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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共產黨幾十年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兩次“另立中央”的非常事件。分別是1931年羅章龍組織“中央非常委員會”（人稱“第二中央”），以及1935年紅軍長征時張國燾在馬爾康卓木碉宣布自行成立“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另立中央行動。最早搞“另立中央”的羅章龍其事，許多人尚不知曉，一些人甚至不知羅章龍其人。羅章龍第二次來找唐宏經時，已經發生了何孟雄、林肖南等被捕事件。羅章龍當時對唐說：“我們認為很可能是王明一伙告密。”

1924年2月，毛澤東、羅章龍等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留下了一張鮮為人知的合影，其中有汪精衛、戴季陶、胡漢民等國民黨大員。左起第一排：一鄧中夏、六為胡漢民、七為汪精衛、十為向警予。第二排：四為葉楚傖、五為王荷波。第三排：二為毛澤東、四為沈澤民、七為羅章龍、八為惲代英、九為邵力子、十為戴季陶 與毛澤東等共同發起“新民學會” 其實，羅章龍是中共早期很有名的領導人之一。其之所以有名，在這次“另立中央”行動之前，就可舉出若干點：其一，毛澤東長沙湖南第一師范的同班同學，也是著名的“新民學會”的發起人之一;其二，“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事件的幾個為首參與者;其三，建黨前早期組織“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共產主義小組”發起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就是由他與李大釗一起介紹入黨的;其四，著名的“開灤大罷工”和“二七”京漢大罷工的領導者。 羅章龍，湖南瀏陽人，原名羅敖階，字仲言，又名“縱宇”、“暈云”等，因其寫文章時最常用的筆名為“章龍”，故人皆呼之為“羅章龍”，后干脆廢原名用此名。 羅章龍是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的同學。其實兩人在中學階段即已相識并成為朋友。據羅章龍回憶，他與毛澤東的相識頗有色彩。 其時，毛澤東就讀于“一師”，羅章龍就讀于長沙第一聯合中學，兩校相距4里。“一九一五年在我校會客室外，偶然發現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啟事用八裁湖紙油印的，有幾百字，古典文體，書寫用蘭亭帖體，很象潤之(毛澤東)后來寫詩詞的字體。啟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羅章龍：《回憶新民學會(由湖南到北京)》，載《黨史研究資料》第一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一版)“二十八畫生”是毛澤東的早期筆名，取自“毛澤東”繁體字共有28筆畫。羅章龍看了啟事，頗有感觸，覺得“是一種不平凡的舉動”，遂按啟事內容地址寫了一封回信，希望能約見。 “我的信從郵局發出后的三、四天，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回信，他在信里引用了《莊子》上的兩句話：‘空谷足言，蛩然色喜。’意思是說，發出的啟事得到了回音，心里很高興。”(同上) 毛澤東在回信中約星期日上午到“定王臺”湖南省立圖書館見面。因彼此不識，約定“來時毛持報紙為記”。這個星期天，毛澤東與羅章友在“定王臺”院子里，從上午9時談到中午12時圖書館休息為止，整整3個小時，頗為投契，主要內容為以下5個方面：一、當時青年頭腦中存在之問題;二、怎樣處世做人(亦即革命人生觀問題);三、人生的價值;四、宇宙觀問題;五、社會改造問題。可以說，這天“定王臺”談話已經孕育了“新民學會”的思想基礎。 “新民學會”1917年進入具體籌備階段，1918年4月正式成立，其時，羅章龍已轉入湖南一師。第一次成立大會有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何叔衡、李維漢、蕭子升等14人參加，地點在長沙周家臺蔡和森家里。