而是維護“禮儀”，以及人的社會責任與倫理道德。它們的本意是要求人的行為要有仁德，要克己自律地担負起社會和家庭責任。它揭示了生命中的倫理價值和生存基礎的“責”與“任”之間的派生關系。

時過境遷，許多傳統禮儀已經完全不適合節奏快速的現代物質社會。而有的傳統禮儀在孔子時代就受到挑戰，孔子的一位學生對“三年之喪”的禮儀就當面向孔子提出異議。提異議的正是孔子認為“朽木和糞土之墻”的學生宰予(字子我)，《論語》中宰我和孔子的這場對話非常精彩。

宰我問三年之喪，并說：“父母死后，子女要守三年孝，時間太長了。君子三年不習禮儀，禮儀一定會廢棄;三年不演習音樂，音樂一定會被忘記。陳谷已經吃完，新谷已經上場，取火用的木頭已經輪過一遍，守孝一年就可以了。”孔子問：“三年喪期中你吃稻米，穿錦緞衣服，心安嗎?”宰我答：“心安。”孔子說：“你心安，就那么去做吧!君子守孝時，吃美味的東西也不香甜，聽音樂也不快樂，住在家里也不覺得舒服，所以不那么做，如今你心安，就去那么做吧!”宰我退了出來。孔子對其他學生說：“宰我真是不仁呀!兒女出生三年后才能脫離父母的懷抱。為父母守孝三年，天下都是這樣做的。宰我難道沒有從他父母那里獲得三年的愛嗎?”

從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孔子對宰我很不滿，但他還是同意宰我可以去那么做，并沒有像對宰我白天睡覺那樣嚴厲斥責和否定。這說明孔子只是不能容忍學生的懶惰，而能容忍學生的思索，盡管這種思索對孔子是巨大的挑戰。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孔子為人處世并不固執死板。

孔子學生眾多，性格各異，孔子多能不倦地以道理說服之。比如，孔子的學生冉求和仲由要幫助魯國掌權人季氏攻打附屬國顓臾，孔子對此極為反對和氣憤，指出這是他們為臣的錯誤，講出一系列道理說服兩位學生勸止這場戰爭，并說：“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禍起蕭墻的成語即出于孔子這段話。

孔子對諸多學生提出的問題都能應對自如，而且還對不同性格的學生的同樣問題給出不同的建議答案。孔子在與學生討論和辯論問題時，觀點鮮明并有說服力，學生也能夠無所顧忌真實自然地發表自己的不同看法。《論語》中最精彩的兩段對話是，孔子教訓學生冉求和仲由助季氏伐顓臾和孔子與學生辯論管仲是否是“仁人”的對話。這兩段對話鮮活地表現了孔子的思辨力和說服力，其思維清晰敏捷，言語簡潔有力，可謂論辯藝術的經典。

《論語》中有一段孔子與學生冉有(名冉求，字子有)的對話，表現出孔子在反駁偷懶學生的詭辯時的機敏和耐心。冉有說：“不是我不喜歡您的學說，是我的力量不夠。”孔子說：“力量不夠的人，會走到半路才放棄，而你現在是原地畫圈。”(《論語》雍也第六：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也，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孔子對最難纏的學生宰我其實也多是以理服之的，并不總是罵他“朽木”。例如一次宰我挑戰孔子的“仁德”理念，問孔子說：“有仁德的人，就是告訴他說‘井里掉進去一個人啦’，他會跟著跳進去救嗎?”孔子說：“你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君子可以讓他去設法救人，卻不可誘他陷入井里;君子可以被欺，卻不可被迷惑陷害。”(《論語》雍也第六：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此處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對調皮的宰我的耐心。后來，孔子把宰我定為“言語科”的高材生，周游六國時授以重任。

孔子的第一大弟子顏淵在四十一歲時英年早逝，孔子極度悲傷，卻不同意厚葬顏淵，但眾多悲痛不已的儒家門子沒有聽從孔子的意見而厚葬了顏淵。孔子愛顏淵勝過自己的獨子孔鯉，孔鯉早顏淵一年去世，葬禮簡單，《論語》中也沒有提及孔鯉之死，卻對顏淵之死和孔子慟哭的情景有多處重點描述，孔子大哭道：“啊，天喪我!天喪我!”果不其然，顏淵死后兩年孔子去世。

儒家能夠成為中國傳統主流文化，經歷兩千五百多年不倒，連極為邪惡的共產黨都將其摧毀不了，可見其內涵之堅實和偉大。它的堅實和偉大之處就在于它的核心價值“仁德”，即，人對生命、天、地的責任，人與人之間、人與天地之間的倫理道德關系。

陳獨秀認為儒學和西方民主科學是新舊之別，他簡單判斷地說：“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余地。”今天，臺灣與東南亞一些崇尚儒家的國家已經實現了民主，事實證明，儒學與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相互排斥。

在判斷是非對錯時，我們對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這些歷史罪人和暴君，以及中共的邪惡統治是可以簡單判斷地將其全盤徹底否定的，但對于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和對其影響至深的博學智慧的歷史人物，絕不可用簡單的思維方式加以判斷和全盤否定。

我讀《論語》時，對孔子兩千五百年前就能說出那么多精彩言論感嘆不已，不僅想起我的滿腹經綸的奶奶在文革時，看到家里“破四舊”燒書，無可奈何地痛心說：“別的古代經典著作就不說了，只說《論語》這部經典吧，它是很值得一讀的，不說哲理嚴謹，就是從文字精煉的角度也是值得一讀的。”

中共政府近年來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兒地捧抬孔子，不惜撒大錢在世界建立孔子學院。顯而易見，它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騙不下去了，轉而拿孔子騙，不過是換了個招牌繼續騙國人和世界而已。習近平最近宣稱中國如何地愛好和平，說“儒家思想有很深的愛好和平的淵源”，媒體也跟著扇唬說中國歷來是“以和為貴”的。其實，不管中共是批孔子還是捧孔子，都是以我為用，為自己的私家政權“維穩”而已。

孔子講到“和”時，都不是毫無原則的“和”，例如“君子和而不同”。而“以和為貴”談的是治理國家的方法，其原話是：“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這句話是孔子的弟子有若說的，意思是：禮的作用，和諧恰當最為可貴，先王明君的治國方法(道)的美妙之處就在于此。大小事物都應講求和諧恰當。但遇到行不通的時候，還一味地為求和而和，不以禮法來加以節制，那也是不行的。

這段話表現了儒學思維的嚴謹和邏輯的清晰，處事待物既有原則規范，又不僵化死板。它告訴我們，治理國家以禮作為行為的準則可使社會和諧，避免暴戾之氣。而共產黨統治中國六十年來，治國手段歷來都是謊言，暴力和屠殺，今天中國社會的暴戾之氣就源于此。共產黨搞經濟也是無所顧忌，不惜以人權和自然環境為代價，短短三十年就把中國的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破壞殆盡。如今飲水和空氣都成了大問題，那眩目的城市與空談的和諧又有何用?

文化是國家的靈魂，為了子孫后代，我們有義務保護和傳承其精華。在我們摒除共產極權文化的同時，要把所有被歪曲和誤解的傳統文化之精華糾正過來。今天我的這篇文章就是為糾偏工作而做的一點小小的努力。

三妹于芝加哥

二0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完稿

三妹 2014-11-05 01:2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