設了個干事會，蕭子升為總干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干事，年齡最大者為何叔衡，近30歲。羅章龍說：“新民學會成立后，名義上蕭子升是總干事，實際領導人是毛澤東。” “新民學會”的活動，主要為三項：一、思想革命;二、身心鍛煉;三、革命實踐。會上還討論通過了會章。對于“會章”，當事者之一的李維漢(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鐵映之父)回憶：“會章規定學會的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氣。’”(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新民學會”活動前期領導中心在湖南長沙。后期分為三處：長沙以毛澤東、何叔衡為主; 北京以羅章龍及后來亦赴北京的毛澤東負責;巴黎以后來留法的蕭子升、蔡和森、李維漢為主。“新民學會”鼎盛期有成員70多人，中共一批著名人物，如以上提及的毛澤東、蔡和森、羅章龍、李維漢、何叔衡外，還有夏曦、謝覺哉、向警予、蔡暢、易禮容等，皆出自這個“新民學會”。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創建后，“新民學會”就停止了活動。 “五四”運動為首“火燒趙家樓” “五四”運動爆發時，羅章龍是北京大學文學學院的學生。羅章龍是1918年秋與毛澤東等20來個“新民學會”的會員從湖南長沙乘火車赴京的。他們北上赴京的目的是想爭取去法國勤工儉學。后來，這批“新民學會”會員大都去了法國，蔡和森、肖子升等，只有毛澤東和羅章龍留在了北京。本來，在爭取到的赴法留學“公費名單”中，有毛澤東和羅章龍兩人的名字，但兩人都沒去，“把公費讓給了別的會員”(羅章龍語)。為什么他兩人留下，羅章龍說，這是毛澤東的建議(毛澤東當年若走出國門，親眼看看世界是個什么樣子，或許對中國和他自己都是大好事情)。 羅章龍對此回憶說：“后來新民學會會員大部分都走了，只有潤之(毛澤東)和我兩人留在北京，為什么呢?開始準備都去，后來詳細商量，潤之主張不要都去，北京比長沙好，我們留下來是需要的，如果北京沒有一、二個人，新民學會在北京就是個空白。”(羅章龍：《回憶新民學會》)由此，羅章龍考入北大文學學院本科就讀。毛澤東沒考上，則通過在北大任教的湖南籍教授楊懷中的關系(楊在來北大之前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和湖南高師任教，算是毛的老師)，進北大圖書館作助理員。 1919年春，沒有大學學歷文憑的毛澤東自認被胡適等北大教授瞧不起，“受了教授的氣”，每月8塊大洋的薪水也讓他覺得很沒面子，決定打道回湖南。臨行前，毛還對已是北大學生的羅章龍告別贈言：“我們的工作今后一定會發展下去，望努力前進，多多通訊，注意身體。”北大就此成了毛澤東的“傷心地”。報考連個預科生都沒考上(毛從此終生痛恨考試，“文革”中干脆把高考取消，讓“工農兵學員”直接上大學)，“走關系”進北大圖書館作個地位低微的助理員，卻還要受那些拿高薪的教授們的氣。北大留給毛澤東的心理陰影，可能也是“文革”開始，毛澤東首先拿北大開刀的原因之一。 5月4日當天，以北大為主的北京各高校學生3000多人在天安門集會，學生有的穿著長袍，有的著黑色學生制服，手持“懲辦賣國賊”、“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等標語的白布旗。游行隊伍沿途高呼口號，散發傳單，行至東交民巷使館區，遇巡捕及軍警阻擋隊伍遂退回原路，經東單直奔“趙家樓”。“趙家樓在一條東西向的胡同，一進去，里面有很多持槍的軍警，他們一看隊伍洶涌而來，就把鐵門關了。于是，我們幾個人用人梯的方式，后一人搭著前一人的肩上去，把曹宅臨街的窗戶打開，有四、五個人從窗口跳了進去，這幾個人里有我，有匡日休。院子里面有一排軍警，他們沒有開槍。我們跳進去的同學首先把鐵門打開了，外面的學生們象潮水一樣沖了進去。”(《羅章龍教授談五四運動》) 其時，曹汝霖不在家(實為在家，躲藏在箱子間)，學生們意外擒獲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將其痛打一頓。“痛打賣國賊的目的達到了，我們的氣出了，感到非常痛快。這時有一個同學把屋里的紙拢在一起，放火燒趙家樓。點火的就是北京國立高師的學生匡日休。”(同上) 錯失出席“一大”機會成終生遺憾 羅章龍是中共最早的領導人之一，卻沒能出席1921年7月1日在上海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一大”(也有“一大”是7月23日召開的說法)。因之，他也沒成為出席“一大”而列為13名“創建者”之一。反而是，與他一起創建“新民學會”的同學毛澤東，以及后來才加入“新民學會”的何叔衡2人，作為湖南代表出席了這次關鍵會議。而且，還有被他介紹入黨的北大學生劉仁靜，也作為北京代表之一，出席了“一大”。這不能不說是讓羅章龍感到遺憾，甚至遺恨終生的事。其實，他是有資格并且也有機會出席“一大”的，但他卻無由來地自己放棄了。 按劉仁靜的說法是，“有的同志對‘一大’認識不足，以無暇分身為由謝絕充當代表”。劉仁靜這是說的“有的同志”，其中就包括他入黨介紹人之一的羅章龍(不過，近年有學界人士及研究中共黨史專家另有說法。說是中共建黨的“一大”不該是那一次，而是更早的一次。中共后來為了尊毛是“建黨創始人”之一，才將1921年7月1日那次會定為“一大”。是否真如此，筆者無深入研究，待考。) 劉仁靜也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他1918年7月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物理系。“五四”運動當天，他手里拿著棍子，“但沒打過任何人”，后來卻被人舉報，于是與其他高年級學生一起被捕。在看守所關了一個多月，最后無罪釋放。受“五四”影響，劉仁靜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O年九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我是這個組織的第一批成員。后來，經過鄧中夏、羅章龍的介紹，我加入了共產黨。”(《訪問劉仁靜先生談話記錄》，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4輯)。 中共建黨時北京地區推選去上海出席“一大”的代表，也是由這個“共產主義小組”產生的。具體推選經過，劉仁靜回憶說，1921年暑假，“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可能是李達寫的)，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們推選兩個人去參加。我們幾個人--張國燾、我、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會議是誰主持的我已記不清楚。李大釗、陳德榮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在會上，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于是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一大”前后》第二集209頁) 劉仁靜后來在另一次訪談中，將羅章龍、鄧中夏不愿去上海出席“一大”的原因，歸結為“對‘一大’認識不足”，恐怕也是當時實情。其時，劉仁靜比羅章龍、鄧中夏都小，是低年級學生，入黨時間也更晚，算是“小弟”(當時劉仁靜被戲稱為“小馬克思”)，他最后被推選為出席“一大”代表，按他自己的說法也確實有些“偶然性”。羅章龍、鄧中夏當時并沒什么特別事由，先后都推說“不能去”。深究起來，恐怕確實有其時對出席中共“一大”的重要性和意義“認識不足”這層原因外，還有是不是這次會真是“一大”，恐怕也是其原因之一，否則肯定會去。兩人都沒被列為中共的“創建者”。 六屆四中全會的分歧和矛盾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后不久，羅章龍即担任中共北大支部負責人。1921年8月至1922年7月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委員，分管組織工作，并任中國勞動組委會書記部北方部主任。在此期間，參與領導了開灤工人大罷工和“二七”大罷工。1926年3月的“三大”，被選為中央委員，并任中共中央局委員，以后的中共“四大”、“五大”、“六大”均為中委或侯補中委。羅章龍曾代表中共赴蘇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并在其后召開的第四次國際運輸工會代表大會上當選該會的“中國書記”，是中共資深的領導人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回湖南不久，即担任中國勞動組委會書記部湖南省負責人一職，就此成了羅章龍的直接下屬。不過，兩人仍保持著相當友誼，彼此通信不斷，據羅章龍回憶：“一九二四年我出國工作時，我所担任的中共中央秘書和宣傳部部長的兩部分工作，移交給他(毛澤東)負責代理，我們互相約定經常通信。他告訴我他在上海的工作情況，我出國每到一地隨時告訴他我的工作情況。這些信中公和私的問題都有，談工作兼談私人生活問題等。”(羅章龍：《回憶新民學會(由湖南到北京)》 1931年中共第六屆四中全會時，羅章龍担任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全國總工會黨團主任等要職。 羅章龍與其時王明為代表的中央領導層的矛盾，起于1931年1月7日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 1928年6月，根據共產國際的意圖，在蘇聯召開了中共“六大”，改組了中共領導班子，工人出身的向忠發成為中共第三任總書記。但無論從能力、理論水平與實際工作經驗而言，中央實際權力掌握在李立三手里，并逐漸形成了左傾盲動的“立三路線”。由于“立三路線”的錯誤，尤其是對向忠發、李立三兩人對共產國際所持對抗態度引發強烈不滿，共產國際領導人指令中共中央(那時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受共產國際直接領導并提供經費)連續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六屆三中全會主要解決“政治路線問題”，即停止并批評“立三路線”，六屆四中全會則主要解決組織問題，也就是對中共領導機構進行清洗和大換班。 為實現徹底改組中共領導班子，并將自己信得過并一直看好的“后起之秀”王明等扶上臺，時任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的烏克蘭籍猶太人“米夫”(原名邁克爾·費爾曼)不惜路途艱險，于1930年12月中旬秘密來到上海(其時，中共中央等重要機關均秘密設于上海)，親自督陣，籌劃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經過一個月的活動及分別找人談話，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于1931年1月7日召開。 會議地點在上海定武路修德坊6號，一幢有著青灰色德國尖頂的小洋樓。這是中共中央的一處秘密機關，由中央特科屬下的“紅隊”負責現場警衛。米夫為保證全會按其預想軌道進行，事前作了一系列精心準備。他抵達上海僅幾天，就以“太上皇”身份指令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強行通過了《關于取消陳紹禹(即王明)、秦邦憲(即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處分問題的決定》，正式為王明等人“平反”，為其今后上臺奠定基礎。政治局會議上，在米夫高壓下，中共中央被迫發出了《中央緊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號》(副標題是《為堅決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與調和主義號召全黨》)。其內容不僅夸大“立三路線”錯誤，而且將幾個月前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也一起予以否定。米夫還一手包辦，代中共中央擬訂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案》。不僅如此，米夫還親自圈定出席四中全會與會者名單，以及新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名單。 令人吃驚的是，米夫圈定出席四中全會的37人名單中，一些現任中委和候補中委(其時均身在上海)，不在其列。而包括王明、博古、沈澤民、王稼祥、夏曦、柯慶施等在內的15人(均不是中央委員而是所謂的“莫斯科派”或“王明派”骨干)卻赫然出席。更為荒唐的是，米夫決定，王明等15人作為“列席代表”，也享有表決權和被選舉權。由此，也開創了中共黨內憑借手中權力，可以任意玩弄組織原則的惡劣先例(與“文革”時期那次八屆十一中全會和宣布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的中共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極為相似)。 會上交鋒激烈，羅章龍差點“拂袖而去” 當會議開始，已成“傀儡”的總書記向忠發宣布：“今天召開的會議，是六屆四中全會。”多數被蒙在鼓里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委都大吃一驚。向忠發又說，這次中全會只開一天，今天必須結束時，更讓與會者覺得不可思議，紛紛提出異議，表示不能接受。如此重要的會議，事前不通知，讓與會者作準備，又如此匆忙閉幕，簡直視中央全會為兒戲! 因之，會議尚未正式開始，就爭論激烈，反對、質疑、詰問，要求會議延長會期甚至改期者，不在少數。其中，尤以羅章龍的發言詰問最有代表性。羅章龍發言不僅質問了向忠發的開場白及宣布的會議議程，而且強烈主張停止四中全會，并立即改組中央領導。羅章龍那天之所以反對最力，是因為他那一派的中委和候補中委，有好些人根本沒被通知與會，全部被排斥在外。 羅章龍在黨內資歷深，而且是一派首領，他的發言具有一定號召力。會場當即就亂了，主持會議的向忠發不知所措。米夫見狀，不得不從幕后走到前臺，并抬出共產國際這桿大旗，壓服眾人。他立起身來，聲色俱厲地聲稱：“四中全會是共產國際批準的，并馬上就召開!誰反對四中全會的召開，就是反對共產國際。” 其話聲剛落，王明、博古、沈澤民、夏曦等事前被他授意過的這些列席者。紛紛發言支持。米夫當即決定現場表決。高壓下，米夫的決定及主席團名單被強行通過。會議按米夫的意圖得以繼續舉行。向忠發作了米夫等為他準備的《中央政治局報告》。王明及其小宗派那些人，也相繼發言。王明發言的時間很長，他在發言中不僅攻擊了李立三，也攻擊了瞿秋白，還不點名地指責了觀點與他對立的羅章龍、何孟雄等。 王明發言后，米夫即要求其他人發言要短，并規定會議必須于晚上10時前結束，以此壓制不同意見在會場上的表達。 最后的矛盾沖突，發生在中央委員候補中委及政治局委員的選舉上。米夫事先擬訂的名單一宣布，立即遭到羅章龍等人的堅決反對。羅章龍說：“政治局幾乎百分之百都是立三路線的執行者，應當徹底改造!”之后，羅派的骨干成員韓連會提出了另一份政治局候選人名單。這份名單除顧順章等少數人外，幾乎將原來的政治局成員全部排斥在外。此后，另有人又提出了第三份名單。如此，當天的會上一共有3份中央政治局成員名單。羅章龍等人在反對“立三路線”上，雖然與王明是一致的，但他顯然想趁機爭奪中共中央領導權，也是其心思之一。在得知王明等非中央委員也有表決權時，羅章龍差點拂袖而去，被人拉住才沒走。會場上又是亂作一團。米夫不得已又親自出面干預，他警告羅章龍說：“章龍同志，應當安靜地解決問題，搗亂會場是不許可的!”在米夫的操縱和高壓下，最終選舉結束，通過的是米夫那份名單，其政治局委員為向忠發、項英、張國燾、陳紹禹(王明)、任弼時、周恩來、王克全，盧福坦等9人，候補委員為關向應，羅登賢、毛澤東、顧順章、劉少奇、徐錫根等7人。此前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的王明，一躍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其間還有一個插曲，在表決時，有人提出周恩來也應退出政治局。爭執不下時，破例對周進行了單獨表決。結果多數人不同意周退出，周恩來才勉強留在政治局內。按米夫提議，向忠發仍留在中央總書記位子上，但實權并不在他手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結果讓年僅27歲的王明從此進入中共領導層，并逐漸掌控了中共中央實權。 事件當事者的李維漢(他在這次全會上，連中央委員也給撤了)后來評價說：“王明等人之所以能夠上臺，我認為：一是得到共產國際的賞識和支持，這是最主要的原因;二是教條主義唬住了一些人，一部分同志對他們實行妥協到支持;三是八七會議以來黨內一直存在著的‘左’傾情緒和政策還濃厚地存在著，容易為王明的一套更‘左’的理論和政策所迷惑。”又說：“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沒有什么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以王明為代表的新‘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它給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事業帶來了更加嚴重的災難。”(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第328頁) 成立“第二中央”——“中共非常委員會” 六屆四中全會的這種結果，自然遭到黨內一片反對之聲。其中反對最激烈的，要數何孟雄和羅章龍。他們分別采取了行動。羅章龍于1月13日召集王克全，徐錫根(徐、王二人為四中全會選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政治局委員)、王風飛、史文彬、張全保等13位參加四中全會的代表，舉行名為“反對四中全會代表會議”的一次特別會議。會上不僅發出了《反四中全會代表團告同志書》，而且通過了羅章龍主持起草的《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不僅如此，會上還推選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王風起等5人組成臨時中央干事會，又稱“中央非常委員會”(即人們所稱的“第二中央”)。 羅章龍不僅將帶有分裂性質的《報告大綱》鉛印成小冊子，通過自身掌握的全國總工會系統向全國各省市散發，而且派人去中共各地的省市區委“奪權”。如若強行“奪權”不成，便另自立門戶，分別籌備成立“第二省委”、“第二區委”、“第二工會黨團”等省市組織。除就近的江蘇、江南省委外，羅章龍先后派出張慕陶、韓連會等到順直省委，唐宏經到滿州，李震瀛到香港，爭奪那里的領導權。據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的李維漢回憶，當時，他就親歷過“另立中央”和“另立省委”的奪權事件。 李維漢(當時化名“羅邁”)自1927年“五大”起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次六屆四中全會上，他是三位被撤掉政治局委員的領導人之一(另兩人是瞿秋白和李立三)。與此同時，他還被撤掉了担任的江蘇省委書記之職。他對米夫四中全會上扶持王明等人上臺的一些做法也非常不滿，但是也不贊同羅章龍等人的過激舉措，認為那是“分裂黨”，甚至是“背叛黨的行為”。他說：“但羅章龍等一些人搞了一個第二黨的組織，叫‘非常委員會’，江蘇搞了‘第二省委’，上海的一些區‘搞了第二區委’，他們還派人到其他地方搞分裂。”又說：“黨內斗爭，搞分裂是黨的紀律所不允許的。”(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第329至330頁)李維漢當時他雖被撤掉江蘇省委書記一職，但尚未離開。羅章龍派徐錫根、王克全等人來江蘇省委“奪權”，并要他們讓出省委機關。李維漢等堅決不讓出，徐、王等人還與他大鬧一場，雙方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徐錫根、王克全等，后來還是搞起了“第二江蘇省委”、“第二江南省委”等，與黨分庭抗禮。 另一位當事人的回憶，也提供了羅章龍“另立中央”的一些情況。大連工人出身的中央候補委員唐宏經(又名唐韻超)。其時在東北任中共滿州省委常委、哈爾濱市委書記。1930年12月，他正在哈爾濱組建臨時特委，突然接到省委通知，讓他急赴上海開會。在上海約定的接頭地點四馬路“日升客棧”等了5天，卻沒人來接頭。第6天早上，來了位交通，才對他說是叫他來開六屆四中全會的，但會已經開過了。這位同他聯系的交通人說，會開得不好，“出了兩派”，一派反四中全會，一派贊成四中全會，并告訴他贊成的是哪些人，反對的是哪些人。唐想到王明、博古等人都不是中央委員，“他們怎么能參加這次會呢?”因之，思想上亦持反對態度。這位交通臨走時說，明天有人來再給你詳細講一講。 “第二天，羅章龍來了。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對我講，王明耍了陰謀，借反立三路線爬到中央，將來他比李立三還左，書本理論比我們讀得多一點，但他在莫斯科學習，對中國國情不了解，對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一點都沒有。”“王明上臺到處受到反對，上海、武漢都反對四中全會，蘇區的毛澤東也反對四中全會，大家都認為王明上臺，會比立三還左，中國革命將遭到更大損失。”唐長期在基層，對“立三路線”深有體會，因此當時即對羅章龍表態反對四中全會。(唐韻超：《回憶東北地區的工人運動》，載《革命史資料》第6輯，文史資料出版社) 羅章龍第二次來找唐宏經時，已經發生了何孟雄、林肖南等被捕事件。羅章龍當時對唐說：“我們認為很可能是王明一伙告密。”(用向當局告密的手段來打擊清除黨內異己，王明一伙人還真干得出來。據說，“左聯”詩人殷夫、作家柔石等著名“龍華五烈士”就是遭黨內同志告密而被捕被害的。可見中共黨內所謂“路線斗爭”既殘酷尖銳，且無底線，是有悠久傳統的。)又告訴他說：“王明是國際代表米夫支持下上臺的。把王明拿下來不易。你回東北去，給你配備一個人。今后的斗爭是長期而艱苦的。” 不久，羅章龍即派徐文亞與唐一起返東北，并給了二百元大洋做活動經費。兩人回哈爾濱后，即寫了一個反四中全會的聲明，以唐宏經的名義發表。唐宏經還在回憶錄中說：“羅章龍反四中全會，成立了一個非常委員會，我是其中成員，東北反四中全會時間很長，在哈爾濱有不少人反對四中全會。” “第二中央”草草收場羅章龍等被開除出黨 對羅章龍等人的這些活動，米夫、王明等經與共產國際匯報后，商議之下，即展開了一系列反擊措施。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定》。同日，中共中央還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開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王鳳飛同志中央委員等問題的決議案》。幾天后，中共中央又進一步將王克全、王鳳飛、史文彬、韓連會等“羅派骨干”開除黨籍。與此同時，中共各省、市、區委也紛紛采取類似打擊鎮壓行動。2月13日，中共上海滬中區委作出決定，將蔡博真等11人開除出黨籍。一些省、市也相繼將李震瀛、魯鐵成、吳雨銘、錢靜安等羅派干將開除黨籍。 經此反擊，尤其是有共產國際這個“后臺”，羅章龍等“另立中央”的行動受到重大打擊。羅派成員陣腳大亂，許多人紛紛發表聲明，宣布退出“中央非常委員會”。 在此期間，還發生了一件對羅派非常不利的突發事件。六屆四中全會后僅10天的1月17日，當初與羅章龍觀點一致并在四中全會上堅決反對米夫、王明的何孟雄，在“東方旅館”召開部分反王明宗派的干部會議，商討下一步行動時，被王掘夫告密，先后有20多人被捕，并于2月7日被秘密槍殺于龍華監獄。其中，不僅有何孟雄等人的被捕，王明等不僅不設法營救，還以其是在“反黨活動”中被捕為由，當天即下令開除了何孟雄等人的黨籍(直到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何孟雄等才得以平反)。 對此，連親歷了整個事件的張國燾后來也感嘆：“如果不是國民黨幫了米夫、陳紹禹(即王明)等的大忙，消滅了何孟雄這一批人，陳紹禹的江山又哪里能坐得穩。”(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第474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1月1版，內部發行) 大勢如此，羅章龍等人的“另立中央”的分裂行動，僅僅維持了一個月，不得不草草收場。羅章龍被撤職后，由女工出身的張金保接任了“中央非常委員會”主席一職。而對高壓之下眾叛親離的局面，張金保也難以支撐。被迫于2月13日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會上由張金保支持下，通過了一份《非常委員會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說： 中央非常委員會經2月13日全體會議決定宣布解散。特此通知。希望即派人前來接受。 同時，張金保本人也以“非常委員會主席”名義，致信中共中央，表示了悔過。但王明本是搞黨內斗爭“殘酷打擊”的專家，他決心要將所有“羅派”人員致于死地。他宣稱張金保的“悔過聲明”是“向黨發起新的進攻”，立即將張開除出黨(這也很有點“文革”味道)。 羅章龍遭此重大一擊，對中共及革命前途喪失了信心，從此脫離政治，改研學術。

王銳 2015-01-21 13:28:06